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由来战国来源战国这一名词在当今看来，特指春秋之后，秦王朝之前的历史时段。而据史家考证，“战国”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先秦文献中，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尉缭子·兵教下》中提到“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8]这里的战国指的是处于相互交战状态的各个国家。但在《战国策》中，“战国”并非指历史时段，而是指齐楚秦燕赵魏韩七国[9]。《战国策·燕策一》记载“凡天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10]又《战国策·秦策四》提及“山东战国有六”[11]，即除秦国之外的其他六个实力强盛的大国。从秦统一的视角来看，六个战国是地方分裂的象征，故《史记》称这一时期为“六国时”或“六国之时”。直至西汉刘向编著《战国策》一书，才以“战国”作为特定名词称呼这一时段。但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战国”仍有代指战国时期主要七国的涵义[12]。 战国起点关于战国开端的时间年限，于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公元前475年为战国之始。这一观点主要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提到“四常杀简公而相齐……三国终之而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盛，自此始。”[13]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朱绍侯的《中国古代史》等书均对此有所记载。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公元前480年为战国之始，这一观点主要来自于《春秋》一书。周谷城的《中国通史》提到，“战国时代始于周敬王四十年，即公元前四八〇年”。这观点在刘泽华《中国古代史》及杨宽《战国史》中均有所体现[14]。 除这两种观点外，还有学者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视为战国开端，这一观点主要受西汉刘向所著的《战国策》影响。金景芳在《中国奴隶史》中便坚称“由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共232年，是为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观点是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世卿为诸侯视为战国开端，这一观点主要来自于北宋时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纲要》，翦伯赞、胡华等人编撰的《中国历史概要》均持此观点[14]。 背景三家分晋晋国作为春秋五霸之一，自晋文公成就霸业以来至春秋末期，晋国逐渐走向衰落。晋国权力逐渐被范、赵、魏、韩、智等六家掌控，史称“六卿专政”。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8年）。六卿爆发激烈斗争，智氏与韩、赵、魏三家联合灭范氏、中行氏两家，且将两家土地私下瓜分，遭到晋出公不满，最终却被四卿驱逐。而仅存四家中智家独大。智氏大夫智伯瑶力图吞并其余三家势力，借计图谋三家土地，仅有赵家不从。于是智氏意图联合韩、魏两家攻打赵家，但被赵家策反，韩、赵、魏三家里应外合，于公元前453年消灭智氏一族。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得到周天子正式册封，三家瓜分晋国势力[15]。 田氏代齐春秋中期，齐国内部出现混乱，以田氏为首的异姓卿大夫势力崛起，不断削弱国君权势。田氏代齐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春秋中期陈国国君陈栗公之子因内乱逃亡齐国，被齐桓公收留，名字也由陈完改为田完。从田完至第四代田文子，田氏世袭齐国工正之职务，努力发展自身势力。第二个阶段则是第五代田桓子至第七代田成子，田氏历经三代积累，事齐庄公、齐景公、齐悼公、齐哀公四代君主，逐渐发展为齐国势力强盛的贵族。第三阶段则是田和代齐。齐宣公去世后，齐康公继位，其不思朝政，沉迷酒色，公元前391年，田和将齐康公迁居海滨，仅留一座边城为食邑，田氏自立为齐君，称田太公。公元前386年，田太公获得周天子认可，正式成为周天子任命的诸侯国君，后称两个不同的政权为姜齐与田齐[16]。 历史变法改革李悝变法魏文侯四十年（公元前406年），李悝担任魏相，主持变法。其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多方面内容。在经济方面，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施行“平籴法”。李悝认为变法根本在于经济，而经济方面首重农业。通过“尽地力之教”，以政府为指导加强农业生产管理，以提高农作物产量及土地收益。而为确保农业稳定生产，李悝提出平籴法，由国家出面，平抑物价，避免谷贱伤农，谷贵扰农。政治方面，施行“食有劳而禄有功”。将改革矛头指向爵禄世袭制，即世卿世禄制，取消魏国贵族特权，建立以军功才能选拔官吏的制度，有力的打破了旧有生产关系[17]。 在法律方面，李悝集诸国法律之精华，编撰《法经》，以法律形式肯定变法成果，推动了战国时期的法制建设，《法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地主阶级成文法典，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基础[18]。此外，在军事方面，李悝创“武卒”制，为魏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奠定基础。李悝变法开战国变法之先河，意义重大。司马迁评价李悝变法“魏用李克（即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也提到李悝变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17]。 吴起变楚公元前390年，吴起因受魏国大臣王错排挤，不得已由魏至楚，公元前389年（一作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楚国变法[19]。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方面：一，改革爵禄制度，废除世卿世禄制。二，整顿吏治，削弱大臣威重，禁止官吏结党营私。三，选贤任能，裁撤冗官，罢黜无用之官。四，令贵人前往边境发展。五，禁止游手好闲之民，精炼士兵[20]。总体来说，吴起变法主要采用“损有余，补不足”的变法措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推动楚国迅速强盛[19]。 但在变法过程中，因其欲使旧贵族前往边境发展，严重损害楚国旧贵族利益，多数旧贵族反对吴起进行改革。此外，盛行于楚国境内的道家思想及拥趸者也对吴起的变法举措加以批判。在楚悼王去世后，楚国旧贵族不再掩饰对吴起的杀心，在楚悼王的灵堂上就将吴起射杀。但吴起伏于王尸，导致贵族将箭矢射在了楚悼王的尸体上，楚肃王继位后，将侮辱先王尸体的贵族全部处死。吴起死后，楚国变法也逐渐停滞。吴起变法整体来说时间较短，成效不大。但对战国时期列国争霸局面也产生一定影响[20]。 申不害相韩战国时期，韩国曾进行政治改革，但由于改革不彻底，反而出现政治混乱的局面，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申不害吸收改造黄老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提出了一系列的“术”治方略。其变法改革主要集中于整顿吏治、加强“术治”、整编军队三方面。申不害整顿吏治，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段氏三族开刀，收回其贵族特权，加强君主集权统治[21]。而申不害的“术治”，目的也是为整顿官吏队伍。“术”即权术，客观上来说是君主专制统治体制下官僚制度推行的必然产物，即国君控制大臣及百官的方式，强调君主善用“势”“法”驾驭臣下[22]。 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还联系韩昭侯整编军队，将贵族私家亲兵统一收编为国家军队，削弱贵族军事实力，提升韩国军队战斗力。此外，申不害变法对经济领域也有所涉及。其重视农业，强调土地是经济的根本，主张多开荒地，多种粮食，以增加国家财富。并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推动韩国冶铸业及兵器制造业的发展。申不害相韩十五年，促进韩国国家专制发展，贵族权力得到限制。但申不害提倡的“术治”在一定程度上被大臣用来争权夺利，成效较差[21]。 邹忌相齐齐国任用邹忌进行改革，与韩国申不害改革、秦国商鞅变法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公元前357年齐威王继位，初期齐威王无心朝政，致使齐国政局动荡。邹忌以鼓琴见威王，阐明治国之道，齐威王对其十分赏识[22]。不久后即任命其为齐相。邹忌相齐时期，积极推行法家政策，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对待君上“谨毋离前”“请谨事左右”，对待臣下“谨修法律而督奸吏”[23]，对待百姓则“自附于万民”。邹忌重视人才，知人善任，并以法家思想整顿吏治。在邹忌的改革下，齐威王主动接受臣民建议，积极纳谏，还任用孙膑改革军事，以重赏鼓舞军事，加强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24]。邹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维护了齐国统治秩序，推动了齐国社会生产的发展[22]。 商鞅变法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秦孝公愤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25]，发布求贤令，力求贤者辅佐大业。