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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48年之前，路易-拿破仑便已经抛出《拿破仑观念》这本小册子作为进入政坛的先导，当时他还默默无闻。《拿破仑观念》借取米什莱的灵感，阐述了一种关于法兰西民族之同一性的观念，他写道：“他【拿破仑一世】清除大革命的污垢，使国王稳定在位，使人民高贵起来。……在类似法国这样的民主状态中，行政机构具有比其他任何状态中更大的重要性，因为它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政治机构。……从克洛维到路易十六，直至国民议会，我和法国在此期间发生的一切都息息相关。”[1] 这些话中集中刻画了一种未来政治人物的新形象，呈现为强人领袖和理想主义者的双重结合，这无疑符合了时代的需要和精神，同时也向底层社会传达了他并没有忘却1789年传统的政治信息。其中的一半成分可谓是伪装和夸张，但另一半则确实展示了他对时代政治现状以及解决之道的“拿破仑观念”。路易·波拿巴着重攻击了法国中产阶级的分裂和利益观念的狭隘，在他看来，这是1815年之后法国政治的致病之源。统治集团自身的分裂使议会政府的统治能力从根本上遭到削弱，而利益观念的狭隘则使中产阶级无意帮助穷苦阶层。此种局面只能造成议会各党派不倾向于保持合作，以便解决问题，他们彼此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和不同的观点，一旦发生争吵通常就会诉诸最常规的手段，那就是联合下层，煽动骚乱。这种情况恰恰是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的常态，它们都是在自我煽动起来的动荡中走向毁灭。路易在年轻时候的流亡生涯促使他仔细阅读了米什莱关于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人民”的著作，颇带有几分感动和真诚，其中尤其吸引他的则是米什莱所阐述的“法兰西同一体”观念，他将此一观念牢记在心，在进入政坛之时，他将米什莱这种倾向于极端浪漫主义的观念同拿破仑家族的传统治国策略结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兼具内在的实用主义和外在的理想主义的政治路线。他曾谈道：“波拿巴家族应当记住，他们的一切力量源出人民的意志，他们应当等待人民表达这种意志并顺从它，哪怕它与他们本身的意愿相悖。”……“如果人民感到痛苦，你们就要显得同他们一样是被压迫者，同时要让他们懂得只有靠你才能得救。一句话，波拿巴家族要扮演天下众生之友的角色。……你们要时刻做好准备，直至你们自己有力量制造事件。别让任何人扫兴，绝不投靠任何人。向所有人敞开大门，即使是好奇者、怀有个人打算者以及劝告者都统统接纳，这些人都有用处……必须时刻审时度势……必须处处留心，同时又要始终保持谨慎和不受束缚，只有时机合适时才公开露面。”[2]此即路易·波拿巴富有实用主义性格的帝制观念的诞生之源。 作为纯粹政治性的见解，路易·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不乏敏锐和正确。共和派与君主派、或者说1789激进派与1815正统派之间的冲突，一直以来就是法国议会政治派系斗争所围绕的轴心；由于斗争各方都扎根于中产阶级利益，并意在维护这种利益，只是具体的阵营有所不同而已，那么如此长久的斗争便不涉及利益方面的差异，而不得不成为赖以激发政治活力的虚幻而抽象的哲学维度上的争吵。在这样的争吵中，统治精英往往并不被视为负责统治，而只是被视为议会权力的补充和“剩余物”、以及普遍选举制度漏洞的调节者。正是此一原因造成了法国政治自拿破仑统治的后期以来，便没有产生真正的政治精英，而只是冒出种种封闭的权力团体。这些团体在不断变幻的政治格局中都无法避免迅速失败的结局；首先是转变为以功绩和服役为基础的18世纪贵族在督政府时代的失败，接着便是七月王朝试图以表明财产资格的选举税标准、也就是财富标准来构筑政治精英集团的失败和崩溃；作为最后的退路，正统派力图在1848年之前的时代建造一种类似英格兰的建基于社会尊重和身份区分之上的贵族模式，这一企图未及实施便遭遇了革命洪流。1850年代之前，法国的人民-精英关系的种种建构尝试总是迅速退化为合法的经济特权和非法的经济斗争。