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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盟器神煞是两湖隋唐墓中的重要随葬品，主要包含镇墓兽、生肖俑、人首有翼俑、连体俑、镇墓武士、门吏俑等种类；它们各自的出现时间与演变轨迹不尽相同，整体面貌经历了“层累”的形成过程，是新因素不断融入、地区丧葬礼俗逐步丰满的产物。两湖隋唐墓葬中大部分盟器神煞被安放于甬道，生肖俑则于墓葬后部拱卫逝者，此种格局与《大汉原陵秘葬经》“盟器神煞篇”的记载有较高相似性，二者可能存在部分共同文化渊源，而两湖隋唐墓葬文化的历史影响或需重新评估。在整个中国南方地区，湖北、湖南出土隋唐墓葬数量最多，内涵也最丰富。这些墓葬中的盟器神煞颇有特色，是今人理解当时葬俗、窥探社会背景的重要角度。本文所称“盟器神煞”借鉴了金元时期文献《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的提法[1]，指墓葬中具有镇墓、厌胜、辟邪等职能的明器。自临淄北朝崔氏墓[2]起，中古墓葬中盟器神煞的种类与内涵渐趋丰富；及至安史之乱前，随葬生肖俑、神怪俑等各类盟器神煞的墓葬已遍布环渤海、晋东南、长江中下游等诸多两京以外地区。至于两湖墓葬，隋代时盟器神煞面貌已较复杂，入唐后又进一步发展，故而在此类随葬品的早期变迁及其背后的文化传播历程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出土盟器神煞的两湖墓葬集中于湖北武昌与湖南长沙，湖南湘阴与岳阳也有少量分布。以往经发表的两湖隋唐墓葬数量有限，且简报多缺乏能显示遗物布局的墓葬平面图，对深入分析墓葬中盟器神煞的位置、布局等问题殊为不利，故而相关研究数量有限[3]。不过，武昌地区50年代发掘的隋唐墓葬材料发表后，此种情况获得了较大程度改善[4]。武昌隋唐墓不仅数量可观，且多附较清晰的布局图，随葬品位置清楚。这批重要墓葬为研究两湖隋唐盟器神煞奠定了较坚实的材料基础。两湖隋唐墓葬中的盟器神煞可分为以下几类：镇墓兽、生肖俑、人首有翼俑、连体俑，镇墓武士、门吏俑等人形盟器神煞，以及零星出现的其他个别品种。本文将所涉墓葬的盟器神煞信息编制为表一。 
关于表一，有三点需着重说明：第一，墓葬形制。本文所涉墓葬均为券顶砖室墓，墓葬主体由墓室与甬道组成，墓室为长方形，一般其后半大部高起形成棺床；甬道则位于墓室前端中部，连接墓室与墓门，平面亦为长方形；部分墓葬设置侧龛与头龛，如图四。第二，墓葬年代。两湖隋唐墓葬有纪年者非常有限，表一中仅何家山M52与湘阴陶智洪墓有确切纪年。本文相关墓葬年代认识基于报告《武昌隋唐墓》中的推断；概言之，本文所涉墓葬年代均为隋代与唐前期，没有晚于安史之乱的例子。隋、唐墓葬间差异较为明晰，易于区分，而唐代墓葬内部早晚关系虽可通过器物排比得出相对年代顺序，但由于缺乏纪年材料，年代较难坐实，本文涉及相关材料时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说明。第三，陶俑产地。权奎山指出武昌一带隋唐墓葬陶俑可分四群，对应四个不同产地[5]；这一观点被《武昌隋唐墓》继承，也是本文分辨陶俑产地的依据。简言之，武昌隋唐墓明器来源较复杂，涉及本地、湖南、长江下游与河南四大产地，而湖南隋唐墓明器均为湖南本地产品。两湖隋唐墓中镇墓兽可分为两类：单件镇墓兽与一人面一兽面的成对镇墓兽；两者构成与形态差异明显（图一），但根据出土位置可推测两者职能应相似，故本文将之置于一处讨论。图一 两湖隋唐墓出土的镇墓兽 1. 武昌何家山M52:1 2. 武昌何家垅M439:22 3. 