商鞅因在魏国不受重视，在听闻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后，前往秦国，经秦孝公宠臣景监引荐，面见秦孝公，阐述变法措施，得到秦孝公的赏识认可，命商鞅主持秦国变法事宜[26]。商鞅变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公元前356—公元前352年，主要内容有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重刑；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焚烧儒家经典，禁止宦游之民[27]。 商鞅的第一次变法遭到秦国内部诸多旧贵族的反对，但商鞅对于变法态度坚决，将反对变法的人尽数迁往边疆地区。而在变法的支持下，秦国军事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顺利推动第二次变法的开展。公元前350年，商鞅开始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迁都咸阳，修建宫殿；统一度量衡；按照人口征收军赋等。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进一步强化了秦国中央集权，推动秦国国力的大幅度提升[27]。 商鞅的两次变法，前后共二十一年，在秦国取得显著成效。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28]公元前340年，商鞅率军夺取河西之地，取得战争胜利。但商鞅变法同样触犯了旧贵族利益。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公继位，秦国旧贵族集体反扑，将商鞅斩杀于渑池，其尸体也被处以车裂之刑。商鞅虽然身死，但其推行的各类改革措施仍然为秦惠公及后世所沿用，为秦国富强，统一中国奠定基础[26]。 胡服骑射赵国地理位置靠近蒙古高原，与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北方游牧民族为邻，境内还有鲜虞人建立的中山国，由于游牧民族善长骑马作战，赵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公元前326年，赵武灵王继位，依靠肥义等大臣帮助，逐渐稳定国内局势，时正值秦、楚、齐、韩、魏等国彼此混战，赵国借此机会推行改革以避免落后。赵武灵王改革以军制改革为起点，主张效仿胡人服饰，并对本国军队加以改革。此外，赵武灵王还改革军事体制，放弃车战，按照胡人作战方法开展实战演练，逐渐增强了自身军事实力，开军事变法之先河[29]。 列国争霸魏国称霸公元前403年，魏桓子之孙魏斯被周威烈王正式册封为诸侯，即魏文侯，魏国强盛离不开魏文侯的励精图治[30]。魏国四面邻敌，西邻秦国，南邻楚国，北邻赵国，东邻齐国，魏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促使魏文侯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魏文侯在位期间，拜卜子夏、田子方为师，又得名士段干木辅佐，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能人贤士进行改革变法，魏国国力迅速强盛，魏文侯审时度势，确定了“联合韩赵，西击秦，东摒齐，南抑楚”的发展策略。魏国竭力笼络韩赵两国的同时，也将矛头对准西面秦国。魏文侯二十七年（公元前419年），魏国西渡黄河，任命吴起为攻秦主将，魏军获得攻秦战争的初步胜利[31]。 公元前413年，吴起率军攻郑，魏太子则趁机率军渡河，攻破秦国军事重地繁庞（今山西韩城东南）。至公元前408年，魏国完全占据河西之地，后又占据陕（今河南三门峡西），压制秦国发展长达十八年，攻打秦国疆域直至其实力蜷缩于关中中西部与陇西、商於等地。此外，魏国积极干预齐国内乱，公元前405年于廪丘大败齐军，又于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军一同伐楚，取得胜利。此外，魏国还越过赵国，灭中山国，并向北夺取戎狄大部分土地，极大拓展了魏国疆域，使得魏国成为中原霸主[31]。至魏惠王时期，魏国霸业发展至巅峰，公元前364年，魏国都城由安邑迁至大梁，魏国政治中心转移至中原地区[30]。 齐魏争霸田氏代齐后，齐国历经齐威王、齐宣王改革，在列国中的地位有所提高。齐、魏争霸之初，齐国的主要向西不断拓展，与魏国的东进策略发生冲突。公元前413年，齐国田庄子与魏交恶，伐魏获胜。但在公元前405年，韩、赵、魏三国借齐国内部发生廪丘之乱，大败齐于廪丘，三国直破齐长城，入其腹地。公元前387年，齐国国君田和与魏武侯会于浊泽（今河南禹州东北），希望借承认三晋之法而缓和矛盾，但三国仍不断伐齐，齐西进策略停滞不前。公元前354年，先国伐卫，魏国为阻止赵国扩张，由庞涓率军围困邯郸[32]。 赵国向齐国求助，齐军采用军师孙膑之建议，围魏救赵，直逼魏国国都大梁，迫使魏军主力回魏支援。齐军于桂陵设伏，大败魏军，并生擒魏军主将庞涓，此战成为桂陵之战。此时期齐、魏两国交战成为列国兼并战争的主要内容。公元前342年，齐军派兵救韩敌魏，军事孙膑设计于马陵大败魏军。不久后，齐国又联合赵、宋、秦等国趁机攻魏，魏国腹背受敌，处境日下。公元前341年，秦国重创魏国，重夺河西之地，魏国只能向齐求和，公元前334年，魏国国君前往徐州朝见齐威王。公元前319年，齐宣王继位，齐国国力达到鼎盛[32]。 桂陵之战赵国作为三晋之国，一直意图向外扩张。在魏惠王继位之初，赵国趁魏国局势未定，借机攻打自身邻国，也是魏之属国——卫国。卫国势力微弱，在赵国攻打下危如累卵，而赵国攻打卫国之举也遭到诸侯国群体反对，魏国趁势伐赵，一举攻占赵国首都邯郸。战国派兵向齐求救，孙膑则献出围魏救赵之计，由田忌率军攻魏，解救邯郸之困。魏军听闻本国被围，急忙收兵前往本国救援，魏、齐两军于桂陵相遇，魏军由于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而齐军则守株待兔，以逸待劳，两国交战，齐军大败魏军，魏国势力大大削弱[33]。 马陵之战桂陵之战中，魏国虽受重创，但实力仍较雄厚。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召集逢泽之会，作为战国霸主率十二诸侯朝见周天子。但韩国因忧虑被魏国所吞，假称反对周天子而未前往参加，遭到魏国记恨。公元前342年，魏国率军攻韩。韩国不敌，无奈向齐求救，齐国应允。而韩国仗有齐国相助，便与魏国交战多次，史称“五战五不胜”[34]，魏国兵力受到严重消耗。齐威王则任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起兵救韩。孙膑在作战中仍采取“围魏救赵”之策，又在魏军追赶之时，齐军佯装不敌而逃，使得魏军心生骄意，大破魏军。马陵之战中，魏军全军覆没，元气大伤，魏国在争霸战争中逐渐处于劣势，奠定了齐国的强国地位[33]。 徐州相王魏国在马陵之战前，就有称王之心，但因马陵之战魏国惨败，魏惠王为免受齐、秦夹击，主动向齐屈服，朝见齐王[35]。公元前334年，魏惠王采纳相国惠施建议，通过齐相田婴而至徐州（今山东藤县东南），朝见齐威王，据《史记·魏世家》记载，魏国“与诸侯会徐州相王”，《战国策·魏策二》也提到，魏王“变服折节而朝齐”[36]，尊齐为王[32]。而齐威王虽有称王之心，也不敢独自称王，于是也尊魏国国君为王。自此时起，魏国国君与齐国国君才正式称为王，史称“徐州相王”[37]。徐州相王中，齐国需要借助魏国之力平衡各诸侯国，并借此机会奠定在诸侯中的霸权地位，而魏国的优势地位也被齐国所承认，齐、魏两国各取所需，共分霸业，两国关系也因此有所和缓[32]。 秦国崛起秦国原为西部偏远落后之国，但自秦孝公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综合国力得到迅速增强。秦国原本的土地河西之地为魏国所夺，在秦国国力增强后，秦在河西之地也由守转攻。公元前354年，秦、魏两国多次交战，均以秦胜魏败告终。桂陵之战后，秦国趁机东进，公元前352年，商鞅率秦军攻打魏国军事重地安邑，逼迫魏国求和。自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43年，秦国势力逐渐发展，在河西之地的争夺中双方互有攻守，最终转入秦国控制。公元前343年，周天子受周命而正式称霸。次年秦国“会诸侯于逢泽，朝天子”。秦国国力逐渐强于魏国，成为战国霸主[35]。 秦惠文王继位后，将争霸矛头直指魏国，任命大良造公孙衍率军伐魏。秦军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南）重创魏军，斩杀魏军将士四万五千余人，史称“雕阴之战”，标志着魏国霸权时代的落幕及秦国东进的开始。此后秦国持续对魏用兵，一度深入魏河东地区。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命公子华和张仪率兵攻占魏的蒲阳（今山西永济北），魏国为求和，被迫献出上郡十五县和河西的少梁地区。至此，秦国已经把控战略要地，西部、北部已无劲敌，南为秦岭，东近黄河，又有函谷关为守，秦国日渐崛起[35]。 合纵连横由于秦国的崛起，齐、秦二国势力相当，为谋求霸主地位，两国冲突日渐突显。齐秦两国彼此展开争取盟国，孤立敌国的斗争。包括赵、魏、韩等国家在内，分成了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两大派，由此展开了合纵连横活动。所谓合纵连横，从地域来讲，即以韩、赵、魏为主，北连燕，南连楚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东西相连为横。从策略上讲，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阻止强国进行兼并；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其进行兼并的策略。直至秦赵长平之战后，才形成合纵之势，即六国合力抵抗强秦[38]。 公元前325年，在纵横家张仪的建议下，秦惠文王正式称王，这一举动使得魏惠王深感威胁，于是积极联络韩、赵、齐等国合纵抗秦。公元前324年，魏、齐两次相会，谋图抗秦。此时公孙衍采取合纵的策略，策动魏、赵、韩、燕、中山等五国联合抗秦，为拆散五国联合，张仪建议秦国拉拢齐、楚等国，伺机攻魏。公元前323年，秦国派张仪与齐、楚大臣于齿桑（今江苏沛县西南）相会。会后，楚国派兵伐魏，公孙衍的合纵策略受挫，魏国不得已与秦国寻求连横。公元前322年，秦军出兵伐魏，占领魏国曲沃、鄢等地[39]。 五国攻秦公元前318年，公孙衍运用合纵之术意图攻秦。五国分别为魏、赵、韩、楚、燕，以楚怀王为纵长。但实际出兵与秦交战的只有魏赵韩三国攻至函谷关时，秦国出兵反击，魏国受到损失较大。魏国国使惠施至楚，要求与秦讲和，五国于是纷纷退兵。