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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口述： 远征军实行总退却后，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 本来，预计在大雨季前，可以到达缅北片马附近，但由于沿途可行之道多为敌人封锁，不得不以小部队牵制敌人，使主力得以安全转进，因此，曲折迂回，费时旷日。 至6月1日前后，军直属部队的一部及新22师到达大洛；96师到达孟关（孟拱西北）附近；200师到达中缅边境南坎附近；黄翔部到达国境沪水附近与国内宋希濂部取得联系。 自6月1日以后至7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 而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 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惨绝人寰。 我自己也曾在大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误了二日路程。 我急令各部队继续北进，而沿途护理我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200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团长柳树人阵亡，第96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为掩护主力安全而牺牲。 至8月初，各部先后集结于印度和滇西。据当时初步统计，由于指挥错乱，致各部队被敌杀伤、落伍、染病死亡的，比在战场上与敌战斗而死伤的还多数倍。 计中国远征军动员总数约十万人，至此仅余四万人左右。以第5军一个军来作比较，情况如下：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撤退中损失人数，比正式作战伤亡的大得很多，尤其在正式作战中未损失团长以上将领，而在撤退中竟损失四员之多，其情况之惨可想而知。 至其他两军，除新38师在仁安羌之役外，其余损失也都是溃退中的损失。丧师辱国，罪无可赦。 罗友伦（1912～1994），字思扬。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7期、陆军大学第8期毕业，后赴美国学习。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副师长、师长，第49师师长、新6军军长。 1949年到台湾后，历任台湾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宪兵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参谋总部副参谋总长”、“陆军副总司令”、“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联合勤务总司令”、“中华民国”驻萨尔瓦多“大使”。 罗友伦口述： 1942年2月，第5军开赴昆明，旋转赴缅甸，这即是所谓的“远征军”。那时，我已是第5军少将参谋长了，督导了三万多名部队、一千多辆车辆，由昆明运输到腊戍。 后来，司令部就设在缅甸梅苗，美军史迪威将军、英军蒙巴顿将军的司令部也同驻一个山庄里，我们就在那里举行联盟作战会谈，采用我们的作战计划，以第200师南下缅甸中部同古，阻止日军前进。 第200师到了同古后，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终被日军三面包围了，那时，最高统帅的命令是该师死守同古，牺牲到最后，以表示国军的精神。 