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彭钰美、雷禹 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5辑）》  本文摘要 加速主义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长出来的一种社会思潮，自诞生之日起就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巨大争议。作为一种激进的理论思潮，加速主义在理论上表现出异常明显的含糊性：一方面，由于它企图超越资本主义而表现出来的立场之争导致了内部难以沟通的对立。另一方面，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滥用，它在政治策略上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复杂的共谋。因而，厘清加速主义的理论谱系及其历史变迁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基于思想史的角度，试图从加速主义思潮与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关系来把握它的历史变迁、理论更替和内在张力，由此摆脱外在的立场评判，从而真正揭示加速主义的内在逻辑、理论缺陷和基本教训。 作者简介 彭钰美，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雷禹，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自2013年尼克·斯尔尼塞克和亚列克斯·威廉姆斯发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一文，“加速主义”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学术事件。无论是从狭义的学术流派还是从广义的社会思潮来进行理解，“加速主义”都代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独立寻求突围资本主义的理论路径和政治冲动。然而，在这一动向中，马克思主义处于尤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加速主义总是援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并将其打扮成自己的同时代人，由此获得天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加速主义的理论实质和干预策略方面，马克思主义要么缺席，要么格格不入而处于一种“空场”的状态。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激进的理论思潮，加速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反应。在社会现实和思想处于急剧变迁的条件下，我们需要及时更新自身的历史和理论叙事，深化对现实本身和诸多思潮的把握和定位，从而占据主动地位。因此，基于社会历史和理论变革之内在张力的视角，思想史的研究需要把握自身的逻辑变迁。基于这一立场，本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加速主义思潮的历史变迁、理论更替及其政治意蕴，从而真正厘清这一思潮的理论实质。 一、加速主义的内在底蕴：从尼采的未来哲学到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和德国的技术世界观 “加速主义”这一术语自2010年之后得到广泛使用，尤其是《加速主义政治宣言》的发表使其成为一股蔚为大观的社会思潮和学术动向，离不开加速主义批判的集大成者本雅明·诺伊斯（Benjamin Noys）对这一术语和思潮持久而深入的探讨。对于这一术语的来源，一方面，一部分学者认为是由诺伊斯在其著作《否定的持存》（The Persistence of the Negative）①中创造的，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学者将其追溯到1967年美国作家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的科幻小说《光之王》（Lord of Light）②中。我们认为，正是诺伊斯对这一术语的率先界定使其成为一个知识学上的事件从而获得了丰富的内涵，简言之，正是他首先用这一术语指代了特定的哲学和政治概念，最终催生了这一思潮的流行。尽管如此，泽拉兹尼的界定仍然分享了这一术语后来的含义，因而他的使用成为后来学者反复回到的出发点。 虽然“加速主义”概念的使用是一个晚近的事件——无论是在诺伊斯还是在泽拉兹尼那里，然而，纵观整个思想史可以发现，这一概念背后所反映的思想却是更为古老。“加速主义”这一概念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使用，而其内在底蕴早在19世纪的尼采那里就存在了。从尼采的未来哲学到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和德国的技术世界观构成了加速主义思潮的“前史”。追溯它的“前史”并非以一种目的论的叙事来反身寻求它的源头，而毋宁是一方面澄清后来的加速主义思潮反复引用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探寻这一逻辑变迁背后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而为理解其今天的最新形态厘清必要的战场并提供必要的理论和逻辑的支撑。 在谈到尼采之前，值得先提一下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她于1818年出版的小说《弗兰肯斯坦》③被誉为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这篇小说创作于启蒙运动后期，正值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时期。《弗兰肯斯坦》冠以副标题“现代普罗米修斯”，主角弗兰肯斯坦是一位藐视启蒙运动机械世界观的科学家。在浪漫主义和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弗兰肯斯坦既跳出了科学的限制，又摆脱了文明的规范，最终取代上帝而成为新的造物者。这种造物者是智慧生命的创造者，即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玛丽·雪莱（1797—1851）及其笔下的弗兰肯斯坦 弗兰肯斯坦被玛丽·雪莱作为“现代普罗米修斯”，这种气质可以说构成了后来加速主义的底蕴。至为关键的是，她将弗兰肯斯坦作为现代人类意志的表达，并将这种人类意志提升到无与伦比的地位，这充分契合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到工业革命前后的社会状况。对人类意志的肯定和赞扬同样是尼采哲学的核心主题，也使得尼采成为加速主义思潮所反复追寻的起点和源头。尽管加速主义概念的提出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然而其内在底蕴早已经充分彰显于尼采的哲学之中。 尼采的宣言“上帝死了”正是他对基督教批判的独特表达，也是他对基督教虚无主义批判的集中体现。尼采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恰恰是基督教虚无主义的核心体现。通过这一理念，基督教颠覆了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价值观，使人类走上了平庸和颓废的道路。