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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史林》2024年第2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裘陈江老师授权发布！ 梁启超为松坡图书馆征书的佚文与史事新探裘陈江 此前学界就梁启超与松坡图书馆已有一定的研究，对于筹建的大致经过已有相当的叙述。[4]但有关该事的史料仍有可待挖掘之处，且可对相关史事进行补正。本文拟就新发现的三则梁启超有关松坡图书馆的佚文（均为2018年汤志钧、汤仁泽所编《梁启超全集》所未收，下文提到《全集》均为此版本），按时间先后略作考释，梳理梁氏在几个关键时间点筹建该馆尤其是征书的事迹。 首先是一则梁启超为松坡图书馆请拨书籍的呈文，原文见于1918年11月30日《申报》，原题为《松坡图书馆请拨书籍》[1]：  该文具体时间无法确知，故暂时系于刊布之日。[6]文中梁启超首先简单回顾了松坡图书馆的创办过程及其宗旨——“播扬前烈，昭示来兹”，接着便直接就图书馆藏书一事提出请求，其理由是该馆设于上海，为“南北往来之通津，中外文人所萃集”之所，故亟待“广置秘籍，宏搜善本”以满足读者期望。而当时探知杨守敬的旧藏经公家购置后，存储在国务院中，便请求将其移置该馆收藏。 这里的大总统便是1918年10月由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徐世昌。而其实早在松馆筹建之初，梁氏分别有一封通电和一封长信写致徐氏。1916年12月3日，梁氏通电徐世昌、徐树铮、李经羲、严修、熊希龄、汪大燮、张謇诸当道要人，申明筹建蔡锷纪念图书馆的设想，请其授权列名发起。[7]目前从1916年12月17、18两日《时事新报》刊布的《创设松坡图书馆缘起》中所附发起人名单可知，上述诸位要人仅李经羲、徐树铮在列，其他几人则未见。[8]不过熊希龄曾有回电，并明确称“亟表赞同，敬请附骥尾”[9]，而徐世昌的态度则可以从另一封书信中探知。新版《梁启超全集》中收录了原藏天津历史博物馆的一封用“松坡图书馆筹备处用笺”写成的梁启超致徐世昌长信，原信落款无时间，信的开头梁氏便回顾道：“前沪上同人议设蔡公纪念图书馆，承执事热诚发起，并委启超主任筹办”，可知徐氏当时必是赞成的态度。至于该信时间，《全集》将其定在“1917年筹议该馆之初”。而鉴于落款中出现的“制”字，当时梁氏在为其父守制。梁父于1916年3月14日逝世，梁氏年初忙于护国军军务，故迟至5月30日到达上海后方得知噩耗。而松馆公开倡议是在1916年12月中旬，故此信上限应在此之后。而按照常规，为父守制为时二十七个月，故下限未能断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长信中，除了提到图书馆选址、筹款等事外，专就藏书单列一条，其中提到“藏书查前清乾隆间写定之《四库全书》，现存北京者尚有三部，拟由发起人联名吁恳大总统特予颁给一部，为群籍之中坚”。[10]关于此事，1917年11月7日开始报纸上就刊登了梁氏以松馆筹备处主任的身份，上书时任代理大总统冯国璋的呈文，请求将保和殿《四库全书》副本发交该馆保存。该文“骈四俪六，备极典丽”，梁氏称“冀为多士造文林辩囿之枢，即为新邦泐圣域贤关之训”，[11]但结果似未能如愿。故可知长信应是作于1917年，惟在11月8日之前。从梁氏前后两年写给大总统的呈文可知，其为松坡图书馆藏书事上书极峰，是其征书策略之一。 而在1918年这次上书中，梁氏为松坡图书馆所请的典籍为“故参政杨守敬旧藏书籍”。原来是杨守敬1915年在北京去世后，其观海堂藏书已由政府出资购下，处于闲置状态。而这批典籍不同于呈请《四库全书》副本的失利，其中超过半数后来成功归松坡图书馆所有。不过学界对于观海堂藏书何时入藏松坡图书馆一直有所争议。就时间而言，有研究称这批典籍是1920年梁启超访问欧洲回国后，由北洋政府拨给梁氏组织的读书俱乐部，并称俱乐部为松坡图书馆前身。[12]这种说法和表述很可能是受到1936年出版的《松坡图书馆概况》的影响，该书在“成立之原始”称：“九年梁、蒋诸君欧游返国，假北平欧美同学会，组织读书俱乐部，收藏外国文图书约六千余册。是时松社同人大都在北京，佥以为纪念蔡公宜在首都；且政府已拨给宜都杨守敬氏旧藏中文图书二万四千余册，更宜成立图书馆，以供庋藏。”[13]但须注意的是，《概况》中称“政府已拨给”并非接续1920年之后，而是表示此前已经拨给。