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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先贤古墓是怀圣寺之外，我在广州要重点走访的伊斯兰古迹。这座伊斯兰古墓和泉州灵山的伊斯兰圣墓都是中国内陆回民的传说里最古老的两处穆斯林墓地，自古以来就不断受到各地回民乃至回民之外的其他穆斯林的朝圣，在回民的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上一篇文章发出来后，就有不熟悉回民文化的读者问我，难道回民和穆斯林不是一回事吗？这里简单做个解释。 回民是一个文化族群，它的主体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回族，但不止包含回族，还包含一些和回族文化比较近似，有相似文化渊源的群体，比如说突厥语的撒拉族，说蒙古语的保安族、东乡族、土族，甚至还包含一些被他们文化同化的汉回、藏回、蒙回等等。 从信仰上说，在今天这个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这个群体里面的人并不一定都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他们并不等同于穆斯林。 从民俗文化上说，虽然都受伊斯兰文化影响，但是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回民已经形成自成特色的一套文化，跟其他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族群有明显区别，比如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等等。所以回民里面不包括这些新疆、中亚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很高的族群。他们也会把自己和这些族群作区分，比如过去他们称自己这些回民一般就统称回回，而把维吾尔、乌兹别克这些族群叫花帽回回。 这些圣墓一般都是源于穆斯林传说当中某个圣人墓地，后来就会有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把自己的墓建在圣人墓地的周围，最后形成一大片的墓园。回民里面也把这种圣人的陵墓称为拱北，这是音译自波斯语Gumbaz，本意就是穹顶，也就是西亚伊斯兰建筑上特别常见的洋葱头。因为这些陵墓通常会被后人修得很华丽，盖个穹顶罩起来。同时它也非常形象地借用了汉语里众星拱北的意象，表示那些围绕在圣人周围的死去的穆斯林，以及朝拜圣人陵墓的活着的穆斯林都如同拱卫在北极星周围的浩瀚星辰。  伊斯兰教本来是严格禁绝偶像崇拜的，不拜真主之外的任何实物，即使朝拜天房，朝拜的也不是那块石头本身，而是石头背后的超自然的灵。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穆斯林还是形成了朝拜圣墓的习惯，他们当然也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既然我们拜天房也是拜的不是石头本身，那么我在拜这些圣人陵墓的时候怎么就一定是犯偶像崇拜的大忌了呢？ 总之，信仰这种行为，它既是人类共通的，也是非常私人的。一个目不识丁的英国农民赞念的上帝和牛顿描述的上帝，无论是形，还是质，他一定是非常不一样的。无论你是一个农民还是一个物理学家，人类都只能通过我们认知之内的形式（比如图像、文字、数学公式）去描述、理解我们想要表达的事物，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感知之外的超维度的事物。至于你理解的上帝、真主是一个清晰的画像，是一块石头，还是一段文字描述的概念，还是一个数学公式表达的规律，还是你都说不清楚的超越于我们已知世界一切的超然存在、绝对存在，那就很难统一了，也没法强求。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们是需要一个实在的东西去感知、纪念的，这就是这些圣墓存在的意义。 但有一个特点是明显的。那就是这种圣墓崇拜的习俗在伊斯兰东部世界里更普遍，而在北非、伊比利亚半岛等伊斯兰西部世界里，这种情况就没那么多见。