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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荐语：十年前，范学恕主任出版《知行合一》一书，给自己在市、县领导岗位近三十年期间知与行的历程，划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今又出版一文集，对退休后十年的作了个自我小结。取名《哑鐘馀響》。平台现以书名《哑鐘馀響》开专栏，将书中文章，逐篇分享于各位朋友，愿大家喜欢。
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在武汉合影 左起周子昆、张云逸、叶挺、项英、曾山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新四军，于1937年10月12日正式成立，至今已经整整八十周年。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利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契机，为国共两党统一工作、共同抗日等问题进行多次谈判．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没有达成有效协议，国民党仅被迫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所谓“北和南剿”即在西北基本上停止对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主力及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同时调集40多个正规师、60多个保安团扬言在三个月内剿灭南方红军游击队。因此，全国范围的内战虽已基本停止，而在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一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才正式形成。为了统一抗日，到达陕北的红军主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散布于粤、赣、闽、浙、湘、鄂、豫、皖八省红军游击队，走出大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抗日铁流——新四军建军前前后后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本文重点略谈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三年游击战争及新四军的组建过程。 一、转移留守苏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于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未有的失败，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万里长征）。 在红军战略转移前，中共临时中央决定由项英、瞿秋白、陈毅、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任命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陈毅为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留下来的红军第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在苏区坚持斗争。不久，正在转移中的中革军委给项英发来电报，宣布成立中央军区，统一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为参谋长，贺昌为政治部主任。 二、分散突围扎进深山 当中央苏区处于危急关头，项英多次请示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未果，远隔千里之外的项英当时不了解遵义会议前夕党中央内部的情况。遵义会议之后，于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转战到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做“鸡鸣三省”的地方，以“万分火急”复电项英并转中央分局，明确要求改变组织和斗争方式，分散在苏区和邻近苏区坚持打游击。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基本上以连为单位，分九路向外突围。此时，国民党军已将苏区层层包围，项英、陈毅、贺昌随其中一路选择向福建长汀方向，意与闽西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所领导的一支红军游击队汇合，贺昌率领突围主力先行未能成功。曾经在1930年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六届中央委员的贺昌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了。项英与陈毅悲痛不已，带领剩下的几十人多次突围都未见效。后来，偶然遇见曾经在赣粤边做过区委书记、当时已成了“叫花子”的老党员曾纪才，陈毅当年随毛泽东、朱德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途经赣粤边而熟悉了解他。在曾纪才的协助下，项英与陈毅与身边的工作人员突围到赣粤边的油山地区，即今江西赣州大余县与广东韶关南雄县交界处，扎进油山，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项英、陈毅于1935年3月到达油山地区后，陈毅的腿伤还未痊愈。此时，苏区中央分局除了与赣粤边党组织有联系外，与党中央和苏区其它地区的党组织都失去了联系，油山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与其它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一样，面对国民党军的“清剿”，度过了与主力红军长征、东北抗联在密林中奋斗为我军艰苦之最的岁月。 首先，经常没饭吃。虽然游击区的群众，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带些粮食、油盐、日用品进山来支援游击队。但在“清剿”最紧张时，游击队只能到山上去找吃的，如春天挖竹笋，夏天摘杨梅，秋天吃野菜，冬天找山果，实在找不到时就啃树皮、吃草根、捉蛇吃。陈毅《赣南游击词》中的“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便是对这一情况的客观描述。 其次，宿营在大山。项英说：“有两年时间，我在夜间从未脱过衣服，我们的士兵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在村镇里睡觉，而是在山上树林里过夜。”因草棚易暴露目标，只能露天宿营。下雨天就在伞下背靠背睡，晴天就在坟上的石板上睡。在浙南游击区，因有伤员，甚至发生过向死人“借房子”的事，即把坟墓掏开，把尸骨移往别处，在棺材里垫上干草，将伤员安置进去，暂时隐蔽。 再次，与内部叛徒斗。由于革命斗争环境恶劣，革命队伍中意志薄弱者成了叛徒。昨天是同志，今天有可能是叛徒，这是最可怕的事。如湘赣边区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了，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了。龚楚其人，曾参加南昌起义，上过井冈山，与邓小平、张云逸一起领导过百色起义，在中央苏区代理过中革军委参谋长。龚楚叛变后，被国民党封为少将“剿共游击总司令”，专门抓捕项英与陈毅。项英与陈毅在与叛徒的斗争中，多次从“大大小小”叛徒眼皮下脱险。  1937年底，新四军部分领导在南昌合影 左起：罗炳辉、张云逸、项英、陈毅 三、谈判集结改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国共两党加快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的谈判，在谈判中出现的曲折与摩擦、种种限制为后来新四军留下隐患。 一是在建制上。蒋介石同意收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但绝不愿意出现第二个八路军，仅同意编制成一些保安团上前线，而且指挥员不能由共产党员担任，并要离开游击区。中共中央的意见必须按照八路军先例编成一个军，不能离开原地区。实际上国共两党当时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活动地区情况并不完全掌握，国民党想拔掉钉子，共产党想留南方革命战略支点，当时各游击区多数是流动部队，没有建立起一块有一定范围的根据地，长期坚守在原地区是极困难的。在改编建制上，叶挺后来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把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建成新四军的想法是由叶挺提出来的。