在这一意义上，尼采开启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在批判基督教之前，尼采以倡导生命的“权力意志”为评判好坏的标准，从而展开了一场虚无主义运动。现代人普遍认为走出了基督教占主导的黑暗的中世纪，终于达到文明的欧洲。然而，尼采认为，今天的欧洲人正变得越来越相似和平庸，这种所谓的“进步”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幻象，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人们进行美化和合理化的策略而已。正是为了反对现代人这种进步观，尼采预言了加速主义思想的一个关键特征：只有通过彻底的危机和人类的绝对堕落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根本的进步，而非一种虚幻的理念。因此，以“颓废”的面貌呈现出来的现代性的根本逻辑需要被重新激化，从而从废墟中诞生真正的新事物，而这一过程需要被不断加速，而不是阻碍。 尼采不仅关注了关于加速的问题，也看到了缓慢和减速的倾向。在《权力意志》的“未来之强者”的一个片段里，尼采认为：“欧洲人的均衡乃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伟大进程：人们本应进一步加速这个进程。一种撕裂、间距、等级制的必然性因此已经出现了：而不是延缓上述进程的必然性。”④同样，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想象了一个“自由思想家”，对其描绘的加速的图景作了回应。“这次贯穿全人类整个肉身的毒化过程，看起来是无法停止的，其节奏和步伐从现在起甚至可以放得越来越缓慢、精细、悄无声息、审慎周详——人们有的是时间……在这个图谋里，今日的教会还负有什么必然的使命，从根本上说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吗？Quaeritur[有此一问]。看来，教会倒是在阻碍和抑制那个进程，而不是加快推进它？如今倒是这个才可能是它的用处……”⑤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尼采的加速主义的最充分表达，其目的就在于反对教会希望减缓事情的发展速度。尼采的“加速这个过程”成为后来加速主义所不断援引的初始表达。 尼采的未来哲学激励了整个20世纪的思想家，同时其理论底蕴催生了后来加速主义思潮的诞生。尽管并非所有人都直接采用“未来主义”这一表达，但他们出于对日益加剧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全球冲突的反应，无论是在哲学、政治、美学等方面都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并试图与之彻底决裂。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共同预见了20世纪末的加速主义，并且成为通向加速主义的直接纽带和桥梁。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在意大利，未来主义的旗手是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Tommaso Marinetti），也是未来主义的创始人。马里内蒂和他的追随者们表达了对速度、科技和暴力等元素的狂热喜爱，预示着今天科学技术话语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技术迷恋。汽车、飞机、工业化的城镇等在未来主义者的眼中充满魅力，因为这些象征着人类依靠技术的进步征服了自然。马里内蒂的这一观点毫不隐讳地在其《未来主义宣言》中表达了出来。在他看来，“宏伟的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美——速度之美，从而变得丰富多彩。一辆赛车的外壳上装饰着粗大的管子，像恶狠狠地张嘴哈气的蛇……一辆汽车吼叫着，就像踏在机关枪上奔跑，它们比萨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塑像更美”⑥。与尼采一样，马里内蒂的观念也是严格的且非道德的。在他看来，没有任何普遍的人文主义精神，只有政治的崇高化、审美化。然而，这种对速度、对技术赞美的未来主义宣言也引发了对战争的热爱，因为在其中人类的尤其是男性的统治意志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示，随之也与法西斯主义建立了亲密的联系。 在德国，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延续了这一思路。对于荣格尔来说，他呼吁将生活的所有领域军事化，从而使他的战争经历变得绝对化，并主张采取暴力镇压和建立国家专政。荣格尔拒绝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理想，以及所有资产阶级的秩序和文明的普遍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宣传一种不怕痛苦和牺牲的人的形象，并且更加重视纪律和等级制度。在这一点上，荣格尔强调拥有庞大工人军团的现代经济。在社会领域中，保留下来的是战争的风气和无处不在的非道德主义，人们关注的是战争，并将自己变成现代战争的人类主体。荣格尔将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一种威权形式：“国家把自己变成了巨大的工厂，在流水线上生产军队，日夜把军队送到战场上，在那里，同样机械化的血淋淋的嘴巴取代了消费者的角色。”⑦荣格尔对技术创新的呼吁脱离了人本身，在追求速度和效率的过程中，将人的维度抛之脑后。荣格尔这种理念背后蕴藏的是其鲜明的意志主义，即一种对不受约束的自由意志的信仰。这种强力意志的重要特征在于不为人类平等的普遍规范所束缚，而且必须突破这些规范。荣格尔对这种强力意志的呼吁和赞赏可以说是有着尼采权力意志的影子。对这种意志主义的强调，体现了荣格尔的技术征服世界的思想。 在另一位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看来，这种权力意志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人与技术》中，斯宾格勒认为，科学是一种神话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追求。科学技术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形成的，这种斗争恰恰是与生命本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任何工具、技术手段都是权力意志为自己铸造的武器，以便在斗争中取得对自然或他人的胜利。在斯宾格勒看来：“所有伟大的发明和事业均出自强人对胜利的喜悦。它们是有个性的人的表现，而非群众的功力思想的表现，群众只是旁观者，但是不得不忍受发明的后果，不管它们是怎样的。”⑧对于斯宾格勒来说，日耳曼的浮士德文化即是坚持自己的意志创造，坚定地拥抱自己的创造性，这就是最有可能的英雄主义。“自己建立一个世界，自己做上帝，这就是浮士德式的发明者梦想，从那时起，从发明者的梦想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有关机器的构思，它们尽可能地接近永动机的无法实现的目标。”⑨在这一意义上，斯宾格勒提出了“科学是神话”的观念，科学并非建立在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之上，而是基于权力意志而为了斗争的创造。