公元前317年，秦国派军乘胜追击，一直进攻到韩邑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五国攻秦最终失败[40]。与此同时，秦王接受大将军司马错的建议，将矛头对准西南。公元前316年，趁巴蜀交战之际，秦国起兵伐巴、蜀二地，占有了秦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张仪第一次连横活动失败后，秦对赵、魏、韩三国恢复进攻之势，以武力迫使魏、韩屈服[41]。 与此同时，张仪使计离间齐、楚联盟，事后楚王深感屈辱，与公元前312年发兵攻秦，与秦军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水之北）。公元前307年，秦武王族发生内乱。公元前306年，齐国再次提议合纵，并邀楚参加，但因秦国将上庸六县还于楚国，楚国再次背齐。公元前303年，齐、韩、魏联兵讨楚，楚国以秦太子相要挟，迫使秦兵援楚，秦、楚交恶。公元前302年，齐、韩、魏联合攻楚，秦国坐视不救，楚国大败于垂沙。后齐国因孟尝君与秦结怨，公元前296年，齐、韩、魏、宋、中山再次合纵伐秦，但秦借机反攻。获取韩、魏大量土地。至公元前287年，韩、赵、魏、燕、齐五国最后一次合纵伐秦，最终无功而返[41]。 齐燕之战燕国地理位置偏北，西有强赵，南有强秦，两面夹击，燕国发展受阻。燕王哙时期，因其出演“让国”闹剧，致使燕国内乱。齐宣王此时趁虚而入，命田章将军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伐燕，齐国占据燕国大部分土地，燕王哙及子之均战死。诸侯国对齐国独占燕一事心怀不满，公元前312年，秦、魏、韩等国联合于濮水攻打齐军，齐军被迫从燕地撤退，赵武灵王借机扶持燕公子执回国继位，即燕昭王[42]。 燕昭王继位后，励精图治，燕国国力日盛，而此时齐国国力却逐渐下降。燕昭王见因为报往日之仇，决意伐齐，任命乐毅为将，联络秦、赵、魏、韩等国，“合五国之兵伐齐”，齐国大败。齐将田单坚守即墨，与燕军展开艰苦斗争。公元前279年，燕惠王继位，田单用反间计离间乐毅与燕王，并随即组织反击，顺利复齐。但齐国因长期为燕所据，势力大跌，日渐消沉[42]。 远交近攻秦国历经商鞅变法之后，国力迅速发展，公元前305年，秦昭王继位后，图谋统一天下。公元前279年，秦国将军白起兴兵伐楚，先后攻占楚地鄢、邓、西陵等。次年秦军攻占楚国都城郢。公元前277年，秦军又攻占楚国黔中郡，楚国爱国诗人屈原愤而投江。公元前276年，秦国将矛头对准魏国，同样由白起率军攻打，直逼魏都大梁，魏国被迫献出温地三县求和。公元前473年，秦将白起攻打华阳，魏军仓惶逃走，秦军“得三晋将，斩首十五万”，魏国被迫献南阳于秦，秦国方才退兵。而至战国后期，赵国历经赵武灵王改革，势力勉强可与秦对敌[41]。 公元前281年，秦国伐赵，夺取石城，公元前279年，秦昭王与赵惠文王会于渑池，赵国得到蔺相如献计，化解秦国之衅，反而借机纳入秦国蔺等三城。公元前270年，秦再度攻赵，但在赵奢的用兵下，多次交战秦军均大败而归，秦东进计划受挫。公元前270年，秦昭王欲兴兵伐齐，此时范雎面见秦王献“远交近攻”之策。即与距离远、不相邻的国家交好，成立同盟关系，以减少敌对势力。进攻则是攻打周围邻近国家，利用远交之便逐步扩张地盘。远交近攻的根本目的是分化和防止敌人结盟，从而各个击破。后来，秦国按照范雎远交近攻的政策，逐步蚕食周边国家领土，不断扩大地盘，实力也愈加强大[43]。 长平之战公元前262年，秦将白起攻韩，夺野王（今河南泌阳县），上党郡守冯亭为求赵国援助，甘愿带上党17县一同降赵。赵王接受冯亭归降，派廉颇率军进驻长平，与上党成犄角之势，抵御秦军。公元前260年，秦国为夺回上党，率军对上党发动攻击，廉颇采用固守策略与秦军僵持，但赵孝成王欲求速成。范雎实用离间计挑拨廉颇与赵王关系，赵王中计后果然用赵括替换廉颇。赵括没有实战经验，盲目用兵，很快就被白起射杀。四十万大军降秦。而白起为削弱赵国军事实力，将四十万大军几乎全部坑杀，赵国因此元气大伤[44]。 邯郸之战长平之战后，赵孝成王唯恐秦军攻打邯郸，派人游说秦相范雎同意赵国割地求和。公元前259年，秦国同意赵割六城讲和，并在不久后撤军回秦。后赵孝成王接纳虞卿建议，决意不再割地，积极拉拢魏、楚、韩、燕等国，以合纵之势抗秦，秦国因赵国背誓，起兵伐赵，赵国军民愤恨秦军坑杀赵国士兵四十万众，竭力抵抗，秦军围困邯郸两年之久，仍未攻下。后期魏、楚两国与赵军联合抵抗秦军，信陵君请求魏王宠妃窃取虎符，得八万精兵，前往邺地，此时楚军也已与魏军汇合，联合北进，意图解除邯郸之困。秦军在内外夹击下，最终战败，无奈退兵河西[45]。 秦灭六国公元前257年，秦国发兵攻下韩国阳城、负黍等地，又攻克赵国二十余县，直逼周地。周王恐惧，欲与东方各国合纵阻秦，秦昭王则直接派兵攻打西周国，公元前256年，西周公被迫投降，同年，周赧王去世，秦国将王室宝器掠回本国，周王室世袭宣告结束。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国，将西周、东周之地设为三川郡，秦国边境直逼魏都大梁。公元前247年，秦王政继位。因其年幼，秦国大权被太后及吕不韦掌控，其余六国借机联合抗秦，直逼函谷关，后秦派人离间五国，合纵关系遭到破坏，攻秦之势稍缓。公元前238年，秦国发兵攻魏，“断齐、赵之腰，绝楚、魏之脊。”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自掌权，消灭吕不韦集团势力，重用李斯与尉缭，秦国军事实力得到发展[46]。 公元前236—公元前221年，秦国以远交近攻之法，逐渐消灭六国，实现统一。公元前233年，韩王安对秦王称臣，并于公元前231年献仅存之地南阳与秦，次年秦军灭韩[46]。公元前225年，秦国派兵攻打魏都大梁，顺利灭魏。公元前229年，赵国发生旱灾，秦国借机攻打，于公元前228年俘虏赵王迁。公元前222年，秦灭赵国，赵国灭亡。公元前227年——公元前221年，秦国从两侧包抄，于公元前223年俘虏楚国负刍，楚国灭亡。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夺取辽东，俘虏燕国王喜，燕国灭亡。在统一北方后，又于公元前221年伐齐，齐国不战而降，秦国实现统一大业[43]。 疆域政权分布战国之初，三家分晋，成赵、魏、韩三国，晋国亡。与此同时，田氏代齐，齐国政权由姜齐转为田齐。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3年），越王无疆伐楚，败于吴国，吴国尽取其地，越遂亡。后宋分于齐、魏、楚三国，楚又灭鲁，韩灭郑国，由白狄建立的中山国也亡于魏、赵，卫国又因魏国侵略势力削弱，直指消亡，最终形成了以齐、楚、秦、燕、赵、魏、韩七国并立为核心的战国政权分布[47]。   战国形势图[1] 疆域变迁周王室从周敬王之子周元王继位之始，至周赧王逝世，战国时期的周王室统治仅从公元前476年持续到公元前256年，自公元前256年至公元前221年，战国进入无主时代。周王室存续期间，王室的权势始终在退步，至徐州相王后，诸侯相继称王，周王室名存实亡，几乎成为七国之外的另一小国。在春秋时期，周王室尚且保有虎牢函谷之间，南倚熊耳而北阻大河，又有河阳的大片沃土，但因诸侯国不断吞噬周王室疆域，诸侯兼并战争之间，周王室疆域被逐步蚕食，仅剩洛阳一带[48]。直至战国后期，秦灭周王室封国东周国、西周国，设三川郡，周室遂亡[46]。 诸侯国战国七雄的疆域随着兼并战争的成败而有所变化，因此主要概述各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分布。齐国最盛之时，疆域南自宋、鲁，北临渤海（兼河北境），西越大河，东抵于海。楚国疆域的大致分布为南至湖南，西南至四川、贵州一带，西北至汉中，北达河南南部，东北至山东南部，东至东海，东南达江西、浙江一带，疆域分布十分广泛。燕国疆域所至，北达塞外，南至滹沱，西临赵、代，东临朝鲜。韩国疆域则东临洧水，西接商坂（今陕西商县），南至宛（今河南南阳）、穰（今河南邓县），北达赤狄之地，并占有今河南中西部、陕西、山西等地[47]。  战国疆域图[49] 赵国最盛之时，疆域北至恒山、塞外，东拥清河，西越汾水，西北直达河套之地，地跨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绥远六省。魏国实力强盛之际，国土东至淮、颖，西抵河西之地，北至太行山及山西省南部，南至鸿沟（今汴河），兼有陕、晋、豫、皖、冀五省之地。秦自孝公后，疆域版图逐渐扩张。初期秦国疆域达河南西南部，陕西中南部、北部及甘肃东部。随着秦国东侵韩、魏、赵、北灭义渠，南并巴蜀，秦国版图扩张至山西、陕西一带及河南、湖北、蜀地一带，兼有今长城一带[47]。 人口总人口数对于战国时期的人口数，由于缺乏史料直接记载，大部分学者均通过战国时期各国兵力状况而推算人口数。晋人皇甫谧提出战国人口约达1000万之众，杜佑《通典》及马端临《文献通考》均赞成此观点。而范文澜先生认为，战国人口约为2000万，多数学者遵从此观点。而赵文林、谢淑君氏提出，战国人口约为3200万人[50]。葛剑雄认为，战国时期人口发展最高峰为战国中期，因为后期诸国之间爆发众多大规模战争，加之秦灭六国，战乱频繁，导致人口极速缩减。而多数学者均是根据《战国策》及《史记》推算战国人口总数。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中提到，战国中叶人口总数不下3000万。而郭沫若在《中国史稿》则认为，战国中期中国人口或超2000万，台湾学者管东贵在《战国至汉初的人口变迁》中则提出，战国时期人口总数约2500万[51]。 具体推算据战国时期苏秦语，谓燕国“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赵国车达千乘，而魏国“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齐国“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楚国则“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而苏秦谓秦国与楚国兵力相同，那么战国时期兵力总数约合400万左右。范文澜先生则推断，战国推兵约五人出一兵，而战国时期战争频发，兵卒更迭迅速，兵卒总人口或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可知战国人口最少为2000万。而除兵卒外，战国人口还包括妇女、儿童、王室贵族、奴隶、游民及戎狄等少数民族，还有贵族豢养的门客、谋士等，因此战国人口或可达3000万[50]。 内政政治制度中央战国时期，分封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遭到破坏，各国经过变法改革，纷纷废除世卿世禄制，改为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目的的政治制度，中央官制首先出现明显变化。为实行中央集权需要，各诸侯国推行以国君为首、文武分职的中央集权体制。