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往今来，皇室子弟大多恪守本分，当一个酒足饭饱的废柴，然而后周却出了一个另类。 身为太祖的外甥，李重进本能安享荣华富贵一辈子，可他却偏偏文韬武略，无所不通。 生逢乱世，皇室将他当做“救命稻草”，等着他匡扶正统。 而他也不负众望，率领部下奋勇反抗，成了赵匡胤上位路上最大的敌人。 那么，这样优秀的大将到底为何失败？难道真有天命一说？  «——【·后周太祖决策失误·】——» 作为后周具有外戚和侍卫亲军将领双重身份的重要人物，李重进在周世宗时期曾参加过对南唐的战争，致使“吴人大惧，以重进色黔，号'黑大王’”。 可见，因李重进的特殊相貌和勇猛作战表现，给南唐政权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周世宗病逝仅一个月，在赵匡胤幕后操控下，后周朝廷便对禁军将领层进行了重大人事调整。  其中就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排挤出中央权力之外，到扬州出任淮南节度使，造成了周世宗临终前安排的后周禁军系统内部“侍卫亲军系统与殿前军系统相互制约格局遭到破坏”，出现“内部制约力量失衡”。 局势在朝着对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也因李重进移镇淮南，间接地影响了南唐外交政策的调整。  经过周世宗时期的淮南之战，南唐基本上放弃了对后周的武力对抗，从形式上奉后周为正朔。特别是在显德五年（公元９５８年）闰七月，南唐在后周大梁设置进奏院。 然而，时隔不到一年，在显德六年（公元９５９年）六月周世宗北伐染疾返回大梁后，南唐与后周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变化。 结合周世宗即位时的经历和后周内外部形势来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暗示了周世宗对自身病情的了解，以及对身后诸子年幼、难以把持政局的担忧，“为子孙计”不仅对南唐而言，还适用于未来后周帝位交接的特殊时期；  另一方面周世宗吸取其在即位之初北汉借机来袭的经验教训，企图通过此番言语，将南唐对后周的关注转移到自身的城防建设上，使得南唐在物力、精力等方面无暇顾及后周政权内部的变化，降低其对后周边境威胁的可能性。 无论周世宗是出于何种目的，他临终前的话让南唐感受到未来后周政策必然会出现调整，致使其在外交上面临重大困局。  正是在外交形势不明朗和李重进移镇淮南的情况下，南唐开始实施迁都计划，“唐主以金陵去周境才隔一水，洪州险固居上游，集群臣议徙都之”。不久又杀掉多次奉使入周的钟谟，理由之一便是怀疑钟谟在出使后周过程中有所图谋。 从时间上看，李重进移镇淮南与南唐迁都计划实施这两件事情几乎同时进行，表明此时南唐对后周继任者恭帝时期的政策走向尤为关注。  此外，从战略位置上来看，扬州地处后周与南唐对抗的前沿，派驻扬州的将领反映了后周对南唐的态度。 因此，李重进作为对南唐具有震慑力的武将，其突然出任淮南节度使，势必牵动南唐的敏感神经，迫使南唐加速金陵、豫章两都制建设，以此来缓解后周内部局势变化对其带来的不利影响。  «——【·赵匡胤已经起了疑心·】——» 李重进移镇淮南后不到半年，南唐的清风驿又发生了刺杀辽朝使者事件，标志着契丹与南唐外交关系的破裂及其南北呼应、共同压制后周局面的瓦解，为其后北宋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所载历史范围的界定是上起战国、下终五代，表明宋人在思想上将此作为关系五代终结的一个重大事件来看待。通过分析发现，其事件背后隐藏着赵匡胤对淮南形势的监视和对后周南北局势的掌控。  周泰州团练使荆罕儒招募刺客刺杀辽使，从表面上看，是在执行后周离间契丹与南唐之间关系的既定国策，但结合赵匡胤在北宋建立之初对荆罕儒的重用以及对其征讨北汉阵亡后的悲伤表现，发现二者关系极为密切。 在北宋立国之初，赵匡胤严肃处理不效命者，有严肃军纪、树立权威的意图，但值得注意的是赵、荆二人早于周世宗显德元年便已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宋史》记载“显德初，世宗战高平，戮不用命者，因求骁勇士。通事舍人李延杰以罕儒闻，即召赴行在，命为招收都指挥使”。  而此次负责整顿禁军工作的恰恰是赵匡胤，对荆罕儒有知遇之恩。表明至少在显德元年以后，荆罕儒便会接受赵匡胤的号令，包括其任泰州团练使期间的活动。 