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瑞 | 胡风汉造：从汉代漆器、玉器纹样也论“中原制造”

摘要：动物纹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常被用于装饰各类金属佩饰，战国至两汉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动物纹金属牌饰，这些牌饰中有一部分是中原工匠制作的。实际上中原工匠对北方系动物纹的模仿并不仅局限于各类金属牌饰，本文讨论的5件汉代漆器和玉器“胡风”明显，是“中原制造说”的重要补充，也是汉匈关系变迁以及汉代贵族好胡之风的具体体现。

战国至汉晋时期，中原地区发现了不少带有异域风格的随葬器物，以金属器为最大宗，如常见的北方系动物纹牌饰、当卢及凸瓣纹银盒等。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外学者就围绕此类器物的工艺、产地、制造者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艾玛·邦克（Emma C. Bunker）提出的“汉夷工艺品”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1]。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原地区发现的这些具有异域特征的金属物件中，有一部分为中原工匠所造的观点已成学界共识，学者们围绕这类器物的制造方法、器物特征、流行背景等问题展开了更加深入的研究[2]。其中，又以罗丰明确提出的“中原制造说”影响最大[3]。纵观过往研究，中原制造这一话题的讨论多是围绕金属器展开的，韦正等在讨论狮子山汉墓出土的带饰时，以曹墓的云驼纹玉带扣为例，指出西汉时期中原工匠对北方少数民族器物的仿制已经扩大到了其他质料的器物之上[4]。此外，南越王墓中的麦穗纹框玻璃牌饰[5]与睡虎地M47发现的钩喙兽纹木梳实际上也是仿制载体扩大化的产物[6]。随着近年考古工作的开展，又出土了几件北方草原特征明显，材质却为漆、玉的汉代器物，这些新材料的出现，为我们多元理解“中原制造”以及深入探讨两汉时期中原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例证。

一、器物的发现与年代

（一）云驼纹玉牌

1974年底，长沙市咸家湖西汉中期大型岩坑竖穴木椁墓在内棺中部发现玉牌饰（原报告作玉珩）2件（图一，1），似在死者腰部两侧放置。牌饰平面长方形，单面透雕一只蜷曲蹲卧的骆驼（原报告作龙马），四周装饰透雕卷云纹，长8.8、宽4.4、厚0.3厘米[7]。

图一 饰有北方动物纹的玉器和漆器

1.咸家湖曹墓出土云驼纹玉牌饰　2.海昏侯墓出土双熊猎猪纹石嵌饰（M1:1-1-5）　3、4.北山头一号墓出土漆盒（BM1:29、BM1:37）

（二）后肢翻转有角神兽纹漆盒

1997年底，安徽巢湖北山头一号墓出土一大一小的漆盒2件，均由器盖和碗形器身两部分组成，器表髹漆，纹饰以黑、赭红、金黄色漆勾勒。墓葬时代为西汉文景时期。大盒（BM1:29）盖钮周围勾绘八只变形鸟纹，外圈饰两组四匹卧马纹，前足曲于身下，后蹄翻转，身体呈“s”形，马尾呈鸟首状。器壁周身绘有四匹马，后蹄亦向上翻转。圈足部包有一圈铜饰，其上浮雕六匹卧马，四足卧于身下，首尾相对，尾部做回首鸟形（图一，3）。口径20.8、器高10.7、通高17.1厘米。小盒（BM1:37）形制与大盒类似，盖钮四周饰有四组蚕纹，外圈为两组四匹马纹，后蹄上翻，尾部呈鸟首状。器口沿外装饰一圈带状黑漆，沿下绘回首变形鸟纹四组[8]。腹壁饰四马纹，铜圈足上花纹已锈蚀不清，外底部刻有“大官”2字（图一，4）。口径13.7、器高6.4、通高9.6厘米[9]。