国君之下，分设相、将，分别掌管文官、武吏两个集团，统一对国君负责[6]。而官员任用也由封邑制变为俸禄制。不同国家的俸禄单位也不尽相同。卫国以“盆”为俸禄单位，齐、魏将“钟”作为计量标准，秦、燕则用“石”划定俸禄多寡。俸禄制的推行有利于官员的任用与罢免[52]。此外，也有国家实行封君制，赏赐臣子食邑但不予世袭，封君仅有衣食租税之权而无土地、人民调动权力[6]。 与此同时各国还推行“赏金”“上计”等制度，以提高官员行政效率及积极性。赏金制度，即使用黄金货币对有功之臣进行赏赐。战国初期，赵、魏等国还以土地封赏臣子，至战国中期，货币赏赐成为主流。上计制度则为年终考绩，由国君或丞相评定，优者受赏，不佳者或当场罢免。中央监察制度在此时也得到发展。各诸侯国设御史大夫，对中央和地方进行监察。国王、相国、郡守等至所属之县巡视考察称为“行县”。而此时选拔官吏方式也有所增加，多为臣下向国君举荐；贤士上书、游说；依据军功提拔等，并设尉以选拔官员[52]。 此外，战国时七国官制有较大差别。大体来说齐、秦、楚各一脉，而赵、魏、韩三国官制类似，燕国官制不祥。魏国设司徒、持节尉、师、傅、太史、主书、廪、虞人等官职，韩国设司空，少府、史、廪吏。赵国设司寇、中尉、左司马、内史、左右司过、师、左师、田部吏、宦者令等。齐设司马、太史、太傅、右师、士师、大士、士尉、博士、工师等。秦国则设大良造、左更、中更、左庶长、庶长、内史、长史、师、傅等。楚国则设莫敖、司马、典令、太宰、左徒等。其中司徒主管土地和人民，司寇主管刑法，司空主管军政，司空主管土木工程，工师主管手工业，虞人主管山泽[52]。 地方随着分封制的瓦解，郡县制逐渐取代分封制而成为新的地方管理体制。“县”之初文，为西周金文“寰”字，意为附属于大邑的聚落，也有“县鄙”之意。春秋时期，“县”经演变，由“县鄙之县”变为“县邑之县”，至战国时期形成“郡县之县”。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在秦国广泛推行县制，“县”制在秦国得以确立。而郡之设立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晋国新得边地而设郡。战国中后期，随着兼并战争逐渐展开，郡、县两级地方行政组织逐渐盛行，郡县制得以最终确立。郡县制中，郡守、县令由国君直接任命，不得世袭，有效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利于防止地方割据[6]。 除郡县制外，战国时期各国对于地方社会基层的管理也有所改变，出现乡里制。乡里制萌芽于西周时期，春秋时期已出现“乡”，即以血缘亲族为纽带的自由民组成的部落，也是当时基层治理的基本单位。至战国时期，随着郡县制的推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逐渐完善，乡逐渐被纳入郡县管理体系，成为郡县以下的基层民政组织。而此时各诸侯国的乡里组织存在一定差异，商鞅变法时期主要参考三晋之国的基层管理层级，建立“战—乡—里”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系。乡里制度中，由三老掌教化，啬夫管诉讼税收，游徼管社会治安[6]。 里设里正或里典，强化居民控制及组织管理生产，乡里按照什伍原则，形成什伍组织，以便基层居民管理。此外，乡中设“亭”，作为补充，专门负责社会治安及驿站运行。战国时期的这套基层社会管理系统也被张金光称为“官社”组织，认为这一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具有“政社合一”的特点。乡里制度作为郡县制的补充，有效解决了郡县制中存在的“大地域”问题，将国家权力有效的渗透到基层社会之中，二者合二为一，形成国—郡—县—乡—户的层级管理体系，最终形成严密的中央集权网络[6]。 财政赋税税赋革新战国时期，赋税制度的变化与土地制度的更迭息息相关。春秋末期，井田制逐渐瓦解，一方面表现为“公田不治”，一方面表现为私田数量的增多。至春秋末期，生活中各国城市范围内的“国人”大部分已成为拥有耕地的小农，土地私有化程度加深。至战国时期，土地租税制度已成普遍。魏国时期推行“什一之税”，魏、秦两国则实行授田制，按户籍身份授田。秦国规定“百亩给一夫”，耕作者需每年按授田之数上缴租税。此时的租税主要为粮食、饲料等。而至战国中期，出现名田制。名田制是春秋时期军功赏田的演化[53]，《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28]。战国时期败税制呈现法制化特征，普遍推行多税种的复合税制，又因战国时期战争频发，多以重税补充财政不足[54]。 财政改革战国时期，七雄并立，各国为壮大自身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纷纷开启财政改革以实行社会的需要。公元前406年。魏文侯首先任命李悝进行财政改革，主要内容有废除世卿世禄制，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之原则打击旧贵族势力，为新兴地主阶级发展提供可能。倡导“尽地力之教”，充分发挥土地作用，督促农民开荒垦地，发展生产以提高经济水平。实行“平籴法”等，丰年由国家收购余粮，不致粮价下跌。荒年则由国家抛售粮食，抑制粮价上涨，推动经济迅速发展。公元前383年，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财政改革。主要内容有废除疏远贵族特权，将其迁往地广人稀之处进行垦殖；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奖励耕织，增加国家财政收入[54]。 秦国也逐渐进行财政改革。公元前408年，秦简公实行“初税禾”，按亩征税，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任命商鞅主持变法，其财政改革内容如下：1，废除井田制，确立土地私有制。废井田，开阡陌，允许自由买卖土地，使“地皆为田，田皆当税”。2，鼓励垦殖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生产。3，统一税制，均平赋税。规范赋税制度，对田赋、军赋、刍蒿税、人头税、关市税等加以规划，明确征收标准。4，设立郡县制，实行编户制，均平力役兵役。严格户籍管理，保障国家赋税收入。5，废除世卿世禄制，按军功论赏。6，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重征商税[54]。 货币制度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兼并战争加剧，各国联系也较往日更为密切，商业贸易往来不绝。此时期经济的发展、频繁的市场交易促使铸币制度走向成熟，市场流通的货币种类也日渐增多，出现以铜币为主的金玉、布、帛、贝币等多种货币。而就铜币来看，则主要有布币、刀币、圜币、蚁鼻四大系统[55]。布币是由青铜农具演变而来的，“布”“镈”同声假借，又称铲布。战国布币按形制可分为空首布与平首布[6]。战国时期流行的平首布，按其形制分为有足、无足两类。有足平首布则分为尖足、方足、圆足三种。其中尖足平首布流行于赵国，方足平首布流行于韩、赵、魏等国。圆足布出现时间最晚，又称“三孔布”，是我国最早具有纪念铭文的钱币[55]。 战国货币[6] 刀币则是由青铜刀演变而来，其柄端有环及裂沟。刀币可分为针首刀、尖首刀、圆首刀、弧背刀等类型，上多铸有文字。齐、燕两国曾铸造“明刀”这一货币。齐国刀币大而厚，被称为“大刀”，燕国刀币较小，被称为“小刀。”齐刀多刻有铭文。而有一种圆首刀，币文刻有“甘丹”，有学者解释为“邯郸”，因此被视为赵国所铸。圜币分布范围较广，在周、齐、燕、赵、魏、秦六国均有使用。因铸造地域广泛，圜币形制多样，有圆孔钱、方孔钱两大类。蚁鼻钱，又称铜贝，是楚国铸造的椭圆形铜币，因形制、重量皆轻，被称作蚁鼻。1963年湖北孝感野猪湖曾有大批出土，克重约为5.4克。此时期币制多样，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流通[55]。 战国货币[6] 法律制度司法制度战国时期，各国为求富国强兵，诸侯国纷纷进行变法改革，“法治”思想浓厚。其中著名的改革有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此外，还有公元前403年赵烈侯任用相国公仲连主持变法，颁布《国律》进行改革。这些变法改革均是受法家思想影响，主要目的都是变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以实现富国强兵。魏国李悝变法中，其总结各国变法经验，编撰《法经》。《法经》分为盗法、賊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法典内容以刑事法律为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56]。吴起变法中，因其早年接受过儒家教育，在变法过程中也主张修德，同时重视明法审令，强调依法办事[57]。商鞅变法中，改法为律，以《法经》为基础制定秦国法律，主张轻罪重刑，以达到法家“以刑去刑”之目的，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新的法律制度奠定基础[56]。 法律思想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整体来说遵循循情则礼、同罪同罚、顺天则时三大原则。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但在司法实践中，“礼”仍受重视，法律案件处理依照“礼”进行审断。同罪同罚也是战国时期公正刑罚的基本要求，战国时期各国均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进行变法，很大程度了遵循了“同罪同罚”原则。而顺天则时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的司法时令观，主张庆赏之事应在春夏进行，刑罚之事则应在秋冬进行。此外，墨家、儒家、法家的法律思想在当时各国变法中也有所体现。儒家法律思想主要涉及法自君出的立法权；德主刑辅、恤刑慎杀等刑法理论；“富之”“教之”的犯罪预防理论；父子相隐的诉讼理论等。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反对仁义礼法，主张无为而治。墨家认为法律起源于评判善恶标准的需要，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天的意志为法律权威[57]。 法家的法律思想则主要围绕法治展开。在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大致可分为商鞅、慎到与申不害、韩非子三类。