为此，路易·波拿巴重新提起了卢梭的激进观念，即政府应当代表人民。在如何代表的问题上，路易·波拿巴则继承了西耶士的思路，他明确指出，议会和政治党派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只能使问题本身趋于恶化；议会政治人物代表的只是各个利益集团，在最好的情况下，比如塔列朗那样伟大的政治家，也只能是代表狭隘的中产阶级利益，绝无可能像英格兰宪政中的君主角色那样，代表一个国家。解决办法便是重建“帝国总统”，这是一种强硬的、甚至是独裁的民族政治领袖。领袖应当通过直接的大众民主和普选与法兰西人民联结在一起，由人民大众将立法权和主权直接赋予总统，只有这样，主权才不会被议会和政党所削弱和侵蚀。奇怪的是，路易在进一步解释“帝国总统”的具体涵义时，并没有强调其针对议会各党派的强硬态势，而只是强调“应当服务于所有人，不论贫富”，他似乎对救济穷人更感兴趣，认为领袖的“神圣义务”就是“鼓励发展经济”和“向人们提供工作”，让所有的社会阶层都从中受益，而不管受益的相对程度。《拿破仑观念》在1848年的选举前期获得广泛的流传，并取得政治奇效。法国社会各阶层对这份纲领有各自的理解，所有的理解都是模糊的，在各取所需的意义上而言，也都是正确的，但都只是正确了一部分。重要的是，大部分底层社会的农民和工人从这份纲领中看到了一个准备为捍卫他们的利益而战斗的强硬的和有远见的斗士。这一点足以保证拿破仑赢得多数选票。而财富阶层则在其中更深刻地看到了一个能够结束纷争、捍卫财产并最终达成稳定、繁荣和进步社会局面的人物，这一点则保证了他的当选不会激起反对舆论。赢得总统选举的路易·波拿巴以一次重大举动作为其执政的特征。这便是签署议案，在基础教育中大幅度提高天主教会的地位和影响力；财富阶层将这一议案看作是抵御激进主义进攻的堡垒，一位主教说到：“想让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相信财产权，只有一个药方，那就是相信上帝，因为上帝规定了'十诫’，……并保证对那些偷盗者进行没玩没了的惩罚。”[3]此举是在议会的保守压力下作出的，路易的目的很简单，但不是很容易分辨，他希望借助这种恭顺的表现赢得议会的信任，借此让议会替他偿还个人债务，并希望议会能改变宪法以便能够获得连任。在意识到这两项要求不可能得到议会的同意之后，路易联合军队将领采取超出法律范围的行动，解散议会，他决心诉求“全民公决”，以冒险一试的方法摆脱困境。92%的人投票同意他成为强硬总统，赋予他十年任期；1852年，又一次“全民公决”支持了路易这位政治福将，97%的选票使他成为世袭皇帝。 “全民公决”的冒险跃进掩盖了路易在担任总统期间的平庸，使之逃过了绝大多数人的眼睛，“拿破仑观念”的光环不曾减色，反而更加绚丽。如果这种来之不易的“政治领袖”身份真的能够与一个天然的“政治强人”取得联合，那么法国政治的走向势必会因此改观不少，1789传统必然会让各个利益集团懂得退让，即使路易牺牲自己以捍卫1789传统，这一传统也必然会重新激荡法国议会政治。然而，作为19世纪法兰西政治最深刻和锐利的观察者，马克思直陈路易上台的真相乃在于中产阶级和富农阶层的恐惧，他们需要一个随身携带大棒的警察做他们财产的管家，而路易正是这样一个人。没有谁比马克思更懂得在辉煌的外表之下通常会掩盖着怎样一个平庸的人物。对于1789传统，马克思评论说：“不管资产阶级怎样缺乏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最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为之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利益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须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如果说1789年传统只是遮蔽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那么路易·波拿巴则使得理想完全屈从于现实，马克思对此评论道：“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老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年12月的轻率行动报复了1848年2月的英勇攻击。