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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糖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之一，不仅是人们日常消费的必需品，而且是食品加工业和其他多种工业产品制造的原材料。新中国成立后，糖品的生产原料取之于农业，生产过程隶属于轻工业，生产所获资金多用于支持重工业发展。由此可见，糖品生产是一个连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重要经济活动，由其而形成的制糖工业，因建设周期较短、资金周转较快、获利较多等优势，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降，伴随着食糖收购调拨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食糖出厂价由国家定价改为国家指导价、食糖销售实行敞开供应等一系列食糖经营管理政策的调整实施，糖品的生产及供应逐渐放开，糖品消费实现了彻底的商品化、大众化。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对当代中国糖业发展情况进行历时性探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特色经济行业发展的别样面相。 然而，相对于中国古代、近代的糖业历史研究而言，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学术新领域，相关研究成果非常有限。目前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其一，聚焦时代的现实问题。比如，国家有关部门主导筹办了两本糖业杂志：一是1963年由轻工业甜菜糖业研究所创办的《中国甜菜糖业》，二是1972年由中国糖业协会与全国甘蔗糖业信息中心、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共同创办的《甘蔗糖业》。两本专业杂志主要刊载关注制糖工业现实问题的文章，也有部分论文涉及有关制糖历史的讨论。另外，在中国制糖工业走向重组道路之前，学界围绕当时糖业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建议。其二，制糖工业历史的初步研究。近年来，西南大学中国糖业史研究团队持续关注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施雷响《国营内江糖厂研究（1953—1965）》（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21年）、徐岚《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转承下福建龙溪地区制糖工业的演进（1958—1985）》（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21年）以及徐岚、赵国壮《从地方经验到国家政策：福建省龙溪地区蔗粮挂钩政策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2期）等著述，就分别考察了四川内江地区及闽南地区的制糖工业发展情况，初步推动了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 很显然，就目前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情况而言，无论是资料收集整理还是理论方法运用抑或研究论域拓展，均未能全面展开。在普通技术性层面上观之，主要是受制于研究力量薄弱、资料整理滞后、实地勘察难度大等因素。糖业史研究本身是小众方向，从事中国古代、近代方向的研究人员本来就非常有限，更何况从事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然而，当代中国时段的各类糖业资料远比古代、近代的资料丰富。这一丰富的学术资源仍需历史学界加大力气去挖掘，因为其多分散于各个糖业产地的相关档案机构内，均未得到系统的学术整理及出版，利用起来颇多不易。制糖工业遗址遗迹的踏查是一个有别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糖业史研究的重要突破点，但如何系统挖掘及利用，学界仍缺乏清晰规划。在深层次学理层面上观之，还有下面一些问题需要考量。首先，相对于从技术史视角以及用经济史方法、企业史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及近代糖业史而言，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所涉理论或方法颇为复杂，更需要突破单一视角的局限。比如，一个国营制糖厂不仅是囊括生产、运输、销售等各个制糖环节的生产企业，而且如同一个小社会——医疗所、子弟学校、工人俱乐部、农贸市场等生活配套措施应有尽有，故而单一视角往往难以胜任。其次，从研究业态来看，中国古代及近代糖业史研究多关注糖业生产技术、糖品贸易、糖品消费等相关论题，而对中国制糖工业体系建构、糖业知识传承等方面的研究仍相对滞后，很自然地导致制糖工业文化叙述较为孱弱、糖品消费认知常存误读等现象，而这恰恰是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有别于其他时段历史研究的又一个特色之处。 回望过去，在2000多年的中国制糖历程中，当代中国时段有其特殊价值，颇值得深描。新中国成立后，制糖工业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方面，因为土地公有制度的实施，土法制糖方式看似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地基础条件，但实际上其以社队公有土地及农民自留地为基础一直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大批量国营制糖工厂（企业）的筹建，主导或统一了制糖业的发展格局，初步建成了半个世纪以来矢志努力的制糖工业体系。是故，如果忽视当代中国时段的制糖工业研究，既无法诠释好20世纪以后中国糖业发展的艰难历程，也未必能很好地回应2000多年来中国植蔗、制糖的历史问题。其一，当代中国时段的糖品生产及消费，既是有关国家发展的宏观经济问题，也是一个蕴含文化观念、食品认知的微观社会问题。故而，融通经济史、文化史、消费史等相关理论及方法来关注此一论题，既可以拓宽糖业历史的研究场域，也可以从糖业史视角来审视1949年以后的国家发展历程，丰富对于当代中国史的知识与学理认知。