斯宾格勒的这种观念可以说对后来的加速主义观点产生极大的影响，而后来的“超信”（hyperstition）这一概念就是最为直接的呈现。这一概念意指虚构的或人为的想法可以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此想法的重点不在于是否与事实或现实相符，易言之，它与竞争的力量和立场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斯宾格勒的技术世界观隐晦地表明了一种政治专制主义，这亦是其科学技术的权力意志体现，这也最终促成了斯宾格勒右翼未来主义的立场。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 对加速主义思潮从尼采的未来哲学到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和德国的技术世界观这一“前史”的谱系梳理，可以看出，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为后来整个20世纪思想尤其是加速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调。在其影响下，马里内蒂对机器、技术和速度表达了至高无上的赞美；对于荣格尔来说，他肯定了个人对这种技术的认同；对斯宾格勒而言，尽管他认为作为浮士德式的技术携带着权力意志的力量，亦表达了对这种技术的深深忧虑，然而只能将其作为西方的不可逃避的宿命来加以看待。尽管这一谱系的理论家并非后来直接的加速主义者，但不可忽视的是他们的思想理论已经牢牢地为今天的加速主义打上了底色。 ①Benjamin Noy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Negative: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The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Roger Zelazny: Lord of Light,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③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New York: Penguin, 2002. ④尼采：《权力意志》(上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86页。 ⑤尼采：《论道德的谱系》，赵千帆译、孙周兴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9-30页。 ⑥Filippo Tommaso Marinett, Mani festi futurist, New York: Rizzol, 2013, p.40. ⑦Ernst Jünger, “Total Mobilization', in 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A Critical Reader, ed. Richard Wol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p. 129. ⑧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精粹》,洪天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31页。 ⑨同上书，第230页。 二、加速主义在法国的出场：欲望哲学及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后马克思主义式激进诊断 在法国，吉尔·德勒兹、加塔利、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和让·鲍德里亚将尼采的未来哲学和未来主义的政治影响带到了20世纪后半叶。在名义上，他们属于激进的左翼，使用了未来主义的主题来对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进行激进诊断。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使左翼的事业和力量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和削弱，同时也影响了整体的革命氛围，无疑也让左翼的革命策略不得不有所调整。总的来说，他们借鉴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这一论断，从而强调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必须让资本主义本身变得更加激进，企图冲破其自身的界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雅明·诺伊斯将他们的理论倾向首次称为加速主义①。这一时期加速主义三个主要的代表性文本分别是：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1972年）、利奥塔的《力比多经济学》（1974年）和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年）。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的一段简要表达成为加速主义在法国的早期出场形式，亦构成了加速主义思想发展的决定性事件。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加塔利指出：“但哪条是革命的道路呢？是否有一条？像萨米尔一阿明建议第三世界国家做的那样，退出世界市场，这是法西斯主义'经济解决方案’的一种奇怪的复兴？或者是朝相反的方向走？更进一步，即在市场的运动中，解码化和解辖域化？因为从一个高度精神分裂的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也许流动还不够解辖域化，还不够解码化。不是退出这个过程，而是更进一步，'加速这个过程’，正如尼采所说：在这个问题上，事实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什么。”②  德勒兹（左）和加塔利（右）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这段话被反复引用，后人尤其将这段话看作是他们作为法国加速主义者代表的“圣经”式段落。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勾连了尼采的思想，使得尼采这个本身并非那么明显的开端构成了加速主义思潮源头的初始表达。可以说，加速主义作为一场知识学的运动，是在不断地建构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这种形成是通过当代的加速主义逆反地追溯过去的历史思想和事件而不断成型的。 与尼采强调以一种权力意志来预言欧洲人应当加速堕落并进入彻底的危机从而实现根本进步这一伟大进程一样，德勒兹和加塔利以一种加速主义式异端的精神分裂分析为对策，试图来回应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革命化力量赞美的启示，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资本主义一方面是解辖域化的运动，另一方面又是再辖域化的运动。“资本主义机器越是对流（flux）进行解域化、解码和公理化，以便从中榨取剩余价值，它的附属机构，如政府官僚机构与法律和秩序的力量，就越是竭尽全力地再解辖域化，在这个过程中吸收越来越大的剩余价值份额。”