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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交给总司令 
无意之中，我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碰到了史沫特莱的墓地。史沫特莱，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想不起来多年前在什么地方知道了她，有可能是为纪念她中国邮政发行的那枚小小的八分钱邮票，也可能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朱德与史沫特莱”故事片的放映，或许是哪张报纸上写有回忆她的文章。史沫特莱的墓碑由朱德题字，更加促使我写一篇她墓地随笔的想法。凑巧，我有一张2019年1月20日人民日报的一个剪贴，文章结尾有300多字的一封信，涉及到史沫特莱。于是我把它抄录下来，作为这篇稿子题目的由头。史沫特莱在走上即将令她一去不复返的手术台的八天前，怀着坦然而又无比真挚的情感，于英国伦敦给她最为亲密、信赖的英国女友玛格丽特留下一封信，对自己的后事作了如下安排：我并不以为我会在手术中死去，但是以防万一，我想告诉你几件事并请求你惠予料理。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盛和自由的中国。我还在遗嘱条文中特别请求，火化我的遗体，将骨灰送交朱德将军，埋在中国。能设法一定做到吗？我不是基督教徒，因此希望不要为我的遗体举行任何种类的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一向只有一种忠诚，一种信仰，那就是对于穷苦和受压迫人民的解放和在此前提下如今已经实现的中国革命的忠诚和信仰。如果（驻英）中国大使到来，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唱一支歌——“起来”（《义勇军进行曲》），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在中国，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中国革命者同在。从遗嘱可以看出，直到临终那一刻，她都怀着对中国人民深深的感情。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1916年她到纽约，投身于激荡的政治活动。1919年赴欧洲，侨居德国柏林8年，回美国后她被指控煽动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而被捕。出狱后，接连受到美国当局迫害，于是再次前往柏林。在德国期间，《法兰克福日报》连载了她的自传《大地的女儿》。1928年12月，她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经莫斯科和西伯利亚铁路到达中国东北，时年36岁。很快，她就把自己和中国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一待就是十二年，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在东北，她调查日本对华经济掠夺、军事战领的情况，并写成稿件发回报社，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外国女记者。1929年5月初，史沫特莱抵达上海。她先后参与创办和编辑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中国呼声》。她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卫人权同盟”，利用她的交际才能和记者身份，团结了许多进步的中外朋友。她和鲁迅等左翼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曾暗中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并把自己的家作为他们通信联络和聚会的场所。1931年2月，柔石、殷夫等五作家被国民党杀害，她应鲁迅要求，将鲁写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译成英文，发表在美国杂志上。在上海期间，史沫特莱根据来自江西苏区的讯息和在她家养病的红军军长周建屏提供的素材，撰写了著名的报告文学集《中国红军在前进》，此书在美国和苏联同时出版。她写的反映中国人民生活和革命斗争的著作《中国人的命运·今日中国速写》由美国出版。这两部著作，使史沫特莱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英国记者贝特兰曾这样写道:“这一姓名（指史），对于我所知道的北平学生，简直成了传奇。《中国人的命运》和《中国红军在前进》的作者，也许可以说是外国作家在中国青年中拥有读者人数之多仅次于高尔基的一位。”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正在西安采访的史沫特莱第一时间在电台，用英语把真相向全世界作了广播，及时戳穿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她于1937年1月进入陕北采访。为了改善延安的医疗卫生条件，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联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希望派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她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广泛介绍国际医生来支援中国革命，著名的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布朗、柯棣华等受到她的影响，纷纷来中国参与抗日战争。因为八路军缺少药品，她争取到英国、美国红十会的援助，为我八路军根据地送来不少的重要药品。征得毛泽东同意，史沫特莱秘密向上海的外国记者发出邀请函，力劝他们到延安，在她的鼓励下，仅美国就有6名记者先后克服种种困难，来到延安投身伟大的革命斗争。在1937年1月到7月的半年之内，局势相对平静，史沫特莱利用这个时间，接触了许多中共领导和高级将领，特别是朱德平易近人、联系群众、朴实厚道的特点，给她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在此之前，她听到过许多关于朱德的传说，知道他是一位英勇顽强，富于传奇色彩的红军领袖。从而使她产生了给朱德写一部传记的想法。然而，当她把这一想法告诉朱德时，朱德拒绝了她的要求，因为朱德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人民军队中的普通一员，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于是，史沫特莱大方的对朱德说：“中国人，十有八九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朱德觉得这位美国女记者很有意思，也说的很有道理，但还是诚恳地劝告她：“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和士兵。你既然到延安来了，就先各处走走看看，和大家见见面，再做决定吧。”史沫特莱与朱德见面，正像当年高尔基第一次见到列宁一样，感觉不到丝毫的“领袖味”。“难道一个被国民党悬赏25万大洋的头颅就是这样平常吗？