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 更显老道的布克哈特，则道破了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作为农民帝国的本质：“路易·拿破仑为了大选，已经尝试了全民公决，其他人则追随着他的榜样。农村人口中的保守倾向已经获得承认，尽管从来没有人想要认真估算一下：从全民公决到每件事情和每个人，其距离到底可能远到怎样的程度。”[4]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选票是全民公决的命运枢纽；然而，路易时代的法国农村人口自1789年夏天获得土地之后，无论是拿破仑一世与天主教会之间妥协性的“教务专约”，还是历次的民族战争，都不曾撼动他们手中的土地，1815年开启的复辟年代则充分意识到获得土地的农民已经成为追求稳定和秩序的保守力量，路易十八懂得复辟的代价是不触碰资产阶级利益，但他也更懂得农村力量的意义重大，资产阶级议会由于众多派系的分裂和无休止争斗，只要不从整体上予以挑战，就能够善加利用；但如果没有农村这股力量或者将这股力量激进化，他那老迈昏庸的复辟王朝将顷刻瓦解。然而，法兰西历来从共和政治的启蒙角度来看待普选权问题，议会往往将普选权建基于公民-个体的理智能力之上，这是18世纪启蒙思路的延伸。18世纪的启蒙家们并非没有意识到普选的结果往往不在预期当中，但他们将造成偏差的原因归结为理想与现实之间必然会存在的差异，只是一个有待改进而且能够获得改进的程度问题；弥补这种差距的办法就是公民教育。“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重建人类批判能力和资本主义道德要求之间的平衡，在这些人看来，重建此种平衡的惟一希望就是重建启蒙，在多重意识形态的斗争格局中再造一个坚持世俗实用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伏尔泰。全民公决的结果是对共和派政治理性的根本性打击，阿伦特的告诫在此一针见血：“法国和美国革命都注意到了公众意见，但是只有后者懂得如何建立一个长久的机制，将公众意见融入共和体制。另一种选择，我们在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续进程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由于无中介来传达意见而造成的无代表的、未纯化的意见之乱象，结成了再紧急状态的压力之下互相冲突的大众情绪，等待着'强人’来将其强行塑成一种全体一致的'公意’，而这意味着一切意见之死亡。在现实中，另一种选择是公投，它是与不受束缚和净化的公众意见最为符合的唯一机制，而且正如公众意见是意见之死亡，公投结束了公民投票、选举、选择以及建立责任政府之权利。”[5]路易·拿破仑借助这个结果重建帝制，并将世袭君主制融合到帝制当中，这一切要素均从本质上瓦解了共和派观念。对此，财富阶层普遍的不安全感、对政治动荡和议会派系倾轧的厌倦只能提供部分的解释；97%的多数只能说明农村人口怀抱正统派观念，而非共和派的启蒙观念。一旦人们不相信“共同利益”这个概念，并且也不相信完成形态的理智生物的存在时，自由主义精英集团的伦理支柱也就随之崩溃了。这就是在路易·波拿巴的全民公决中所发生一切的根本原因。共和派在第二帝国时期遭遇的挫败，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充分意识到：个人并不是前无古人、现无他系的孤独理智者，而是被挟裹在种种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的作用与反作用中间，只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可怜单位，被恐怖、灵感以及偏见的潮流推来推去，随着每一阵微风而发生摇摆。与此同时，法国资产阶级并没有表现出新工业时代英格兰商业阶级那种严肃认真的福音派热情、以及对财产权益的那种本能而正当的坚决维护，虽然有些自负，但积极的商业进取心而非投机心理、极其认真严肃的道德观念，足以使之执掌天下；这一切要素均是法国资产阶级所缺乏的。这也同样造成了第二帝国的败落。