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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阳城张老师发现了这篇难得的文字，让我们对高时臻晚年的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高时臻（1877-1942），字福斋，襄汾温泉村人。曾留学英国，两次出任山西大学校长（1912年5月-1916年3月，1916年6月-1918年8月），是近代襄汾杰出人物之一。高时臻晚年被迫出任伪职，内心颇为痛苦，但仍尽力于教育工作，失眠症时常侵袭，最终吞食过量安眠药而离世。 作者石风，阳泉人，本名商子和（1907-1992），曾任高时臻的下属，建国后曾做过语文教师，担任阳泉市政协副主席（详细生平可参阅1993年《阳泉文史资料第10辑》之《商子和生平事略》）。此文是他在高时臻去世后所写，文中回忆了他和高公的交往经历，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石风 《教育季刊》1942年第8期 自从去年九月二十一日到现在，使我心坎中最受创痛永不能磨灭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我母忽罹重病，一是高公遽归道山，我母的病，使我全家顿失依托，高公之逝，使我个人失去一位知己的长官，情形虽不相同，但是使我在精神上心理上所受到的打击，却没有两样，我不但为高公哭，为自己的遭遇不幸哭，同时并为我们三晋失掉一位哲人而哭！高公生前对于同胞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脉，都很关怀，所以自从民国二十八年秋由外逃难返并后，就顺应各方的推戴，慨然出任山西省和平促进会委员长，本着悲天悯人之怀，呼吁和平，以冀息事宁人，因公居心如此仁慈，所以对于一般遭受战事灾难的无辜良民，很表示同情与怜悯，大有己饥己溺之慨，公曾经这样说过：“战事多延长一日，和平迟实现一日，则民众必多受一日痛苦，国家的元气，必多耗损一日，故实现和平，消弭战争，实为吾人今日唯一之任务。”从这几句话，就可知道高公祈求和平是怎样的了。公除担任和平促进会委员长以外，在民国二十九年一月间，又以教育界先进的资望，兼任山西省教育会会长，公在第一届任期内，对于各项有关教育和文化的事宜，无不视为己责，尽力去倡导，如编印教育季刊啦，举办中小学国语征文比赛啦，表扬忠孝节义事迹啦，举办中小学讲演比赛会，及秋季球类比赛会啦，搜罗本省各县县志啦，组织小学教育研究会啦……都是公在过去二年中所贡献于社会的事。此外，公对于学校教育事业，尤其是小学教育，非常关切，这是由公去年在太原市小学教育研究大会上开会词里，所说的“教育为民族国家的命脉，一切事业的源泉，而小学教育，尤为各级教育的基本。试观现代世界列强各国，其国家所以强盛的原因，固不止一端，而小学教育之兴盛，实居首要，我国现正在重新建国的时期，所赖于教育协助的地方，至为切要，从此就可知道，小学教员所处的地位是如何重大了。”一段话就可证明的；同时他在那次会议席上并以（一）教育者要有为民族国家服务的精神，（二）教育者要有专业的精神，（三）教育者要有修进的精神等三点谆谆勉励与会的小学教员。公又鉴于一般小学教员因为待遇低微，生活很是困难，所以有一次在评议会上曾对各校校长这样说：“现在当小学教员的待遇，真不如拉洋车的能解决生活问题，生活既不能安定，怎样能专心去教育儿童，俟我见了省长替你们诉苦，请他设法救济。”这又是高公关心小学教育的一个例证。 公于清光绪末年曾求学于省垣令德堂，后又不远万里赴英留学，因此公的学识，中西兼通，但不像一般留学英美的人们，醉心欧化，唾弃国粹，所以公曾这样说：“当此优胜劣败的时代，我们要想使国家复兴，对于国外文化固须要择其优者，尽量去吸收，同时对于我们的固有文化及道德，尤应竭力发扬，使之光大。”