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的联合特种作战情报观

以下文章来源于军事文摘，作者石润峰，本文刊于2022年8期《军事文摘》杂志

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在2003至2008年担任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在他的领导下，美军联合特种作战进行了重大转型，并在伊拉克战场上重创基地组织。

麦克里斯特尔在西点军校并非模范生，虽出生于军人世家，但他对军队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作风嗤之以鼻，他在西点上学时曾被记过几十次且险些被开除。相反他更注重领导力与赢得战斗，相比于“做正确的事”，他更注重“把事做正确”。

麦克里斯特尔在推动重塑美军联合特种作战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其思想核心之一便是加强情报与作战的融合，即“将前线作战力量与后方情报力量整合到一场战斗中”。

具体来看，麦克里斯特尔对于情报在联合特种作战中的地位、作用、获取以及使用方面都有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直接推动了美军联合特种作战的转型。

对于情报的地位：情报应是联合特种作战的主导

麦克里斯特尔意识到，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战斗本质上是一场情报战，他曾坦言：“在与游击队作战时，情报同样重要——寻找敌人、打击敌人并预测和防御敌人的下一步行动，都很困难；在电子通信和汽车炸弹时代对抗恐怖分子，情报的重要性将增加百倍”。

他赞同其情报主官麦克·弗林的观点，即现代联合特种作战不能像从前那样将80%的精力放在作战，而只将20%的精力放在情报上，如今这一比重应反过来，这意味着情报的地位将不再是辅助角色，相反，情报应成为联合特种作战的主导。

麦克里斯特尔认为，要想在对抗基地组织的战斗中掌握主动，就必须持续不断地获取并利用情报，从而让特战队员主动持续地深入战斗中，将打击周期缩短。在作战打击环节美军特种部队拥有绝对优势，关键在于能够持续准确、即时地发现敌人。

主导了情报，就主导了战争。

基于对情报地位的新理解，麦克里斯特尔明确了未来的工作重点：“我们不是要在巴拉德建立更多的射击场，我们是在积累设施和资源，致力于搜集情报和了解敌人。”

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

对于情报的作用：情报的作用在于提升“作战节奏”

伊拉克的基地组织不同于美军以往面对的任何敌人，该组织去中心化、网络化的组织架构使其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与生存能力，为此，麦克里斯特尔对于如何击败这一新型敌人有着独特看法。

麦克里斯特尔本人是一位长跑爱好者，服役期间每天都会坚持跑11至13千米，这一习惯与爱好间接催生了他对战局新的思考，他在回忆录中坦言：“这场战争是一场马拉松，长跑教会了我步伐的重要性。”

麦克里斯特尔认为，赢得在伊拉克的战斗不能仅仅依靠单次有效的抓捕或击杀行动，而是要在整体的“作战节奏”上压过对手。

美军之所以陷入被动，根本原因在于其行动周期跟不上对手的节奏，导致“他们迫使我们按照他们的步伐来战斗”，这其中的症结在于情报能力的缺失。

麦克里斯特尔意识到，在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的战斗本质上是一场情报战

传统的特种作战杀伤链是3F，即寻找（Find）、锁定（Fix）和完成（Finish），虽然联合特战司令部能在这三个环节做得足够出色，但各行动间是相互割裂的，美军在出色完成某次行动的同时，敌方又能迅速采取更多行动，美军又要从头开始经历上述三个环节，速度根本不及对手，也就是说美军不具备足够的反应能力。

这样一来，其作战节奏就被对手压制。麦克里斯特尔曾画了一个漏斗形图案，一边是前方作战部队，另一边是后方总部情报人员，他发现若把其中一边去掉几乎对另一边不会有影响，也就是说两端几乎是在独立作战，中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连接，前线与后方队伍无法整合进一场战斗中。

可见，联合特战司令部只是能够让各部分“做正确的事”，而无法保证各部分加起来能够“把事做正确”。麦克里斯特尔认为，提升作战节奏关键在于利用每次行动中所获取的情报将每个目标、每次行动连接，传统杀伤链模型应当有所拓展，增加利用（Exploit）、分析（Analyze）和分发（Disseminate）。

如此一来，整个过程便环环相扣，作战人员在前方获取情报资料、抓捕关键人物，将其及时送至情报人员进行利用和分析，迅速发现新的目标和联系，并将这些最新获取的情报以最快速度传递给作战部队，使后者得以开展新行动。

随着对情报的利用越来越充分，作战部队的反应速度将越来越快，最终超过对手，在基地组织恢复和反应之前，通过挖空中层，使其自己垮掉。正如麦克里斯特尔所言：“在面对非常规战争的现实时，赢得游击战就是要控制战争的速度”。

他同时坦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对敌人始终保持足够的了解，以持续对其开展行动，这就意味着要保持高效的情报工作。