武昌何家垅M439:36 （均采自《武昌隋唐墓》） 武昌地区隋代墓葬何家山M52（图一：1）、马房山M17、马房山隋墓与杨家湾隋墓中，均出土单件镇墓兽[6]，一般呈四肢伏地、挺胸昂首的怪兽形象。何家山M52、马房山隋墓与杨家湾隋墓所出者面部近马，背有脊；马房山M17出土的镇墓兽形象更接近猛兽。除马房山M17格局经过扰乱、不甚明晰外，其余三墓镇墓兽均出土于墓葬甬道前端，直对墓门，在随葬品中非常突出，有强烈的镇墓、辟邪意味。此种镇墓兽应与东汉以降的走兽形镇墓兽一脉相承[7]，后者亦被称作“犀牛”“穷奇”等，始见于东汉（图二：1），西晋墓葬中成为随葬品组合里较为固定的组成部分（图二：2），东晋时期一度消失，及至南朝又出现在南京灵山大墓[8]、丹阳吴家村南朝墓[9]等处（图二：3）。在吴家村南朝墓与受南朝影响显著的百济武宁王陵[10]中，镇墓兽均出土于甬道临近墓门的位置（图三），与上述隋墓如出一辙。南朝镇墓兽形态多似水牛，与武昌隋墓所出者不类，但二者形态均属四足怪兽之范畴，且出土位置统一，将之归为同类应合情理。由此，可见武昌隋墓中出土的镇墓兽构成了汉晋墓葬传统的余绪。图二 汉晋六朝墓葬出土的镇墓兽 1. 武威磨嘴子东汉墓镇墓兽 2. 偃师大冢子西晋墓镇墓兽 3. 南京灵山大墓镇墓兽 （1 采自甘肃省博物馆官网，2 采自《河南偃师大冢头西晋墓发掘简报》，3 采自《六朝风采》） 图三 武宁王陵镇墓兽出土场景 （采自《武宁王陵》图版14） 两湖唐前期墓葬中，镇墓兽发生了显著变化。单件镇墓兽被一人面一兽面的成对镇墓兽所取代，后者一般为蹲伏状，前肢直立、后肢蹲踞，面视前方（图一：2、3）。此种镇墓兽组合常见于中原地区北朝隋唐墓葬，为人熟识。它们初见于北魏平城墓葬，北魏洛阳时期被纳入官方丧葬礼制中，隋唐继之，其遂成为当时中原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一类随葬品。两湖墓葬中出土此类随葬品，无疑是受北方墓葬文化影响的结果。在两湖隋唐墓中，两类镇墓兽存在前后继承、交替的关系。就目前材料看，两者不共存。入唐以后，一人面一兽面的成对镇墓兽迅速取代单件镇墓兽，成为墓葬盟器神煞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成对镇墓兽出土位置亦为甬道近墓门处，面朝墓外，与单件镇墓兽如出一辙。这些现象，暗示在时人观念中，两类明器虽然组合与形态存在差异，但在功能、寓意等方面很可能近似，亦即二者性质应相同。在武昌钵盂山唐代墓葬M280、M379与M401中，各自出土了一件兽面镇墓兽，而不见原应与之配对的人面镇墓兽。这些墓葬中兽面镇墓兽被单独置于甬道。此种现象应非墓葬经扰动导致人面镇墓兽未被发现所致，更可能是丧家在安排随葬品时，刻意仅选用了成对镇墓兽中兽面的一件，以充镇墓、辟邪之用。如此设置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兽面镇墓兽形态更接近本地隋代流行的单件镇墓兽，故而更契合本地旧有葬俗。何家垅M439则更特别，此墓于甬道前端出土兽面镇墓兽一件，面朝墓门，非常突出，显然是刻意安置的结果，而本应与之配套的人面镇墓兽则厕身右侧龛，与周围的陶俑、陶畜禽、模型等格格不入（图四）。这也应当是在随葬单件镇墓兽的旧做法影响下，人面镇墓兽在墓葬中找不到合适位置，“无处安放”，造成了何家垅M439中兽面与人面镇墓兽出土位置迥异的特殊现象。上述诸例，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单件镇墓兽与成对镇墓兽间存在继承关系，本地旧有镇墓兽虽不再被使用，但却切实影响到了后来者在墓葬中的表达；北来的成对镇墓兽虽被广泛接受，却也在部分墓葬中经受了“本土化”改造。