商鞅认为法律起源于定“分”止“争”，变法应顺应时宜，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无等级”，主张严刑峻法，轻罪重判，以刑止刑。而慎到与申不害作为法家代表，偏看重“术”“势”。慎到重“势”，崇尚权势，而重“势”之目的则为推行法治。慎到主张立法需做到立公为私，“一断于法”，保护个人财产所有权。申不害则重“术”，即君主统治之术，强调君主专制集权，以刑名之术驾驭臣子，往往成败只在于君主一人，为韩非子所批判。韩非子作为战国末期法家代表，总结前代法家思想得失，认为法治应善用人情，以法为本，人情为佐，提倡重刑。在重“法”的同时也看中“术”“势”，主张“法”“术”“势”相结合，维护中央集权专制统治[57]。 教育背景战国时期，官学衰败，私学兴起，教育重心由政府转至民间。诸侯国为求人才，重视学术，礼贤下士，宽松的学术氛围促使“百家争鸣”的出现，也为战国时期的教育提供发展基础，出现了大批学术流派及教育家阐发各自教育思想。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诸侯国为增强实力，谋划扩张，大开招贤纳士之门。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即信陵君魏无忌，春申君黄歇，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四人养士多达数千人。养士之风进一步促进战国私学的繁荣。而战国时，齐国设立稷下学宫，采取“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政策，实际上成为诸多私学的集合体，诸多学派兼容并包，自由辩论，为教育发展提供借鉴[58]。由于私学发展，加之养士之风以及“学而优则仕”观念的盛行，游学逐渐盛行。开创了教育的新形势[59]。 教育主张而此时出现了墨家、儒家等诸多学派的教育思想。墨家主张人性论，推崇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主张对人进行道德教育、逻辑思维训练、文史教育和科技教育等。其教育方法则以主动、创造、实践、量力为核心[58]。孟柯作为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其教育思想对战国教育也产生较大影响。孟子受其母的教育思想影响很深，因此也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强调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影响作为，身为父母做到言传身教[60]。孟子主张性善论同孔子一样讲求仁义礼智信认为教育的作用是存心养性，持志养气，动心忍性，严于律己，培养理想中的人。孟子主张学习和修身应注重自觉，有自己的观点，注重德育，循序渐进，厚积薄发。而教育方法也应具有多样性，提出持之以恒的教育思想，认为教育应专心致志，不能半途而废[58]。 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另一代表人物，其同样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荀子主张隆礼，这里的“礼”指的是贵贱长幼的等级顺序和行为规范。强调家长的至尊地位及家庭礼仪，并以礼规定父子仪容及言行举止[58]。此外，荀子强调以礼则主张性恶论，既认可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强调教育的意义，认为教育应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尊师重道。而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也受到重用，法家代表韩非子同样认可家庭教育，主张家长专制，以体罚用刑管教孩子[60]。但其家庭教育中存在错误思想，如将正常的父母之爱等同于溺爱，对儿童身心发展具有负面影响[58]。此外，《大学》《周易》中也认可家庭教育的重要性[60]。战国时期也出现了众多教育论著，如《学记》《大学》《中庸》等[58]。 军事兵制战国时期，随着战争的逐渐频繁，兵农合一特质突显，全国已成“举国皆兵”之势。吕思勉提出，战国时期的兵源主要来自于罪人、奴隶、异族以及国中百姓[61]。春秋时期的“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至战国时期，“野人”也不得不当兵了[62]。而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实行郡县征兵制及常备兵制度。郡县征兵制及以郡县制为基础所实行的征兵制度，此时郡县成为战国征兵的基本单位。而常备兵则是经过考选并接受专门训练的部队，如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均为常备兵[63]。而郡县征兵制实际上是春秋时期民兵制的沿袭，其特点为所有适龄、适役人员都需要服役，有时候符合条件的女性也被纳入征兵范围[64]。 由于战争规模扩大，城市攻防战增多，此时期的军事制度也出现明显变化，出现了专职军将，形成军事领导体制。此时期战国的兵员分类也逐渐多样，分为车兵、骑兵、步兵等。军队编制也由战车为主转变为以步兵为主。步兵的编制为五人一伍，五伍为一两，四两为一卒，五卒为一旅，五旅为一师，五师为一军，一军约有一万多人。除步兵在，战国还有骑兵，据《六韬》记载，战国时期骑兵编制普遍分为长、吏、率、将四类，分别以五、十、百、二百为单位。而在战斗状态中，骑兵则多以三十骑、六十骑为单位。此外，战国时期还出现以军功授爵为中心的奖赏制，在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64]。 战术由于七国兼并战争的频发，战争的成败有时候甚至可以决定国家是否灭亡，战争的重要性也愈加为国君所重视。军事指挥艺术及军事理论在战国得到发展，战术也得到创新[64]。此时期骑兵、步兵战术均有所发展。战国兵书《六韬》对于车兵、骑兵战术提及较多。车兵主要使用强攻手段攻击敌军主力军阵，或截击行军状态下的敌军，而骑兵则主要负责侦察，依靠其灵活机动性破坏后勤运输，并与敌军机动部队对战。《六韬·战骑篇》中，记载了适应车、骑兵的众多战术，如“陷”“翼”“薄”等[65]。而步兵则多形成军阵，以众多士兵形成密集的方形阵列，以“陷阵”为主要作战方式[66]。 在此时期也出现了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如《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其中对于战争战略均有一定记载。《吴子兵法》中，吴起运用料敌应变、因形用权的战略战术思想，主张依据敌情、地形灵活作战，善用军事人才，以治为胜。《孙膑兵法》中，孙膑继承孙武等人的重战、慎战、备战思想，坚持“必攻不守”，认可积极进攻的军事策略，出现了持久战、歼灭战、预备队等军事战略战术。此外，在五国攻秦时期，还出现了合纵连横这一战略战术。而至秦伐六国时期，又出现了远交近攻这一战术。此时水军则逐渐发展成形，其主要装备为战船，根据作战聚集远近灵活选择作战方式[64]。 武器战国时期，随着冶铁、冶铜技术的不断进步，武器也逐渐呈多样化发展趋势，出现了长兵器、短兵器、射远器、防御武器等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战国时期兵器多由铜、铁所制，长兵器大多承袭商殷旧制，鲜有创新，主要有矛、戈、钩、剑、戟等，此外还有劈斫类长兵如斧、钺、戚、斤、戣、瞿等。其中戈、戟使用最为广泛。戈，即勾兵或啄兵，或以钩挽敌，或加以啄刺。戟为矛、戈之结合，柄前装有直刃以刺敌，旁有横刃以啄敌。短兵器则有刀、剑（匕首）等，多为铜制[67]。现出土大量战国时期青铜剑、青铜戈，如双兽首短剑、繁阳剑、卷云纹戈、赵孟戈等[68]。此外，战国时期还出现了铜镞、弩机、投石器等射远类武器，以及甲胄、盾、铠、铜头盔、石冠等防御武器[67]。此时期还出现了具有军事意义的符节，如虎符等，用以调度军队，传达命令[68]。  战国兵器—戈[67]  战国兵器—短剑[68] 外交外交思想战国一改春秋时期外交的道德主义倾向，外交核心向功利主义观念转变，各流派在百家争鸣的自由学术氛围影响下，竞相阐发各自的外交观点，对战国时期的外交实践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此时期的外交思想大致可分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类。其中管仲的霸权学派、孟子的仁义学派、老子的自然学派属于理想主义外交思想。而文仲、范蠡的超限制外交学派、苏秦、张仪的纵横学派、为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拥趸。管仲坚持霸权—秩序思想，主张以霸权维护统治。孟子的外交哲学以“仁义”为核心，主张施行“王道”以实现国家利益[69]。 老子的自然学派则以“道”为万物核心，认为应顺从自然规律，不对国际秩序多加管控，在外交方面也需做到“无为而治”。而文仲、范蠡的超限制外交，则是为达目的，完全抛弃一切道德束缚，用阴谋诡计也在所不惜。鬼谷子为纵横家的开创者，苏秦、张仪继承其纵横思想，发展外交纵横思想。十分重视地缘政治，强调连横与合纵的外交策略，连横的目的“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合纵的目的则是为“合六弱为一强”。此外，还有韩非子的权力外交思想也在战国时期得到发展，韩非子认为权力是实现利益的基本手段，外交成功依靠权力强弱而决定[69]。 外交实践战国时期，外交活动主要有会盟、通婚、说客、商贸往来四种形式。会盟一般指不同国家的双方代表通过会面从而进行事物探讨或举行会盟。“会”即“会面”“碰面”，“盟”则为制度、仪式的一种。会盟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涉及诸夏、蛮夷、戎狄等国家，通过会盟，促进了诸夏与边远国家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通婚则是通过婚姻关系影响国家外交，“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战国时期秦、鲁两国持续通婚，晋献公通过娶戎族之女以示和睦。而说客往往通过游说，以普通民众的身份，通过舆论制造与扩散参与外交。说客外交也进一步推进华夏技术、文化的传播。而战国时期经济发展，商品流通趋势增强，各国间的商贸往来增多，商品作为介质也成为外交的一种形式，提高了外交的广泛性[70]。 外交辞令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已至白热化的局面，各诸侯国政治、军事斗争激烈，春秋时期崇尚的礼法信义消失，在此背景下，战国策士应运而生，即当今常说的鼓吹“合纵”“连横”的纵横家。