他与时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的陈诚同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叶挺向陈诚表示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的同时，并提出将这支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意在表示继承北伐战争“老四军”的光荣传统。经过陈诚等人做工作，蒋介石接受了。 二是在干部配备上。我党坚持党管军队的原则，军长人选先后提出由叶剑英或彭德怀担任，遭国民党反对，国民党提出由陈诚或张发奎担任，中共不同意，双方一时难以达成一致。最后国共双方都妥协，确定由一位中间人士来任军长，这时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头脑中立刻想起自己的老朋友叶挺。叶挺自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后，当时广东省委将广州起义失败的责任推给叶挺，给叶挺党内处分，后叶挺因不服去莫斯科共产国际申诉，遭到冷落，心灰意冷去德国，1932年怀着一颗抗日救国的心回到了澳门、上海。周恩来从庐山谈判后途经上海，与老战友见面，希望叶挺能够出来集结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进行抗日。叶挺见到多年未见的周恩来，欣然接受，并表示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陈诚的保荐下，蒋介石同意叶挺任军长。当时蒋介石认为，叶挺是北伐名将，是他的老部下，现已脱离共产党十年之久，想利用叶挺控制新四军。 三是在武器装备及军饷配给上。国民党强调中央经费和武器有困难，新四军的经费由共产党自行解决，蒋介石并认为新四军只能打游击，不需要穿军装。共产党提出应和国民党军队同等待遇。经过多次谈判，最后商定新四军薪饷和装备次于国民党军队，在实际拨付中还大打折扣。后来就出现叶挺任军长期间，很大精力在用于与国民党交涉武器、军饷的局面。 新四军在组建时除了与国民党谈判比较艰难曲折外，而我们红军游击队内部情况也很复杂。由于他们分布在八个省14个游击区，形成大小不—的数十支独立作战的红军游击队伍，长期分散战斗在深山密林之中，处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之下，难以同外界取得联系。为了动员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参与集结整编，项英、陈毅、曾山、张云逸等分头去寻找并做说服教育工作。当时，部分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认为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极个别领导人在形势急剧变化的关头固步自封，不愿下山改编，甚至把我党派去传达下山改编指示的人当成叛徒杀害了，如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到弋阳磨盘山传达指示被杀害，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因说服工作都被赣东北游击队所杀，湘南游击队支队长曹树良到湘赣边传达也被游击队所杀。陈毅亲自到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劝说下山改编被游击队误当叛徒捆绑，也险遭误杀。湘赣边临时省委书记、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对陈毅说：“我在井冈山听过你做报告，你过去讲的话自己还记得吗?但你今天陈毅讲的话与叛徒陈洪时要我下山加入国民党差不多……。”后因陈毅大义凛然、以雄辩的口才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说服了对方，才免遭不幸。 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 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电报后，中共中央邀请叶 挺去延安。叶挺向党中央表示：“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 路走，在党中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随后，叶挺与 项英、陈毅等一起进行紧张、艰巨的组织筹备工作，在这 期间，国共两党就编制问题、干部配备问题、薪饷和装备 问题上的一些具体事宜进一步磋商。 遵照毛泽东指示，叶挺于11月下旬在武汉大和街26号筹建新四军军部，1938年1月6日，军部由武汉移到南昌三眼井。1938年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命令新四军集中整训，军部立即部署南方八省14个游击区的游击健儿先后陆续于皖南歙县岩寺、湖北黄安的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集结，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迁移至岩寺，后又移至云岭。 集结后的新四军，共10300多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支队，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鄂北等地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四支队，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新四军领导，决定撤销苏区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属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等组成，项英、曾山分别任书记、副书记。新四军军分会由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等组成，项英、陈毅分别任书记、副书记。
1945年“新四军”臂章 四、铸造铁军精神 组建后的新四军，八年抗战中，在共产党领导下，继承了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红四军的光荣传统，挺进华中敌后战场，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面对党史、军史篇 八年间，新四军在华中，对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为了自卫，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击作战3200余次，毙伤俘顽军14．3万余名。建立了地跨苏、皖、鄂、豫、浙、赣、湘等广大地区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等八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自身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尤其是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成为新四军发展的转折点，从开始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后的主力部队21万余人，这支部队铸造成为党和人民称誉的“铁军”，后为全中国的解放立下不朽功勋。 具有“铁军”之称的新四军，其“铁军”精神谱写了华中大地辉煌的八年抗战斗争史，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铁军精神的内涵，可用广为传扬并已形成共识的五句话来概括： 一是听党指挥，忠于人民，坚贞不渝的铁的信念。二是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百折不挠的铁的意志。三是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牢不可破的铁的团结。四是令行禁止、执纪严明、秋毫无犯的铁的纪律。五是勇猛顽强、英雄善战、所向无敌的铁的作风。 铁的信念、铁的意志、铁的团结、铁的纪律、铁的作风，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党、政、军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及党所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一脉相承。因此说，大力弘扬“铁军”精神，是新时期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现实需要。我们今天建设美丽、富庶、文明的新淮安，需要继承新四军当年留给淮安大地的光荣传统，将“铁军”精神转化为新时期的发展动力，使之成为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证章
国民革命军新四军证章 注：本文是2014年在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师生讲课内容，发表于2017年10月10日淮安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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