有学者就认为，这种习俗是伊斯兰教原先对阿里等圣人的崇拜（主要来自波斯的什叶派），在传播中融合了古代中亚、北亚游牧部落萨满文化里死亡崇拜的习俗（比如突厥等游牧部落在君王葬礼上有割耳剺面的习俗，甚至贵族以自杀为君王殉葬，在冥间服侍伟大君王为荣。例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重臣自愿自残为李世民殉葬，与什叶派穆斯林在阿舒拉节自残纪念阿里及其后裔颇有类似之处），被波斯人、突厥人发扬光大的。 波斯堪称是伊斯兰世界里的异端大本营。许多稀奇古怪的非主流伊斯兰思潮大部分都跟波斯或者波斯文化圈有关系，波斯人也特别愿意包容、接纳这些伊斯兰的异端（异端不一定代表绝对邪恶的，只是被官方正统所敌视）。似乎波斯人骨子里就有非主流的倾向，总想证明我波斯人就是跟你们阿拉伯人不一样，我们就是要走一条波斯特色的伊斯兰道路。而且我不仅要非主流，我还要最终超越你们阿拉伯创造的那套主流，用我们波斯特色的伊斯兰去引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未来。 从宗教的角度来说，我不好评价波斯对伊斯兰异端的孵化对伊斯兰本身是更积极的意义，还是埋下了未来加速内部分裂、内耗的种子。但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波斯人确实以他们对非主流的包容丰富了伊斯兰的内涵，让她更具有普世的魅力。 中国的回民文化也是和波斯联系非常紧密的，回民内部流行的经堂语（他们说话在汉语中夹杂的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外来词汇）都是波斯语的拼写和发音，而不是阿拉伯语。这也很好理解，因为中国回民的祖先多是从波斯、中亚地区来中国，而不是阿拉伯。所以这种在波斯流行的圣墓崇拜之风在中国回民里面得到普及也就自然不足为怪。 从北门进去，首先看到的是两片清代的家族墓地，这些家族都姓保。广州的回民有三个大姓，保、马、杨，从我看到的资料和走访墓地来看，似乎姓保的人当官、成为乡老的人最多，其次是姓杨的，马这个回民里第一大姓反而没那么突出。  进去最先看到几块墓，墓身已经不存，只剩下孤零零的墓碑。不过旁边居然放了垃圾桶让我有点意外。希望有识之士给园区反映一下，虽然这里可能已经没有遗体留下，但作为追求至洁的穆斯林墓地，在别人的墓边放不洁之物让人看着多少有点膈应 而且这三个姓氏主要来自清代的汉八旗驻军，也就是说他们祖上其实是旗人，而且是汉八旗。这倒不一定说他们祖上一定是汉人，根据学者做的田野调查，这几个广州回民大姓祖上在清代入旗以前就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杨这个姓氏可能来自汉人皈依，保和马都是非常典型的回回姓氏。回民加入八旗一般都被编入汉八旗。保姓我个人推测，可能跟蒲姓一样，就是来自阿拉伯名字里特别常见的阿布（Abu），古代汉语音译时经常省略开头的元音，就取了汉姓蒲或保。  根据我查阅的资料，广州驻防八旗设置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当时刚刚平定了南方的三藩之乱，就拟定调拨了八旗汉军士兵三千名来广州驻防。在此之前，广州是平南王尚可喜家族的军队驻守。 为什么要把汉八旗调来呢？ 因为很多京营八旗，尤其是满八旗不愿意到岭南这种酷热的地方来，所以最好调汉八旗，尤其是汉八旗里面一些回民，他们能吃南蛮瘴地的苦，还能亲近他们伊斯兰的圣人，没多大意见，所以就去了。这些汉八旗来到广州也就近安置在离怀圣寺不远的地方，这就更加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广州驻防八旗里的传播。比如，先贤古墓里有一块清代的《重修先贤塞尔德墓寺记碑》，它的题额者就是为“怀圣光塔寺乡耆正蓝旗佐领马世宁”。  后来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可能是这些汉八旗战斗力衰落得太厉害，亦或者在乾隆强调满洲本文的基本国策背景下，乾隆觉得广州的驻防八旗全是汉人甚至回民不是一个足够安全的选择，朝廷就裁撤了半数的汉八旗士兵，这些被裁撤的人就出了旗，没了铁杆庄稼，又从北京调满洲八旗兵一千五百名补充。总之，广州驻防八旗基本都维持在三千人的编制，一小半是满洲人，另一大半里面回民又占相当大比例。后来民族识别的时候，没有把这些旗人后裔都写成满族，里面信伊斯兰教的家族大多都成了回族。  