纵横家尤善游说，在《战国策》中记载了纵横家大量的外交辞令。此时期的辞令一改春秋时的委婉含蓄，变得直白夸张。在《战国策·秦策一》中，记载了纵横家苏秦游说秦惠王采取连横之势以吞天下，《战国策·齐策一》《战国策·楚策一》则分别记载苏秦、张仪游说齐宣王、楚威王时所使用的外交辞令[71]。其说辞内容涵盖古今，语言敷张扬厉，气势磅礴，多用排比、夸张、对偶、形容等修辞手法进行铺垫、渲染[72]。 夷夏之观战国时期，秦、楚大灭夷、狄，秦厉公伐大荔，秦昭公灭义渠。孝公继位后，再灭巴、蜀。华夏疆域随着外族的消灭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外族也因战争而逐渐被同化[73]。战国时期，七大诸侯国以兼并之势取代“尊王”之口号，随着民族大融合趋势的发展，“夏夷之防”的观念不再受重视。战国时期，随着统一条件的成熟，从意识形态到地理划分都已打破诸侯间的疆域边界，形成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大一统观念，将“中国”与“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共称为“天下”，同居“四海”。正如顾颉刚、王树民所言，至战国时期，原先“诸夏”“夷狄”的对立逐渐消失，此时这些名号也就很少使用，同时华夷统一的观念也在逐渐酝酿[74]。 经济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战国时期，出现冶铁鼓风技术、铸铁冶炼技术、铸铁柔化技术等，又有大量的铁矿被开发，冶铁技术的进步为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提供可能[75]。此时的铁农具主要有耒、耜、犁、铫、耨、锄等，大多数都是在木器上套一个铁制的锋刃，代替木、石等农具，便于荒地开垦，提高耕作效率。此时期牛耕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为大面积垦荒提供保障[6]。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还体现在耕作、施肥、灌溉技术的进步以及一年两熟制的推广方面。战国时期出现了深耕、沤肥、除虫、良种等提高农业生产质量的种植技术，也出现桔槔这一灌溉工具，冬小麦种植也在中原地区逐渐推广[75]。 战国农具—铁铧犁[6] 水利灌溉发展战国时期水利灌溉工程的大量修建也从侧面印证了各诸侯国的“重农”政策。战国时中原地区常遭水患困扰，通过修建堤防，可以有效防止水患发生，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此时期河岸堤防建设得到长足发展，最著名的有齐、赵、魏三国修建的黄河堤防。据《汉书·沟洫志》记载，三国以黄河为界，齐国修筑二十五里宽的堤防，“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而魏国与秦国同样以水利灌溉工程而闻名。《史记·河渠书》记载，魏文侯时期西门豹曾“引漳水灌邺”，使恶田变为良田。秦国则在岷江修筑都江堰分水灌溉工程及泾水与洛水间的郑国渠[6]。 手工业官营手工业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分工也日渐细化，手工业内部出现冶金、木工、漆工、陶工、皮革、煮盐、纺织等职业划分。此时期由于国家集权能力的提升，官营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各诸侯国及部下郡、县等均设有专门的工师负责组织和安排手工业生产。《管子·立政》有言“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工师之事也。”[76]官营手工业由政府直接管控，工匠之间互相分工协作，工匠中除官府控制的个体工匠外，还有工奴、刑徒，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品质量责任制，采用三级负责制，主管官府官员——领导工师——具体之工匠三级层层负责，“工有不当，必行其罪。”[6] 战国铜手钳[6] 民营手工业战国时期的民营手工业通常以个体农民家庭为基本单位，耕织结合，为实行努力推动商品流通，提高经济效益，民营手工业普遍技术发展水平较高。此时期也出现了手工业者这一社会阶级。家庭或小手工业者往往开设作坊店铺，称为“肆”，经营者也被称为“工肆之人”，这类手工业者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手工技艺的高低或直接影响个人生存。在民营手工业的推动下，青铜铸造、青铜工艺、建筑技术、煮盐业、酿酒、制陶等技术也得到进步。此外，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豪民地主经营的大型工矿业，如盐铁经营、丹砂开采等[6]。 商业战国时期，随着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确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加之旧有的“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手工业逐渐发展，农民与市场的交换活动日趋频繁，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也为商业贸易发展提供可能[6]。此时南方的木材、矿产、海产、鸟兽，东方的海产和织物，西方的皮革、矿产，北方的家畜和果树等土特产均汇集至市场，商品流通日渐活跃，推动商业的发展。此外各国为陆续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开放山泽渔盐之禁，允许商人谋利，带动了商品的生产与贸易。在农村地区出现集市，大城市则出现固定市场以供商品交换，推动商业贸易进行。而此时陆路、水路等交通要道以及船舶、马车等交通工具的应用也为商业的进一步繁荣提供契机[75]。 城市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技术的进步，加之开垦荒地，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各诸侯国为求富国强兵，也重视人口的扩张，至战国时期，诸多国家的人口密度得到显著提高，社会人口逐渐增加。齐国“邻邑相望”，“鸡鸣狗吠之声相闻，而达乎四境”。春秋时期都邑人口不过千户，普遍为百户之众，而至战国时期，“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万户之县已成普遍现象。随着郡县制的确立推广，城郭也逐渐发展。至战国中期，城郭之地发展至巅峰，“名为县，实为郡也”。一城足可以扩张至八里之众，“材士十万，粟支数年。”[75] 而随着工商业和市场贸易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也得到显著提升，受其影响，城市规模也日渐扩大。据《盐铁论·通有》记载“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郡。”[77]这些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工商业的支撑。此外，以冶铁工业为发展根基的城市也受到诸国争夺[6]。各诸侯国为扩张版图，也开始争夺城市，且不局限于以盐、铁发展为要务的城市。如宋国的城市定陶，为战国时期中原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齐灭宋前，齐、秦、赵三国均力图夺取定陶[75]。 思想背景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权势衰微，群雄崛起，王权逐渐率军，礼崩乐坏局势进一步发展。而此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宽松的学术讨论氛围奠定了经济基础。此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贵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加之长期的兼并战争使得平民阶层通过军功掌权[78]。加之诸侯国为求国富力强，寻求天下有志之士辅佐，共谋大业。“士”阶层崛起，“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促使学术在平民阶层得到发展，百家争鸣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各派著书立说广收门徒互相辩驳推动思想领域百家争鸣局势的出现[79]。 百家争鸣墨家百家争鸣时期，诸子百家互相争辩、驳论，著书立说，收徒讲学，出现了儒家、墨家、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名家、杂家、齐法家等学派，各学派争相阐发自己的观点，百家争鸣局势突显[78]。其中，墨家认为当前，人民所面临“三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而若要解决三患，就需要做到“三务”，即“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而具体的解决措施则需要通过“兼相爱，交相利”“尚贤”“尚同”等主张进行。主张选拔贤人管理政治，反对贵族世袭特权，天行法仪，重视社会劳动生产，并提出非乐、非攻，非命，非儒、节用等思想主张[80]。 道家而道家学派以老子为代表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其学说有杨朱的“为我”说，列子的“贵虚”说及稷下学宫的道家学派。作为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将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称之为“道”，认为利用“道”可以以弱胜强。而老子的斗争策略则重视主观努力，讲究“不争之德”，认为有了不争之德，就可以防止失败，立于不败之地，反对大国兼并，提出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庄子则认为世界万物是相对的，不存在客观的、共同的标准，逃避现实，追求精神自由。而从道家分化而来的慎到法家思想，同样主张国君应无为而治。但同时也提倡法治，重视“势”的运用，认为国君需要运用威势推行法治，以加强统治[80]。 