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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人们造舟船和网具捕鱼生活的写照 仰韶文化时期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长24.8厘米，高15.6厘米 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此船形彩陶壶为盛水器，由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演化而来。陶壶两端如船形上扬，壶身装饰网纹，极似从河里收网捕鱼或晾晒鱼网的情景。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捕鱼的能力已显著增强，大量鱼镖、鱼钩、网坠等捕鱼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些地区还修造了存储鱼类的穴等。从事这些复杂的活动离不开舟船的助。远古时期舟船均为木质材料，容易腐烂，很难看到完好的实物。长江下游地区出土过独木舟及少量船桨等，资料多不完整。船形彩陶壶是一个独木舟的模型，是人们制造原始舟船、网具并掌握捕鱼技术的真实写照。
和船形彩陶壶陈列在一起的，还有同样出土于宝鸡北首岭的鱼鸟纹彩陶壶、小口尖底陶瓶、交错三角纹彩陶壶等。其中，鱼鸟纹彩陶壶壶身绘鱼鸟纹装饰，首尾相逐环绕一周。鸟长颈长喙，头顶生翎，正衔住鱼尾。鱼拼命挣扎反抗，一副被动挨打的模样。画面借助鱼、鸟之间的争斗之势，隐寓远古社会并存的两个群体之间的斗争状况。 人鱼合体或是为夭折儿童招魂祈福 仰韶文化时期 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 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人面鱼纹彩陶盆是公认的彩陶艺术精品。此彩陶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和鱼纹，人面头顶有鱼鳍形装饰，嘴巴两侧和双耳部位都有两条相对的小鱼分置左右，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类似的彩陶盆在半坡遗址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可能是一种特制葬具。 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们生活的写照。另外，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人头装束奇特，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因此这类图画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也有人认为人面与鱼纹共存构成人鱼合体，寓意鱼已经被充分神化，可能是作为图腾来加以崇拜。
和人面鱼纹彩陶盆陈列在一起的，还有同样出土于西安半坡的鱼纹彩陶盆、鹿纹彩陶盆、刻画符号陶片，以及席纹陶钵、骨针骨锥。 其中，刻划符号是半坡人留给现代人的一个难解之谜。据了解，在半坡遗址中发现了22种刻划符号，共113个标本。这些刻划符号大多刻划在陶钵外口缘黑带纹上，多数笔画简单，形状规则。多数学者认为，刻划符号是半坡人用来记事或记数的符号，是甲骨文的前身，处于中国文字的萌芽阶段。 而席纹陶钵、骨针骨锥则证明，半坡人已经会编席织布。 仰韶文化时期古人造型艺术的实力 仰韶文化时期 1958年陕西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太平庄出土 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鹰形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双腿与尾翼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形体巧妙地融为一体。它既是巫术活动中的敬神礼器,也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陶塑艺术珍品。仰韶文化以精美彩陶而著称，鹰形陶鼎的问世表明：此时的人们不但擅长彩绘图案的创作，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有很强的实力。
鹰形陶鼎出土于一座成年女性墓葬，与其共出的物品还有十多件骨匕、数件石圭、石斧及一批生活器皿等。石圭、骨匕等物品通常作为礼器来使用。鹰鼎与它们放置于同一墓内，形式与众不同，可能与当时的祀活动有关。 为商周两代划分提供重要年代依据 周武王时期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 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20.2厘米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是商周历史的分水岭。利簋内底铸有铭文4列32字，记录了武王伐纣在甲子日的清晨，时逢岁星(木星)当空，一日间结束了灭商战役。铭文内容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古籍的记载相吻合，证实了相关文献史料的可靠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利簋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件能确定为周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之一，弥足珍贵。2012年曾被九位考古、文博专家盘点为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作器者名“利”，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利簋铭文虽很简略，却记录了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关于牧野之战具体日期，千百年来史学界多有纷争。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利簋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同时也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典型式样 周康王时期 高102厘米、重153.5公斤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驹尊可见西周对马政的重视 方彝可窥王室宫殿建筑风采 西周中期 高32厘米