另一种说法是研究杨守敬及其观海堂藏书的学者提出的，如吴天任在《杨惺吾先生年谱》中发现袁同礼在1926年《杨惺吾先生小传》和1933年《<观海堂书目>序》二文中记述这批书籍入藏时间存在出入：“徐总统以一小部分藏书拨归松坡图书馆，《序》称在己未，即民国八年，而《小传》则云七年冬，亦见歧异。”[14]此后吴铭能通过在北京大学发现的1925年梁启超为松坡图书馆向时任执政段祺瑞呈请续拨杨氏藏书的手稿，依据文中梁氏自道的“七年春间，我执政在国务总理任内又特拨国务院所储故绅杨守敬藏书交馆存贮，启超等敬祗领之下，感激莫名”一句，认为将吴氏和赵氏的疑问涣然冰释，入藏时间明确定为民国七年（1918年）。[15] 但其实疑问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因为虽然同样是民国七年，但袁同礼称是“七年冬”，而梁启超称是“七年春”。照理说以当事人记述为准，但结合前引的这篇佚文可知，也是梁氏自道，且时间更早。从该呈文内容可知，1918年11月，请拨观海堂藏书一事只是在呈请阶段，故1925年梁氏呈文中的“七年春”说法显然是记忆有误。另外，除了这篇佚文和袁同礼在1926年《杨惺吾先生小传》的说法外，1926年第1969期《北京大学日刊》（该年10月19日出版）上开始连载王师曾所编《杨惺吾观海堂藏书目录》，编者在开头识语中称：“其（杨守敬）观海堂藏书，于民国四年以七万余金鬻诸政府。七年冬，以一部份拨付松坡图书馆，约十之六，所余者原藏集灵囿。本年一月，由国务院拨归故宫博物院，贮于大高殿。”[16]其所记时间和内容与袁同礼《杨惺吾先生小传》基本一致。更为重要的，本节所录佚文同样刊登于同一日（1918年11月30日）的《时报》上，但头尾文字稍有不同，尤其是结尾处称“兹已于十一月十九日奉到指令矣”[17]，应是梁氏为松坡图书馆请拨观海堂藏书呈文已经得到肯定的批示，应为藏书拨归的确切时间，故梁氏在1925年自称的“七年春”和袁同礼1933年所谓“八年”皆非。进而由此反推，梁氏此篇呈文的写作时间应早于11月19日。 第二是一则梁启超为松坡图书馆征书向社会各界所作的通告，原文见于1923年12月8日的《时事新报》[18]，原题为《松坡图书馆之征书》[2] ，其中先是事件缘起一段，后附有梁氏所撰通告全文：  从缘起可知，这封征书告示是梁启超为松坡图书馆向“海内明达”征书所撰，而《时事新报》刊登的来源是谭延闿驻沪代表处收到的北京松社来函，而通告时间也只能暂系于刊布之日。前引梁启超《松坡图书馆记》称，筹办松坡图书馆之议在1916年11月蔡锷去世之后便开启了。当时在上海先设松坡图书馆筹办处，据《创设松坡图书馆缘起》可知发起诸人一度想要创办一所松坡大学，但感到“在今日欲办一完善之私立大学，为功颇非易易，办而弗善，惧为公玷”。故鉴于“公（蔡锷）夙嗜学，蓄书颇富，所至恒以自随。今次东渡养疴，犹载书数十簏，比随公灵以返，置于殡宫，其遗族则以保全珍护之责，委诸治丧之同人。尤有公遗墨累累盈箧，及居恒所常御之服用器物数十事，皆宜永宝之，且公诸当世，以发人观感者也。”同时鉴于“中国之大，而私立之图书馆，竟无一焉。即京师及各省间有公立之馆，亦皆规模不备，不能收裨益公众之功用。”[21]因此，结果正如本通告中所言，在1918年于上海成立了松社，其中分为蔡公祠和松坡图书馆两个部分。不过一个图书馆并非可以一蹴而就，1917年1月初到2月中旬，《时事新报》上连续刊载了一则《松坡图书馆筹办处通告》，其中称：“本筹办出暂设新闸路三十号，各处函件请径寄该处为荷。”[22]到了4月，筹办处又发生迁移，迁到了“爱文义路诚意里七百五十八号”。[23]因此可知，松社筹办处的地址就发生过变更。后于1918年，“梁氏购得徐家汇路、姚主教路（今肇家浜路、天平路）转角的余村园（原为徽商汪效山的私产，1909年建），改名松社，在大堂中供奉蔡将军的栗主，以作纪念。图书馆也设在里边，在11月4日宣告成立。”[24]以上便是松坡图书馆在上海的筹办经过。 松社（松坡图书馆在内）起初拟定设于上海，最主要原因便是蔡锷归葬的地点是在上海，是因利乘便的结果。但随着北洋政局的变更，梁启超藉着“讨袁护国，再造共和”的身份，于1917年1月6日自上海入京[25]，以其为首的研究系也卷入皖系主政的政海之中。因此正如通告所言，“同人等均寄居北京”，故遥领位于上海的松社已属困难。1917年11月8日，在蔡锷逝世一周年之际，《时事新报》上刊登了一则时评，便专为松坡图书馆而发，其中称：“松坡逝世才一年耳，政象变迁有出人意想之外者。然无论时局如何，松坡之伟绩丰功，不可不留一久远之纪念。去年有创设图书馆之议，吾人颇表赞同，从事筹备一年于兹，尚未有若何眉目。近闻新会待请颁发《四库全书》，此举谅在进行之中。窃谓该馆亟应筹款建筑，俾可早日观成，永久为松坡纪念，并以嘉惠士林，一举两得，莫善于此，不禁跂予望之矣。”