其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八九十年代两个发展阶段值得集中分析，前者是国营糖厂的高速发展时期，后者是国营糖厂的持续发展和迅速衰落时期。如能全面勾勒这两个时期中国糖业发展的历程，进而与古代、近代的糖业史研究进行对接、对话，必能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糖业历史发展图景，这有助于了解中国经济的长期动态发展趋势。其三，典型案例透视糖业经济现象和国营经济状况。在当代中国制糖工业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诸如内江糖厂的糖品换电影胶片、漳州制糖厂的“白玉兰牌”白糖塑造等一系列典型事件，这些典型案例均是新中国制糖工业快速发展的缩影。其四，糖品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票证消费”时代之后，于20世纪末彻底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普通商品，深深地嵌入日常生活当中，其发展历程及“社会化”现象颇值得进一步剖析。 概言之，要实现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尝试和拓展。 第一，批量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及出版。就目前当代中国糖业资料保有情况来看，该方面资料极其丰富，但利用率非常低，亟待全面整理、挖掘及利用。如能做到，则既可以为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夯实资料基础，推动中国糖业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又有助于拓展相关研究论题，进一步丰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论域。在文本资料方面，主要包括各糖品产地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各国营制糖厂编写的相关资料及相关报刊资料等三部分内容。从目前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中国主要产糖区省份的各级档案馆均藏有大批当代中国糖业档案资料。比如广东省、广州市、顺德区等档案馆，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等档案馆，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等档案馆，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等档案馆，均保有大量系统且完整的糖业档案资料，这是建构、解读和诠释当代中国制糖工业发展历程的核心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统一安排下，各重要产糖区域相继建立了一批国营大糖厂，这些糖厂均印刷出版了一批厂志、制糖报告、内部文稿等材料，这也是最直接反映国营糖厂经营状况的一手资料，颇值得搜罗。各糖品产地的报刊记录了当时制糖工业的盛况，且连续性较强，多藏于各省市及高校图书馆，易于收集、整理。非文本资料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口述史资料，大批从事当代中国糖品生产的亲历者尤其是管理者和职工是当代中国糖业发展历史的“活资料”，他们的年龄大多在50岁至70岁之间，颇适合作为口述访谈对象，他们对自身从事的“甜蜜的事业”有着深沉的美好记忆，这是一笔亟待挖掘的资料宝藏。如果能够将此收集好、利用好，将会形成一批生动的、鲜活的当代中国糖业史口述资料。二是实物资料，比如手工作坊的石磨、漏糖用的糖瓦漏、国营糖厂的旧机械、糖品商标、营销广告画、宣传单、制糖工人的制服等等，在当下的市面上多有发现，但这批资料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而这批极其形象、直观的当代中国糖业资料，恰恰是古代及近代糖业史研究所不具有的优势，颇值得征集、购买、收藏。同时，一大批制糖厂遗址广泛分布于四川、广东、福建、江西等产糖地区。比如，在四川的银山糖厂和内江糖厂、广东的顺德糖厂和紫坭糖厂、福建的漳州制糖厂以及江西省第一制糖厂等旧址里，部分建筑及制糖机器均有保存。历史研究者无妨对其进行踏勘，回到历史现场，直观地感受未曾远去的历史。总之，在资料收集、整理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较易做到文本资料与非文本资料、实地踏查的相互结合以及不同类型资料的相互补充和印证。 第二，关注、讨论重要的宏观历史论题。当代中国制糖工业与“一五”计划、特色经济区、统购统销、工业文化等重要历史问题深度镶嵌在一起，对其进行全面审视、剖析，既是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进行突破的重要趋向，也是丰富整个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必然诉求。 “一五”计划与制糖工业体系建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际，新中国采取了南北并举的糖业发展策略：在传统甘蔗糖产地四川、广东、福建、江西等省大力推动甘蔗制糖业，在有近50年甜菜制糖历史的东北以及甘肃、内蒙古等地鼓励发展甜菜制糖业。比如，1953年，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大力支持下，广东省恢复重建了东莞、顺德、市头、揭阳等四个糖厂，并新建了紫坭糖厂，该省机制糖和土制糖的当年产量已超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最高年产量，约占全国食糖总产量的一半，且机器制糖工业的技术也超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水平。再如，“一五”计划期间，中国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引进了整套的甜菜制糖技术，运用在多个甜菜制糖厂，使中国甜菜制糖工业技术和装备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甜菜制糖工业与特色经济区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甜菜制糖工业成为中国糖业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小半边天”。