图四 武昌何家垅M439平面图及镇墓兽出土位置 （改绘自《武昌隋唐墓》） 以陶俑形式出土的十二生肖始见于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中的M10与M17，而这种随葬品最早集中出现，则应追溯至两湖地区隋代墓葬。两湖隋唐墓葬出土的生肖俑均坐姿，据形态可分为二类：一类呈头戴笼冠、身着宽袖长袍的成年男子状，生肖一般位于其身前，湖北生产的生肖俑大多采用这种造型（图五：1）；另一类则为生肖首人身，同样身穿宽袖长袍，身前持笏板，除湘阴隋陶智洪墓随葬的一套人首生肖俑外，湖南地区生产的生肖俑均呈生肖首人身的造型[11]（图五：2）。图五 两湖隋唐墓出土的生肖俑 1. 武昌土公山 M494:19 2. 武昌钵盂山 M401+10 （均采自《武昌隋唐墓》） 湖南隋唐墓中，生肖俑出土位置高度统一，它们被安置于墓壁中的小龛，小龛则围绕棺床设置。武昌一带隋唐墓葬所出生肖俑见于壁龛的案例较少，通过随葬品分布，大体可知该地区墓葬中生肖俑亦多被安置于墓室后半部，即棺床附近。即使由于墓葬保存、资料记录等情况影响，武昌地区隋唐墓葬中生肖俑具体摆放形式不及湖南地区明确，仍可知两地对生肖俑的安置存在较大共性，即此种陶俑多数情况会位于棺床周边，而达成环绕墓主的效果。此类陶俑在同时期其他地区并不多见，呈现出了较鲜明的地方特色。人首有翼俑具体有两种：人首鸟身俑与人首兽身有翼俑（图六）。关于两种陶俑的定名，目前仍无定论[12]，故本文径以形态称之。图六 两湖隋唐墓出土的人首有翼俑 1. 人首鸟身俑，武昌小龟山M434:60 2. 人首兽身有翼俑，武昌小龟山M434:38 （均采自《武昌隋唐墓》） 湖南长沙赤峰山M3、M4两座隋代墓葬中，M3出土了人首兽身有翼俑1件，M4出土了人首鸟身俑1件，这是目前所知最早随葬此类陶俑的两湖墓葬。此类陶俑较普遍地出现于两湖唐墓中，从材质、工艺特征等方面观察，可知它们中大部分为湖南地区产品。从以上两点看，两湖地区的人首有翼俑与湖南地区关联更为密切。武昌地区唐代墓葬马房山M13与桂子山M161各自出土了一件人首鸟身俑，是本地产品，而钵盂山M216出土的“陶鸟”原本可能为人首，亦属此类。武昌本地的这些人首鸟身俑，可能是受湖南地区葬俗影响的结果。两湖隋唐墓中，此类陶俑一般出土于甬道，且位置多偏甬道后部，在镇墓兽之后。从组合的角度，两湖隋唐墓中的人首有翼俑存在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一，不少随葬此类陶俑的墓葬只见一件人首鸟身俑，而无人首兽身有翼俑，在表一罗列的墓葬中，出土此类俑者18座，其中只发现人首鸟身俑者9座，而仅发现人首兽身有翼俑者只有赤峰山M3和长沙咸嘉湖唐墓[13]，此应非巧合，或暗示相比人首兽身有翼俑而言，人首鸟身俑在盟器神煞中更具代表性、更为重要。其二，武昌桂子山M161出土人首鸟身俑、钵盂山M216的“陶鸟”很可能原配人首，这两座墓陶俑均本地生产，且各随葬一件长颈细身无翼的人面兽身俑（M161:47、M216:21），钵盂山M216中，人面兽身俑与“陶鸟”比邻而置，这种现象，可能暗示湖北本地产的此种人面兽身俑与湖南所产陶俑中的人首兽身有翼俑实属同类，在盟器神煞中扮演着相似的职能。中古时期盟器神煞中，连体俑是分布范围较广、讨论也相对深入的一种。徐苹芳最早认为双人首连体俑应即《大汉原陵秘葬经》提及的墓龙，此说影响甚广。不过他之后在论文补记中结合广东海康元墓材料，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勾陈’和'地轴’均画一双首人面蛇身像”，修正了之前的假说[14]。张勋燎、白彬在此基础上对地轴与勾陈形象进行了申述，确认地轴即“两人首共一龙（蛇）身”的明器[15]。