因为救援部相隔百里远，所以，我们只能在撤退与死守之间做选择，假如死守，就会眼睁睁地看着被敌人包围歼灭。那时，第5军有三个师，如果有一个师被敌人吃掉，只剩两个师，士气一定受挫，而且，坐视不救，有损指挥道德，因此，我力主撤退。 但是，撤退是违抗最高统帅的命令，可能受军法审判，我和军长杜聿明将军、最高统帅参谋团团长林蔚将军三人在房间内反复讨论了几个钟头，始终没有结论。 时至深夜，我说：“假如不立刻即下令撤退，就再也没有撤退的机会了，如此一来，一定会完全被敌人包围歼灭。” 所以，我亲自拟好了命令，请他们签字，他们都不肯签字，我只好先签了名以示负责。 那时，作战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是指挥官与参谋长同负责任，所以，要是违抗军令，军长、参谋长都要接受军法审判，最后，军长杜聿明被我说服，也签了字。 于是，一夜之间，全师循着铁索桥渡过河川撤退，使拂晓前敌人四面包围攻击扑了一个空。 事后，第5军200师戴安澜师长还向我抱怨，说我们不管他，将他丢在那儿，缅甸同古战役之后，又有平南纳战役等其他战斗。 当时，第5军同时也指挥第6军，后来，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来到了缅甸，他住在我们军部内，派遣了一个梁其霖少将参谋处长送一道作战命令，要第6军打通缅甸公路，阻止敌军前进。 于是，我就派了一班卫士及一辆装甲车，护送他去，车子一直往仰光开去。一路上，他们并没有找到第6军，但却碰上了敌人，驾驶兵的腿被打断了，梁处长带着作战计划被俘，关在仰光，后来，被日军枪杀了。 而后，敌人沿着公路，大举北进，威胁到我们的后方——腊戍远征军司令长官部。 而与友军讨论我军撤退的问题时，他们要我们到缅北打游击，我们以为期期不可行，因为这是机械化部队，而缅北无路可走，铁轨不能行驶车辆，我们必须退守国门，防止敌人侵入云南。 反复争论没有结果，于是，我们只好连夜下令将所有的车辆，战车、装甲车、汽车、炮兵辎重车全部从腊戍撤回昆明，军队则轻装退到缅北打游击。 这样一来，国门洞开，敌人就近攻腊戍，又从腊戍通过惠通桥，一直打到云南的龙陵、腾冲。那时，我军在惠通桥的一千多辆车、数以万吨计的物资全部被敌人俘获。 后来，我军反攻，夜以继日的激烈战斗，牺牲了很多的性命，才把龙陵、腾冲收复了，最后反攻打到了松山。在那山顶上一个掩蔽部内，发现十三个日本艺妓，打扮得花枝招展，坐在里面，但一个个都被枪杀了，最后，屠杀她们的日本军官也自杀身亡，敌人的残忍使人目不忍睹。 我军攻下了龙陵、腾冲、松山，全部把敌人消灭，日军无一人活着撤退，全部战死。 1942年，战事失利，我们被迫转进缅北，再转进印度，适逢雨季来临，终日下着倾盆大雨，雨势之大，连对面五十米的东西都看不见，原来山间的小路在雨季时都变成了小河。  中国远征军行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缅甸的气候只有两季：雨季和干季。其中，干季是一点雨也没有，但一到雨季就全部是倾盆大雨。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入了原始森林，行进非常困难，于是，把带来的几门炮及几辆吉普车也通通丢掉了，只剩下几部装甲车和一百多匹骡马。 我们越过了伊洛瓦底江，深入不毛的地方。有一天，露营在诸葛亮五渡的泸河坝上，因喝了河水，三千多人通通腹泻，听说骨灰可以止泻，于是把马杀了，烧成了骨灰给官兵吃，果然止泻了。 这回到缅甸作战，完全就不晓得当地的气候，气温已经高达华氏一百零几度了，我们还穿着棉袄去打仗，所以，把棉袄拆掉改成单衣，再改成短裤。 下雨时，连雨衣都没有，士兵全遭虫咬，死了相当多。而且，当时完全没准备，连地图都没有，气候又不能适应，非常辛苦。 行行复走走，到了伊洛瓦底江边，看到树枝漂流，判断日军在密支那方向，想要渡江拦截我们。于是，我们更向西走，朝着靠近缅印交界的地方前进。 这时，突然听说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将军携带了卫士，去了印度。