儒家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内部则分化出曾子、孟子、荀子不同学说。曾子一派主张修身治国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认为唯有培养自身道德，方能立身处世，并提出阴阳二气化生天地万物之说。孟子则主张王道和仁政，鼓吹效法先王以施行仁政，反对国君的虐政和霸道，认为人性本善，并将性善论作为推行人政主张的理论依据，排斥“利”而讲究“仁义”，同时强调民心的重要，不以国君利益为重。荀子则认为天行有常，人力终将战胜自然，主张人性本恶，并以礼仪和法度为衡量标准来评判善恶，推崇礼治，以礼为核心对社会万民进行教化，主张用仁义和王道完成统一[80]。 法家法家思想代表业有商鞅、韩非子、慎到等人。商鞅主张加强法治，奖励耕战，奖励告发奸邪盗贼，轻罪重刑，从而加强法治的效果。认为治国之要在于坚定不移的推行耕战政策，以最终实现统一。韩非则强调法、术势三者兼用，取三派之长以完成统一，将国家比作君主的车，“势”为拖车之马，“术”则为驾驭手段，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此外，韩非子具有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主张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提倡性恶论，提倡极端专制主义，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相互的利害关系上，因此治理国家不能靠爱怜，也不能讲究仁义[80]。 齐法家此外，还有重视生产、计划、法令、数术的齐法家，齐法家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和分明赏罚，认为国家君主主持行政工作需按照规则计划施行，对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需事先计划筹算，加以准备。齐法家还十分重视农业，主张农事为本，讲求术数、法令、分职、威势的兼用，认为一切事物均需凭制法治而行动，通过执“法”来推行法治。其政治主张还包括顺应天道发展变化趋势和规律以推行相关政治举措。认为君主制定法令必须使天下治利除害，合乎民情，合于天道[80]。 兵家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频繁激烈，兵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也逐渐繁荣。兵家的起源可追溯至春秋晚期的孙武，其代表作有《孙子兵法》。战国时期出现了孙膑，吴起，尉缭等著名的兵家。兵家认为，兵者为国之大事，需要通过对战争的客观规律进行认识和掌握，以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强调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孙膑曾指挥桂林之战和马陵之战，齐军大败魏军，使齐国转弱为强。孙膑全面继承了前辈孙武的军事理论，提出“因势利导”思想，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著有《孙膑兵法》一书[81]。 其他学派除墨家、儒家、道家、法家、齐法家等战国时期盛行的学术流派外，还有名家、杂家、纵横家等众多流派。其中，名家代表人物有公孙龙、惠施等。名家注重讨论“名”与“实”的关系，即事物的名称和事物本身的关系。名家往往在事物的名词、概念以及逻辑关系分析等进行研究。时人称其为“辩者”或“察士”，著名的辩论有“白马非马”等。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为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说”，将水、金、地、火、木土与五德相连，与天的青、赤、黄、白、黑五色呼应，五德与五色循环往复。而纵横家则主要利用联合、排斥、利诱的方办法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或主张以较小的损失获得较大的利润。杂家，即杂糅各家学派之所见。战国时期，杂家博采众议，集各家之长，兼容并施。《吕氏春秋》即为杂家的集大成之作[78]。 最终消亡战国时期，社会总体趋势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而随着秦统一六国和中央集权制度的逐渐发展，国家逐渐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监管，文化专制主义逐渐萌芽，扼杀了思想界的自由讨论氛围，百家争鸣也逐渐成为历史。纵观诸子百家思想文化，专制主义蕴含其中。孔子是文化专制的首倡者和践行者，批判与儒学不合的学派，将其视为“异端”，认为这些异端需要进行消灭。而墨子所提出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也蕴含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思想。《孟子》一书中也有明显的文化专制主义思想认为墨家、道家的言论为荒谬残暴之说，主张“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82]，将墨、道学派尽数消灭[81]。 至荀子时期，明确提出了“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的观点，主张心思应用于正道，统一社会思想，借孔子之说大述文化专制主义。韩非也主张统一诸子各家及其言行，强调社会法制的统一，将私学视为加强统治、维护稳定的对立产物，提出废“书简之文”“先王之语”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将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视为祸害国家的五大蠹虫，文化专制达到巅峰。后期，商鞅则将文化专制主义落入实处，垄断国家统治思想，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监管，法家主张对思想文化加以管控，法家思想垄断全国，文化专制盛行，以自由学术为特征的百家争鸣也渐渐消失[81]。 文化文字战国时期的文字较西周春秋时，已有较大的发展。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商品交换逐渐增多，文字的应用也日益广泛。而在广泛应用的需求下，简化草率的字体大量流行。此时期的文字并没有专属名称，在实际使用中大致形成了工整和草率两种字体，其中工整的一种就是篆书的起源，草率的一种则称“草篆”，又称“古隶”[83]。而若按照国家划分，由于战国时期诸侯国，各自为政，互不同属，文字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各国文字在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方面差异较大，大致可分为秦国文字和东方六国文字两大系统[84]。  战国文字[83] 六国文字指的是韩、赵、魏、齐、楚、燕的文字，后称“六国古文”，六国文字较春秋金文更为简化。秦国文字则为“大篆”。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有意识的将文字作为艺术品雕刻在兵器或青铜器上的行为。至战国时期已经出现错金银的美术字体，书写时力求工整美观，如“鸟篆”“虫篆”“缪篆”等。1977年，湖南益阳县赫石庙战国墓发现的一把铜剑，上下两面都刻有鸟篆类铭文，这也是书法的起源。而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阶级结构的变化，加之新兴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需要表达各自的观点主张，文学在此期间得到了充分发展，出现散文、诗歌、赋曲、小说等众多文体[83]。 宗教战国时期的宗教以原始宗教为主，宗教信仰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灵物崇拜，图腾崇拜，灵魂和祖先崇拜等三大类。其中，自然崇拜包括对于太阳，天地，山川等自然景物的崇拜。在长岛大口遗址中，曾发掘出原始居民用于祭天的火坑，而胶东半岛地区存在祭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被当时人们认为具有抵御灾害，战胜邪恶能力的物品，称之为灵物，如龟甲、漳牙、猪门牙等。图腾崇拜则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鸟、太阳、龙、蛇、兽等都是原始人在图腾崇拜中所使用的图像[85]。而战国时期的祖先崇拜则主要体现在卜筮、祷简等方面。战国时期，人们认为祖先是生者的保护神，具有攘吉消灾的作用，因此对其进行祝祷，这里的祖先主要指男性先祖[3]。此外，还有龟甲占卜、原始八卦等信仰崇拜[85]。 科技数学战国时期，数学计算由于经济发展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杨宽认为“战国是由于测量土地、计算租税和买卖的需要，特别是制作器械的需要，数学也有了发展。除一般的加、减、乘、除的计算外，已能进一步做分数的计算，也能对面积和体积做精密的计算”。在《考工记》中也记载了勾股定理的应用[86]。战国时期算筹和筹算得到广泛应用。算筹即一种特制的木棍，也有用木、骨、金属等所制的，依据纵、横布置进行计算。此外，墨家著作《墨经》中也提到了如圆、角、正方形、矩形等几何概念，并对于点、线、面、体及其相互关系加以说明[87]。 物理学而在夏、商、周的时期的知识积累下，战国时期的物理学得到了飞速发展。后期墨家及名家提出了有关力学、光学、声学等方面的问题[87]。在力学方面，墨家认为“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此时期对摩擦力、浮力、杠杆原理等均有一定认识。光学方面《墨经》讨论了小孔成像原理，用带有小孔的板遮挡在屏幕与物之间，屏幕上就会呈现物的倒像，将此现象称之为小孔成像，反映了光的直线传播的性质。此外，对于凹面镜成像，凸面镜成像也有所讨论。声学方面，我国首先发明声音共鸣现象，《墨经》记载了用大瓮扩大声音来观察敌情的方式[86]。 地理学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地理学的初创时期。