（三）双熊猎猪纹石嵌饰

2011~2016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墓[10]出土1件双熊猎猪纹石嵌饰。器物左下角稍残，材质为蛇纹石化大理岩，灰色片状，单面镂空浅浮雕双熊猎猪图。猪在下部，张口挣扎；左上方熊左前爪揪住猪颈上鬃毛，撕咬其背；右上方熊左前爪擒住猪吻部，右前爪按在左熊腿上，猛咬猪头部，场面生动。兽身以平行短线纹表现鬃毛。该嵌饰长5.38、宽3.7、厚0.61厘米[11]（图一，2）。

目前来看，上述器物虽然发现不多，但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首先从随葬品和墓葬规模来看，此类器物的拥有者均是当时的权贵阶层；其次，这几件漆、玉器出现的时间比较集中，均在西汉早中期。

二、器物的特征与用途

（一）图像特征

前文所列5件漆器和玉器的材质虽然差异较大，但在母题特征和图像风格上都表现出了较高的一致性。从母题来看，均以动物纹为主体，骆驼、马、野猪、怪兽等母题图案是秦汉时期北方草原地区常见的装饰纹样。依据图像内容、组合的差异，我们可以将这批图案进一步划分为单体兽纹和动物噬咬纹。

单体兽纹又包括驼纹和有角神兽纹。驼纹的造型相对简单，与现实中的骆驼造型基本无异，但从其周身围绕的卷云来看，曹墓中这两件玉牌饰上的骆驼显然并非凡物。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有1件驼纹牌饰陶范，除陶范四周刻有一圈麦穗纹外（图二，1），造型与咸家湖西汉墓发现的云驼纹玉牌饰高度相似，我们可以断定二者来源于同一母题，乃至同一范式。

图二 北方系动物纹陶模和牌饰

1.大都会博物馆藏骆驼纹牌饰陶模（采自《中原制造—关于北方动物纹金属牌饰》）　2.西安北康村秦工匠墓出土有角神兽纹陶模（99XLM34:21）　3.宁夏固原三营出土有角神兽纹金牌饰（采自《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上）》）　4.传出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有角神兽纹铜牌饰（采自《矩形动物纹牌饰的相关问题研究》）　 5.狮子山汉墓出土金带扣（W1:13）

有角神兽纹又被称为怪兽纹、虚幻动物纹等[12]。北山头一号墓出土的两件漆盒上均装饰有成组的“后肢翻转有角神兽纹”，此类动物纹是斯基泰文化的典型纹样之一。除了明显的后肢翻转特征外，这两件漆器上的动物纹主体由角、身、尾三部分构成，身体似马，角、尾呈节状，顶部为鸟[13]。这种组合兽纹常见于北方地区的矩形铜牌饰上，角上的禽头，实际上是由“格里芬”的头演化而来[14]，西安北郊秦工匠墓出土的动物纹陶模[15]、宁夏固原三营出土的金牌饰、北方长城地带出土的铜牌上的图案与北山头一号墓出土的漆盒纹样实为一类（图二，2~4）。

海昏侯墓中发现的动物噬咬纹玉嵌饰主体为双熊猎猪，两只熊与一只野猪纠缠在一起，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动物相斗或撕咬的造型大量涌现，如虎豕相斗、狼背鹿、狼食盘羊、虎吞鹿、虎食驴、虎食牛及老虎与鹰头兽相斗等，这种题材在两汉时期更为流行，出现了更多内容的动物搏斗纹[16]。这件嵌饰的纹样与狮子山汉墓出土金带扣几乎一致（图二，5），类似纹饰的器物在北方地区、乃至境外也有发现。

综上，无论从图像风格还是母题特征来看，前文所述的5件器物均显示出了浓烈的北方草原文化气息，时代明显晚于北方地区同类纹饰的器物，故我们可以推定这几件器物的母题与北方地区常见的动物纹母题系出同源。