当上皇帝的波拿巴在此种局面之下，除了在经济方面维持稳定和并非全部真实的繁荣之外，便不可能再有更多的作为；他鼓励成立一个又一个新的投资银行，并进行规模巨大的铁路建设，一系列野心勃勃的政府工程项目鼓舞起全局性的经济扩张，为商人和资本家们的投机性经济活动创造出一轮又一轮的空间，历来最难对付的城市工人也因此有所获益，抵抗的传统和决心在第二帝国的巅峰期也下降到谷底。1851年时候，他是以民选总统的政治身位执掌法兰西大权的，而后，他却推翻了共和体制并自立为皇帝。一开始时候，路易的政变是受到欢迎的。这位波拿巴总统颇为精明地利用了舅舅的威名和遗产：“拿破仑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纲领，这纲领就是：秩序、宗教、民众福利和民族尊严。”路易-拿破仑也是相当勤勉地推行此一纲领，为此，他对社会主义实施遏制，弥合同天主教势力的裂隙，藉由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创造工作机会。不过对路易来说可谓生不逢时，1851年他以“秩序”和“民众福利”为名策动政变之时，1848年革命的血腥记忆尚且在人们的记忆中保持鲜活，但是到了1860年代后期，这段记忆便已经淡化了，成了昨日的古老之事。此时的法兰西公众只知道和平和繁荣，此等情形之下，尽管占据七成人口的农民敬仰并拥护皇帝，但应该说，农业集团的这种态度也只不过是因为波拿巴对农村的丰厚贴补政策，同时，为了维系农村集团的支持，我们这位法兰西皇帝还推行了同法国的工业化邻国的农产品自由贸易政策，由此推高农产品价格；至于农民集团的这种拥护态度究竟还有没有更深的基础，则是很难说的事情了。真正的政治角逐是在法兰西媒体、城市以及立法实体展开的，在这些战场上，路易-拿破仑的“威权制帝国”则当然是遭人仇恨的。此一政治态势的最有力证明就是法兰西中产阶级对帝国的忠诚也日益削弱并沉降下来，别忘了，早年间，这个阶层对1852年的复辟是秉持热烈欢迎态度的，认为这个复辟的帝国将是对抗“红色革命”的堡垒，不过，那已经是1852年的陈年旧事了，那时候距离政变尚且刚刚过去一年。到了1860年代，已经被翻云覆雨却又毫无意义且每况愈下的纯粹政治权谋弄得疲惫已极的法兰西布尔乔亚阶层，对共和派、奥尔良派以及波拿巴派已经是无所谓了，他们可以是共和派，可以是奥尔良派，也可以是波拿巴派；对这个时候的布尔乔亚阶层来说，路易-拿破仑不过就是那个“十二月二号的人”，是那个将第二共和扼杀的人，并且正是这个人将共和制度最坚定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和恶魔岛。到了1860年代，疲倦已极的路易·波拿巴正式放弃了年轻时代的“拿破仑观念”，将法兰西之“同一性”的观念降解为“最大幸福”观念，逐步将第二帝国予以自由主义的“净化”和“自由化”，将权力逐步放给共和派的自由主义精英集团。路易·波拿巴无论是作为共和国总统，还是作为帝国皇帝，猎取民心始终都是他执政的纲要所在。他为自己设置了萦绕终生的问题：城市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究竟彼此扩张到什么程度，才可能像农村人口那样，一致拥护一个强硬而保守的国家呢？他很可能至死都没弄明白，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一个依托农村人口的保守偏见而创建的帝国，从长远来看，必然要同他的“城市经济政策”，也就是对法国社会推行的自由主义化的“净化”和“松绑”政策发生根本冲突，他作为“人”的“内在矛盾”正是法兰西作为一个民族的“内在矛盾”；就经济生活而言，这种“内在矛盾”就是法兰西民族对于绝对之物和一致性的诉求和崇拜同自由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之间的矛盾。此时，作为拿破仑三世自由主义化“松绑”政策的主力军，圣西门主义者便也得以公开声称自身的“社会主义”身份，圣西门主义者的经济宗教组织无疑是一种基于组织权威的形态，工业-道德-科学是这种社会主义宗教的神圣三位一体，其中惟独缺乏的是对私人企业组织和地方性的自愿组织的顾虑和尊重，神圣三位一体是在“一致性”的国家政权景观中展开的，而不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的个体责任感以及自助信念的景观中展开的，在“一致性”的国家景观中，工业组织将呈现为和平-进步的合作性组织，而非以利润为诉求的竞争性组织，任何同国家“一致性”诉求形成冲撞的组织和力量，他们一概视之为“捣乱者”，并评论说：“凡是愿意对我们所描述的和平社会中工业生产的情景稍微加以思考的人，都不难了解，在这里包含着重大问题的解决，这就是公社和部门的组织机构问题，这个问题极其明显地引起了当今政论家们的注意。