1949年后，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甜菜制糖工业的发展。据统计，全国甜菜播种面积从1949年的1.59万公顷发展到1998年的41.5万公顷，平均每公顷甜菜产量也从1949年的12吨提高到24.6吨，甜菜糖产量亦由1949/1950年制糖期的2万吨提高到1991/1992年制糖期的167.2万吨。1949年至1959年间，中国甜菜制糖工业经历了自20世纪初糖用甜菜引入后的第一个兴盛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甜菜制糖工业进入第二个兴盛时期，全国甜菜糖品产量从30.2万吨提高到167.2万吨。据统计，1985年时，日加工甜菜3000吨以上的有黑龙江红光糖厂、佳木斯糖厂和内蒙古包头糖厂、吉林新中国糖厂等，日加工甜菜1000吨以上的甜菜糖厂有19个。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北方甜菜制糖工业，虽然无法与欧洲甜菜制糖工业相比，但在中国制糖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中国成为既有甘蔗制糖工业又有甜菜制糖工业的国家。总的来看，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中国甜菜制糖工业经历了两个兴盛时期。国家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等地大力发展甜菜制糖工业，推动该业成为当地的特色轻工业，为保障中国糖品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重视当代中国时段甜菜制糖工业的发展情况研究，是进一步深化糖业史研究的迫切需求和题中应有之义。 糖品消费与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70余年时间内，中国糖品消费又经历了“营养品”“彻底大众化”“毒性消费”等别样的发展历程。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全国就业人数大为增加，市场上出现了若干种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现象。中央政府于同年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即统购和计划供应即统销，这是定量分配的肇始。首先被纳入统购统销的对象是粮食、棉布、食油三种最为重要的日用消费品。之后，由于糖品供应的短缺，国家把糖品列入一类统购统销产品，统一由糖烟酒公司经营，发行糖票，凭票购买，步入所谓的“票证消费”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国家放开了糖品生产及供应管制，糖品消费日益常态化、平价化，进入了“彻底大众化”时代。时至21世纪，糖品消费显然已经不能用“日用品时代”予以概括，因为近来其“毒性”消费一面一直被高度强调，似乎已经进入了“毒性”消费时代。那么，如何审视票证时代的定量糖品消费问题?如何看待背后的制度设计、运行情况、经济意义及社会价值等方面的论题?如何评价糖品消费“彻底大众化”议题 21世纪糖品“毒性”消费的证据是什么?这些问题均值得予以全面深入研究和探讨。质言之，从近代的日用品时代到时下的“毒性”消费时代，糖品消费在一个多世纪时间内的巨大落差令人唏嘘不已。如果要追问糖品消费在百余年时间内发生巨变的原因，就应打通时间段加以审视。如果没有当代中国的“票证消费”及“彻底大众化”的分析，就很难去理解时下的“毒性”消费转变。 工业遗址与制糖工业文化书写。在中国糖业文化遗产谱系中，当代中国的制糖工业遗存颇具特色，部分遗存不仅保存相对完好，而且在有关历史记忆中较为清晰，故而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在现实层面上，对当代中国制糖工业遗存展开全面踏查，梳理基本情况，并对其年代、艺术、使用等价值进行分析，进而助力遗存所在地的工业旅游发展。近年来各地的相关实践证明，工业为旅游提供了新资源，名牌工业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衍生出了发展工业旅游的优良基因，使得工业旅游形成得天独厚的竞争力，比如历史遗存、高科技创新、生产工艺等。与此同时，旅游也为工业带来了巨大附加值，比如品牌提升、产品推广、形象宣传等。在学理维度上，学界显然可以借助这些工业遗存，推动糖业历史的学术研究。此类工业遗存是制糖工业历史书写的直观、生动的素材，踏查、整理抑或触摸、欣赏这些遗存，均有助于丰富研究者对于当代中国制糖工业发展历程的现场认知，进而有利于制糖工业历史的书写以及糖业历史的整体描述。 此外，纵观当代中国制糖工业的发展历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对制糖工业高度重视，采取了很多相关政策，有效推动了制糖工业的持续发展。在制糖工业企业内部，企业党委的直接领导则构成糖厂组织生产和发展转型的核心要素。这是国有企业发展和转型历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既是制糖工业得以筹建、发展和壮大的首要保证，也为当今工业企业的管理和运营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需要在今后的相关历史研究中给予足够重视。 综上所述，开展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正当其时。除了以上所列较易突破的重点领域外，还有其他较多论域颇值得关注。比如，国营制糖厂研究关涉单位制度、国企改革等话题，糖料种植分析涉及工农关系、产业布局等论题，食糖消费讨论又与高级营养品、凭票购糖、吃糖习俗、用糖习惯、礼物流动等一系列历史文化内容密切相关。因此，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大有可为。历史学界有必要加强整理系统完整的档案文献、收集丰富的报纸期刊、汇集一大批生动的口述资料等基础工作，夯实当代中国糖业史的史料储备，聚焦中国糖业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及当代中国制糖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历史问题，进行宏观分析和重点研究，丰富和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相关议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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