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年，清政府垮台，维系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被彻底掀翻，中国进入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期。 对于中国政局的激荡变化，日本一直给予着持续的关注。那么问题来了，日本的知识界，是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接下来，我们就以“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为例，跟大家简单聊聊。
“五族共和”主题绘作 1）谁是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866一1934），原名内藤虎次郎，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日本“国策学科”创始人之一。从1897年开始，他先后担任过佛教杂志《明教新志》以及《三河新闻》《日本人》《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报》等多家报社的记者和专栏作者。 日俄战争（1904—1905）爆发后，因鼓吹“开战论”，内藤湖南在日本声名鹊起。1905年，有过多次赴华考察经历的他，受外务省委托，系统考察了日本“满洲（东北）军占领地”的行政情况，并在沈阳发现了《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汉文旧档》以及满蒙双语的《清实录》《蒙古源流》等极为珍贵的档案史料。
内藤湖南（1866一1934） 1906年，京都帝国大学开设文科大学（相当于“文学院”）。同年12月，校长狩野亨吉（1865—1942）邀请其加入京都帝大。 1907年5月，京都帝大的文科大学开设史学科。同年10月，内藤湖南受聘为讲师，1909年受聘为东洋史学教授并一直担任着东洋史学“第一讲座”。 在京都帝大从教期间，他以中国史为中心，在清朝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与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中国上古史、中国绘画史、敦煌史等领域，都有着相当数量的作品问世。 1926年，时年60岁的内藤湖南，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隐居于京都郊外相乐郡瓶原村的“恭仁山庄”。1934年6月26日，他在家中去世，终年68岁。 客观地说，内藤湖南不仅史学功底深厚，在中国古籍史料考据、中国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中国文化发展与变动趋势等领域的研究，都颇具见解——诸如“宋代近世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理论，直到今天也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再加上他儒学造诣、诗词和书画的鉴赏水平均属上乘。因此，一直有着“中国学泰斗”、“东方学巨匠”的美誉。
晚年的内藤湖南 辛亥革命爆发后，内藤湖南与其他日本学者一样，就“中国问题”发表了大量专题论述。 除了收录在《内藤湖南全集》中的《清朝衰亡论》（1912）、《中（支）国（那）论》（1914）和《新中（支）国（那）论》（1924）等论著之外，他还在《大阪朝日新闻》《外交时报》《东方时论》《神户新闻》《青年》《太阳》《中央公论》等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时评文章。 值得玩味的是，身为“中国通”的他，对于近代中国的态度，一直都谈不上“友好”，甚至用“恶劣”来形容也不为过。
内藤湖南退官留影；傅佛果著作《内藤湖南》中文版 2）“中国统一论”与“民族分裂论” 武昌起义爆发后，内藤湖南以“清朝的过去和现在”为题，在京都帝大连续发表了三场专题演讲。1912年，他采用历史分析的视角，从军事、思想、财政等多个角度，撰写了5卷本的《清朝衰亡论》，做出了“清朝必亡”的判断： “今日中国的状态是大势的推移，自然地成行。眼下似乎是官军胜、革命军败，但这不会改变大局。革命主义、革命思想的成功无疑，此乃几百年来的趋势，今日非变不可的时机已经到来。”
清末时局图 1）为什么清朝一定会灭亡？ 在内藤湖南看来，财政窘迫、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统治阶层的民心尽失，是“清朝灭亡”的根本依据。 他认为，从乾隆朝以后，清朝就已经出现了衰颓的迹象。以财政角度为例： 从八旗入关到道光朝，皇族人口增加了15倍，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通货膨胀极为严重，比如道光年间的主要消费品物价和人工费用，已经达到了入关之初的6倍以上。 作为国家税收主要来源的地税，竟然出现了不增反减的情况，在1845年—1849年间，税收减少了7.2％。 一路飙升的军费开支，进一步让朝廷的财政状况变得捉襟见肘了起来 微妙的是，“战败赔款”对于清朝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内藤湖南几乎一字未提。