此时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在地图绘制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禹贡》作为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理著作之一，依据河流山脉大海将中国划分为九州，并详细叙述了九州的自然地理状况[86]。除《禹贡》外，《山海经》也是此时期的自然地理著作，对于中国地区的河流、湖泊、沼泽、动植物、矿产等均有详细记载。《管子·地员》也提到了九州之土，记载了山地、丘陵、植被和土壤等情况。此时期还出现了种类繁多的地图，《周礼》中提到，此时期的地图内容包涵行政区划图，山川地形图，植被物产图，人口户籍图等。至战国末期，地图的测绘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具有相当的明确性和实用性[87]。 天文历法战国时期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星占的需要，天文学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战国时期，对于日食和彗星等均有所记录，据《史记·天官书》记载，战国时期日食达到二三十次。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也出土了各种形象彗星的帛书，表明战国时期人们对彗星的观测和认识已十分丰富[86]。此时期，对行星和恒星的观测也取得了较大成就，《甘石星经》中五大行星的运行周期及会合日，更精密的定出了120颗恒星的具体坐标值。在立法方面战国时期也出现了多种立法方式，各国使用的历法有黄帝历、颛顼历、夏历、阴历、周历、鲁历等，史称“古六历”。并确立了岁星纪年法以碎星在某一次的天文现象来纪年，以此得到统一纪年[87]。 医学战国时期，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对疾病的认识，医学也逐渐脱离巫术而独立。此时期医学发展的表现主要在医方、名医两方面。战国时期对医药的认识已十分丰富，所使用的药物种类也逐渐增多。长沙马王堆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我国最早的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说明当时治病已逐渐为以医药为主，在药物使用和外科手术方面医学均得到发展。除《五十二病方》外，还出现了《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黄帝内经》等医药方书，《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基础的确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医和、扁鹊等名医，推动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上达到较高水平[87]。 艺术实用艺术战国时期艺术飞速发展，首先表现在实用艺术品方面，如铜器、铁器、漆器等。战国时期一改春秋时呆板的图饰纹刻，变得生动具体。花纹、鸟兽纹、几何纹所刻画的形象愈加鲜明，此时还出现了车马狩猎、水陆攻战、宴请等描写现实生活的图像纹饰，人物刻画也更显细节。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葬中出土了水陆攻战纹铜鉴，表现出格斗、射杀、划船、击鼓、犒赏、送别等多种战时状态。而人物刻画中臂、腿等肌肉十分明显，表明当时的表现技法已较为进步[83]。  宴饮射猎图（摹本）[83] 在铜器的造型艺术上也发生变化，出现带有耳、足的鸟兽型器物，鸟兽形的“尊”出现。陶器装饰则出现弦纹、栉齿状纹、锯齿状纹、人字形纹、山状纹、螺旋状纹等组成的暗花图案。此时，瓦屋建筑也较为普遍，出现板瓦与瓦当，上多刻有蝉纹、饕餮纹、双兽纹、山云纹。河北邯郸赵王城出土的圆瓦当印有三鹿纹和变形云纹。楚国漆器的花纹图案也有重大发展，民间工艺者直接使用毛笔在器物上作画，出现平涂画法，龙、凤、鸟等禽兽刻画的十分传神[83]。   暗花纹[83] 绘画战国时期绘画的发展与毛笔的应用具有很大联系。1954年，在湖南长沙南门外左家公山的战国墓出土的筹算及毛笔等物。毛笔笔头的毛峰很长，适用于写字与绘画。此时期绘画的发展也与当时的宗教风俗有较大关联。由于鬼神之说不再盛行，大多国家均废除了用活人祭祀的礼仪，改用画像祭祀，宗庙神祠中也出现了大片的壁画，推动了绘画的发展。1949年长沙东南近郊五里陈家大山的战国楚墓出土的《龙凤妇女图》以及1973年，长沙城东子弹库楚墓出土的《男子御龙图》也说明当时的绘画技巧已相当成熟[83]。  龙凤妇女图[83] 音乐战国时期的音乐也得到发展。《诗经》原本为用音乐伴奏歌唱的诗歌总集，大体可分为风、雅、颂三种曲调。颂为舞蹈的祭神歌曲伴奏乐器有琴、钟、磐、镈等。“雅”原为竹筒状乐器，这一曲调的伴奏乐器有琴、瑟、苼、钟、磐等。“风”则指各国民间流行的曲调，通常以琴为伴奏乐器。除此之外，战国时期还出现了竽、筝、筑等乐器。此时期的音乐可分为贵族音乐和平民音乐两大类。贵族的音乐由于需要配合礼仪演奏，因此曲调多讲究平和端庄，而民间音乐则多婉转曲折。此外，战国时期还出现陪葬乐器如编钟、编磐，打击乐器如鼓、鼙等，以及弦乐器萧、埙、箎等[83]。 雕刻战国时期的雕刻艺术也逐渐发展。长沙楚墓中出土了大量木雕怪神像，这些怪神像雕刻的张牙舞爪，十分生动。木制容器、乐器、饰物等在战国墓中也有发现。而多数战国墓中，也有用于陪葬的木俑，有些木俑的手臂甚至可以活动，木雕人像技术已有相当进步。而此时木板透雕技术也逐渐发展，长沙战国时代，楚墓中内官底部常有透雕花板发现。1965年，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彩漆木雕作品是战国时期木雕工艺的代表作，底座以平雕技术刻有蛇蟒，屏上则通过透雕技术，刻有陆凤雀舌等相互角斗的形象，周身则加以朱红、灰绿、金银等色的彩绘[83]。  战国木雕座屏[83] 社会娱乐战国时期，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城市逐渐兴起，地主、商人汇集于城市，娱乐活动也随之在众多商业城市中展开，此时期的社会娱乐活动已相当丰富，民间娱乐大致有斗鸡、走犬、六博、投壶、讴歌、弈棋等种类[88]。斗鸡即用两只公鸡互相斗争取乐，走犬则是驱使猎狗追逐兔子的娱乐活动，六博则是指一种掷采下棋的比赛，需要先掷采再行棋，而弈则是围棋，只行棋，胜负决定于棋艺的高下。投壶则是用矢投壶进行游戏比赛，讴歌则是由劳动过程中唱歌演变而来的，演变出众多民间曲艺者。此时贵族的娱乐活动也更加丰富，出现专供国君娱乐的艺人“优”，主要表演歌唱跳舞、表演笑剧等[89]。 体育锻炼战国时期民间和贵族的体育训练也逐渐发展，种类繁多，大致有射箭、击剑、角力（摔跤）、蹴鞠、举鼎、杂技等。战国时期，箭矢作为冷兵器能做到远距离伤人杀敌，为各国推崇。各国鼓励百姓练习射箭，射箭成为战国时期十分普及的体育运动。击剑又可防身，又可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也受到国家重视。角力则为战国时期重要的比武项目，《礼记·月令》记载“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88]。蹴鞠则是使用实心皮球进行踢、蹋训练，并从中选取武士。举鼎则是在战国时期盛行的举重游戏，秦武王“有力好戏”，最后因举鼎而死。而杨宽则认为战国时期的体育锻炼也包括戈法。戈即用细线绑于箭矢，射中猎物后方便拿取[89]。 战国时期，随着纺织技术的提高及织绣技艺的发展，服饰也较先前有所改变。此时丝织品种类增多，出现丝、绸、绢、绨、纱、罗、绵、绦不同的丝织物[90]，此时服饰多为深衣。其特点是上衣与下边的裙裳连为一体，通常为续衽钩边、交领右衽'、下摆通直，分为曲裾袍和直裾袍两种，在剪裁时多将上衣与下裙分开。而此时期由于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胡服也逐渐流行。与中原地区的宽博特点相反，胡服多为短衣长裤，配高筒靴，衣服窄瘦，方便活动。此时期首饰与配饰也更加强调造型美，出现革带、带钩、玉佩等配饰，足衣种类增加，有舄、屦、鞋、靴等，其中“舄”作为正式礼服的配饰，多为木质厚底，绸面。而“屦”则为日常生活所穿，多由麻、草所制[91]。 曲裾深衣[91] 饮食战国时期，由于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人们的饮食也发生一定变化。所食事谷物主要有麦、黍、粟、菽、糜等，瓜果蔬菜主要有葵、韭、芹、菲（萝卜）、荷、笋、荇菜、苦瓜以及桃、杏、梅、苹果、枇杷、樱桃、梨等。由于家禽在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普遍饲养，马、牛、羊、鸡、豕等成为肉食的主要来源。此外，人工养鱼业也逐渐发展，鱼类等水产也成为食物。而至战国时期，调味品的种类也渐渐增多，除盐以外，还出现了醢、酱等咸调味品，甜味调味品则主要有蜂蜜、饴、蔗浆等。随着食物的丰富，饮食器具也逐渐增多，出现了鼎、鬲、釜、镬、甗、筷等炊具。菜肴品类也增添有炙、羹、脯、脩、醢、脍等多种方式，酒的品种也逐渐增多[92]。 交通战国时期的交通道路在春秋时期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多呈由各个国家的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之势。如秦国的都城咸阳，向外辐射有多条道路，秦国向东，由咸阳渡渭水，出函谷关，过雒邑至中原各处，可到达栎阳和大荔王城。由咸阳向东南行，经过商于和丹阳可至宛（今河南南阳）、穰（今河南邓县）。由咸阳北行，经上郡治所肤施，一路向北抵达河上，此外向北还有通过萧关抵达黄河。秦国向西南还有通往巴蜀的道路，过斜谷、梓潼、葭萌，后经过发展，又自成道路至湘西。韩国以平阳为交通中心，向南可以通到晋国的旧都新田和魏国的都城安邑，向北可以到达赵国的晋阳，横穿上党中间，经过平阳。其余国家的交通道路也基本呈现出此状态[93]。 而若以纵、横分析战国时期的主要交通道路，则此时共有12条横向交通要道，共约2.1万公里，纵向交通要道则有15条，约1.26万公里。其中横向道路有咸临主干线、咸九干线、咸夏干线、宛鲁干线、蓟晋干线、郢滇干线、巴蜀干线等。纵向道路则有太行东干线、太行西干线、洛宛干线、宛夏干线、老居干线、长仓干线、临无干线、褒斜干线、陈沔干线、沔蜀干线、巴鄨干线。这些干线纵横交错，组成了战国时期严密的交通网络[94]。此外，战国时期的水路交通也逐渐完善，《禹贡》中构想了连接全国的水运网，魏国、齐国、燕国、秦国也相继开凿鸿沟、淄济、燕下都运粮河、都江堰等运河及水利工程，水运交通更为便利[95]。 君王年表
相关作品
|
|
|
来自： 新用户99584979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