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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山 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五日，22岁的明英宗在土木堡（今属河北省怀来县）被瓦剌所俘。在中国历史上，极少遇到类似情况。只有站在明朝整个北防史上，方见“土木堡之变”的意义——此前80年，明朝对游牧人群一直保持着高度自信；此后不论在心态上，还是在管理体制上，均生剧变。而这套厚重（1076页）的《长城之外：北境与大明边防，1368-1644》（全两卷，（美）窦德士著，陈佳臻译，天地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堪称一本读懂明朝北防史。  值得注意是，“土木堡之变”并未打垮明王朝。 一方面，瓦剌迟疑。瓦剌似乎并没做好应对这一局面的准备，明英宗被俘一年，享受了极佳待遇，如何处理他，瓦剌内部意见高度不统一，直到十月初一，瓦剌才正式进军，此时北京已汇集了22万明军（瓦剌军为17万人），最迟到十一月初八，瓦剌已撤军。 另一方面，明朝内部团结。此时明朝尚无党争，于谦之外，后来发动“夺门之变”的石亨也在“北京保卫战”中起到了较大作用。被俘的明英宗几次被带到大同城外，他均向守军表示，不必考虑他的安危，坚决防御。当大同守将表示，派特种兵（即夜不收）去营救他，亦予谢绝。 至少从表面看，此时明朝是团结的。明代元而兴，高度重视北方边患，有长期战争的准备。此外，明人对宋代积弱有深刻反省，如宣德皇帝所说：“若究祸（指靖康之耻）之根本，盖自熙宁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变易法度，民若征徭，军无纪律，国家政事，日陵月替，遂为夷狄所侮，致有此祸。”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是明朝应对边事的基础认知，貌似绝对正确，却有BUG： 其一，忽略了客观因素，特别是系统困境。 明朝在北境防线长达2000多公里，以当时调动资源的能力，很难密不透风。边境陈兵过多，则运粮维艰；原地垦殖，民众增加，又会招致游牧人袭击；主动进攻，所取之地不宜农耕，今取明弃……明军进退两难，不能没有，却又不堪一击，成了帝国的伤口，其存在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持续消耗资源。明初为绞杀北元，尚取主动进攻态势，明成祖时，已大幅内收，甚至放弃了东胜等突出部。蒙古帝国灭亡后，俄罗斯、西亚、欧洲等纷纷崛起，以填补其留下的巨大空间，唯独明朝在后退，主动退出“重塑全球秩序的竞争”。 其二，不断在杀虎，又不断在养虎。 明朝试图维持“天下共主”的幻觉，需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但主要力量用来防备游牧人南下，无力支撑西部，不得不羁縻赤斤蒙古、沙洲卫、哈密等折冲，仅能维持低水平的秩序，丝绸之路逐渐衰落，而不同势力激荡，使明朝北境陷入持续动荡。明朝初期重点针对抢掠不断的兀良哈等，只好默许甚至扶持瓦剌坐大，可随着兀良哈等的衰落，瓦剌又成劲敌，其患更甚。包括后来替代明朝的清朝，初期是建州卫，是明朝一手扶持起来的。持续的权宜之计，使明朝落入不断杀虎、又不断养虎的困境，最终酿成巨祸。
其三，明朝皇权过于集中，久必生弊。 宣德皇帝以为，只要励精图治，外侮不足惧，却忽略了，历代皇朝皆难长期稳定运转，虽有明君贤相，奈何人类社会高度复杂，无法依据事功来简化管理，即本书所说：“1644年，大明王朝最终轰然倒塌。但我们惊奇地发现，它并非全部亡于边防体系的崩溃，而是其内生的、根源性的系统结构内部发生了灾难性的崩溃。”人类可以根据理性原则，设计出最严格的管理制度、最完善的应对方案、最精巧的责任体系，却永远解决不了人性恶的适应力。从名将辈出到废物成群，从上下一心到各怀心思，从兢兢业业到浑水摸鱼……人性与管理技术是一个长线的竞逐，明朝无法突破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困境，又戴上“变易法度”的有色眼镜，不亡何待？ 本书细致梳理了明朝276年的北防史。表面看，不同帝王风格不同，各种偶然事件左右着历史的走向；但贯通来看，才知其中的惊心动魄，持续的挑战与持续的“补锅”，每一代人都在困境中做出了“最佳决策”，可这些“最佳决策”拼接起来，却是一部由强到弱、由充满朝气到积重难返的寙败史，而同样的模式，又何止明朝北防史一端？它在漫长的人类史中在不断复制，屡屡戏耍着人们，知其端倪者扼腕，置身其中者无奈，非鸿篇巨制如本书者，不足以撼人心、明智慧、开眼界，所谓“读史可以明智”，实本书之谓。 本书另有一佳处，即译者下了很大功夫，将原作者误读文献处，一一改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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