可见，情报在这场战争中的最终作用是通过连接原本割裂的杀伤链来提升己方的“作战节奏”，而这正是致胜的关键。

F3EAD新型特种作战杀伤链

对于情报的获取：情报的获取应当是全源的

麦克里斯特尔发现，联合特战部队的作战节奏之所以跟不上对手，在于其现有能力仅能发动单次行动，而无法发起一系列持续的打击。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联合特战司令部现有的情报力量难以为作战人员提供有效支援。

具体来看，一方面在于情报力量本身较为薄弱，通常只有一到两名情报人员处理行动中获取的情报，且司令部与中情局、国家安全局等国家级情报机构的交流合作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司令部内部作战人员与情报人员的交流合作也不够顺畅，双方彼此缺乏理解、互不信任，“作战人员和情报分析人员互不认识、相互疏离且从无交集”。

麦克里斯特尔意识到，基地组织的结构是一张灵活多变的网络，每个关键目标都能联系出更多目标，关键在于迅速准确地识别对方网络，这就需要更广泛的情报来源，他坦言：“我开始意识到，除了重新武装我们自己的军队外，我们必须与情报机构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不只是一支进行特种作战的特遣部队，甚至不是一支军队的特遣部队。

”麦克里斯特尔认为“有价值的情报可能牵连所有机构”，于是他接受其副官比尔·麦克雷文的建议成立联合跨机构特遣部队（JIATF），使各情报机构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中情局（CIA）从间谍和资源两方面展开合作，国家安全局（NSA）能够截获信号，联邦调查局（FBI）的法医很出色且具备与调查相关的专业知识，国防情报局（DIA）的军事影响力很大，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拥有显著的绘制地图能力。

”麦克里斯特尔认为新兴技术也为整合分散的情报力量提供了契机，他指出：“无论是在行动中还是心理上，我们都必须充分整合每一个可用的情报资源。”

同时，麦克里斯特尔还认为，获取情报不仅是专职情报人员的责任，行动前线的作战人员也是情报搜集者，这样不仅可以拓宽情报来源，也能增加作战人员与情报人员的相互理解，同时也是更好更快完成杀伤链中EAD的重要一步，“更重要的是，袭击可以获得许多能够指引后续行动的情报线索”。

如果一线作战人员能更有针对性地搜集情报并及时传递给情报人员，那么情报人员便能更快完成上述三个环节，在对手来不及反应之前为作战人员确定新目标，提升整个作战节奏。

为了让作战人员也能充当合格的情报搜集者，麦克里斯特尔认为特种部队的训练内容应有所拓展，行动方式应当有所调整，不仅要像战斗员，还要像警察和法医那样思考和行动：“特遣部队的海豹突击队和游骑兵，都曾在敏感地点利用（SSE）课程中接受过法医方面的技术训练……他们一丝不苟找遍整间屋子，标记每个有情报价值的项目，并记录它们在房子里被找到的准确位置，将所有关键数据传回总部。

按标准程序，分析员立即开始开采情报，同时过滤原始信息，并将他们的初始评估发送到更广泛的情报界”。

对于情报的使用：情报应当是及时的、共享的

在特种作战中，保密与效率一直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麦克雷文在其著作《案例分析：特种作战理论与实践》中认为保密不能以牺牲行动效率为代价，换言之，必须保证必要的信息共享。

麦克里斯特尔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共享情报的极端重要性：“我们不变的指导原则就是：在你觉得有可能违法之前，一直要分享信息。”在保密与效率之间，他认为效率更重要。其观点来自于其自身实践与理论思考。

在联合跨机构特遣部队成立初期，麦克里斯特尔发现，来自不同机构的人员即使被编入一支队伍，但在传递和使用情报时，包括他自己在内，都会出现一种被他称之为“眨眼”的现象：各部门各岗位的人员受制于各自思维模式，会对同一情报产品产生不同解读，进而根据自己的理解有选择地传递和共享情报，就好比在对抗中紧盯对手时眨了眼，因而错过信息延误战机，往往会产生不必要的内耗和拖延。

“眨眼通常涉及许多在别处参与的部队或机构，它放缓或退化了行动过程。每一步之间，信息都会越过组织界线、文化障碍、地理距离还有时区。”

同时，作为军事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发现自己会陷入被称为“突现目标”的思维陷阱，由于要对突发情况进行灵活快速反应，他意识到自己倾向于将精力集中于作战行动这类短期问题上，太过专注便可能造成思维的狭隘，“就像在军队射击训练范围内的剪影人像”，因此，如果其他部门无法迅速有效地在整个团队共享情报，那每个人都无法全面客观地了解战局全貌。

美特种作战部队成员展示行动现场情报资料

麦克里斯特尔进一步思考认为，要打败基地组织，他的队伍在组织上要向对手学习，简言之就是要“以网制网”，要用一个更加灵活的网络击败对手，而这样一个网络不同于传统“还原论”分工，后者所处理的情况可以被还原拆解成许多简单的部分，不同的团队只需专注于自己的任务区，整体即等于部分之和，只要各部分都能保持效率，那么整个任务就能保证高效完成，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工厂生产流水线。