（二）器物的用途

曹墓的云驼纹玉牌发现于墓主腰部，两块牌饰的相对处各有一半圆形开孔，根据简报图示，牌饰不远处还分散着数枚玉贝，基本可以确定为“贝带”的不同部分，玉牌即为“带头”，装在腰带两端起到系结的作用。由此可见，从功能上来讲，这种作为“带头”的玉牌饰在使用时与北方地区常见的动物纹金属牌饰并无差别，有的只是材质和工艺上的差异。

以北方系动物纹装饰石嵌饰和漆器的例子并不多见，这两类器物的功用显然与牌饰不同。海昏侯墓中的动物搏斗纹石嵌饰出土于西藏椁，属于娱乐用器，推测被镶嵌在青铜器或漆器上，起到装饰之用[17]。漆盒则是战国秦汉时期常见的实用盛器之一，也是极具特色的祭祀用器，在不同规格、等级的墓葬中均有发现。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已明确这5件器物的纹样均源自北方，且同类纹样在北方草原地区多被用于加工金属牌饰。从器物形制和出土位置来看，这几件漆、玉器的性质并不相同，从功能上来看，既有对北方系牌饰功能的延续，如曹墓出土的玉牌饰；同时也有因载体差异而产生的新用途，如海昏侯墓的石嵌饰和北山头一号墓的漆盒。

三、中原制造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中原制造的新证据

目前，国内外发现了很多带有北方草原图像风格的器物，主要是牌饰和各类装饰品，材质多以金、铜为主。虽然这些金属器物的铸造方法有所差异，但应当多是采用了硬模铸造法，少数贵金属制作时可能使用了失织—失蜡法，再进行打磨、挫平后，整个器物最终成型[18]。通过对器物铭文、图像特征等方面的考证，已经有学者明确指出这些北方动物纹金属饰件中，有一部分可能出自中原工匠之手，且这些工匠很可能有官方背景[19]，这种推论目前已被学界广泛认可。前文列举的5件带有北方草原风格图像的漆、玉器则可以为“中原制造说”提供更全面的证据。

首先，制造方法存在差异。基于材料物理性质的不同，不同材质的器物在加工方法上存在巨大差异。曹墓与海昏侯墓中的这3件器物均为玉（石）质，制造方法上与中国传统的制玉工艺并没有什么差别，在确定原料大小、图像内容与布局后，利用浅浮雕、减地浮雕、镂空等手法完成图像的整体框架，再使用阴线刻的技法，完成动物毛发与云气等细节的加工，最后通体打磨完成整个制作过程。北山头一号墓的2件漆盒则属于另一套加工系统。先通过斫、旋、凿等方式使木胎成型，接着内外髹漆，最后在漆地上利用线描、平涂、堆漆的手法，手工描绘出器表的动物纹饰。总之，不论是玉（石）器还是漆器，均表现出了匠人高超的技艺水准。

其次，匈奴人没有制造漆器和玉器的生产传统。秦汉时期，匈奴人活动于纬度较高的北方地区，主要从事畜牧业，史载“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20]。但也正是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匈奴人素来没有制造漆、玉器的生产传统。以漆器为例，天然漆是制作漆器的主要原材料，漆树原产于中国，据现有资料统计，中国漆树分布的中心区域主要包括秦岭、大巴山、武当山、巫山、武陵山脉一带[21]。虽然诺颜乌拉、高勒毛都等匈奴贵族墓葬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玉片、玉璧、漆盒、漆绘马车等[22]，但从器物的风格和材质来看，这批器物很可能产自中国内陆，通过贡奉、贸易、赏赐、战争等方式流入草原地区，最终作为重要的随葬品埋入匈奴贵族的墓葬当中。