韦正则进一步引用高句丽壁画墓中材料，论证了双人首连体俑应即地轴[16]。就目前情况看，将连体俑称为“墓龙”的观点得不到文献与实物材料支持[17]。两湖隋唐墓中，连体俑均出土于唐代墓葬，按形态可分为人首与龙首两种（图七）。与人首有翼俑类似，连体俑出土于甬道，位置多偏甬道后部。武昌唐代墓葬中有不少两种连体俑同出的例子，在钵盂山M334与钵盂山M379中，可见两件连体俑分置墓葬中轴两侧对称位置的情况，说明二者间存在较固定的组合关系。湖南唐墓出土连体俑数量不及武昌唐墓，不过武昌一带随葬的连体俑多为湖南产品。武昌唐墓中，马房山M13与桂子山M457出土连体俑为本地制作，而两墓年代均较晚。综合这些情况看，两湖地区连体俑的流行似乎仍肇始于湖南，湖北处于被影响的地位，连体俑首先以外地产品的形式进入墓葬，逐步发展为融入武昌本地随葬品组合。从更宏观的视角观察，自北朝崔氏墓出土连体俑后，此种陶俑于唐代在全国诸多地区出现，两湖地区随葬连体俑可能略晚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隋炀帝萧后墓[18]，不过，据此时间差[19]，尚不足以推论两湖地区的连体俑是受长江下游地区影响的结果。唐代初年，连体俑及其代表的葬俗可能已普遍存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图七 两湖隋唐墓出土的连体俑 1. 武昌小龟山M434:31 2. 武昌小龟山M434:57 （均采自《武昌隋唐墓》） 关于两湖地区出土的连体俑，一大问题仍在于器物名称。据前文，可知人首连体俑被称为地轴的依据较为充分，龙首连体俑的具体名称则难以确定。刘未根据晚近墓葬材料，指出了此类连体俑命名的复杂性[20]，龙首连体俑可能拥有今人尚无法知晓的特定名称。另一方面，两湖唐墓中龙首与人首连体俑形成了较固定的组合，出土位置亦近似，它们同为“地轴”的可能性也切实存在[21]。考察人形盟器神煞，首要问题在于如何将之与其他仪仗、仆侍俑区别开来。两湖隋唐墓中，此类陶俑主要有门吏俑与镇墓武士两种[22]，均成对出现，前者穿长袍，一般身披裲裆铠，仗刀于身前；后者身着明光铠，多持盾（图八）。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体量明显大于其他人物类陶俑，在随葬品中非常突出，故不宜被视作普通仪仗俑，而应具有镇墓、护佑墓主等盟器神煞的职能。门吏俑与镇墓武士分属两大文化系统，各有渊源。图八 两湖隋唐墓出土的门吏俑、镇墓武士 1. 武昌桂子山M161:38 2. 武昌桂子山M162:15 （均采自《武昌隋唐墓》） 门吏俑应可追溯至汉墓中的门吏及持械人物形象[23]，南北朝墓葬中，门吏形象则以壁画或拼镶砖画形式出现，呈立姿、持刀，见于洛阳北魏元怿墓、太原北齐娄睿墓、固原北周田弘墓、济南北齐道贵墓、邓县学庄南朝墓、丹阳建山金家村南朝墓、余杭小横山南朝墓等处（图九）[24]；而南北朝门吏俑尚仅见于北齐帝陵湾漳大墓[25]。入隋以后，除了两湖地区以外，部分安阳隋墓与个别关中隋墓出现了门吏俑。由是观之，两湖隋唐墓葬中的门吏俑近则承接南北朝墓葬中的门吏形象，远可溯及汉代墓葬传统；进一步说，两湖隋唐门吏俑更可能是就近继承南朝传统的产物，与安阳、关中隋墓中的门吏俑构成了平行发展的关系。图九 南北朝墓葬出土的门吏图像 1. 北齐娄睿墓，采自《北齐安东王娄睿墓》 2. 丹阳建山金家村南朝墓，采自《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 3. 余杭小横山 M109，采自《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 身着铠甲手持盾牌的镇墓武士则源自北方，同类遗物在北朝及隋唐北方地区墓葬中相当常见，与成对镇墓兽一道构成了较稳定的镇墓组合。