[26]由此可见时人对于图书馆的期望，但也可见一年之后筹办工作的进展并不显著。据1928年《松坡图书馆纪事》中《松坡图书馆缘起》所记：“蔡公松坡既卒之明年，同人等追怀遗烈，思所以永念之，于是有松坡图书馆之议。其时海内贤达多乐赞之，经始初定而复辟难作，南北战祸频乘，诸事停顿。民国七年，始购室于沪上，颜曰松社，以奉祀蔡公及护国之役先后死难之灵。政府亦拨予宜都杨氏旧藏图书二万四千余册，中更事变，卒未成立，同人等佥以该馆宜迁设首都，以隆观听。”[27]由此可知，时局动荡、南北战祸使得主办人与松坡图书馆京沪相隔，即使在得到观海堂藏书的拨付许可后，筹建工作也一度陷于停顿。[28]除了例行的蔡锷周年祭之外，虽然也曾于1918年蔡锷逝世二周年时宣布松坡图书馆落成，[29]但常处于声音消寂的状态。 事情的转机便是通告中所言的“去秋决议北迁，藉便照料，蒙黄陂黎公拨给北海快雪堂全部，为建立该馆之用”。关于北迁，松社干事会在1922年10月的《时事新报》上多次刊登启事，其中称：“现蒙大总统拨给北京官房为松坡图书馆并奉祀松坡先生暨附祀诸公栗主，上海松社原奉栗主暨庋藏书籍，即日移京，特此声明。”[30]时间上与通告所言“去秋”相符，是由1922年6月复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拨付使用。《松坡图书馆缘起》中续记称：“十一年秋，既呈准政府拨予北海快雪堂全部及石虎胡同七号屋，专为松坡图书馆之用。同人等前此组织之读书俱乐部所藏外国文图书约六千余册，及尚志学会、亚洲文明协会日文书二千余册，均悉数捐入。十一年十二月设立筹备处，议定简章规约，以快雪堂为第一馆，专藏本国文图书，于后楹改建蔡公祠。石虎胡同第二馆专藏外国文图书。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开成立会于第一馆，与会者甚盛。嗣于十三年六月一日第二馆开馆。”[31]关于北京两处官房的拨付一事，目前尚可查见档案一份，1922年10月16日财政部有《函梁任公先生西单牌楼石虎胡同第七号官房拨给松坡图书馆永远为业文》，从文中可知石虎胡同第七号官房乃是梁启超与松坡图书馆再次呈请的结果，其呈文中说明了理由：“拟设松坡图书馆，蒙大总统准拨北海快雪堂一所，万不敷用，查西单牌楼石虎胡同第七号官房，现为财政金融学会呈准借用，拟恳拨给松坡图书馆永远为业，呈恳鉴核批示。”财政部回复极表赞成：“查设松坡图书馆，崇奉松坡先生栗主遗像，并广储中西图籍，任人观览，于以仰企前哲，嘉惠后来，藉崇拜英雄之心，寓鼓励人才之意，本部深表赞成，所有西单牌楼石虎胡同第七号财政金融学会借用官房一所，应即拨给松坡图书馆永远为业，以备收藏而资建设。”[32]而上海的松社余村园旧址，则以银七万五千两售与同昌纱厂厂主沈明贤，也就是通告中所言的“松社出卖移京”。[33]当1923年11月4日，北京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梁启超并作报告介绍该馆七年来的筹建经过及经费情况，希望“各界协力援助，俾底于成，不独蔡公生前功业得藉以永传后世，而我国文化上亦可赖此启发”。[34]次日，梁氏在于长女思顺的信中热情地回顾道：“昨日松坡图书馆成立，（馆在北海快雪堂[3] ，地方好极了，你还不知道呢，我每来复四日住清华三日住城里，入城即住馆中。）热闹了一天。”[35]可见不无兴奋之情。  至于通告中最后一层意思也是其主旨——向“海内明达”征书。由于松坡图书馆筹备已久，且在得到两处官房后，规模已经较大，故正式成立后进一步筹措经费与搜集书籍已感困难，以此有向社会各界征书的举动。不过有意思的是，通告中对于所征书籍的种类有特殊的要求，即“从各省志书入手，其州县分志，所关尤属重要”。而从过程和结果来看，当时得到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在政府层面，如1926年5月21日江苏省署便“通令各县各捐助县志一部，径送北京松坡图书馆，以供参阅”。[36]6月3日，浙江省署也要求教育厅饬令省内各县“检各该县志书一部，径寄该馆（松坡图书馆）查收”。[37]11月20日，由于此前江苏省内奉贤等九县均已寄赠，上海县因未能及时核办，还受到上级训斥，故当时立刻“检呈上海县续志一部”，“径寄松坡图书馆核收”。[38]至于为何看重志书，则与同时期梁启超的史料观大有关系。