最后，刻铭文字的新证据。北山头一号墓发现的2件怪兽纹漆盒，其中1件（BM1:27）外底部刻有“大官”两字，该刻铭为我们探讨这两件漆器的文化属性提供了新的证据。两汉时期，已经发现了很多刻有“大官”铭文的器物，以铜器居多，另有部分漆器与陶器。“大官”一词同“太官”，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秦时为“少府”属官，汉承秦制，主要职能是管理皇帝饮食，除了为皇帝及其贵宠的臣属提供饮食外，还提供祭品、祭具，参与祭祀的职责[23]。汉初分封诸侯后，诸侯王国的太官机构应是皇室的“缩减版”[24]。在明确“大官”的职责与刻有“大官”铭文器物的基本情况后，我们可以对这件“大官”铭的有角神兽纹漆盒有更深入的认识。

综合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除印文外，所有刻有“大官”铭的器物均为饮食器，且均为同类器物中的精品[25]。按制，“大官”器的使用者等级非常高，目前的考古发现也多见于诸侯王墓中。北山头一号墓的年代约在西汉文景时期，早年被盗，虽然没有出土能够直接证明墓主身份的遗物，但从其一椁双棺的墓室结构与随葬大批精美漆器、铜器和玉器的情况来看，该墓墓主生前享有较高的地位，发掘者推测墓主为当时居巢县的（令）长[26]。汉代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门制造漆器的官营生产部门，从“大官”铭及器身装饰的精美程度来看，该漆盒产自官营生产部门当无疑议，同出的另一件有角神兽纹漆盒虽然没有铭文，但无论器物造型还是纹饰都与“大官”铭漆盒高度相似，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两件器物均产自中原，且应是同一作坊所出。

总之，无论是生产传统还是自然环境，北方地区的游牧族群自身并不具备生产前述玉牌、石嵌饰和漆盒的基本条件，又兼“大官”铭文的使用，进一步证明这几件漆、玉器产自中原。

（二）仿制与再创造

汉王室不仅有收集异域器物的爱好，汉人工匠也有仿制异域风格器物的传统[27]。邢义田概括了仿制的三层意义，一是制造技术的引入或输出，二是装饰母题或形式的模仿，三是模仿后母题或形式的再创造或在地化[28]。总体来看，本文论述的5件器物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引入范畴，主要反映的是对装饰母题的模仿，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母题与形式的再创造和在地化。

如果单从母题纹样来看，这5件器物的纹样并没有超脱北方草原动物纹的范畴，几乎可以看作是对北方地区动物纹的照搬，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艺术延续性。但若着眼于器物本身，我们可以发现汉人工匠在模仿的同时，结合载体的造型与物理性质对纹样进行了再创造，主要表现在图像细节和构图布局两方面。

首先，由于物理性质的差异，金属器与漆器、玉器的制作方法完全不同。中原工匠们将传统的制玉、制漆工艺与北方系动物纹有机结合，在纹样最大程度保留原有风格的同时，又因不同技法的引入表现出新的艺术特征。使用浅浮雕与减地技法修琢过的玉石表面凹凸有致，结合石材本身的厚度，与常见的同类纹样金属牌饰相比，更加凸显出动物的雄壮、健美[29]；漆绘则是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线描、双勾、堆漆等绘制手法的使用保证了纹饰形态的流畅，堆叠充盈的线条为本就源于外域的有角神兽纹再添一份神秘。

其次，参考载体装饰的传统布局结构对图像进行新的排列，主要表现在北山头一号墓出土的2件漆盒上[30]。从整体布局来看，这2件漆器的纹饰整体呈条带状分布在器身和器盖上，符合秦汉漆器纹饰的一贯布局。装饰图案轴对称分布是汉代漆器装饰的典型特征之一，如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君幸酒”漆耳杯，以“君幸酒”三字为轴心，四条变形龙纹呈轴对称分布，北山头一号墓的两件漆器同样采用了这种对称式布局，两匹怪兽纹面对面构成一组，与另一组之间由几何纹相隔，呈轴对称布局。除此之外，这2件漆盒上神兽纹的面积很大，几乎填满了整个器身与器盖，显示出一种张力十足的充盈美，这也是秦汉漆器常见的表达方式之一。