虽然他们现在全都想建立城市、划分省份，但是由于他们谁都不知道城市、省份和国家为什么要存在，为什么人们要组成联盟，即他们应当做什么。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是束手无策的，或者说得好听些，他们认为上述的联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对抗国家政权。联合的动机也是对抗政权，因此最终的使命也仍然是对抗政权。所以，他们到处制造愤怒，并且只是制造愤怒。他们不但不进行组织，不但不把公社同省、省同行政区联系起来，再扩大些说——把法国同欧洲联系起来，却在进行捣乱。他们把欧洲同地球分开、打碎，把地球同宇宙分开、打碎，把整个世界、地球分割成乡村式的单位（在这里只能看到不大的自主的个体），分散成违反万有引力定律的没有行星的卫星。”[6] 在极度缺乏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和经济体系的情况下，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经济在国家“一致性”的帷幕之下，潜藏的只能是巨大的、处于剧烈翻滚和投机性增值状态的土地和城市住房市场，这种人为的、投机性的经济形态在自由主义化时期得以在一夜之间像独眼巨人一般走出地下世界，并通过豪斯曼计划掌控了整个巴黎乃至法兰西岛，很多外省城市也加入其中；此举完全颠覆了有关不动产之稳定性的英格兰形象，不动产甚至较之动产经历了一个更为迅速的转手过程和更具链条渗透性的商品化过程，法国人在18世纪曾经在约翰·劳的金融体系中阅读到财产的权力和力量，在19世纪则是从不动产的迅速商品化中再次品尝了财产的权力和力量，维系这种力量的仅仅是出于国家“一致性”的一层可悲的实证法律；其中所展示的种种经济信息由于人为的深度混合，而变得令人无法解读，最终造就了一块完全不是经济分析能够触及的“非理性区域”，在这样的“非理性区域”中，经济生活不但无法从国家“一致性”中寻求力量和政策源泉，反而只能扎根在彻头彻尾的不确定性中，而国家则不是在指导经济，而是在制造社会性的困惑。1870年，人心涣散的第二帝国被拖入灾难性的普法战争，皇帝本人成为俘虏，巴黎立刻爆发了自由主义精英集团和城市工人之间血海般的冲突。尽管法国自认为遭受了无法容忍的屈辱，但俾斯麦实际上是按照梅特涅时代的宽大条件解决了和平问题。欧洲资本主义在1914年之前的这段时期迎来了和平而有序的美好时光。路易·波拿巴皇帝及其第二帝国为法兰西民主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人权宣言》的抽象普遍主义原则的另一种奇特的普遍主义保守模式，并为此一模式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然而，这一切只不过证明了本身即为普遍主义的人权原则恰恰不可能建基于任何的普遍主义政治模式之上；无论是启蒙观念的公民-个体，还是保守主义，都只是瓦解人权原则的不同方式。如果说1789年夏天的法国大革命创立了平等，那么《人权宣言》则不能等同于对人权的确立，恰恰相反，随后的所有政治试验与其说是为人权原则的普遍主义诉求提供解决办法，倒不如说是提供了一系列的病症与问题一览表。正如H·巴特菲尔德总结的那样：“拿破仑的生涯向后世传达出了诸多的教益，路易-拿破仑，他的侄子，也就是后世的拿破仑三世，还有一切其他觊觎同样性质的独裁权能的政治家们，都从他的生涯中明白了真正的危险来自知识阶层、中产阶层以及政治票友集团，这些集团都精于嫉恨和警觉之道，只要独裁体制表现出集聚权力的迹象。至于社会底层则恰恰相反，独裁体制很容易从这个阶层激发起巨大的支持力度和令人瞠目的忠诚感。倘若有一个领袖表达出对人民物质福利的关怀，人民当然会以感激作为回报。在贫瘠和饥荒年代，政治上的选举权不啻于一场玩笑，完全是多余之物。波拿巴改革了法国的金融体制，终结了这一体制在早前滋生的严重腐败。他确认农民对于大革命所分配土地的所有权，据此他便给社会带来了一种稳定感，毕竟，他保证了大革命所释放土地的所有权将会一直稳固下去。实际上，他要成为一个本质上的农民皇帝，他清楚，农民阶层现在热望的不是更大的自由，他们也不期望有更多的政治实验降临。”