1924年梁氏在《东方杂志》连载《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即后来收入1926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其中有关“方志学”部分提到：“以吾侪今日治史者之所需要言之，则此二三千种十余万卷之方志，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以我国幅员之广，各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樊然淆杂，各不相侔者甚夥。而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明矣。……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藉，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39] 而社会名流对征书的支持，下面的第三则佚文所记述的史事恰可为一佐证。这是一封梁启超致藏书家徐乃昌的信札，内容便是感谢其向松坡图书馆赠书。原信见于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影印的黄氏忆江南馆所藏《近代名人翰墨》，全文[4] 如下：  “积馀”便是著名藏书家徐乃昌，安徽南陵人，为翁同龢门生，清末出入政界，以新学、办理盐务和实业著称，与张謇、缪荃孙、叶昌炽、傅增湘等均有交往。辛亥革命后，长居上海，藏书颇富，多有清代稀本、抄本，一生刊著甚多。[41]徐乃昌留有大量日记存世，在1925年3月27日（三月初四日）的日记中，徐氏记录了与此信相关的内容。日记中称：“梁任公来书，谢赠松坡图书馆书籍，并寄赠书联：'吟未了，放船回（白石《蓦山溪》，可惜一溪明月（东坡《西江月》）；剪不断，理还乱（重光《相见欢》），知他多少秋声（玉田《清平乐》）。’”[42]由此可知，梁氏此信所作时间为同年3月22日（即二月廿八日）。而从徐氏日记抄录的梁氏赠联形式，也与书信所言“集词句制一联奉赠”相吻合。另外，从落款处的“期”字可知，当时是梁氏为夫人李蕙仙服丧期间，据《梁启超年谱长编》可知，1924年9月13日，李氏夫人以乳疾逝世[43]，故也可以作为旁证。 梁氏此信以及徐氏3月27日所记是二人交往的一个回合，但显然并非第一回合。在徐乃昌日记中尚有前情交代，1924年6月26日（五月廿五日）日记中称：“梁任公来书，为松坡图书馆征求家刻各种。”[44]两个月之后，在8月26日（七月廿六日）日记中又称：“前任公来书，为松坡图书馆索家刻全分书，为叶揆初交来。梁、蔡非善类，迟疑未答。近思斯世未可显分泾渭，遂检全刻以赠，而于松坡图书馆一字不言。书交揆初转寄。”[45]显然对于向梁启超以纪念蔡锷名义创办的图书馆捐书，徐氏经过了一番思量，由日记中评论“梁、蔡非善类”，可以明显看出二者政见之不合。但民国已经成立十余年，残存的清室更趋衰颓，故徐氏思考后终认为“斯世未可显分泾渭”，将当时自己全刻所有图书相赠。目前梁启超初次来信未见，但上海图书馆所藏徐乃昌信札中尚留有这通仍托叶景葵（字揆初）转寄的回信底稿，信中称： 由此信也可以补上徐氏的赠书信息，而信中也确实未提及“松坡图书馆”五字，应仍是鉴于蔡锷参与革命推翻清室之故。由于政治立场的差异，目前可知梁、徐二人交往的史料甚少，除了上述书信、日记的简单记录外，就数二人通信后不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董事会上，二人还有过一次交集。先是1925年4月25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专业学术团体——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大会。大会还决定将来在北京举行成立仪式，其流程中有一条便是“各代表请于六月一日以前到京，径至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驻[注]册”。[47]所以到5月27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石虎胡同松坡图书馆召开第一次董事会议，会上梁启超被公推为临时主席，并董事会部长一职，远在上海的徐乃昌则被遥举为二十位名誉会员之一，[48]也是因图书馆事业而再次结缘。此外，尚有必要对叶景葵的中介作用略作展开。其实梁氏此时为松坡图书馆向社会上的藏书名家求书，非仅徐乃昌一例，目前所知还有嘉业堂主刘承幹。应是在1924年6月2日（五月一日），梁启超有致刘承幹书信一通，感谢刘氏于上一年赠送嘉业堂所刻诸书给松馆，而求书的中介同样是叶景葵，信中称：“因叶君揆初与执事相知之雅，谒诚干请，欲求将尊斋先后校刻秘笈饬所司悉检一通垂赐，俾都下研学之士得所观摩讲习。”