③德勒兹和加塔利借助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诊断资本主义的矛盾之处在于解码所造成的解辖域化释放的欲望与公理化的逻辑之间的矛盾，进而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是由欲望生产推动的。最终，在面对解放的革命道路之时，德勒兹和加塔利谴责了以阿明为代表的第三世界退出市场的路线主张，反而是采取了尼采式的表达，即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达到资本主义本身的极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资本主义分裂本体论的革命性加速，产生了突破资本主义价值和人类主体遏制的审美经验。 然而，在利奥塔看来，德勒兹和加塔利走得还不够远，认为他们仍然保留了一些在资本主义“外部”的概念，换言之，德勒兹和加塔利对欲望的推崇意味着欲望是某种突破资本主义的外部力量。为了反对这一点，利奥塔在《力比多经济学》中认为，只有一种欲望，即资本主义本身的欲望，也只有一种经济学，即资本主义本身的力比多经济学。一方面，利奥塔把工人阶级拥抱自己的毁灭想象成一种快乐的重生过程，他认为工人阶级与剥削和压迫他们的机器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他又把生产的欢爽想象为一种逃避生产本身的合理性的感觉，一种毫无意义的过度。于是，利奥塔既否定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又试图开辟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说德勒兹和加塔利试图以欲望生产取代马克思的物质生产，那么利奥塔则进一步从欲望生产走向贸易和交换。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于“交换价值不可触及的公理”④，它使生产和消费成为可能。同时，加速交换关系将会大大超越生产的限制。由此，利奥塔试图强调资本主义的欲望本身以加速交换关系的推进带来的重要后果，也因此而强调了信贷和投机以推动贸易顺差。 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矛头直指德勒兹、加塔利和利奥塔对欲望和力比多深深的眷恋。在鲍德里亚看来，只有“死亡”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唯一形式。“对我们而言，它在各处都是毁灭和死亡的形式。”⑤因为鲍德里亚在死亡中发现了一种象征性的挑战，即象征交换。借助人类学家莫斯的“礼物的馈赠”，鲍德里亚试图回归前资本主义经济时代从而把焦点锁定在摧毁价值本身之上，以此来超越资本主义。鲍德里亚对德勒兹、加塔利和利奥塔以生产的形而上学为根据的倾向着重提出了批评，这就是《生产之镜》中所言的“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⑥。鲍德里亚否定关于欲望的加速主义，从而肯定了灾难性的、破坏性的加速主义，即关于加速通货膨胀的形而上学。这种加速通货膨胀的形而上学，不仅仅是由于货币本身导致的资本主义的膨胀，而且是在象征交换中加速资本主义的变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自身的价值崩溃。然而，利奥塔反问鲍德里亚：“资本主义交换的力比多强度与所谓的'象征性’交换的力比多强度相同。”⑦在利奥塔看来，鲍德里亚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的，因为一切都会被资本主义所吸纳，象征交换也不例外。无论如何，鲍德里亚的矛盾和奇异之处就在于企图通过加速资本主义的体系来反对体系、用死亡来反对死亡，从而形成一种诱惑的、致命的策略。  让·鲍德里亚（1929—2007） 当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来临之时，资本主义进一步加深了其统治地位，也作为对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的理论上的反应，早期的法国加速主义思想无疑是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背景之下试图找寻突围道路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德勒兹（和加塔利）、利奥塔和鲍德里亚在建构自身的理论过程中，分别抓住欲望、力比多和死亡，从而分别围绕资本的特定时刻，即生产、信贷和通货膨胀，建构了自身关于加速的理论，从而定位了加速战略与资本主义力量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极大地借助了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以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激进诊断，结果都溢出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从而呈现出一种异常激进的后马克思主义姿态。总的来看，德勒兹和加塔利肯定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强度、速度的重要性。利奥塔强调了被异化的工人应当在肯定资本主义本身的欲望中得到最大的快感。鲍德里亚试图以致命的加速策略推动资本主义走向毁灭的同时意图回到前现代的事物。 ①Benjamin Noy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Negative: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The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 ②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p.239-240. ③Ibid, pp. 34-35. ④Jean-Francois Lyotard, “Energumen Capitalism',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s.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 188. ⑤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⑥让·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⑦Jean-Francois Lyotard, Libidinal Economy, 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 London: Athlone, 1993, p.214. 三、加速主义的右翼转向：兰德的非理性哲学及其加速主义神话 如果说加速主义作为一项广泛的知识学运动，那么前述两阶段的发展，即从尼采到鲍德里亚整个漫长的阶段可以作为当代加速主义的“前史”。亦可以说，从尼采到鲍德里亚的这段历史是被逆向地不断建构出来的思想史。因为，如果不是当代加速主义作为更为明显的运动呈现出来，那么这段“前史”是不会以这样的面貌出现的。正是尼克·兰德（Nick Land）真正开启了一个被称为加速主义的思潮，才使得后来的加速主义者不断去追寻它的历史，从而寻求它的合法性，也才能为今天提供合理的策略。加速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科技热潮中崭露头角，是在对柏林墙倒塌、法国批判理论和80年代赛博朋克技术的回应之下逐渐产生的。 兰德不仅正式开启了加速主义，并为其贡献了带有个人色彩和风格的思想资源。