1870年前后广州旗人 从以上就能看出，近代广州的回民跟汉、满等其他族群彼此融合得非常深，这些族群之间没有非常泾渭分明以宗教划定的界限，在有时候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属于穆斯林这个圈子，有时候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又属于旗人这个圈子。 继续往里面走，一块贞洁牌坊突兀地矗立眼前，在这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墓地里显得格外不协调。这是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为广州陆路提督蔡金章的夫人孙氏立的。最外一联文字如下： 故将军劳瘁捐躯，岂料泉台来眷属。 如夫人从容就义，果然巾帼出英雄。 内又是一联： 是忠臣家烈妇，誓死殉夫，日下彤云颁凤诰。 真女子中英雄，舍生取义，岭南青塚荷鸾旌。 正中大题： 节烈流芳 下有一段介绍： 节妇孙氏，前署广东陆路提督蔡军门讳金章公之如夫人也。军门战功卓著，积劳成疾，远归道山。如夫人时年二十有七岁，痛以身殉。事闻于朝，奉旨准其建坊。钦此！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孙氏贞节牌坊，两面铭刻的内容一样 在2005年，在先贤古墓里发现了蔡金章的墓碑《蔡绶廷军门碑记》，把这贞洁牌坊背后的故事给补充完整了。 蔡金章本是安徽寿州（今安徽淮南市寿县）的回回军人。被两广总督张靖达奏请调到广州担任广东陆路提督。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负责广州到虎门的防务，积劳成疾，落下病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他又继续牵头广州附近的海上防务，突然“偶感海瘴”，旧伤复发，不久就呜呼哀哉了，享年59岁。 在他死后刚满头七，他年仅27岁的小妾（如夫人）孙氏也吞金自杀了，一时震动羊城。至于这位小夫人到底是为了爱情而殉夫，还是觉得自己作为侧室未来命运不由人，不如“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还是真的为了礼教大节，不如给自己挣个不朽的牌坊，历史就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我们也无从揣度。 想来，这样一个卑微的人，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是不值得留下她个人的话语。但她的死不是她人生的终点，历史还需要借她的口来传递貌似是她的声音，如同舞台上那些面部诡异，发出人声的木偶。这才完成了一个人完整的“意义”，如果历史文字只表达个人的声音，没有属于集体的意志，没有牺牲，没有代价，没有被工具化，那这历史就是属于“虚无主义”，就不能称之为我们所谓的“历史”。 所以，在甲午那个天朝底裤被倭寇扯得粉碎的屈辱时间点上，牌坊是需要被立起来的。从来没有话语权的小妾的声音需要被刻在石头上，成了节妇，成了烈妇，成了女子中的真英雄，一个可能都没皈依的异教徒的名字却在穆斯林达官显贵才能有幸容身的圣墓墓园中被人所瞻仰。 在孙氏贞洁牌坊里面，三块更破败苍老的墓石湮没在树丛之中，这是明末三个为国殉节三位回回将领的墓地，被称为回教三忠墓，埋葬的是羽凤麟、撒之浮、马承祖三位广州城陷时为南明殉国的回回将领的衣冠。说是三忠，但我能找到点确切记载的也就只有三人之中地位相对最高的羽凤麟。  根据清代刻的《明都督同知羽公凤麟墓碑》可知，羽凤麟的祖上是回纥（唐宋回鹘，元代畏兀儿）人，大概率是明初收降安置在南京附近的元军。在成化年间“两广徭寇作乱”时，其祖先羽士夫跟随右佥都御史韩雍进入广东。 这里的“徭寇”其实是指广西浔州（今广西桂平市）大藤峡的瑶族、侗族叛军，这场叛乱也被称为藤峡盗乱。在明代，大藤峡的瑶、侗部落叛乱一共有三次，屡剿屡叛。韩雍的进剿是第一次，但大多数对明史稍有一点了解的可能也就知道最后一次——王守仁（王阳明）晚年最后一次带兵进剿广西瑶、侗叛军的那一次。 韩雍这次率军进剿就申请调南京的达官（这里的达官是指鞑子军官，是明代汉人对蒙古、色目裔的蔑称）军千余人，仰仗这些蒙古、色目回回的骑射做先锋。