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教室 小时候父亲三番五次地试着让我把右手翻过头顶来摸一摸左边的耳朵。那一次终于摸得着了，于是便领着我上学了。 母亲把前些年准备的满载全家人期盼的书包斜挎在我的肩膀上。温实憨厚的手掌便牵着我走进了当地学堂——腰琴小学。那年正好七岁，读一年级。全班三十多个人，与二年级同一间教室。 课桌椅简易朴实，一张大木板钉上四条腿就成了课桌，长短不一，高低不齐，一张桌子一般坐3个同学，稍长的就连坐四五个。椅子依瓢造葫芦，也是四条腿撑着一张木板，木板厚些的比较牢靠。有个别椅子四条腿各有千秋，这条是人为削成方块的，那条却是原生态的。坐不到半个学期，桌椅的腿脚半数都“稍息”了，右头挤压，吱嘎吱嘎往左边倾斜。那边同学推挪，又往这边半倒。 教室里的黑板有两块，把七、八块木板组合排列牢牢钉在两根圆木上涂上黑漆就成了。老师让这块黑板的同学预习，就跑到那块黑板去上课。上课约莫半节课吧，就匆匆布置了作业，当这边同学做作业，又跑去上刚才预习的那个年级。这种教学模式美其名曰“复式教学”。在当时的广大乡村学校，是司空见惯，比比皆是。 二、家庭作业 父亲对我的期望值太高了，源以他是个低文化的地质队工人吧。饱偿人间酸甜苦辣，世间百味的父亲总想让孩子比自己更有出息些。在我还没上学之前他就从外地给我买来了好多识字卡片和书籍，我便开始接触藤上生下的冬瓜、南瓜、西瓜、黄瓜、苦瓜……懂得树上生挂的梨果、柑果、苹果、柚子、桃子、柿子……知道了“五李六桃七梨八柚”，也认识了梅花、桃花、莲花、兰花、菊花种种花卉。 一路小跑去追赶铛铛的上课钟声之后，我的父亲每个学期都给我购买一本大大的笔记用来摘抄课文，把课文连同拼音生字一字不漏的，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假使偶尔敷衍应付，字迹潦草，重抄两遍是最优厚的待遇了。这是父亲特别恩赐的家庭作业，抄毕得让其审阅保管。 遵照家训，每年大年初一必须早早起床，洗漱完毕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弟妹摆下饭桌恭敬朗读，奶奶每每舒展皱纹念叨：正月初一读书，会有文曲星护佑，自然就会学得好考得好。于是，“铁锅、碗筷、茶壶，生活用具，应该爱护。毛白女、沙家浜、红灯记，革命样板找。电灯、电话、电视机，电的用处大”。稚嫩的声音温暖了贫寒的家庭。 从此，中堂的八仙桌上方不断贴上了以资鼓励的“三好学生”奖状，一个教学点的学生也得以代表大队完小去公社参加作文比赛和数学比赛了。 三、参赛忧喜 我接受启蒙教育的学校——腰琴小学，距大队完小（当时校名为钦甲初中，包含五年制小学和两年制初中）有五公里多的路程，隶属完小管辖。大队完小距公社小学有十多公里。经过大队几次考试选拔，确定我为参加公社作文和数学大赛的代表之一。 我忧喜参半。喜自不用说，忧的是要去参加比赛得走几个小时的山路，走路并不可怕，咱大山的儿子天天爬山下河的，三个多小时的山路那是小菜一碟。所担心的是比赛时间是八点半，我们得在下半夜四点多从家里出发，穿过古龙山的原始森林，爬过岭牙山的羊肠小道，跨越沟沟坎坎才能走到德保铜矿至燕峒公社的大路，延着这条大路翻过三座大山方可到达公社小学。事实证明，我的忧虑是多余的。 比赛前一天晚上，班主任谭老师来到我家，叮嘱了前往公社参加比赛的一些事项。四点刚过，谭老师已经在门口等着我出发了。临行，母亲小声地跟我说：“你爷爷病重，给爷爷请个安吧！”说完便牵着我来到爷爷床前。 爷爷已经危在旦夕了。父亲和二伯分别抚挪着爷爷的双手和双脚。他们说，爷爷手脚冰冷。我说：“爷爷，孙儿要去比赛了。”爷爷用干瘦如柴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安心去，尽心考！”声音柔和而微弱。 我出门了，母亲叮嘱道：“估摸你的爷爷不成了，今天别吃荤。”我背上帆布袋，装满惆怅出发了。刚下过雨，山路湿滑。一路上我走在前面，谭老师在后面“带着”，电筒光束时而在我的左腿边晃动，时而在右边照着。一路小心翼翼地把更多的光线照顾给我，同时鼓励我要坚强地面对任何不幸、任何困难，既然选择了前行，就应该把比赛赛好。 当天中午老师打了两碗米粉，我遵母命，也吃不下，让老师退掉一碗。我以三个光酥饼充饥，只花掉一毛五分钱！返乡，在村屯附近的小路上，迎面追逐玩耍的小朋友告诉我，我的爷爷沒有了，我哽咽了，悲伤的泪水朦胧了眼前的道路！ 泪水和汗水没有白流，我的名字终于装饰在公社小学墙壁的大红纸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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