[7]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的经济价值观已经普遍转向某种“社会主义”意识，这当然不是马克思的那种从严格的经济科学规律中延伸出来的社会主义，而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同19世纪中后期盛极一时的各种激进“唯心论”的结合体，这种唯心论在英格兰呈现为以牛津运动和浪漫-保守主义国家理论为旗帜的社会教派性质的运动，经济学亦难以避免影响，即便穆勒也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认真考虑过建立一套资本主义经济的末日哲学问题，建构的基础当然就是对“社会主义”之必要性的“反思”。这实质上决非一种“经济主张”，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主张，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社会似乎从中找到了对于历史性的恐英症的心理安慰和补偿，第二帝国时期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法国展厅实际上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橱窗，任何一种资本主义产品，只要是“友好的”，都贴上了“社会主义”标签。然而，这样的“社会主义”只是重农主义和权利宣言的怪异混杂，从错位的世俗宗教态度中汲取几乎称不上养分的养分，试图在个人主义基督教的世界中寻求“敌基督”的反义地位。克拉科夫斯基对于此种局面的评论，其敏锐程度让人称道并足以流传下去：“你们并没有让我用一个绝对价值的标准来衡量你们的行动，这是因为在你们看来，那样的价值根本不存在，或者完全是想象的。但是，另一方面，你们自己却谈论所有人类价值必须是绝对的。于是，你们用一种模糊的、模棱两可的方式，暗中把公理自明的绝对主义引进你们的学说，以便立即用'历史相对主义’给予摧毁。”[8] 此一时代的法国社会正在此种矛盾且混乱的经济背景下，社会-政治生活分裂为各种以理想主义为旗并行胆大妄为之实的小集团，正义、权利、自由、平等、合作、博爱的祭坛纷纷崛起，呈现狼烟四起之势，仿佛回归了宗教战争年代。说到底，一个依托农村人口的保守偏见而创建的帝国，从长远来看，必然要同中产阶级的财富欲望和投机本能、以及城市工人阶级的权利诉求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大众民主体制倘若建基于原则和观念上的对立，大众选举制度和政党体系也将随之演变成道德和正义的沙场，从中释放出的将不会是公民理性，而是意识形态战争、乃至宗教战争的幽灵。到了这一步，作为第二帝国之人格化体现者的路易-拿破仑便只能寻求一场对外战争来化解内部矛盾，至于输赢，已经不是这位皇帝关心的重点了，此时的他自觉有必要走上通往色当之路，效仿伟大的悲剧英雄俄狄浦斯王，去猜一猜斯芬克斯的微笑，法兰西因此走上了1870年的战场。一种全新的政治人物类型就此诞生并将迎来后世连绵不断的拙劣模仿者，那就是：纯粹的政治赌徒。[1] 转引自，路易·吉拉尔：《拿破仑三世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7-43页。 [2] 路易·吉拉尔：《拿破仑三世传》，同上，第8-9页。 [3] G. Wright, France
in Modern Times, Rand McNally, Chicago,1960,p.179-80。 [4] J.Burckhardt,Reflections
on History, London, 1943,p.165。 [5] 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1963, p. 228。 [6] 巴扎尔等：《圣西门学说释义》，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1页注释。 [7]H.Butterfield,“Napeolon”。 [8] 转引自，卡尔·波兰尼：《社会、经济和哲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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