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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阅读本文，建议先读： 抗战时期，中共如何培养干部？看完扎实程度才知，国民党必败无疑 中共何以战胜国民党?真相：看抗战时期，我党培养多少'三八干部'? 1938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道：
这是一个大发展的思路。
面对历史机遇时，中共通常反应几乎都是先量后质，即先以量的膨胀满足现实需要，以人员的扩张造成规模。 扩张告一段落后，再求巩固、提高。这种先求量的做大、再求质的提高的发展模式，如中共自己总结的：
1、大发展带来的问题作为一个讲求实际却又理论先行的政党，中共发出的相关指示通常会强调量和质的平衡，即便中共中央1938年3月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的文件中，也没有单纯强调发展，而是要求新党员入党“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并且照例会谈到：
到1938年底，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的党员人数从4万多增加到50多万。 不过，基于强烈的效率优先原则，中共政策的倾向性常常十分鲜明，实际操作者亦学会从面面俱到的表述中领会核心内容，从而跟上政策的指挥棒，和历史上政治力量普遍依赖精英不尽相同，中共特别强调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量的膨胀无论从理论认知还是实际操作言，都是中共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这种高度追求效能的机制，不可避免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1939年，山东根据地地域还很有限，这么小的控制地区，两个月就要发展11万党员，相当惊人。
热衷数字追求，势必导致杨尚昆谈到的问题：
党的发展质量无法保证，又影响到干部的素质，太岳区总结：
尤其是中低层干部问题更为严重：
其实，对大发展必然导致的问题，中共并不是没有预估，但中共更看重的是大发展形成的规模效应及由此造成的发展事实，即当时报告总结的：
2、如何整党？因此，尽管发展带来的错误与缺点相当严重，但为中共后续发展“打下了基础”，但仍得大于失。而且，大发展中涌进了这样一批党员，如王林日记所写：
这种看起来不一定符合主义要求的党员，当时却未必不是政治力量追求发展的现实助力，忠实是当年中共对党员极其重要的期待。
1939年开始，随着初期大发展告一段落，整党在中共自我改造的目标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起初是对之前大发展的调整，后来则成为不断净化、提升自己的手段。 整党有两个标准，一是阶级成分，一是工作能力，即所谓“政治上坚定，工作刻苦，有发展前途，能力不低”。 不合要求的党员干部，予以淘汰。 整党的基本要求，在太行发布的整党文件中可以看出大略：
具体的程序，太岳关于区村整党的文件有详细的提示：
这是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结合，既有上级机关的组织、发动和把握，也有党员本身及普通群众一定程度的参与。
如果说一般党员的好坏影响着党的形象，干部则直接决定着组织的效率和力量，整党更关键的还是对中低层干部的考察、整顿。 干部审查标准主要包括“政治观点、工作能力、党的观念意识、日常生活、经济观点及是否能吃苦耐劳等”。 具体从如下一些方面展开：
审查办法在实践中不断严密，冀鲁豫报告：
为提高审查效果，实行逐级负责制：
1940年，中共中央直接规定：
逐级审查后，被认为不合格的党员、干部遭到淘汰。
3、淘汰与提拔淘汰具有双重意义，既剔除不合标准者，净化自身，对留下来的干部也是警示和鼓励：“兴奋了每个同志，使他们认识了共产党不是马马虎虎的”，有助于提高干部对组织的认同和体制的忠心。 淘汰是减法，留用、提拔则是加法，一减一加，组织的内部凝聚力油然而生，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初期大发展可预期的后续效应。 除整党中的鉴别考察外，干部还要接受常规性的考察、考核，这关乎对干部立场、观念、能力的把握，是干部评判和升迁的标准。 日常考察由于涉及干部的使用，不容疏忽，考察的具体方面包括：
下面一则报告大致可看出干部考察中关注的问题：
政治观念和能力是考察中的两个核心要素，对这两者的鉴定常常影响着干部的命运。日常操作中，政治观念因为很难量化，常常似有若无，但一旦政治上被认为有问题，就意味着一票否决，失去博弈的机会。 即周恩来讲的：
尽管自上而下的考核和任命机制，被赋予高度的原则性和严肃性，具体操作时，干部的来源、成分及相互间的人际关系等因素，仍不可避免会渗入其中，毕竞中共也是由具体的个体组成。 而且，干部的使用常常不得不受制于现实条件，当时文件提到干部任用的捉襟见肘：
4、干部科的作用为加强干部管理及审查，1940年8月，中共仿效苏联专门设立干部处管理干部，在县委以上机关设立干部科，隶属组织部或政治部。 干部科以了解干部为目标，西北局组织部干部科1942年的工作计划包括研究了解绥德警备区、延安非党、边区非党、延安各县干部，力争“每个干部配制在适当的岗位上”。 干部科另一日常任务是建立和完善干部档案：
这是中共中央加强干部档案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地委为例，各地委组织部要求建立如下档案、名册：
同时建立的还有卡片小传制度，“每人都有一张卡片一份小传。卡片和小传的号码，要与名册的号码一致，以便查考。各种名册，卡片和小传的管理应该统一，由一定的人员负责。” 随着整风的开展，档案材料不断丰富，保存档案成为各级组织至关重要的任务。后来成为革命史专家的李新，回忆他在反“扫荡”时保存人事档案的经历：
像中共这样组织严密的政党，党员的履历也就是党员的历史，关系到组织的信任、掌握和运用，某些时候，个人档案既是参考材料，也是组织掌握的证据。 5、点对点沟通除建立制度外，中共更重视通过点对点的沟通掌握干部，毕竟人是活的。 中共要求建立两级了解制度，即上级干部起码要了解两个层级的下属，比如地委要了解县、区两级干部，县委要了解区和中心支委。 了解的内容除了姓名、籍贯、年龄、党龄、工作情绪外，还包括“工作中的干部本身优缺点”，“发展前途、进步快慢、适于做哪类工作”及“社会地位、出身、社会关系”等。 这样的沟通有助于上下级建立紧密的联系，当然也不可避免形成上下一条线的私人纽带，制度设计总是有利有弊。 中共有自信的是，严密的组织和原则性的强调，可以让干部之间的链条既私人在场，又不至过分泛滥。 了解干部，才能培养和提高干部。
中共很注意提升党员干部的领导艺术，看趋势、寻规律，找实质，用联系的观点把上下、左右、前后打通，建立系统思维。 八路军一二○师干部陈漫远对此有结合自身实际的具体解释，包括：
比较、发展、联系，时间上纵深、空间上连贯，如此有意识地开阔视野、系统思维，在当年中国的政治力量中，实非寻常。 干部不仅要有系统思维，还要懂得掌握下属心理，对症下药。
从陈漫远的总结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共干部的视野、分析力、领导艺术及向下伸展的程度。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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