于是，我就坐了一部装甲车带了一班卫士去追赶他，追了一天没追上，我就写了一封信，派了一个人送到印度去，信中写说： “长官一日不可无部队，部队不可一日无长官，我们虽剩一兵一卒，也要保护您回到国内。”这封信后来竟在重庆流传一时。 在追赶的途中，我们遇到了英军威廉准将，他带了十个英国官兵，赶了四十多头大象，他也要到印度去，看到我后，就把大象送给我。我跟象夫赶了两个钟头，大象比牛还笨，始终不走。 这时，我就想起成吉思汗蒙古的骑兵从陕西到缅甸，又从缅甸回师到湖南的衡阳将宋军打败的故事，蒙古马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快速的部队，可是一到了缅甸，踫上了象队，看见这种庞然大物，马匹都吓得退避三舍，不敢作战。 后来，蒙古人经过了这个教训之后，就把大象引诱到森林里，大象在森林里转身困难，全部被蒙古马队歼灭。我们赶不动大象，所以我也不要了，只好让象夫们自行处理去了。 回到了部队，困难情形愈来愈多，最后连装甲车也丢掉不要了，而一百六十匹骡马也全部倒毙，之前，我一人就骑了十六匹骡马，在路上行军时还好，马匹不倒毙，而到了休息时，马匹就倒毙，死去的马匹也都被吃光了。 这时候，连续不断下大雨，下得连对面都看不见人。一天走到一个山头上，全军没有一支洋火可以擦得着，因此，虽然仍有粮食，但无法熟食，只有我一人身上带的火柴可以用，因为我是穿着毛衣，毛衣可以御寒，也可以御水，大雨下过了，不一会儿就干了，所以，洋火摆在毛衣内，穿在身上不会淋湿。 不过，火种虽点燃了，却没有木柴生火，因为树木都是湿的，后来，有人说起枯树枝是干的，因此，我们就摘了很多枯树枝摆在一起，果然火柴一擦，枯树枝就起火燃烧了，于是，大家又有熟饭可吃了。 我们走过了不知多少河流，因为道路都变成了河，有的因山洪暴发，波涛汹涌，根本无法渡过，因此，前卫司令官因为工兵架不了桥，不能达成任务渡江，所以想要举枪自杀。 我赶到前面，集合当地土人，问他们如何才能渡过这条河，他们回说得架桥：于是，就把长长的藤绳绑在河边的大树上，然后搭成三角形，再扩大延伸过去，同样的，再把藤绳绑到对面的大树，做成了一个藤索天桥。 我们循着藤索天桥，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像这样的河流不知经过了多少。而且愈走愈困难，前面走过的前卫，沿途就留下一身白骨，感觉好像真的是进入了人间地狱。 在路的两旁，有些士兵身上爬满了蚂蟥，数以万计地围着在那儿啃食他们的尸体，其中有一位士兵眼睛、嘴巴还能动，他说： “军长、参谋长！救救我吧！” 但是，我们无计可施，谁能赶得走那么多的蚂蟥，而把他救起呢？ 那时，因为雨季太长，水泡得太久，四肢都麻木了，所以常常一旦坐下来，就爬不起来了，稍一迟疑就会有蚂蚁、蚊蝇出来围攻你。我的一个侍从副官就因蚂蟥从尿道里钻进去，几乎丧失了性命。 我们那时最大的困难还是饥饿。有一次，饿了七天，所有粮食都吃光了，就吃芭蕉、树枝、葛草。 几天后，走到一处当地土人正开发的地方，种满了一片苞谷，饥饿的士兵蜂拥而上，像蝗虫过境一般一扫而光，只有一尺多高的苞谷一下子就连根带叶的被吃掉了。 我是非常幸运的，在缅北时把英军所有的仓库都打开，大量的让士兵补充了粮食、军毯、毛巾、干粮等，而我则留了几箱奶粉，告诉我的特务连120个士兵：“你们每个人携带两罐，留给我一罐。”后来，我就是靠这个奶粉维持了生命，一直到印度。 有一次，我感染了痢疾，医官打针因没有蒸馏水，只好打普通水，结果手臂发炎，发着高烧，但还是得徒步行军，而医官就四处找锯子，说是要把手锯掉，还好没找到，不然我就变成了独臂将军了。 锯子没找到，反而在死尸上找到了消炎药片，吃了消炎片，打了针，手臂就消肿了，所有的瘀血也都从小便排出来，后来，我就渐渐好起来了，但手臂上的疙瘩，直到四十年后才消失。 军队走到后来实在是太疲倦了，突然发现一个小村庄，村里的屋子都是用木头搭盖的，下面关牛马牲畜，上面则住人，在屋里中间，摆了一个大火盆，可以驱除蚊蝇、毒蛇。 