进入紫禁城的八国联军 在谈及“革命思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问题时，内藤湖南认为，留学生和新军最强的“生力军”。 那些 “常年住在外国，读着新书”的留学生，相当一部分是“带着清朝所讨厌的知识”返回国内的，“脑子里装的已不再是清朝”。就拿赴日留学生来说，不一定所有学生都具备“革命意识”，但“革命主义者”一直占有着相当的比例。实际上，在晚清时期，清廷内部一度出现过“赴日留学生皆为革命党的议论”。 与留学生一样，那些“接受过新思想教育的”新军军官，也会在训练军队的过程中，主动学习并传播“革命思想”，“逐渐地制造了革命党”。
武昌起义 不过，在内藤湖南看来，统治阶层的民心尽失，才是清朝灭亡的最主要原因。具体而言，“外部刺激引起的种族观念和内部的思想变化，导致了（民众）对朝廷的尊敬之念皆失，有机会必然爆发。而今一旦爆发，也就成了不可挽救的形势，这是不足为怪的。” 2）未来的中国将何去何从？ 清朝灭亡后，对于新生的民国而言，未来将何去何从呢？内藤湖南认为，“中国不会南北分裂（南北朝），终将实现统一”。比如在1911年11月发表的“中国时局的发展”一文中，他“断言中国不会分裂”： “自古以来，中国发生在江南的叛乱难以成功是地势使然。北方兴起的势力，在保持野蛮习俗和简朴生活期间是会成功的。然而一且天下太平，生活进步，北方不依靠江南财富就难以维持独立……独立的北方（政权），经济上绝不允许江南的新立国存在。不懂这一历史而梦想南北分立，又以此种梦想出发援助支持北方朝廷，只会铸成大错。”
《最新北京地图》》附中华民国全图，80cmx55cm，没有注明发行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中的“中国”，与我们传统认知中的“中国”，完全是两个概念。具体而言，他眼中的“中国”，指代的是传统意义上汉族聚居区，即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汉地十八省”；至于蒙、疆、藏以及东三省等“边疆地区”，均被他“排除在了中国之外”。 为什么内藤湖南将边疆各省“排除”出了“中国版图”？他给出的理由是“历史上的（中国）边疆民族，本就不愿归服汉人（王朝统治）”： 首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起家，“不存在受命于天的天子”的民国政府，很难获得边疆各族的普遍认同。 其次，鉴于新生政权国力孱弱的现状，民国政府“也许对这些塞外领土全无眷恋”，“甩掉这些棘手的事物，经济上反而对中国有益”。
内藤湖南文中的“中国”，就是图中的“China proper” 1914年，内藤湖南打着“完全代替中国人、为中国而写”的《中（支）国（那）论》一书，正式出版发行。 对于民国政府所倡导的“五族共和”理论，内藤湖南认为，这“只是空想的议论，不应成为支配的想法”。与此同时，他从民族、经济和国家制度三个层面出发，系统阐述了“中国版图缩水”的必然性。 从民族角度出发，内藤湖南认为，满、蒙、回（新疆）、藏等民族，“历来不愿顺从汉人统治”。对于边疆民族而言，清朝的统一是“服从满洲天子（清朝皇帝）的统一”。换言之，边疆民族只对“满洲天子”“效忠和负责”。“满洲朝廷一旦倒塌，各异族的领土自然随之解体”，“生出独立之心亦属理所当然” 内藤湖南还指出，“汉人对自己的文明和能力（一直）过于自信”。因此，即便民国政府喊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但“是否能尊重各自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使之与自己同等也是疑问”。简言之，民国终究是“以汉人为中心”的国家，各边疆民族只是“附属和被统辖”的对象。
《中俄蒙协约》签订现场（1915） 从经济角度出发，内藤湖南认为，民国（汉人）政权对于边疆地区的统治，是“有害无利”的：“（众所周知），汉人的天下由汉人支配。（因此），以中国本体的财力来统治中国应为根本。从财政的理想出发，把财政上看对中国有害无利的土地分割出去至为妥当。” 从国家制度出发，内藤湖南认为，废除帝制、实行共和固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但是，对于维护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而言，共和制度是“软弱无力的，“中国政府越是走向民主，就越会丧失对异族的统治力”。
进犯新疆的沙俄军队 3）小结 众所周知，在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上，内藤湖南可谓硕果累累。具体而言，他对中国历史上汉族与边疆民族的交流、对立、融合、共处的历史以及清末民初的边疆局势、边疆各地的风土人情，都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的一系列见解和判断，绝不是空穴来风。 受制于客观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不少革命党人一度执迷于建立“单一的汉族国家”，使得国家一度陷入到了分崩离析的危险局面。 但历史证明，无论是孙中山、袁世凯还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领导人，谁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领土和民族问题上铤而走险。因此，内藤湖南的“设想”，更像是一厢情愿的“野望”，实际上是根本行不通的。