[49]梁氏两次均是通过叶景葵转求，其中缘由主要应是叶景葵三弟叶景莘乃是研究系重要成员之一，与梁氏关系紧密，而叶景葵也同是藏书名家且常来往沪上，故是最合适的人选。 至于梁氏这封信中，尚可对其当时的心境略作解读。首先，梁氏对于时局颇表忧虑，称“世患愈烈，蹙蹙靡骋”。其次，他自道当下“炳烛补学之外，恒以书课自遣，偶有所触，集词句制一联奉赠”。所指的便是梁氏自1917年底结束政治生涯后，转而以学术为志业。而以书法自遣，则与其当时为松坡图书馆卖字筹款极为相关。梁启超一直是松坡图书馆的负责人，为该馆募款征书投入了大量的心力。据梁氏在北京松坡图书馆成立大会上所讲，光是募集的经费：“初集经费三万五千元，不敷购书之用，乃以之购公债生息，以息金为维持馆用之资，现时公债额面已达十万元，此后本馆经费皆仰给于此。”[50]另外梁氏专门为捐助松坡图书馆而设立鬻字润格，[51]所得费用成为该馆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松坡图书馆基本上每年都有一本《报告》出版，如笔者所见1926年的报告中，在“松坡图书馆民国十五年度经费收支总括”中，“新收”款项下就有“梁任公先生鬻字润格银一千一百元”。[52]因此书写对联售卖，或赠送捐书人，对梁启超来说应也是家常便饭。但此次所赠徐联又有一个特点，乃是“集词句”而成，而由徐氏日记中所记赠联文字，全是巧集宋词词句而成。关于这一嗜好的由来，梁氏在1924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六周年增刊》上发表的《痛苦中的小顽意儿》一文中做了详细的交代：“《晨报》每年纪念增刊，我照例有篇文字，今年真要交白卷了。因为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俚。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极人间未有之苦痛，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首先正是前文提到的李氏夫人的卧病和亡故，加之梁思成远赴美国求学，以及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变乱，使得梁启超处于莫大的煎熬之中，故“在病榻旁边这几个月拿什么事消遣呢？”“我（梁启超）桌子上和枕边，摆着一部汲古阁的《宋六十家词》，一部王幼霞刻的《四印斋词》，一部朱古微刻的《疆[彊]村丛书》。除却我的爱女之外，这些'词人’便是我唯一的伴侣。我在无聊的时候，把他们的好句子集句作对联闹着顽。久而久之，竟集成二三百副之多。”同时梁氏自道，这一做法乃是受到前一年陈师曾追悼会上所展览的陈氏集词对联的启发，并将自己制成的对联分送友人，[53]而徐乃昌获赠集词句联也可说是恰逢其会。 本文通过对梁启超《松坡图书馆请拨书籍》呈文、《松坡图书馆之征书》通告和致徐乃昌书信三则佚文及其背后人事的钩沉，扩充了以往对于梁启超参与松坡图书馆筹建的史事，分别呈现了该馆三个重要时间节点上，梁氏为其征求典籍所花费的心力。回溯民国伊始，梁启超在立宪派的欢呼中归国，一度受到袁世凯的极意笼络，但其这一段从政之路，仍是充满坎坷。其最初谋划民主党，后加入共和党，并促成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但希图完全控制新国会的计划终告失利。后虽成为熊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司法总长，真正参与行政，以及在张勋复辟后又出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但总体而言均极短暂且结局惨淡。其在民初从政的经历与结局，正如与其有着密切关系且在局中的黄元蔚在1913年底家书中所观察和预料的：“要卓如等于政治上经验太浅，作事轻率，必不能成功，凡人作事经渐进，而于政治上为尤然。卓如等无识如此。从此声名一落千丈矣。”“卓如辈大率能言不能行，西人嘲之谓'文章总理’。”[54]不过黄氏预料也非全对，其后梁氏最为辉煌也为后世铭记的莫过于护国一役的“再造共和”。因此鉴于蔡锷的英年早逝，加之梁氏晚年于欧游后的回归学术，重提松社旧事，一为纪念英灵，二为“社会教育之助”，可以“继公（蔡锷）之志而永其纪念，则一举备数美”。[55]而梁氏虽然从政失利，但仍可利用其在政坛的旧有资源，上书大总统并协调地方以调拨图书；同时又利用其广泛的交际圈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向各界名流征书。