在该模式中，每个人只需“做好正确的事”，各个团队间不需要有横向联系，不存在共享的需求和动力。而麦克里斯特尔想要打造的网络处理的是更难以预测的局势，重要的不仅是效率，还有灵活性与弹性，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在我们特遣队内部，以及和友军之间提升透明度……我们所需要的透明度是指组织内每个团队都能毫无障碍地随时知道组织其他部分的情况”。

每一部分都必须对整体情况有清晰的了解，以此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随机应变，发挥主动性，不仅要“做正确的事”，更要“把事做正确”。因此，情报的迅速传递和共享显得极其重要：“如果对整个背景情况没有任何了解，任何一支团队都无法从中受益。

我们不能简单地向上述单位输出我们的情报需求，然后指望他们对我们的所想所需洞察得分毫不差。他们必须和我们坐在一起，来了解战场上到底在发生什么。”

麦克里斯特尔认为，情报共享利大于弊。他反对固步自封的保密，更反对将泄密风险夸大，他指出，目前的共享程度根本不会导致大规模致命的泄密问题，而共享所带来的利益也超过其潜在代价。

“与曼宁和斯诺登之流所带来的损害相比，9·11事件后在美国情报界共享拯救许多生命带来的好处显然要大得多……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分享信息能够在极大的范围内拯救生命”。

对美军联合特种作战的影响

麦克里斯特尔的联合特种作战情报观致力于将情报融入新型特战杀伤链的各环节，在整体上对美军联合特种作战产生了如下影响：

一是增强了态势感知。对情报更加及时充分地分发共享，提升了各级的态势感知能力，使联合特种部队能更好更快地“理解”。无论是高级指挥官还是一线行动人员都能在统一的意图下更加积极主动作为，面对快节奏战场和难以预测的情况，各力量在及时了解战局全貌与整体目标的情况下可无须经层层审批灵活处置，这极大提升了特战部队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二是提升了作战节奏。美军联合特种作战由传统的以作战为中心转变为以情报为中心，利用、分析、分发三个新环节将原本单向、线性、独立的杀伤链衔接，使其能够闭合循环，情报不仅能支援作战，更能牵引作战。完成目标所获情报又为作战人员提供更多目标，同时又能得到更多情报，以此形成良性循环，特种部队的作战节奏将越来越快，击杀目标的速度最终将超过对方恢复的速度，从而在作战节奏上压过对手。2004年8月，特遣部队一个月内仅能发动18次行动，而到了2006年，每月发动的行动数量能达300次。

三是拓展了行动范围。一方面，对情报、监视与侦查（ISR）与情报分析力量更充分的运用使作战部队能获得兼顾时效性与精确性的可行动情报，这极大提升了特种部队针对时间敏感性强的动态目标开展行动的能力；另一方面，对现场情报更充分地利用使特战行动不再像传统上那样聚焦于物理层面的硬杀伤，而是能将情报转化为证据，帮助东道国进行执法活动，控制冲突烈度，或通过研究对手网络，发现其弱点以开展信息战、心理战来施加“非致命效果”。新型特种作战杀伤链能应对的敌人和环境都更加多样，增加了决策选项。

麦克里斯特尔的联合特种作战情报观对美军联合特种作战的组织和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是重构了组织结构。麦克里斯特尔的联合特种作战情报观要求情报与作战力量的融合深入至战术层面，在各环节都力求实现情报作战一体化，甚至曾言如今“情报就是作战”，这在现实层面也迫使美军联合特种部队的组织结构进行变革，将情报与作战力量更紧密融合：首先，将整个美国情报界的力量吸收整合组建跨机构联合特遣部队；其次，通过联络官与嵌入机制将联合特种部队打造成去中心化、网络化的“超级团队”；最后，在战略层面整合美军全球所有特战资源构建一体联动的“全球特种部队网络”。情报作战一体化的要求迫使美军特种部队变革了传统上纵向等级森严、横向条块分割的组织方式。

麦克里斯特尔的联合特种作战情报观对美军联合特种作战的组织和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分散实施到情报作战一体化联合作战、由辅助行动到主导战斗进程、由单一行动到连续实施，其发展的F3EAD新型特种作战杀伤链已经写入了美军联合特种作战条令中，且至今仍指导着美军的特种作战，美军的联合特种作战适应了战争的现实需求并处在了世界前列。

麦克里斯特尔这样一个对形式主义嗤之以鼻的人，一个把繁文缛节不放在眼里的“异端”分子，一个成绩不好又爱“胡来”的差生，却最终成为了那个在新世纪重塑美军联合特种作战的人。

也许正是对规则与形式的蔑视使他能够保持灵活的思维并成为先驱者，从麦克里斯特尔我们也许可以看出，世俗标准下的评价往往无法反应个体的真实价值，不要高估任何一个“模范生”，也别小看任何一个“坏学生”，后者往往也会击败前者。

转载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