总而言之，这5件漆、玉器既表现出了强烈的胡族艺术风格，同时又保留着汉式器物的本质特征，是汉代南北方文明交融、杂糅的产物。我们不妨参考“汉夷工艺品”[31]，将这批器物概括为“胡风汉造”，以此体现器物自身“汉”与“胡”两方面的特征。

四、历史背景的讨论

早在战国时期，随着游牧与农耕文明的接触，北方草原地方的一些文化因素就以较快速度传入中原，并与中原文化发生了新的融合[32]。至迟在此时，中原工匠就开始了对胡式器物的仿制，相关行为在史料中也有记载，《汉书·匈奴传上》载高祖时“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33]，另载“孝文前六年……，黄金饰具带一，黄金犀毗一……，谒者令肩于单于”[34]。颜师古注曰：“犀毗，胡带之勾也。亦曰鲜卑，亦曰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由此可见，除了粮食、酒、丝绸之外，汉朝还向匈奴贡奉黄金带具等贵金属装饰品，其中就包括一些胡式饰品，这些装饰品显然是出自中原官方作坊，直接说明了中原工匠仿造胡式器物的事实。

此外，汉代的王公贵族对异域风物的喜好，是这批器物集中出现在各地高等级墓葬中的原因。随着中原与周边地区交流增多，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物质交换越发频繁，统治阶级对珍异的猎奇心理愈发强烈，史载“夫中国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35]。皇帝在获得各种异域奇珍后，也不吝于封赏贵族大臣们，如“（光武）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余”[36]。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整个社会上层弥漫着浓烈的猎奇之风。除了封赏外，汉代的列侯们还会通过使者贸易、贾商贸易、请托贸易，乃至走私贸易、贿赂馈赠等方式满足自己对域外珍异的渴求，拥有了大量的域外奢侈品[37]。既然对域外产品如此热衷，那么也就不难推想汉朝贵族们对这种“胡风汉造”器物的喜爱了。从现有的发掘材料来看，这种以漆器、玉器为载体的“胡风汉造”器物并不多见，其中固然有发掘不平衡的原因，但根本上是源于此类器物的珍贵难得，这几件器物做工精细，均是同类器物中精品，生产数量自然有限，那么就不难理解这类器物发现少，并且集中出土于中原权贵阶级墓葬中的现象了。

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各贵族墓中已经出现了诸如凸瓣纹银盘、多面金珠、动物纹金属牌饰等异域器物。秦汉两代，建立起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以横向拓展、交流与融合为特色的文化发展模式。这种文化的大交融展现在多个方面和层次，主要有汉文化与周边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汉文化与域外各国文化之间等等的相互交融[38]。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王朝实际上也形成了更为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各类动物纹牌饰为例，至少在战国起，这类牌饰就已经出现在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牌饰进一步向南扩散，西汉时期，分布区域已经遍及中原和南方地区很多地方[39]。这些牌饰有不少是中原工匠仿制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仿制这些金属牌饰时，工匠们始终没有跳出原本的材质与范式，表现出的更多是工匠技艺与器物细节上的差别。但本文所讨论的5件漆器和玉器则有着不同的意义，在脱离了原材质后，中原工匠在新材质上“复制”母题时，基于材料和器形的变化，对图像进行了解构与重绘。表面上来看，是制造者高超技艺的体现，实际上反映出的是经过长期接触后，各类鲜活、生动的北方系动物纹已经被汉地贵族所接受，继而被纳入中原审美体系并渐趋改造的事实。