这些话，假如令一个不认识公的人，骤然听了，恐怕谁也不相信他是一位曾经留学英伦，受过欧化洗礼的人。公性爽直，度量宏大，每遇亲友和属员中有做事不尽心或发言不切当的，无不当面斥责，但事过后，仍即温颜相待，决不心忌，这是从张贯三先生挽公的联语中所说的“大度能容人，共事三十年有始有终”，就可证明无疑的。公最反恶的是背地攻讦人短，如果遇着这类情形的时候，不仅不听信，同时对于那说谗言的人，还要加以申斥，所以在公属下的职员们，每逢见公请示公事时，无不“色勃如也，踧踖如也”，决不敢涉及题外的话；公之操守很是廉介，记得在民国三十年春天，公病全愈，亲自主持教育会务之初，曾对我和办理庶务会计的连君如此说：“教育会是很清高的团体，对于会内经费，我是绝不沾染的，但是身任会计庶务责任者，更须要洁身自爱，将来如发生弊病，我是绝不宽容的。”故公过去曾在政界教育界实业界先后供职三十多年工夫，从未贪过分外之财，无怪乎其晚年因囊无丰富积蓄，以致经济方面，常感拮据，然公性慷慨好义，“救人急难，甚如己私”，对于亲友中之贫困者，无不竭力资助，绝不因手头拮据而坐视不理。公爱才若命，每遇品学兼优之后进，不论与自己有无关系，没有不刮目相待设法提拔的。记得何君允恭有一次在情报月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是“教育与我见”，公看了之后，极加赏识，并命我编入第三期教育季刊内，重行披露，嗣后听说公对于何君还有意录用，总之公的学识，可谓中西兼通，公的人格，可谓纯洁伟大，我故曰公的肉体虽死，而公的精神却永远常存不死！ 公自留英归国后，曾经一度身任山西大学校长，其后每于从政退休之时，仍复回至山大，执教于工学院，因为公与山大，有这样深长的关系，故有“桃李满门”之誉，当我在山大求学的时候，对于公的学识和人格，即甚仰慕，不仅仰慕而已，且以一瞻公颜为快，可是因为我那时学的是法律，所以始终没有与公见面的机会，一直顶至我从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即民国二十五年秋——应同乡前辈陆公恭斋之召到了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服务的时候，数年渴望，才算如愿实现。那时会中的董事长是由陆公担任，董事共有六人，除高公外，其余五位为陈芷庄先生，耿桂庭先生，张岫之先生，畅康侯先生，及现任省公署民政厅厅长宋钦哉先生，我因为担任会中撰拟文稿及会议纪录等事务，所以每星期举行董事会议时，必与诸公见面一次，我和高公认识就从这时开始，回忆过去每当董事举行会议时，发言以高公为最爽直，筹划则以芷庄先生为最周详，故董事六人中对于会事襄赞最力者，首推二公，彼时高公对我虽不若日后深知，但我对公却较前愈益钦仰，且认公是一位气度豪爽，可以服侍的领袖。事变后第三年，即民国二十八年冬，公从外逃难归返省垣，出任和平促进会委员长之初，我因为生活所迫，也就在这时离家来并，图谋枝栖。记得有一天我在前往永和巷和平促进会访公的途中，脑中曾这样的顾虑，“我与公互不相见者已经二年多工夫，今日冒然前往，难免公因一时忘记，挡驾不见。”所以一壁走，一壁却忐忑不安，在行至目的地时，我就向该会差役投刺请见高公，差人立即持刺代为传递，不料竟出乎我的意料，蒙公予以赐见，大概是公还没有忘记了我的姓名吧。迨彼此晤面略事寒暄后，我就将到省谋事的意思，向公陈明，请予关照，公即慨然答以“我们都在患难中，如果遇有机会，我当代为设法。”当时我听了这个温存慰贴的回复，真不啻如获珍异，因为凡人在困苦中求人找事，最怕的是碰钉，如果一旦遇着几句体贴的话，无论说话的人，是真心实意或是敷衍应酬，在听者心里总以为比碰了钉高兴得多。