虽然荆罕儒谋划刺杀辽使事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其背后肯定是得到了赵匡胤的支持，特别是泰州、扬州两地相距甚近，荆罕儒既承担淮南的防护任务，也充当监视李重进的角色。 在宋初泽潞李筠反叛期间，《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曾记载“重进遣其亲吏翟守珣间行与筠相结。  守珣素识上（赵匡胤），往还京师，潜诣枢密承旨李处耘求见”，致使李重进错失了与李筠联合对抗北宋的机会。 翟守珣作为李重进身边的亲吏“素识上”，实则是赵匡胤安插在李重进身边的眼线，时刻掌握李重进的动向。 同样，《右卫上将军赠侍中宋公神道碑奉敕撰并序》记载：“于时李重进凶狡无厌，跋扈有状，公（宋偓）明惟先见，志在夺谋，飞章述其包藏，密旨委以经略，故有通州巡警之役焉。  既绝南奔之路，遂下车平之诏。”表明赵匡胤在监视李重进的过程中，于其内部安插翟守珣等眼线，于其外部亦设置荆罕儒、宋偓等安防。 其内外配合的举措，使得李重进在移镇淮南期间处处受制，难以有所作为，甚至在发动淮南之叛过程中仍旧出现“重进疑诸将皆不附己，乃囚军校数十人”的被动局面。 «——【·准备不足，游移不定·】——» 北宋建立之初，政治分野主要有三种：明确反宋者、明确拥宋者、徘徊观望者。其中，明确反宋者，主要是对赵匡胤篡权行为进行反抗的后周旧有权臣势力，占极小一部分，属于赵匡胤严厉打击的对象。 明确拥宋者和徘徊观望者占绝大多数，明确拥宋者是赵匡胤营建政治势力过程中招揽的亲信人员，此时多身居要职、掌握实权，但对更多数的徘徊观望者而言，如处置稍有不慎，很可能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迅速转化为反宋者，是影响新生政权的不稳定因素，为赵匡胤极力笼络和提防的对象。 从宋初李重进淮南之叛来看，其从徘徊观望者最终走向了反宋的道路，实则是在赵匡胤逼迫下的无奈之举。 从李重进移镇淮南至赵匡胤建立北宋这段时间里，史料仅有一条记载，“李重进出领淮南，（张）崇诂迎说以完聚之计。重进既败，其事乃露，故命戮焉”。 这条记载透露出二条重要信息：一是以张崇诂为代表的后周朝廷上下对当时李重进与赵匡胤之间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是有清醒的认识，显示了拥李一派对其移镇淮南后果的担忧； 二是赵匡胤在李重进淮南之叛平息后，对李重进余党进行了彻底追查，反映了其坚决打击后周旧有反对势力、根除影响政权稳定隐患的决心。 对于李重进而言，其是否听从张崇诂“完聚之计”，是界定其是否主动反叛的关键。而在赵匡胤向赵普询问平定淮扬事宜时，赵普则毫不犹豫说出“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缓攻亦取”。 两番对话相互印证了扬州势孤无援的实际情况，从侧面表明了李重进并未在移镇扬州后便立即实施“完聚之计”。 同时，也不排除李重进在淮南受赵匡胤亲信掣肘，影响其修城反抗的可能性，但不管哪一种原因，均说明李重进缺乏政治上的深谋远虑，淮南之叛并非蓄谋已久。 《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李重进淮南之叛记载最为详实，勾勒出李重进被逼反宋的轨迹。北宋建立后，赵匡胤立即任命其亲信将领韩令坤替代了李重进成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标志着李重进禁军职务被剥夺，而此时李重进请求入朝遭到了赵匡胤的婉拒，其后又把李重进调任为平卢节度使，李重进再次想要入朝，受到左右阻挠而犹豫不决，最终不得已而仓促地发动了淮南之叛。 李重进在处理此事时态度优柔寡断，反映出其在归顺与反叛之间的矛盾心理，其被拒原因主要在于时逢泽潞李筠之叛，此时入朝势必会增添新生政权的变数，而这正是赵匡胤所极力预防的，就连李重进在赵匡胤称帝后也承认自己作为前朝的近亲，恐怕难以得到保全。 建隆元年（公元９６０年）四月至六月泽潞李筠之叛，九月至十一月李重进淮南之叛，虽然这里有翟守珣等人牵制李重进，使其错失与李筠联合对抗北宋的可能，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如赵匡胤贸然处置李重进，势必引起前朝功臣势力对新生政权的疑惧和不满，进而产生不良的连锁反应。 通过采取步步紧逼策略，迫使李重进最终选择反叛，则会以维护新生政权的正当理由去镇压，既师出有名，有消除了部下的怀疑，解决了潜在威胁，一举三得，这才不得不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