五、结 语

综上，基于上层社会对异域风物的喜爱，两汉时期的中原工匠们制器时存在着大量的仿造行为，与动物纹牌饰、凸瓣银盘等金属类仿制器物相比，本文着重论述的5件“胡风”漆、玉器显然有着明显的“汉造”特征。经过长期的模仿，中原工匠们已经对来自北方的动物纹类母题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此基础上，逐步脱离了北方母题传统材质与范式的限制，将其与中原传统的制玉、制漆工艺相结合，生产出了这批两种风格杂糅的“新鲜玩意”。这些“胡风汉造”器物的出现，本质上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碰撞、融合的结果。相信随着考古材料的累增，新的材料会为我们深入理解汉匈关系以及汉代手工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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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艾玛·邦克.中国游牧民族的艺术——具有蛮夷风味的东周、秦及汉代艺术品[C]//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器物（上）.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

[2]a.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48-251.

b.崔大庸.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鎏金铜当卢[J].文物世界.2002(1).

c.潘玲.矩形动物纹牌饰的相关问题研究[C]//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d.郭物.洛庄汉墓9号坑所出部分马具及其相关问题[C]//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6.

e.单月英，卢岩.匈奴腰饰牌及相关问题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2).

f.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J].西域研究，2009(3).

[3]罗丰.中原制造——关于北方动物纹金属牌饰[J].文物，2010(3).

[4]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J].考古，1998(8).

[5]早期的玻璃器可以视为玉器的仿制品，器形与制造工艺都是对玉器的照搬。参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J].考古学报，1984(4).

[6]这两件器物的纹样均受到强烈的北方文化因素影响，学界对其风格、工艺和产地等问题已有了较深入的讨论。a.乔梁.中原、南方所见匈奴文化的影响[C]//东方考古（第1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b.崔大庸，洛庄汉墓9号陪葬坑出土北方草原风格马具试析[J].中国历史文物，2002(4).

c.李意愿.中原、南方地区矩形动物纹牌饰初论[C]//湖南考古辑刊（第8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7]长沙市文物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墓[J].文物，1979(3).

[8]此处援引了原报告对这2件漆盒的描述，但这种描述并不准确，所谓的蚕纹、鸟纹、马纹应该视为一体，北方草原地区常见的“有角神兽”，所谓鸟纹和蚕纹，实际上是神兽角部和尾部的简化表达方式。

[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所.巢湖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11-114.

[1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J].考古，2016(7).

[1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厦门大学历史系.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玉器[J].文物，2018（11）.

[12]林沄.欧亚草原有角神兽牌饰研究[J].西域研究，2009(3).

[13]同[9].

[14]同[2]c.

[1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战国铸铜工匠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3(9).

[16]乌恩岳斯图.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J]，考古学报，1981(1).

[17]同[11].

[18]同[3].

[19]同[2][3].

[20]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3:2879.

[21]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3.

[22]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22-326.

[23]马永赢.“大官之印”与西汉的太官[J].考古与文物，2006(5).

[24]索德浩.汉代“大官”铭文考——从邛崃羊安汉墓M36出土“大官”漆器谈起[C]//成都考古研究（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25]同[24].

[26]同[9]:149.

[27]同[3].

[28]邢义田.再论中原制造——欧亚草原古代金属动物纹饰品的产销与仿制[C]//丝绸之路考古（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29]乔梁.中国北方动物饰牌研究[C]//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文章总结北方动物纹饰牌的加工技法有透雕、浮雕、阴刻几种。

[30]有学者指出，北山头这两件漆器的艺术表现风格承继了楚国漆器的装饰风格。参见程晓伟，方晓晓.略论巢湖北山头汉墓出土神兽纹漆盒[C]//西部考古（第1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31]同[1].

[32]同[2]b.

[33]班固.汉书：匈奴传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3754.

[34]同[32]：3758.

[35]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力耕[M].北京：中华书局，1992:28.

[36]范晔.后汉书：马武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785.

[37]秦铁柱.两汉列侯问题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4:261.

[38]仪平策.中国审美文化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三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5.

[39]同[6]c.

作者：陈宗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