战后，羽士夫、马黑麻（穆罕默德，可能就是三忠里马承祖的祖上）等人就因功受指挥使、千户等职，成为驻守广州的世袭军户。明代广州的回回应该不少都是那几次征剿广西瑶、侗叛军先后调来的达官军户的后裔。  这位羽凤麟也就袭承了祖上指挥使的卫所官职。但还没做什么值得纪念的事，1647年，清军就占领了广州。又只过了一年，骑墙的两广提督李成栋就反水，摇身一变再换上南明的官服。这货以前就是跟李自成造反的，跟高杰投了南明成了总兵。多铎一南下，就降了大清，嘉定三屠的时候他干得比八旗还积极，又杀了绍武帝朱聿鐭。这时候作为大清的两广提督跟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佟养甲不合，就又要反正，当大明的忠臣。于是，广州兵不血刃就被光复了。羽凤麟也就是在这时升官了，在城头变换大王旗之际，从指挥使变成了大明的都督同知。 到1650年的时候，大清的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又带着对大清更忠心的皇协军再次包围广州，来惩戒这些反水的皇协军。就是在这时候，羽凤麟实现了他作为一个武将的价值——武死战。在南门被攻破后，连誓死不降的南明总督杜永和都带家眷浮舟而去，转战海南岛。诸将以艨艟邀羽凤麟同去，羽凤麟唾骂曰： “主辱臣死，正吾效命时也！” 不仅自己不走，还不准全家百余口人出逃。然后戎服北面稽首曰： “臣力竭矣，死以报国。”再命令族人：“凡我羽族不许食清禄，违者不昌！”从容自缢殉国。他就义之后全家百余口全部被清兵俘获，无一生还。  亭内的碑一面翻刻了康熙年间的《明都督同知羽公凤麟墓碑》，另一面介绍了三忠墓的历史背景 女子殉夫，男儿殉国，牌坊和墓地恰好形成了绝佳的搭配，诠释了明清两代作为一个真男子、真女人的“最高大”的意义。不了解回民的人一想到回民就联想到伊斯兰教，但未必知道儒家文化对回民的精神塑造同样深远。在明代，经过许多受汉文化熏陶的经师努力调和，到晚明时期，回儒两教已经没有原则上的冲突。 在天理上，他们把儒家的敬天和伊斯兰教拜真主等同起来。说儒家祭祖，在家里摆祖先牌位，所敬拜的也是一个没有实像的灵，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伦理来自于超越一切，绝对存在的“天”，那就是安拉的一个名字，不是偶像崇拜。 在人伦上，他们把儒家对入世的追求和穆斯林为安拉尽义务的要求也等同起来。所以儒者以天下为己任，事父母以孝，事君以忠，为创造一个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秩序井然的社会而不屈，这就是和穆斯林要努力奉献，乃至不畏牺牲，把安拉创造的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和谐如出一辙。 相反，佛、教则只追求虚无的人生目标，抛弃人伦义务，将世人带入一个无父无君之地，哪怕他们的哲学和世界观也和伊斯兰有契合之处，也不值得穆斯林去追求。因为伊斯兰不只是一种哲学思想，更是一个有入世追求的宗教，穆斯林需要完成对家庭、集体的义务，穆斯林不能脱离社群而存在。 所以，在明清时期，在伊斯兰的礼教和儒家的礼教两座大山的压制下，如果要说这些受过完整经堂教育的回民在意识形态上和汉人有什么不同，不是他们受伊斯兰影响背离中国传统，相反，是他们在中国传统的道路上可能做得比汉人更绝。他们对忠孝的理解，可能比大多数汉人更迂，更直，更不近人情。  三忠墓旁边有从清代到民国官方立下的保护这片回教公共坟场的命令，甚至有翻刻的盖有官印的告示原文。这些行政命令和牌坊、忠墓特别能彰显这片墓地在明清时期回民在公共世俗领域的意识形态 我无权厚非这种不仅自己为自己的理念义无反顾，求仁得仁，还要替别人做选择，让一家人都跟着自己的道义殉道。因为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局限性。但我希望在今天，这样人能少一点。无论我们信仰什么宗教、思想、主义，坚持什么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我们都无权替别人的人生做选择，哪怕我的选择是伟大而高尚的。 能为别人的命运做选择的，只能是那个绝对超然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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