兰德作为加速主义的核心人物，也是众多加速主义者的老师，包括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罗宾·麦凯（Robin Mackay）、雷·布拉西耶（Ray Brazzier）和伊恩·汉密尔顿一格兰特（Iain Hamilton-Grant），也间接地影响了雷扎·尼加雷斯塔尼（Reza Negarestani），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在他之后华威大学的一代哲学家，包括阿尔贝托·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和卢西亚娜·帕里西（Luciana Parisi）等人。兰德试图将自己的思想和生活都融入他所要推进的事业中，以活生生的模拟方式来表达和实现其思想，这使得他给人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切感和鼓舞人心的魄力，并让自己的作品具有一种真正的哲学新方法。所有这些都促使他成为加速主义的核心人物。1995年，以兰德为代表的理论家将华威大学作为大本营建立了“控制论文化研究所”（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CCRU），试图将其作为宣传理论的阵地。 兰德之所以能够成为加速主义的核心和领军人物，最重要的莫过于他开创了加速主义的元理论，并奠定了加速主义的基本风格。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人类的理性思维受到利益的制约和限制，人类利益超越并试图控制宇宙的物质能动性。然而，如果人类以感觉或经验为中心，那么便可以实现超越人类理性及其有限性的力量。资本主义本身由精神分裂的力量所驱动，其革命性的加速产生了能够突破资本主义价值的审美经验。因此，在兰德看来，艺术是资本主义走向可能的后资本主义阶段的加速器，因为它能创造出非人的感觉。从兰德的思想轨迹来看，他从早期对康德、尼采和叔本华的研究，逐渐走向以人工智能和“奇点”概念为核心的赛博朋克资本主义，尔后放弃了通常的哲学形式，选择了几乎无法阅读的虚构文本和印刷实验。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早期兰德充分发扬了一种美学。在这种美学中，资本主义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欲望能够欣喜地反对人类的理性主体性。兰德设想了一个通过资本主义释放其人道主义束缚的激进的革命计划。这就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的彻底分裂的资本主义。兰德效仿尼采，主张哲学上的生命主义。兰德认为，真实的经验现在被电子技术强化了，这必然意味着对人类的克服。 在这里，兰德给加速主义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元理论资源，即一种反逻各斯计划的非理性主义，其进一步的结果就是作为整个加速主义的实质和核心——超信（hyperstition）概念。兰德试图以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这种“反对”并非基于理性主义本身的论证，相反，他采取了经验主义的方式和策略。于是，兰德以量子力学、时间旅行、虚拟货币和控制论等前沿科学技术来破坏有序的和可理解的宇宙观。 兰德在文章《卡巴拉101》（Qabbala 101）中表达了他的观点：“由于卡巴拉主义是一个实际的纲领，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教条，它的形式错误——误解——仅仅是计算上的不规范，而纠正这些错误实际上是它继续发展的程序要求（而不是反对）。对卡巴拉主义事业的理性否定被迫采取形而上学的立场：以所谓的原则为由排除事实上不过是指导性的'经验’假设。”①在兰德那里，卡巴拉是一种装置，这种装置可以将外部世界的信息输入进来并将其转换为可理解的形式。通过这种装置，我们可以理解复杂的外部世界。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兰德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因为在他那里，卡巴拉是一种纯粹实践的追求，它是自我调节和自我纠正的，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并非在于外部世界本身，而与对其的理解有关。这就是兰德的非理性主义所主张的世界观。当然，他要批判的对象是理性主义者，因为他们企图为宇宙制定长期的规则，从而表现出教条的、傲慢的姿态。 正是在这一点上，兰德为加速主义提供了内在的哲学底蕴。兰德的加速主义倡导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超经验主义，即对外部世界理解的落脚点需要归结于自身，而世界的客观实在和真理本身就显得无关紧要了。结果是，理性主义者追求的真理、客观世界的真知都被悬置了。相反，既然世界的真理本身不具有合法性，那么作为指导人们实践的理论只能是由自己建构出来了。因此，对真理和客观标准的怀疑催生了“超信”这一加速主义核心表达。超信的实质就是人类的知识建构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不涉及是否真实地再现了世界的客观状况。换言之，问题并非在于是否真正理解外部世界，而在于这种自我的建构或虚构是否能够产生影响。在这种主张下，人们可以自由地创造，自由地选择。 因而，在兰德那里，加速主义就是一种自我意志的创造性呈现。它并非真正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真理，而是基于主体的认知，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进行建构。加速主义企图让人们相信这样一种观念，即资本主义本身发展得还不充分，它必须加速发展，随着市场化的道路进一步推进。然而，兰德赋予了加速主义一种异常挑衅性的反社会主义和反社会民主的形式。在他看来，“机械革命必须朝着与社会主义监管相反的方向前进；推动正在撕裂社会领域的过程走向更加不受限制的市场化，随着市场的运动、解码和解域化，以及在解域化的方向上永远不会走得足够远：你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②。在这一导向上，兰德的加速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但是也放弃社会主义，而真正的策略是必须进一步加速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达到某些可能。由此，兰德认为：“生命正在被逐步淘汰，进入一些新的领域，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可以阻止的，那我们就比看起来的还要愚蠢了。”③ 兰德的加速主义支持一种亲市场的反资本主义立场，然而，这一立场的模棱两可很容易就从对市场的肯定走向反动的资本主义，从而将资本主义作为卓越的加速器。可以说，兰德的加速主义后来与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汇合到了一起，因为它将解域化的理论与资本主义本身进行了密切的勾连。第一，兰德在《黑暗启蒙》中既批判了民主资本主义的失败，也指出了左翼所提倡的社会平等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因而，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已经走在了错误的弯路之上。“实质上的平等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除非是对它的系统性否定。