全盛期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1918年“中国学会”毕业生践行会，第1排右3为内藤湖南 3）中国“国防无用论”和“国际管理论” 在论述了“大一统中国”必将分裂后，内藤湖南进一步指出，中国只有“主动解除国防”并接受“国际管理”，才能实现“领土上的保全”。 1）“国防无用”及“放弃国防” 同样在《中（支）国（那）论》一书中，内藤湖南赤裸裸地指出，民国“未来二十年左右，绝无（建设）国防的必要”。 首先，他认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他在文中指出，“露西亚（沙俄）、英吉利侵略蒙古和西藏，（中国）绝无兵力与之对抗”，“若日本或俄国决心灭之（中国），则（中国）根本无法抵抗”。其次，他认为日俄两大强国的存在和牵制，可以保证“其他列国还不敢对中国主体下手”。 因此，中国“对于外国，没有维持军备的必要”，即使“完全废弃国防，其被侵略的土地也是有限的，绝不会有完全丧失独立的危险”。
1910年代的军阀部队：左为北洋军军官，中间为手持毛瑟步枪的滇军下士，右为手持“汉阳造”的张勋辫子军 1916年3月，内藤湖南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刊载了“中国将来的统治”系列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国威和体面，不能靠自己的国防，只能靠外国本身的利益及其对中国的德义来维持”。 同月，他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中国国是之根本意义”一文，还以甲午战争为例，“系统阐述”了“中国国防无用论”： “昔日中国拥有比日本优秀的舰队之时，产生了与日本战争的危险（甲午战争），结果舰队全部毁灭，领土也丧失了若干。此后二十余年，中国政府没有重建那样的舰队，领土却未进一步丧失，只不过是把土地租借给了外国而已” “今日中国即使装备几十万陆军，若与日本这样的邻国开启战端，不出半年，就可能军队全部灭亡，并丧失更多领土。二十年来中国之所以安全，就在于没有建立真正的海陆军。”
日军攻陷平壤，清军的金钱鼠尾辫子，实在是过于瞩目 1918年5月，内藤湖南在《神户新闻》上发表了“中国的现状”系列文章。他以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为由，给中国的“强军之路”泼了一盆冷水。 实际上，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一直源远流长。早在1895年，立宪政友会领袖之一的尾崎行雄（1858—1954）就认为：“（中国人）知道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中国人）不知国为何物，焉能有国家思想？” 在这样的认知下，以轻蔑的口吻写道：“强兵不是苦力有了枪就能马上实现的，真正强悍的兵靠的是国民性。国家观念是必须的。中国人整体上有国家观念需要几十年还是问号，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也未必”。 由此可见，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以及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相继胜利，已经让近代日本膨胀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上世纪20年代的日本东京 2）什么是“国际管理论”？ 中国一旦放弃国防，必然导致国门大开。那么问题来了，“没有防守”的中国，又该如何保障国家安全，统筹国家各项事务的有效管理呢？对此，内藤湖南提出了“中国只有接受国际管理，才能长治久安”的暴论。 他在《中（支）国（那）论》一书中写道：“北清事变（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天津曾出现都统衙门，实行列国的联合政治。如果抛却国民独立的体面，此种都统政治，为中国人民所取是最幸福的境界……中国的官吏由廉洁干练的外国官吏支配，可享受不增负担的较为善政的恩泽。” 在“中国将来的统治（1916）”一文中，内藤湖南更是直言：“从以往的经验看，军队、财政以及其他所有财政机关，通常是由外国人支配比中国人自己支配成功……外国人即便对中国完全没有爱国心，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自己治国而害国。若下定此（国际管理）决心，中国的安全、东洋乃至世界的和平便可水久维持……若中国无此决心，则任何时候都难以享受真正和平和人民幸福。”
协助八国联军工程的中国百姓 1916年6月，内藤湖南在《中国研究》上发表了“中国的政治”一文。他在文中特别强调，“中国最好是由日本人管理”。 对于中国的现状，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中国政治就像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症的病人一样不可自拔，唯一的办法是把某种药物注入其血液，助其活动和兴奋……让外国人进入其政治核心，依靠外国人进行政治改革，以外国人成就的善例为模范，创造改革的根本，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随后，他笔锋一转，提到了“日本治华”的必要性：“人们或许认为，日本的政治是模仿西洋的，但那却是个日本政治和社会适应西洋立宪政治的政治过程……中国人要想学好日本的这一政治系统，最好是利用日本人……中国在军事组织、警察组织等事务上，与其模仿遥远的外国，模仿遥远的外国的制度，不如利用近邻日本的制度更有实效。”