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夹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微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听了朱德的劝告，史沫特莱开始广泛地接触其他中共领导和红军将领。毛泽东、贺龙、彭德怀等都是她心目中的英雄，他们都各有震撼人心的斗争经历，但她觉得最能集中反映红军领袖伟大品格的仍然是朱德。她写朱德传记的决心已定。她又来到朱德窑洞，一再要求朱总司令接受她的采访。史沫特莱的要求极其执着而又诚恳，曾经留学德国的朱德，终于同意每周抽出两三个晚上给她谈自己的经历。他们混合使用汉语、德语和英语，遇到难处就求助于史沫特莱的翻译吴莉莉，马海德和黄华也抽空来帮忙。史沫特莱对朱德的采访持续了四个多月，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朱德率领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采访才不得不中断。1937年10月，史沫特莱离开延安，辗转来到五台山八路军总部，他们的谈话又得以继续下去。在抗日战场上，史沫特莱不但紧张地采写战地新闻，而且还积极参加救护伤病员，抬担架、做安抚、洗纱布，忙个不停，八路军战士都夸她是好样的。与此同时，她“在工作中，在球场上，以及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对他观察了一年之久”，在这一过程中，朱德与史沫特莱结成了伟大的国际友谊。1941年，由于身体原因，史沫特莱回到美国。1943年，她首先出版了《中国的战歌》，然后则专心致力于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的写作。虽然当时史沫特莱与朱德远隔万里，通信非常困难，朱德仍然给史沫特莱寄去内有毛泽东、朱德肖像和自己书写的小传在内的小邮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极右势力的抬头，史沫特莱在美国再次受到种种不公平待遇，她只好以专心写作《伟大的道路》来排除梦魇般的折磨，完成这本书成了她的精神寄托。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使她继续在贫困交加和政治迫害中奋笔疾书。1944年8月 14日，朱德给史沫特莱写信说：“在敌后，在在华的美国人中间，我们经常谈起你。现在有个好机会，我写信向你问好，并且告诉你，如有可能我们希望你到中国来，同我们多住一些时候。”朱德的信，表达了深切的关怀之意，但考虑到史沫特莱在美国的处境，语言极其委婉含蓄。1945年2月25日，在纽约市政厅会议室里，举行一场“自由民主舌战”的大辩论。辩论的话题是：中国如何才能统一？美国应该支持中国的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辩题一出，辩论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高潮迭起。当辩论进行到紧要关头时，史沫特莱严正地说道：“你们听说过中国共产党人跑到美国来享褔吗？你们见过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在美国购置产业吗？”顿时，刚刚还口若悬河、振振有词的支持中国国民党的林语堂哑口无言，无言以对。因为史沫特莱诘问中列举的这种行为，几乎所有国民党高官都干过，而且几乎是公开干的。不仅是在1945年的辩论上，在这之后直至1950年逝世前的5年间，史沫特莱一直在为展示中国人自由、民主形象以及他们为获得新生所进行的努力不屈战斗着。她奔走于美国各地演讲，展开一场又一场辩论，向美国人民宣传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受欢迎的选择。1949年，史沫特莱被迫流亡英国。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全世界，她决定来新中国访问。不幸，她在伦敦得了重病。1950年5月6日在伦敦逝世，终年58岁。5月12日，中国文联发出唁电，茅盾等著名作家发表纪念文章。1950年秋，史沫特莱的家人将她的骨灰和遗物寄到北京朱德的办公处。朱德批示：“史沫特莱的遗物和丧葬事宜由中国文联统一处理。”文联将她的衣服、照相机、打字机交由中国博物馆收藏。在史沫特莱去世一周年的5月6日，北京召开由新闻界、文学界700多人参加、茅盾和丁玲分别致词的追悼大会，然后举行骨灰安葬仪式。大家低头向她默哀——既是为她送行，也是向她表示欢迎，欢迎她来中国“安家”。她曾说，文笔生活把她的命运同中国的命运连接到一起。“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就不感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不知什么缘故，在那儿，我总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史沫特莱的墓地坐北朝南，东西长6米，南北宽4米的一个高出地面一尺余的平台，是她的长眠之地。平台内打磨精细的石块铺地，周围是一圈一米高、一尺宽的汉白玉护栏。从平台南面的豁口踏一级石阶上去，迎面便是长1.5米、宽1米、厚一尺的青色大理石墓碑，其正面上端横刻两行金色的汉字，上面一行为“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下面一行“史沫特莱女士之墓”八个字较上面一行的字略大些。右下角便是朱德的签名体及落款时间“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六日”。墓碑的下部横刻有长短不同的五行英文，在英文的下面横刻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十多个繁体的仿宋汉字。史沫特莱去世后，国外有关机构将她的稿费交给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1958年2月，朱德接到大使馆请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95008.30马克，已有两年之久，此款如何处理？”朱德提笔批示：“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使馆购买的科技新书，全部分给国内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科研机构。遗憾的是，史沫特莱在生前没有看到她为朱德总司令写的传记《伟大的道路》的出版。但我们可以告慰她的是，这本书1955年以日文译本出版问世以来，全世界已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本著作与斯诺的《西行漫记》，被称为描述抗战中国的经典著作。在即将给这篇稿子划句号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史沫特莱把中国融入了她的生命，最终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得以不朽。张宝晶，山西垣曲人，山西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读史随笔《德之悟》、旅游散记《我在旅途》等，近些年写了我国近现代史上的名人墓地散文七八十篇。本刊主编：谭文峰
总 策 划：周 博 平台策划：高亚东 小说编审：张 辉 微信号：zhanghui750525 散文编审：杨志强 微信号：yzq13734283479 诗歌编审：姚 哲 微信号：891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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