其与徐乃昌的往还个案虽然也可看出二人因政见不合导致的貌合神离，但仍颇具风雅，追溯其集联回赠方式的缘起，也引出梁氏晚年丧妻后凄惨的心境和排遣之道。 [1] 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页。 [2] 同上书，第100页。 [3] 此时间梁启超误记，实为1922年秋，详见下文。 [4] 有关梁启超与松坡图书馆的研究文章较多，但多流于简单的记述，本文重点参考的研究有吴铭能的《梁启超对于蔡松坡身后事的处理》（最早2002年发表于《书目季刊》第35卷第4期），收于《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0—77页。宗绪盛：《梁启超历经八年创设北京松坡图书馆的那些“初心往事”》，收于《故都钩沉》，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32—67页。 [5] 《松坡图书馆请拨书籍》，《申报》1918年11月30日第10版。 [6] 报刊中刊载的梁启超文献，在确定其时间时，应注意可能存在一稿多发的情况，各处刊布时间存在先后差异，故整理时应注意尽量选取最早版本，以求更接近于真实的写作时间。如《请发保和殿<四库全书>副本文》，笔者所见最早刊登于《时事新报》1917年11月8日，名为《梁任公请发保和殿<四库全书>副本文》。而夏晓虹所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6页）和汤志钧、汤仁泽所编《梁启超全集》（第9集，第559页）均收录的是《大公报》1917年11月17日的版本，系日在后，故应系于11月8日为优。 [8]《创设松坡图书馆缘起》，《时事新报》1916年12月17日第6版，12月18日第7版。 [9]《熊希龄先生遗稿》3，第2073页。 [10]《梁启超全集》第19集，第520—521页。 [11]《梁启超为蔡锷请四库全书》，《申报》1917年11月7日第6版。《梁任公请发保和殿<四库全书>副本文》，《时事新报》1917年11月8日第12版。而《<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和《梁启超全集》依据的是《大公报》11月17日发文，故梁氏呈文系日的下限应是11月7日。 [12]刘燕：《梁启超与松坡图书馆》，《北京档案》2003年第11期。 [13]《松坡图书馆概况》，松坡图书馆1936年版，第1页。 [14]吴天任：《杨惺吾先生年谱》，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第168页。袁同礼的《杨惺吾先生小传》，发表于《图书馆学季刊》1926年第1卷第4期（1926年12月出版），《<观海堂书目>序》发表于《图书馆学季刊》1933年第7卷第1期。 [15]吴铭能：《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第73—75页。 [16]《杨惺吾观海堂藏书目录》，《北京大学日刊》1926年第1969期。 [17]《松坡图书馆请拨书籍》，《时报》1918年11月30日第9版。 [18]《申报》在同一日，即1923年12月8日第10版中报道称“南京快信：梁任公致函两长及各要人，代松坡图书馆征集图书”，应同指一事。 [19]“人”应为衍字。 [20]《松坡图书馆之征书》，《时事新报》1923年12月8日第12版。 [21]《创设松坡图书馆缘起》，《时事新报》1916年12月17日第6版 [22]《松坡图书馆筹办处通告》，《时事新报》1917年1月7日第1版等。 [23]《松坡图书馆筹办处迁移广告》，《时事新报》1917年4月11日第1版。 [24]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上海市通志馆期刊》1935年第2卷第4期。 [25]吴天任：《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96页。 [26]冷观：《松坡图书馆》，《时事新报》1917年11月8日第6版。 [27]《松坡图书馆纪事》，松坡图书馆1928年版，第1页。 [28]如1935年胡道静的《上海图书馆史》就认为“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十一月下旬，复有请将总统府所购杨守敬观海堂藏书拨给的要求，可惜都没有成为事实”，《上海通志馆期刊》1935年第2卷第4期。胡氏此说或许应指这批书籍未能拨到当时的上海松坡图书馆。 [29]《蔡松坡图书馆落成》，《大公报》1918年11月8日第2版。《蔡松坡图书纪念馆开幕》，《益世报》1918年11月8日第2版。 [30]《松社干事会启事》，《时事新报》1922年10月19日第1版。 [31]《松坡图书馆纪事》，第1页。 [32]《函梁任公先生西单牌楼石虎胡同第七号官房拨给松坡图书馆永远为业文》，《财政月刊》1922年第9卷第107期。由此可知梁启超《松坡图书馆记》中1923年春的说法为误记。而财政金融学会又与梁启超极有关系，1917年10月8日该会成立时，时任财政总长的梁氏还去参会发表演说，表达鼓舞之情，因此拨给该会旧址，应也是他通过政界的关系获得。梁启超参加财政金融学会成立事，见《财政金融学会成立大会》，《晨钟报》1917年10月9日第2版。 [33]《蔡松坡专祠迁设北京》，《申报》1923年1月17日第13版。 [34]《松坡图书馆成立记》，《时事新报》1923年11月7日第3版。 [3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6页。 [36]《南京简报》，《时事新报》1926年5月21日第4版。 [37]《浙江教育厅训令第六六三号 令各县奉省令为北京松坡图书馆征求各县志书仰遵照办理由》，《浙江教育》1926年第3期。 [38]《县志迳寄松坡图书馆之呈报》，《新闻报》1926年11月20日第15版。 [39]梁启超著，俞国林校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492—493页。 [40]《近代名人翰墨（黄氏忆江南馆藏）》，收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十三辑，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271—272页。 [41]杨成凯：《南陵徐乃昌的墓表和墓志铭——略及人物生卒的查考》，《文献》2006年第3期。 [42]徐乃昌著，南江涛整理：《徐乃昌日记》（二），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第626页。 [4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8页。 [44]徐乃昌著，南江涛整理：《徐乃昌日记》（二），第549页。 [45]徐乃昌著，南江涛整理：《徐乃昌日记》（二），第566—567页。 [46]此信承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南江涛老师提示，特此致谢。 [47]《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记》，《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1925年第10期。 [48]《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董事会议》，《申报》1925年6月5日第13版。 [49]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四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6页。该史料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教授赐示，特此致谢。 [50]《松坡图书馆成立纪》，《时事新报》1923年11月7日第3版 [51]《梁任公为捐助松坡图书馆鬻字例》，《晨钟报》1917年2月17日第1版。 [52]《松坡图书馆十五年份报告》，第22页。 [53]梁启超：《痛苦中的小顽意儿》，《晨报六周年增刊》1924年12月，第286—300页。关于此事，周简段撰有《梁启超集宋词联》一文，收于《字里乾坤》，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216页。 [54]马忠文：《黄元蔚家书所见康、梁活动史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55]《创设松坡图书馆缘起》，《时事新报》1916年12月17日第6版。 裘陈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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