甚至为了接近一个实际的平等主义方案，也需要有种族灭绝规模的暴力，如果试图做任何不那么雄心勃勃的事情，人们会绕过它（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能力）。”④在夏维罗看来：“兰德对资本发展出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把它绝对的、暴力的破坏性速度看作是一种应该被欢迎和赞美的外来力量。”⑤第二，兰德创造了目的螺旋（teleoplexy）这一术语，旨在表明数字机器、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维持、促进和加速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作用，其复杂性、连接性和操作能力有助于加速事物的发展。兰德认为：“只有目的螺旋式的东西存在，也就是说资本化是一种自然——历史的现实，加速主义才会有一个真实的对象物。”⑥在这一点上，兰德的加速主义旨在描述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和亲缘性。然而，第三，兰德也表明能够拥有这些数字技术的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只是一小部分人，这无疑掩饰不了其潜在的精英主义立场。  尼克·兰德著：《黑暗启蒙》 或许，问题的重点不仅仅在于这种加速主义持有何种主张，更关键的是加速主义本身代表了什么。兰德不仅将加速主义作为一种与客观世界之真理无涉的自由意志的创造，同时在政治上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即用一种新的、有统治力的神话来取代今天的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霸权主义。然而，遵循这样一种神话，则是以加速主义重塑我们所面对和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并为信奉这一主张的人提供一种思想和行动的来源，而最终兰德的加速主义也为后来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的兴起给予了思想支持。 ①Nick Land, Fanged Noumena: Collected Writings 1987-2007, eds. Ray Brassier and Robin Mackay, Falmouth: Urbanomic, 2012, p.591. ②Nick Land, A Nick Land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in Anonymous, eds. Robin Mackay and Mark Fisher, 2017, p. 29. ③Nick Land, Fanged Noumena: Collected Writings 1987-2007, eds. Ray Brassier and Robin Mackay, Falmouth: Urbanomic, 2012, pp. 317-318. ④Nick Land, A Nick Land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in Anonymous, eds. Robin Mackay and Mark Fisher, 2017, p. 208. ⑤Steven Shaviro, No Speed Limit: Three Essays on Acceleratio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p. 12. ⑥Nick Land, 'Teleoplexy: Notes on Acceleration',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s.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 514. 四、加速主义的左翼转向：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的新理性主义与后资本主义政治规划 不同于兰德的右翼加速主义，在2010年后出现的加速主义试图扭转这一导向，将加速主义作为一种左翼的政治策略并使其合法化。加速主义的左翼转向不仅试图改变20世纪70年代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式加速主义堕入自由主义的危险境地，而且亦反拨兰德对资本主义变革力量的反人类拥护。如果说，就马克思主义来看的话，法国加速主义是一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式，即它尽管在表面上借用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但在实质上已经大大溢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兰德的加速主义直言不讳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了批判的矛头并直接地走向右翼阵营，那么当前的加速主义则将马克思归入普罗米修斯主义的传统，由此使加速主义左翼化。因而，当代的左翼加速主义直接是在对前两波加速主义潮流的反思、批判和再定向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在阿尔曼·阿瓦内森（Armen Avanessian）和宾·麦凯（Robin Mackay）看来，“然而，如果从表面上看与先驱者狂热的虚无主义不一致，那么今天的加速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改进，并通过跨越20世纪末和21世纪诞生的几十年的棱镜对它们进行重新思考。”①当代的左翼加速主义真正使得加速主义本身既成为理论上的思想运动，又作为现实中左翼的政治策略。左翼加速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加拿大的尼克·斯尔尼塞克与英国的亚历克斯·威廉姆斯，他们发表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构成了其理论宣言和政治主张，成功地重新激发了加速主义的活力，同时在政治议程上为左翼的激进策略打开了极大的空间。 可以说，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是阐述左翼加速主义的最清晰和最详细的尝试，也是一个富有挑衅性和论战性的宣言，因为它试图宣告和划定左翼新的战略。在该宣言的开始，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一上来就着重阐述了当前的困难和危机。第一，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文明面临新的灾难，如气候环境灾难、金融危机。第二，从1979年全球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变成新自由主义开始，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推行新自由主义2.0版，鼓励私人重新扩张到社会民主体制和服务之中，亦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并使得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第三，一方面，左翼局限于各种民间政治、地方主义等范围较小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关注眼前的、局部的、临时的行动，而非长期的、深入的、广泛的制度变革，另一方面，左翼无法有效应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无法提出任何有效的替代方案和政治规划。