听闻好友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后，内藤湖南于京都主持了王国维追悼会，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出席（1927） 1921年12月，“中国的国际管理论”一文在《表现》杂志上发表。内藤湖南引经据典，以唐朝广纳外国人为官以及晚清任用外国人管理海关“所带来的好处”为依据，断言“老朽的中国已无法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并警告中国——“国际管理”已是“自然地成行（大势所趋）”： “中国是一个没有国家观念的一盘散沙的社会，那么国防建设除了白白浪费钱财外毫无意义，在列强的在华利益相互制衡的现实情况下，由外国、特别是日本人管理中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的成行’，是最方便、最经济的办法；反之，中国在'任何时候都难以享受真正和平和人民幸福’。 在今天看来，内藤湖南的论述逻辑，用“蛮不讲理”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显而易见，这种“强盗逻辑”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接受的。
英国人罗伯特·赫德（1835—1911），不仅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 3）小结 为了让中国人民在心理上接受“国家灭亡”的后果，内藤湖南在1919年就极为坦率地阐述了“亡国不灭种”、“国亡而文化在”的“道理”，给中国人民灌了一大碗迷魂汤： “纵使中国国家灭亡，窃以为亦无过分悲哀之理由。若于中国民族之大局观之，所言中国灭亡，绝非侮辱中国之语，若高于民族之大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其于政治经济之领域的国家虽濒于灭亡，然其郁郁乎文化之大功业则足以令人尊敬。与此大功业相比，国家之灭亡实无足轻重，毋宁说其文化恰能大放光辉于世界，中国民族之名誉，定与天地共存，传之无穷。” 不得不说，内藤湖南给当时所有中国人，进行了一次全面且系统的PUA。具体而言，他先是批评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已经无药可救；紧接着，他建议几近亡国灭种的中国“放弃国防”并接受“国际管理”；最后劝慰中国人民不必“过分悲哀”，“因为亡国不等于灭种”，若能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着想，大可自我陶醉在“与天地共存、传之无穷”的“文化大功业”和“民族名誉”之中。 在今天看来，内藤湖南精心炮制的“精神打击”，除了散发着小人得志般的尖酸刻薄之外，根本不具备“需要反驳”的价值。
内藤湖南访问欧洲时所用的护照，现藏于关西大学图书馆 4）日本对华“使命论” 在“脱亚论”在日本大行其道的19世纪末，以“亚洲一体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扩张力量，陆续粉墨登场。进入20世纪，由“亚洲一体论”衍生出了所谓“大亚洲主义”理论，开始在日本各界流行开来。 简单地说，这一理论的拥趸们，基于种族的角度，在提出“黄白人种之争，是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观点之后，得出了“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黄种人中最强的国家“的结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内藤湖南也“不甘人后”，精心“酝酿”出了“日本对华使命论”。为了验证这一理论的正当性，他通过所谓“异族刺激论”、“国家树龄论”、“文化中心移动论”等一整套组合论点，为“对华使命论”摇旗呐喊。
巴黎和会后，西园寺公望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巴黎布里斯托尔酒店拍摄的纪念照片 1）什么是“国家树龄论”？ 1919年3月，内藤湖南在《中外》杂志上发布“中国政治的复活”一文，首次提出了“国家树龄论”。他在文中指出，“中国这棵年轮久远的大树，之所以青春常驻”，“靠的是外力作用而非自身的活力”： “树木到了寿命，树身就会枯干，中国即是此种状态。中国是长期孤立的国家，其内部产生的弊病使其逐渐衰竭，似此老衰是不能依靠树木自身活力的。拯救它的办法，只能是依靠外力遏制其腐败，或剪掉其寄生的枝条。” 2）什么是“异族刺激论”？ 1924年，由他主编的《新中（支）国（那）论》正式出版发行。在书中，他在对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肯定的同时，提出了“异族政权给老龄的中国注入了活力”的“异族刺激论”： “中国能够长期维持民族生活，全靠外族的不断入侵……中国民族靠这种外族精神和耶律楚材那样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恢复活力，是非常幸福的……以往外族的努力，完全是以暴力推行的政治；然而如今，外族的努力是从经济上和平推进的。” 内藤湖南还在文中指出，“中国守着祖宗留下的财产不为世界充分利用”，“是一种暴殄天物的行为”。对于人口压力巨大的日本而言，不能“眼巴巴地看着邻国的继承权”。更何况，“时下中国已到了不依靠外力就无法改变面貌的危险境地”。因此，他建议日本，应该通过“非暴力的经济运动”去“刺激中国”，“为中国民族将来的生命，带去幸福”。在今天看来，这就是在给日本的侵华扩张“找台阶”。
