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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较为宽泛，潦草的字迹大概都可以算作草书。本文使用的是狭义的草书概念，指的是“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中与隶书和楷书相对应的快写形式，是一种与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相并列的形体独特的字体”[1](p．31)。草书形成于汉初(详下)，用作字体名称的“草书”一词随后出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汉兴有草书。”又东汉·崔瑗《草势》：“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尽管在具体的时间上草书概念的出现较草书字体的形成要晚一些，但草书的名实关系是清楚的。 草书发展到东晋，出现了一种新体草书，“今草”，但当时还不是这样①，而是沿用以前的名称——草书。新体草书成熟后，人们发现草书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形态系统，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实际使用中的“草书”概念指的究竟是旧体草书还是新体草书。唐·张怀璀《书断》：“魏晋之时，名流君子一概呼为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2](p．163)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有了“章草”②之名，用以指称与新体相对的旧体。既然有了草书和章草两个草书名称，那么区分不同形态的草书想必是比较方便的。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便利，所以章草之名遂沿用下来，直至今日。
“汉代草书简牍中的字样，多半是汉隶的架势，而简易地、快速地写去。所以无论一字中间如何简单，而收笔常带出燕尾的波脚。且两字之间绝不相连……称为章草。”“大约从东晋时代开始，为了跟当时的新体草书相区别，称汉代的草书为章草。” 一、草书字形的来源 常见的说法是，草书是解散隶书而成的，实际的情况却不这么简单。“早在秦国文字的俗体演变为隶书的过程里，就出现了一些跟后来的草书相同或相似的草率写法……隶书形成之后，这些草率写法作为隶书的俗体继续使用，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草率写法。草书就是在这些新旧草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即草率的篆书和草率的隶书。 草率的篆书对规整篆书的改造方法包括：简化——改曲笔为直笔，化复杂的部件为简单的笔画；省略——省去字的笔画或构件；连笔——将相近笔画连笔书写；有的情况下，上述三种或某两种方法混用于同一字例中。草书对草率的篆书的改造也不外乎简化、省略和连笔三种方法。应当注意的是，虽然草率的篆书在秦代比较常见，但以此为基础完成改造的草书字形却很少。
草率的隶书是草书字形的另一来源，准确地说，它是草书字形的主要来源。草率的隶书对规整隶书的改造和草书对草率的隶书的改造同样主要采用了简化、省略和连笔等方法，只是后者在程度上较前者更为彻底。草率的隶书对规整隶书的改造是以较简单的构件取代复杂的构件，改造后的字形尚有进一步简化的余地；而草书对草率的隶书的改造往往极大限度地简化构件，仅仅保留字形的轮廓，经过改造的字形在保持必要识读特征的前提下，很难再行简化了。 二、草书形成于西汉 在使用古隶的简牍里，可以看到整简、整牍都写得相当潦草的例子，如写于秦统一前夕的睡虎地四号墓木牍、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一部分汉武帝时期的古书抄本等。在这些简牍上虽然有一些跟后来的草书写法相同的偏旁，但是绝大多数字尽管写得草率，字形构造却与一般的古隶并不存在多大区别。所以，这些简牍的字体只能看作广义的草书，而不能看作狭义的草书。 从居延汉简中有明确纪年的一些简来看，武帝晚期和昭帝时期的简上仍然只有草率的隶书。宣帝简中,甘露三年(前51)简、神爵二年(前60)简等，其中一些字已经可以算作草书了，但是这些简中草书写法的字所占的比例还较小。元帝简,永光元年(前43)简，简中60多字几乎都带有浓重的草书意味，且草书化程度较为一致。阳朔元年(前24)简、元延二年(前11)简等，其字体就已经是相当纯粹的草书了。由此推测，草书的形成至迟不会晚于西汉元、成之际，很可能在宣、元时代就已经形成了。
草书是相对于正体而言的草体。草体因依赖正体而缺乏自身独立性，草书相对应的正体是隶书，草书在汉代的发展不能不受到汉代隶书的制约和影响。 西汉早期的隶书是尚未成熟的早期隶书(又称古隶)，西汉武帝时期是隶书由不成熟发展到成熟的时期。成熟的隶书称为汉隶或八分，至迟在昭、宣之际，八分已经完全形成。不过，在宣帝以后的汉简上，还是存在一些不像八分的隶书的，特别是书写得比较草率的隶书往往如此。大约在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里演变出了一种跟八分有明显区别的比较简便的俗体。在东汉后半期，虽然士大夫们竞相用工整的八分书勒石刻碑，一般人日常所用的隶书却大都已经是这种俗体了(新隶体)。 虽然草书形成时八分已经形成，但是二者之间的时间跨度并不大，而且作为草书形成基础的草率的隶书有很大一部分在古隶阶段就已经存在，甚至“八分的挑法是草书笔法规整化的产物”[4](p．79)，所以不能说草书是改造八分的结果。也就是说，不受八分影响的草书构成了汉代草书的初始形态。 初始形态的草书由于符合快速书写的要求而取得了存在的依据，并构成了汉代草书的基本形态，很多草书字形在整个汉代都没有发生多大变化②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一点。与新隶体的出现相适应，基本形态的汉代草书也出现了向新体草书(今草)过渡的迹象，尽管这种迹象可能并不十分明显。为了与规范化的以及因受到八分影响而美观化的草书(章草，详下)相区别，这里姑且把基本形态的汉代草书与向新体过渡的汉代草书合称为“一般的汉代草书”。 草书在汉代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章草的形成，这个问题下文详述。 四、章草的特征