“盠”青铜驹尊为昂首站立的马驹形，腹腔中空，背有长方口，上置小盖，盖上有兽钮。1955年出土于陕西郿县李村西周铜器窖藏。执驹之礼见于《周礼·夏官·校人》的记载，是小马二岁离开母马而升入王闲（即天子的马厩）为服马时，初系马具所行之礼。西周时期注重马政，因此执驹礼由天子亲自参加。这件驹形青铜尊胸、盖部分别铸有铭文，记述甲申日周王在斥地举行执驹礼，期间赏赐盠两匹马驹。盠为感谢王恩，铸制这件驹尊告知先祖并以为纪念。
与“盠”青铜驹尊陈列在一起的，还有“盠”青铜方彝。年代也是西周中期， 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盠方彝堪称西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从历史价值来看，器、盖铸制同铭长篇册命铭文，记载周王册命作器者盠，让其作为西六师、殷八师的纠察之官，管理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反映出西周王朝森严的军事体制以及西周官制；从艺术价值来看，盠方彝的造型艺术与一般的方彝有异，器盖较高，为庑殿顶状，同时器身两侧置有上卷式的象鼻耳，使得整件器物外观十分具有张力；从科技价值来看，整件器物的造型，因器盖及其上捉手均采用庑顶状的造型，隐约反映了当时的重檐式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西周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铭文表明西周王朝军事实力衰弱，世家大族势力崛起 西周晚期周厉王时期 传1942年陕西扶风任家村窖藏出土 高54.6厘米，口径46.7厘米
此类垂腹鼎是西周晚期的典型形制。鼎腹内部铸铭文20行208字(含重文3字、合文1字)，铭文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追述了禹的显赫家世，称颂其先祖辅佐周王，建功立业，武公命禹继承祖考的官职，尽忠职守；后半部分叙述噩侯率南淮夷入侵，周王朝的西六师和殷八师作战不利，武公命禹出征，禹率家族武装克敌制胜，俘获噩侯驭方，立下赫赫军功的禹铸此鼎赞颂武公的恩德。 铭文内容表明西周晚期周王朝军事实力衰弱，而世家大族势力崛起并成为不可忽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商周最大水器，藏在金文中的诗 西周晚期周宣王时期 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今属宝鸡陈仓) 属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可见秦国宫殿规模的宏大和建造的精巧 春秋·秦 1973-1974年陕西凤翔出土
这是一种曲尺形青铜建筑构件，与木构件结合使用，用于连接和固定建筑拐角部位。这件青铜釭出自春秋时期秦国都城雍的宫殿遗址旁，这里先后发现3个窖藏，共出铜质建筑构件64件,有曲尺形、楔形、方筒形、小拐头等。这些青铜建筑构件反映了春秋时期秦人在青铜器铸造和建筑技艺方面的进步，更可想见秦国宫殿规模的宏大和建造的精巧。 秦国匠人和现代人用着同样的工具 战国·秦 1979年陕西凤翔出土
秦国庞大军队的缩影 秦 1974年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
秦陵兵马俑发现以前，它曾最有名 西汉 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长陵陪葬墓出土 步兵俑高48-50厘米，骑兵俑高54-68厘米
上世纪60年代，在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发现以前，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兵马俑是最有名的。这些彩绘陶兵马俑的服饰、铠甲、马的毛色及鞯、辔等均施彩绘，其描绘之细致，数量之多，配套之全，品类之繁新，步武之严整，为汉代出土文物所罕见。 尤其是陶骑兵俑集中排列，自成方阵，已经是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兵种。陶骑兵俑一般的着装和不够完善的马具，说明骑兵还处于开始发展的阶段；但与战国时期的骑兵相比，又表现出其装备日益完备的趋向；而身披铁铠的重装骑士，则已经开始占据他们的位置。整批陶兵马俑生动反映了当时军队正处于从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主力变化的关键时期。 长陵是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其陪葬墓4号墓和5号墓据推测可能是西汉初年丞相和名将周勃（或其子周亚夫）夫妇墓。1965年清理了4号墓南边的11个陪葬坑，其中步兵俑4个坑，骑兵俑6个坑，分左右两列，每列5坑；战车坑1个，居两列之间，共出土2500余件彩绘陶兵马俑。1970-1976年在发掘4号墓、5号墓时，在墓坑内外又发现了1个祭祀坑、3个用具坑和4个车马坑。 汉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西汉 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 高34.1厘米，长58.1厘米
服饰风格南北文化并存 西魏 1977年陕西汉中崔家营出土 文官陶俑高38.9厘米，武官陶俑高40.2厘米