在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看来，摆在当今左翼面临的局面就在于，“相比于不断加速的灾难，今天的政治难题则是，我们无法形成新的观念和新的组织，不仅无法变革我们的社会，而且不能面对和解决即将到来的灾难。当危机日益增加并逐渐加速的时候，政治却逐渐萎缩退却。政治想象力日益贫乏，未来已经化为泡影”②。  威廉姆斯（左）和斯尔尼塞克（右） 正是在这些理论和现实的背景之下，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加速主义。当然，其加速主义的提出并非个人的创造，相反，这是在吸取前面加速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改变。在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看来，首先，作为加速主义之父的尼克·兰德提出，仅仅依靠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速度，就能够引发全球变革，并达到技术上的飞跃。在他们看来，兰德的加速主义不仅将人类视为发展的阻力，而且只能在资本主义严格限定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其次，德勒兹和加塔利指出，资本主义的速度一边在解域化，另一边又再辖域化，进步被限制在资本的框架之下。再次，马克思是最典型的加速主义思想家，因为他承认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最为先进的经济体制，问题不在于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加速超越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限制。基于这种共识，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主张我们只能采取加速主义的策略，这种加速主义并非兰德的右翼加速主义，而是服务于左翼的加速主义。 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的加速主义的核心旨趣和内容在于：第一，加速主义旨在解放被资本主义所束缚和限制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将技术生产力导向毫无用处的细小目标以及制造消费主义，完全浪费了人类的加速发展。“加速主义的基本信念是，通过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所强加的限制，这些技术能力能够且应当得到释放。”③第二，加速解放资本主义潜在的生产力并不需要摧毁新自由主义的物质平台，而只需要将其导向公共目的，便能改变其根本性质。第三，加速技术的发展并非主张技术乌托邦，而是为了赢得社会斗争，达到后资本主义，建立新的社会经济体系。作为左翼的政治策略，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还提出了较为实际的措施和目标：第一，建立左翼的知识基础、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型。第二，实施大范围的包括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改革。第三，重组各种阶级权力，凝聚无产阶级身份。 可以看到，正是在传统左翼面临诸多困境，从而无法想象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案和策略以对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情况下，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倡导一种新的加速主义以更新左翼陈旧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并提出诸多卓有成效的斗争策略和可供实施的措施。正因为如此，当他们提出加速主义之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中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尽管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对当前左翼的处境进行了严肃的反思，企图提出一种新的左翼政治策略以适应当前的政治氛围并扭转不利的局面。在这意义上，加速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政治战略，充当了左翼试图突围的前沿阵地。在他们看来，“现代左派既不能继续维持现有的制度，也不能回到理想化的过去，而是必须面对建设新的未来的任务”④。然而，就其实质来看，这一理论自身充满了诸多风险。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已经点出了其主张的内在实质，即“我们宣布，只有最大程度地控制社会和环境的普罗米修斯式政治，才能够面对全球问题或战胜资本”⑤。就这一点来看，可以将他们的理论称为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加速主义，而马克思顺理成章地被他们打扮为加速主义的同时代人。⑥  如何真正把握这种加速主义的实质，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主张的加速主义，不仅反对法国的欲望式的加速主义，而且也不赞成兰德的右翼加速主义，而是表征了一种带有普罗米修斯气质的新理性主义的加速主义。这种新理性主义自后现代主义以来试图重新确立理性主义的合法地位，重构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概念，它旨在强调创新的认识论和思辨的理性模式，将全面改造自然和社会作为自身的目标。其次，在这种新理性主义的影响下，加速主义策略的前提在于应用科学理性和技术力量，沿着理性的路线去创造新的物质基础设施和平台，并且在政治上提供对于未来社会的真实想象。再次，这种新理性主义的加速主义与兰德式“超信”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二者有着截然对立的左与右之分，然而就其逻辑和底蕴上来看却有着一致的联系。对于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来说，出于对左翼当前困境的理论反拨，加速主义无疑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无奈之举。因为，无法真正地基于资本主义的现实来探索可行的路径，那就必须在理论上进行大胆地创造，并将自身的意志注入其中，以引起关注和支持。正如布拉西耶表达的那样，“我们可以尝试重新审视马克思所隐含的普罗米修斯规划的哲学基础，从而在更理性的基础上重新设计我们自身和我们的世界的计划”⑦。最后，尽管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表达了一种通往后资本主义的企图，然而这种“过河拆桥”式的方式，即既要过资本主义的河又要拆掉它的桥的做法，不仅在当前的政治想象中带有过度乐观的乌托邦想象，而且也难以撇清其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生的复杂共谋。 ①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 'Introduction',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s.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 23. ②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s.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 349. ③Ibid, p. 361. ④Nick Srnicek and Alex Williams, 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 London: Verso, 2015, p. 23. ⑤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s.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 360. ⑥关于加速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和立场看待加速主义的实质和缺陷，请参见雷禹、蓝江《马克思主义与加速主义——兼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段”的当代价值》，《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1期。 ⑦Ray Brassier, “Prometheanism and its Critics',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s.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 487. 五、加速主义的理论得失：一种初步的评价 加速主义思想史是一项不断被当代建构出来的历史，正是这种回溯性的建构本身蕴藏了其内在逻辑和理论气质。从尼采和未来主义到今天的左翼加速主义，尽管具有漫长的理论“前史”，但通过对它的整个历程的观测，亦可以捕捉到内在的脉络。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理论和政治策略，加速主义始终是对其所面临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应，而问题就恰恰在于如何把握这种“反应”。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可以较好地审视这场理论思潮的实质。因为，马克思要么被作为加速主义所不断援引的理论资源，要么直接被指认为最明显的加速主义者。 首先，从在理论方面来看，即元理论建构方面，加速主义尽管内部呈现诸多对立，但从总体上来说，加速主义植根于启蒙理性主义对于建构一种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新理性主义的尝试，实质上充分表征了意志的绝对自由。换言之，加速主义代表了一种试图重构现实和重新想象未来的知识运动。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加速主义有着极容易滑入主观主义的危险，因为它并非或者不愿意从资本主义根本的现实出发，而只是强调改变当下处境的迫切性。因此，就元理论方面来看，加速主义并没有多大实质性的贡献，它至多是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泥潭里重新建构起了理性的地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加速主义没有给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上的创见或发展，相反，它极力把马克思加速主义化，试图将其打扮成自己的同时代人，以获得合法性的支持。 其次，从现实方面来看，即资本主义批判方面，囿于自身在基本的元理论方面的不足，加速主义难以诊断或把握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尽管作为一项政治战略，它本身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态度。然而，因为无力在根本上把握资本主义内在运动的实质，加速主义仅仅从外在的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诸多弊端。因此，可以说，加速主义是资本主义在理论上的一种“被动”或“消极”反应的理论呈现。在这一点上，加速主义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诊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相反只是将其重心放在了理论建构和政治策略方面，而无力深入资本主义内部从而找到合理干预的现实依据。这在结果上导致了加速主义内部复杂的立场竞争，最终使得它们在资本主义内部左右摇摆，并沦为一种意识形态。 最后，从策略方面来看，即未来社会建构方面，加速主义重在试图建构未来的行动策略，以实现其作为一项政治战略的基本内容。无论是对其他的民间政治、社会运动等反抗资本主义的地方运动，抑或是加速主义内部不同立场之间的竞争，在试图改变现状以通向后资本主义这一焦点问题上，干预的具体措施和政治策略本身构成了加速主义的中心问题。然而，“后资本主义”这一命名本身就表征了加速主义试图通过霸权斗争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尽管以“后资本主义”为名来反对资本主义表明了加速主义的激进姿态，但是出于对资本主义本身真正把握的欠缺导致其干预的能力大打折扣，虽然加速主义也提出了诸多实际的干预措施和目标，但问题在于如何通向后资本主义，由于加速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旨趣，在这一点上，加速主义的激进姿态便淹没在兑现自身承诺的困境和潜在的风险之中。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制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的任务必须始终是历史地改变自身及其环境的物质条件，而这种改变也必须是以对抗性的形式，而非仅仅通过围绕霸权而进行的立场之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旨趣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加速主义不断“回到马克思”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警惕这种“回到”本身的真正含义。在理解我们的时代，在试图阐述我们的理论与时代的关系的时候，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仍旧是我们不可超越的地平线。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点击下方小程序可直接购买《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5辑）》
新浪微博账号：实践与文本 欢迎搜索并关注 实践与文本 编辑：刘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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