我从这次拜见先生归返旅舍以后，隔了没有几天工夫，适逢省教育会召开会员大会选举职员，公以学界泰斗的老资望，当选为首任会长，于是我就在陆（质夫）吉（膺之）二位先生吹嘘之下，蒙公提拔，很顺利的来到省教育会服务，二次为了公的属员，像公这种不忘故旧的道义精种，真是使我铭感不既！公于被选为教育会会长后，因旧病复发，遂杜门休养，会内事务，即由陆赵二位副会长代理，迨至第二年公之健康恢复后，才亲自出来主持会务。这时我因为不断的与公见面，聆受公的教诲，所以彼此的感情和认识，也就一天比一天的深刻了。记得有一天公忽然对我说：“现在有一件事，正在进行中，等着决定后，再对你说。”当时我因为不明底蕴，所以遽然听了这句含糊笼统的话，简直莫明其妙，但也不敢详细追问究竟。隔了不多几天，正在我准备回家省母的前一天，忽然奉到公给同事连君的手条上面这样附带的写着：“子和如未动身返里，即转告其来寓一谈。”这时我还不知是为什么事，迨与公晤谈后，才知道是公壻吉公膺之（翼城人吉永祉）荣膺长治县知事，命我随往帮忙，于是我才了解以前公对我所说的话，就是指着这事而言，数日的闷葫芦，至此始被揭破。我在当时因为公是我的知己长官，膺之又是我的知交朋友，于是就在这双层情面拘制之下，前往潞安帮了两个多月忙，后来因为家母知我素性迂阔，不善官场周旋，屡次去信命我婉言辞归，余乃遵照母命，仍复回至原处服务，像公这种提拔我的热肠，真是使我没齿难忘，同时我对于违背公意之处，尤抱无穷之遣憾！此外还有一件事，是使我铭心镂骨终身感思不忘的，回忆去年秋天，我母患病之初，曾蒙公格外关心，除告以将养注意要点，惠赐喀司喀拉药品外。并代为介绍名医，予以指示（作者《母病归省记》中有详细记述，见《教育季刊》1941年第5-6合期）。去冬公病复发后，每当我赴寓看望时，又必询及我母病况如何，一言以蔽之曰，公所赐与我的德惠，真可说是无以复加了！何图寸恩未报，公竟长眠于地下呢！公是一位神经过敏的人，因此一遇着不顺意的事情，他的脑神经马上就要受一种激荡，使他在夜里不得安眠，冯师振邦在挽公的联中所说的：“一腔热血，满腹牢骚，不如意事十居八九”，真可谓知公之言。正因为公之不如意事太多，所以他的失眠症终没有十分全愈的时候。公自二十九年大病好了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夜里的失眠大为减少，饭量和精神，也均较前增加，无论对于公事私事，皆必躬自主持，不肯假手他人，一般亲友和属员们目睹这种良好现象，无不代为庆幸。不料这种佳况，还没有延续到一年工夫，忽在去年冬季，不知公因为受了什么大刺激，竟将旧病复犯，不过这次病的程度，比较上次为轻，据医生们诊察的结果，都说不要紧，当时公自己也曾经对我们说他的病，等到天气和暖的时候，就可以见轻，谁也没有料到公竟一病不起！ 自从公病了以后，我与和平促进会郭兄祥甫曾经不断的偕往问候公病。在每次见面的时候，公的谈话虽甚悲观厌世，但那时绝没有死的意念。记得有一次公曾对我和祥甫如此说：“常使我受这种病的痛苦，受够了痛苦，仍然就又好了，加以我的家庭负担太大，经济方面时感困难，若非友好资助，绝对无法维持，像这样的人生简直不如一死为快，然而因为我的二孩子（高丕业）失落在外，孙孩们尚在需人教养，有这种牵累，所以想死也死不下去。”从这几句话看来，公并没有什么要死的决意，不料当我春节返里省亲时，公竟因服安眠药片过量，一眠不起，公之死究系出于有意乎？抑系出于无意乎？真使人至今尚在梦中，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公的灵柩已安葬于温泉故里，从此长眠地下，永不视人间之纷争与痛苦。谨书此文，聊表追悼微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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