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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有篇作文上过学校《作文选》，而且是头条，题目是《试验田里的风波》。用我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其实应该说是一篇小说，篇幅大约在2000字左右，而这相对于初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已经是很长很长的了。 我记得那应该是我读中学以后，我所在的那所中学——城南中学第一次结集油印学生优秀作文。负责这项工作的万元坤老师，我父亲当年的学生，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老师中，非常少见的经常写点东西，并且能够在刊物上发表出来的老师。他曾经写过一篇篇名为《放鸭娃》的动画片剧本，我应他之请，为他誊写这部剧本的草稿，所以，印象比较深刻。若干年后，我在《父母必读》这本杂志上，还看到过他发表的一篇大约1000多字的家教随笔，是说做父母的不能太过宠爱孩子，以免日后后悔的。那篇随笔的由头，是家喻户晓的一则民间故事：古代一位做母亲的，因为家庭教育方面的失误，让她的儿子成了江洋大盗。儿子在临被砍头之前，向母亲提出了一个似乎有些非分的要求：希望再吃母亲一口奶。但最终做儿子的却一口咬去了做母亲的乳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是她做母亲的当年的纵容，让他落到了今天这样的境地，让他咬牙切齿。
至于万老师的《放鸭娃》那部动画片剧本，后来应该没能出来；而这其实对业余作者来说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大家更多的是怀着一腔对文学的热情而操弄文字，至于路在何方以及最终能够达到多高的高度，事实上并无把握，他们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努力与尝试。而无论如何，万元坤老师是被我视作文学领路人的老师，哪怕是今天或许我码的字数可能超过了他，我依然对他肃然起敬，十分敬重。 回到我写的《试验田里的风波》那篇征文上来。这篇作文，就情节来讲，十分简单：生产队里进行棉花良种培育，某个地主分子乘机进行破坏，但最终在地头被发现，抓了现行。这情节不只是简单，事实上也很俗套：那个时期，很多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小说，电影院里放映的故事片，太多类似的题材、类似的情节了，而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套写而已！并且，因为那时的我，几乎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对于农业生产更是一纸空白，所以，这篇作文只能是天马行空完全靠想象或者说虚构编起来的，是一篇真实性很值得推敲的学生作文，其价值近乎零——这当然说的是其社会价值。而对我个人来说，这却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它让我体验到了文章发表，被周围人欣赏的快乐。 让人印象很深的另一点是，从初二年级开始，我的作文水平似乎远远超出我身边的那些同学了。当很多同学听说要写作文，一个个愁眉苦脸的时候，我却是异乎寻常的开心，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这又到我大展身手的机会了——几乎我写的每一篇作文，都会被语文老师拿到班上向同学们做介绍。有一篇题目为《红心出智慧 巧手夺天工——参观县土产公司出口展览会侧记》的作文，因为教语文的老师施标先生非常欣赏，最后经过他的修改，还特地油印出来，全年级的同学人手一份，供大家学习之用。这作文的正标题，也是施标老师给添上的，原来就只一个后来作为副标题的题目。而原来我与班上几个相当调皮的男同学，非常喜欢给朴实厚道的施老师添乱，但因为这次愉快的心理体验，我对施标老师的看法和感情 大变，从此绝少参与恶作剧之类了。 但是让人十分不好意思的是，在小学与中学阶段，作文水平遥遥领先同学们的我，到了大学，我就读南通师专中文科之后，一下掉到了班级上至多中等水平的线上。为什么？因为写作需要知识积累，也需要文字敏感，更需要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与感悟，可就这些来说，我与我那些同学——很多是老三届即1966、1967、1968这三年高中毕业，后来与我一起考入南通师专的那些同学相比，我生活的底子真的是太薄了，文学素养方面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举例说，我一个叫王浦舫的老三届的同学，在入学之前，就已经在《江苏文艺》（后更名《雨花》）上，以头条形式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汽笛长鸣》的散文。 对于跟我这些同学“作文”水平上的差距，我承认，但又不服气，所以，我在入学之后的三年时间里，一方面如饥似渴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从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也在学习之余，写下了海量的习作，或者说积极进行了文学创作方面的尝试。记得大学期间的三个暑假，我护校期间，都会埋头于小说创作，至少写成了一部抗日题材，篇幅超过30万字的长篇小说《走向光明》。当然，这部小说并不成功。但与今天相比，那时的出版社对于类似的外来稿件的处理还是相当认真负责的，只要付退稿邮资，那么，一定会给你退回原稿；与此同时，还附有打印的退稿信，并且多数退稿信会针对你的作品诚挚地提出若干意见，包括好的与不好的。 在我的第一篇文字作品见之报端之前，我码下的字粗粗估算应该不下百万。如果没有这百万废稿打底，我以为肯定不会有后来400多万字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等各类文字作品见之各类报刊。或者说，对于我们这样的缺少刘绍棠那样的天分的文学追求者来说，我们只有选择埋头苦干长期积累方才有可能迎来春暖花开的那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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