人们对章草的外形特征有着比较一致的意见：“字字区别”，“草书分波磔者”，字形方中带扁，横向取势等。章草的内在特征可以概括为“规范化的”，外形特征可以概括为“美观化的”，也就是说，章草是规范的、美观的草书。可用于比较正规场合的。 五、章草字形的来源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也没有理由使人相信，草书乍一形成就是规范的、美观的，或者人们为了规范和美观的需要，撇开业已存在的草书而另外“制作”一套新的草书。换言之，章草是就已有的草书进行加工的产物。 六、章草形成的年代 因为要经过规范化和美观化的步骤，所以章草的形成比一般的草书晚一些。“在草书形成后的西汉简里，虽然夹杂草体字的隶书简很常见，纯粹的草书简却并不多见”[4](p．87)，这显然与缺乏完备的规范和规范的推广有关。此外，章草的典型特征——波磔也还没有成熟，处于“可有可无，有的甚至几乎完全没有”[9](p．62)的状态，这样的草书显然是不够美观的。这些情况表明，章草在西汉时期还没有形成。 天凤三年(16年)简，居延新简,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简、建武三年简等，草书字形趋于稳定，整简中草书所占比例很高。由于受到八分的影响，草书的波磔也较为明显了。 《后汉书·宗室传》说东海敬王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说明高层统治者已经开始参与草书的创作和欣赏了。 刘睦之后不久，“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6](p．162)。按照惯例，用来上奏的字体应该是当时的正体，“草书上事”的事实说明杜度的草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正体资格。可以断定，这种草书比一般的汉代草书更为规范，也更加美观，这恰恰是章草的特征。 南朝萧子良说：“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度)始变稿法。”[6](p．162)唐·韦续《五十六种书》有类似说法②。所谓“始变稿法”，是对草稿③的写法加以变革，变革的方向是规范化、美观化，变革的成果是使之从基层走向上层、从草体走向准正体、从用于起草到施于章奏，章草完全成熟从新莽到光武是章草初步形成的时期；明帝、章帝之际，章草已经完全成熟了。 结论 章草形成后，一般的汉代草书——无所谓规范、美观的草书和向新体(今草)过渡的草书——依然存在，并没有被章草所取代，这与正体的情形是类似的：八分形成后，一些便于书写的、不像八分的隶书仍然大量存在，并没有被规范的、美观的八分所取代。 作为汉代草书与章草关系命题的补充，一般的汉代草书与章草的关系归纳如下： 从外形特征看，一般的汉代草书的字形、字势多较为随意，纵横斜正，少见一律，不普遍带有波磔，并不能称得上美观；从内在特征看，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书写者造成的同字异形现象十分常见，草化程度有明显差异，不能算作具备条理规范、符合章程。造成一般的汉代草书与章草相异的因素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二者的来源不同。一般的汉代草书来源于草率的篆书和草率的隶书，即广义的草书；章草来源于业已存在的草书，即狭义的草书。 其次，参与者的身份不同.“民众所用的通俗文字，却并不是整齐的，合法的，典型的，他们不需要这些，而只要率易简便。这种风气一盛，贵族们也沾上了。”一般的汉代草书的参与者多为“民众”，只求书写的便利；而章草则有了“贵族”的参与，“贵族”的参与实际上代表了政府的态度，他们的着眼点在于合法化、准乎章程。这两种不同的身份造成了一般的汉代草书与章草在便利与规范方面的区别。
除了官方身份的参与者之外，章草还有另一种身份的参与者——书法家。书法家关注的是书写体势的美，普通民众所追求的效率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书法家甚至因为时间不宽裕而不写草书(“匆匆不暇草书”①)，难怪赵壹感慨道：“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12](p．2)书法家的参与造成了一般的汉代草书与章草在实用与审美方面的区别。 再次，与参与者的身份不同相适应，一般的汉代草书与章草有不同的应用场合。快速书写的需要使草书得以产生，这种需要一直存在，很多汉代草书遗迹是戍边低级别官员所写日常文书，由于这些文书并非重要文件或书写于紧急情况之下，所以采用了适合高效书写的一般的汉代草书。章草的应用场合明显不同，大致包括以下几种：用于普及规范的“作篇”,用于章奏,用于书法创作等。 具有典型性的章草来源于一般的汉代草书，又反过来作用于一般的汉代草书，在实际的书写状态中就会出现一部分在规范与美观层面介于典型章草和一般的汉代草书之间的草书，这部分草书是作为集合的章草与一般的汉代草书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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