我们到了村庄后，就得到了补给，村子里的粮食都被我们搬光了，我走进一间屋子里，就躺下来休息，满屋子都是半死的人，虽然外面下了那么大的雨，但我还是可以听到他们的呻吟声，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我实在是太疲倦了，就在一边睡着了。  在原始森林里行军的中国远征军 图片来自网络 军队稍稍补充了粮食之后，又继续前进，没几天粮食又没了，于是又吃树皮、吃芭蕉，这次饥饿的时间更长，有十四天没东西吃，途中被蚂蟥、蚊蝇吃掉的士兵很多。 后来，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村庄，叫作新平阳，这个村子比较大，于是我们就在这儿暂时住了下来，补充了体力，整整待了五天，又准备向着死亡之路前进。 那时，军队什么东西都丢了，就只剩下一部大电台，这是唯一可以和重庆通信的管道了，但由于我们是在深山内，根本收不到重庆最高统帅的电讯，但我们却收到了日军的广播，得到情报，知道日军占领八莫、密支那，又扬言要拦击中国军队。 我们于是更向西走，原始森林也更茂密了，树也更粗大了，抬头看不到树顶，只听见有猴子在上面叫，可是抓不到，那里有人传说着： 一位士兵被大蛇吞掉了，吞到肚子之后，士兵醒转，就用冲锋枪连发二十几发子弹，把大蛇的肚子打破，由此生还了。 我们把无线电打开了，果然，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收到军委会后方勤务部俞飞鹏部长的电讯，说蒋委员长派他到印度来找我们，飞机经常在我们头上盘旋，可是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知道有飞机，但是敌机或是我机还是盟军的飞机，无法辨别。 而后，收到了电讯，我们就立刻回复电给他，大约一小时后，就有一架飞机穿云下降，找到了我们，丢下了地图、指北针，叫我们不要走。 隔不久，又来了许多架飞机，丢了很多粮食下来，还打伤了不少人。这时，我们的部队通通得到空投补给，官兵皆大欢喜。 但是，有一位美军联络官亨池上尉半夜和人大吵大闹，说：“参谋长不公平，私藏了很多粮食，我们都没分到。” 我一听就很生气，说：“你来看看我的房间好了。”他来到我房间到处看了看，就只看到一个米袋。 我说：“我就只留一包米袋，同你们是一样的。”他无言以对，于是我痛骂他一顿。 有了粮食之后，有一个处长就煮了一大锅饭，拼命地吃，没想到居然就胀死了，因为饥饿太甚，不能一下子吃太干、太多的东西。 后来，电报上又告诉我们，英军驻印度阿萨姆省的省长威廉先生亲自率领了二百多名当地土人拿着指北针、镰刀开路来迎接我们，希望我们这边也一样开路。 我们收到讯息之后，就很兴奋地开路了，最后，终于和他们会合了。会合后见面、谈天，这才知道他是英国最年轻的官员，才32岁，而且是继承英王王位顺位排名26位。 他随身带了一个跟房间一样大的大蚊帐，吃饭、睡觉都在里面，以防止蚊蝇的攻击。 我带着部队跟着他的向导终于走到了印度，而那位英国省长带了二百多名当地土人，不少都死在路上，可以想见当时的艰苦。 从缅北到印度，我们绝地行军，一路上遭遇饥饿、疾病、虫害，死在途中的有八千多人，沿途都是白骨。 我们带了11000多人，到了印度只剩下三千多人：而带着的一百六十匹马，全死在路上。 有人还说，我们比牛马还要健壮，在那种环境之下，像牛、马一样壮的也死光了，我们之所以能活着，主要还是靠着求生存的意志力量，人类求生存抵抗恶劣环境的力量，要比牛马强得多。 到了印度重整军备，在兰伽训练，后来，这些部队就从缅甸反攻，消灭了日军的第18师团，打通了利多公路，直通昆明，从此，物资源源而来使后方得到了补给，壮大了中国的反攻能力。 而我到了印度，反而害了热带病，一直高烧不退，史迪威把我送到印度医院养病，病愈之后，畅游了喜马拉雅山脚的大吉岭。 不久，我就乘了飞机，飞过了喜马拉雅山的驼峰，回到了昆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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