△彩绘文官陶俑、彩绘武官陶俑（此图图源：国博官网） 此俑出土地点位于南北交接地带，服饰风格也呈现出南北文化并存的特点。文官陶俑头上饰顶花，头顶有一束向后平伸的长发髻，这种发古代称为“椎髻”或“魋髻”。身穿交领宽袖短上衣，下着筒形裙裤。武官陶俑戴小冠，穿褶服。 北朝的山南(秦岭以南地区，包括今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 一带豪族都有私人军队。山南豪族投向北魏、西魏政权后，世袭郡守县令，多次参加对南朝的战争。这些豪族分属于不同民族。该西魏墓出土的73件陶俑，大部分是文官和武官陶俑，从发式可区分出戴小冠和梳椎髻两类人。其中戴小冠的陶俑应是汉族人或汉化的少数民族形象，梳椎髻的陶俑应为山南豪族军队中少数民族吏员的形象。 与彩绘文官、武官陶俑陈列在一起的，还有西魏的彩绘陶双丫髻女俑。 他虽未得善终，却为三代外戚亘古未有 北周 1953年陕西省咸阳市底张湾出土 长41厘米，宽41厘米，厚7.4厘米
△独孤信墓志（图源：国博官网） 鸡首趋向写实，柄仍保留着南朝时双龙形柄 隋 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高27.4厘米，口径7.1厘米，底径7厘米
鸡首壶是指带有鸡首状流的盘口壶，始烧于三国末年，由两晋一直沿用到唐初，流传范围很广。鸡首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南朝至隋，鸡首由小到大，壶身由矮小到瘦长，壶口更高，颈变细，肩部贴附的系由条状到桥形。此鸡首趋向写实，柄仍保留着南朝时期的双龙形柄。瓷胎呈白色，通体施白釉，近底部无釉，表面有细冰裂纹。整体造型挺拔秀丽，线条优美。
与白瓷鸡首壶陈列在一起的，还有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龙柄传瓶。此外，李静训墓出土的镶金边白玉杯在国博也很受关注。这件镶金边白玉杯由上等和田玉雕琢而成，口沿镶金带一周，通体光洁无纹饰。柔和的玉质、凝练的造型使它虽小却显得高贵典雅。它包含了“金玉满堂”之意，是隋代玉器的一件代表作，体现了中国玉器生产逐步完成了从礼器向日用器的过渡。此外，国博还藏有李静训墓出土的隋绿玻璃小瓶，该文物属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粟特风格影响下，中国工匠制作而成 唐 1970年陕西省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 高3厘米，口径11.5厘米，底径5.8厘米
何家村窖藏出土金银器达265件，是唐代金银器的一次空前大发现。据窖藏内同出的“开元十九年安庸调银饼”和中外钱币的年代判断，这批器物的年代不晚于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双鱼金花银碗即是其中的一件。此碗通体鎏金，但多有剥落。碗心饰以同向游动的双鱼造型，捶揲而成。这种构图方式在当时盛行于粟特地区，但题材确完全是中国化的，此碗是在粟特风格影响下由中国工匠制作出的一件中西合璧的精美工艺品。鱼纹作为传统吉祥图案，“鱼”“余”同音，碗中的两条鱼分别是鲤鱼和鲶鱼，恰恰寓意“连年有余”之意。 唐懿宗和僖宗埋入地宫的供养器 唐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
开放的时代促进了音乐舞蹈的多元化发展 唐 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 骆驼头高58.4厘米，首尾长43.4厘米，舞俑高25.1厘米 属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骆驼昂首挺立，驼背平台上铺彩条长毯，上有3名胡人、2名汉人组成的乐舞队。中间一个胡人在跳舞，其余4人围坐演奏。他们手中的乐器仅残留下一把琵琶，据夏鼐先生研究，应该是一人拨奏琵琶，一人吹筚篥，二人击鼓，均属胡乐。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包容的氛围也促进了音乐舞蹈的多元化发展。当时，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唐玄宗曾“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 唐代百戏留下记载的有盘杯伎、吞剑伎、猕猴缘竿伎、透飞梯伎等。骆驼载乐俑集杂技和马戏于一体，表现的应该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在西安中堡子村唐墓也出土过类似的作品。因而可以想见，这种形式的表演在唐时的长安一定是大受欢迎的。 唐时，中亚有许多乐师、歌舞者留住长安城内，唐高祖曾拜中亚安国出生而长居长安的安叱奴为散骑常侍。曹国人曹保及其子善才、孙曹纲都是蜚声艺林的琵琶名手。宪宗元和时，西域米国人米嘉荣曾为唐朝廷供奉，是歌曲名家。玄宗开元时，康国、史国均造使献胡旋女子。南亚、东亚诸国中的骠国、扶南，以及日本也有很多乐工旅居长安，带来了很多新的乐曲和乐器。 它证明大明宫含光殿建有马球场 唐 1956年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 长、宽各53.5厘米
这块出土于大明宫遗址的石志上刻有“含光殿及毬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一般认为马球运动源于波斯，后经西域传入中国；也有人认为这种运动是由吐蕃（西藏）传入内陆的，传入时间是唐朝初年。还有认为是起源于我国的三国时期。 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提倡，马球运动首先在宫廷中盛行，后渐波及民间。据记载，唐代宫城中多处设有“毬场”或“毬场亭”，这块石志证明了当时大明宫含光殿建有马球场。此外，唐代长安城内的王公贵族亦多于私宅内辟有球场。京城内马球运动曾风靡一时，再以后又由京城传入各镇，并在军队中流行。
和含光殿“毬场”石志陈列在一起的，还有1958年西安唐墓出土的彩绘陶打马球女俑。共5件，均为女性，着紧身服，骑马，手中木质鞠杖已朽失，但策马打球的身姿栩如生。马尾束起，以防争抢中相互缠绕。 唐代很多皇帝也喜好打马球。百姓虽然没有条件筑球场、穿特制球衣，但他们在街头里巷到处可以打球为乐。正像这套打球俑表现的，妇女也参与打球，唐诗中就有“自教宫娥学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的诗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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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培训班背包 > 《茶道 瓷器 民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