《包身工》一文，讲述的就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纺织厂（日企）里包身工的情况 不过，尽管内藤湖南口口声声地建议日本“依靠经济方式”给中国“注入活力”，但这并代表着他“排斥对华动武”。 实际上，他不仅频繁为日本的侵华行为摇旗呐喊，还专门撰文“抚慰日本国民”，“不必因对华动武而感到气短和自贬”，正如《新中（支）国（那）学》一书中所写的那样： “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和北清事变（八国联军侵华）用兵的结果，打开了两国的经济关系，向着极为和平的方向发展。日俄战争向满洲（东北）用兵的结果，不也是使日本的经济力进入该地、使大连港升至中国第二大贸易港了吗？….今天的日本人，忘记了本国历史和未来的前进道路，把作为一时应急手段使用的武力说成了侵略主义或军国主义，这是自贬。”
老照片中的“关东都督府” 3）什么是“象形蚯蚓论”和“文化中心移动论”？ 为了强调“侵华”的正当性，内藤湖南甚至炮制出了“象形蚯蚓论”和“文化中心移动论”，对中日两国的普通民众进行洗脑和说教 在《新中（支）国（那）学》一书中，他以“象形蚯蚓论”来“抚慰”日本国民：“日本的国情如中国人比喻，是“常山之蛇，打首尾至，打尾首至”，国民非常敏感，哪怕是小笠原被外国占领，也必然会引起日本国民全体沸腾。中国则与此相反，宛如蚯蚓般低级动物，是切掉其一部分而其他部分依然无动于衷地继续生活的国度。” 同样，他又以“文化中心移动论”来蛊惑中国民众：“今天，日本成为东洋文化中心，并构成与中国文化相抗衡的势力不足为奇。日本是比中国优秀的强国，中国人以狐疑的目光看着日本的强盛，但若某一天日本与中国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国家，文化中心移到日本，日本人活跃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上，中国人也不要以为是非常怪异的现象。” 一言概之，内堂湖南向中日两国人民灌输的思想是： 对待“宛如蚯蚓般低级动物”的中国，日本国民大可放心地将其宰割，因为“蚯蚓”即使被切掉一部分，余下的部分也只是无动于衷； 至于中国人，应以平静的心态，面对可能出现的日本人君临中国的“现象”，因为“（亚洲的）文化中心”，已经移到了“比中国优秀的强国”日本。
1934年4月9日，“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在京都拜访内藤湖南 5）尾声 不得不说，在19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都遭遇了“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在这种“弱肉强食”的历史背景下，正义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福泽渝吉不仅提出了“脱亚入欧”口号，甚至建议日本将“停滞于儒家思想，被专制主义和残酷法律束缚的”中国和朝鲜，视为“征服的对象”。
福泽谕吉著《文明论概率》封面 进入20世纪，日本早已不再将中国放在眼里。就像日本学者吉野作造（1878—1933）所说的那样：“尽管（日本人）有时把中国视为新文明之敌，但也承认其在长期的国际对立中作为一个强国的威力。但是到了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人）则认定中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一无是处，并表现出毫无顾忌的侵略态度。” 活跃于明治后期和大正时期，一直致力于“中国学”研究的内藤湖南，其“中国观””似乎“更复杂”一些。一方面，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怀揣着敬畏和仰慕之情；另一方面，又对近代中国给予了极大的鄙夷和蔑视态度，与福泽谕吉“一刀切”式的“崇洋抑汉”心态，有着质的不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中国分裂论”、“国际管理论”还是“日本对华使命论”， 里面夹杂的“丑华”、“蔑华”以及“支持日本侵华”的因子，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由此可见，当知识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往往很容易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丰富的学识”也演变为了侵略者手中的利剑。 这也正印证了在前几篇文章中经常讲到的那句话——历史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研究不同，必须要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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