与镇墓兽一样，成对出现的镇墓武士同样可追溯至北魏平城时期，是兼糅华夏经典与外来文化的产物[26]。两湖地区隋代墓葬中，仅见门吏俑而无镇墓武士[27]。镇墓武士始见于唐代两湖墓葬，且均为湖南地区产品，而门吏俑亦延续到了唐代，出现于随葬本地陶俑的武昌地区墓葬。换言之，镇墓武士与门吏俑来自不同产地。除武昌钵盂山M280同时出土了镇墓武士与门吏俑外，其他墓葬中不见两种陶俑同出的现象。另一方面，门吏俑与镇墓武士在墓葬中出土位置雷同，在随葬品分布较清晰的墓葬中，可见两种陶俑均成对靠侧壁安置于甬道，具体位置一般为甬道靠近墓门处或甬道尽头与墓室连接处。从两湖隋唐墓中门吏俑与镇墓武士基本不共存，而两者出土位置却一致的现象，可以推论在当时该地区葬俗中，两种随葬品虽形态不一，但应扮演着类似的“角色”，构成可相互替代的关系，情况类似上文提及的单件镇墓兽与成对镇墓兽。两湖地区出土盟器神煞的墓葬中，武昌何家垅M76相对特殊。此墓随葬地轴一件，陶朱雀玄武各一件，分置墓葬南、北两端，并有千秋万岁俑各一件，分置两侧龛（图一〇）。此墓陶俑并非产自本地，亦非湖南，由风格判断，很可能是长江下游地区的产品[28]。何家垅M76出土四神俑与千秋万岁，二者尚不见于其他两湖隋唐墓葬，此墓盟器神煞很可能反映了其产地——长江下游地区的葬俗，在两湖地区属于特例。图一〇 何家垅M76盟器神煞出土位置 （改绘自《武昌隋唐墓》） 上文梳理了两湖隋唐墓盟器神煞的种类，以及各类别的演变情况，据此可将两湖隋唐主要盟器神煞的变迁汇总为表二。由表二不难发现，由隋至唐，两湖地区隋唐盟器神煞在构成上经历了复杂化的过程，隋代盟器神煞种类较为单一，多为生肖俑、门吏俑与镇墓兽，人首有翼俑只是零星发现；而入唐后，两湖墓葬中盟器神煞组合趋于复杂，除个别特例外，上文涉及的品类在两地均有发现，且种类上趋于一致。
湖北、湖南盟器神煞组合的趋同，除了相邻地区丧葬文化的相似性外，在相当程度上还得益于两地间随葬品流通的顺畅。武昌隋俑体量高大，风格写实而生动，工艺水平明显高于湖南隋俑；然而入唐以后湖北本地产陶俑的体量与精致程度均明显下降，水准退步，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得益于临近湘阴窑，湖南唐俑水平较隋代显著提升[29]，造型准确、细节丰富，因而它们得以大量输入湖北。在此背景下，湖南地区生产的盟器神煞进入武昌唐墓，对其面貌产生了影响。通过前文的梳理，可知两湖唐墓中，镇墓武士均为湖南产品，而连体俑、人首有翼俑等盟器神煞也更早见于湖南，且多为该地区生产，湖北本地生产连体俑与人首有翼俑很可能是受湖南同类产品影响的结果，年代较晚。可以认为，产品流通拉近了隋唐时期两湖地区的葬俗，加速了两地盟器神煞面貌的趋于一致。另一方面，两湖盟器神煞在隋唐之间渐趋复杂化，各类神煞出现的时间并不一致：生肖俑是该地区流行时间最长、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神煞；镇墓兽与门吏俑、镇墓武士年代也贯穿隋唐，不过其组合与形态发生过变化；人首有翼俑自隋代零星出现，流行于唐代；两湖隋墓中不见连体俑，此类随葬品仅见于唐代。这显示出两湖隋唐盟器神煞的面貌并非在短时间内便形成、固定，而是发生了旧传统得到维持与改造、新因素不断加入的过程，可以说两湖隋唐盟器神煞经历了“层累”的形成史。两湖隋唐盟器神煞面貌“层累”地形成，从侧面折射出它们作为整体，很可能并不存在完整而系统的象征性。临淄北朝崔氏墓是中古墓葬盟器神煞的“原点”，学者普遍认为它作为一处世家大族墓地，圆形墓、盟器神煞等特异因素均从属于特定丧葬理念，是其物质化体现，故而应通盘考量，遂提出了“浑天”说[30]、“太一出行”说[31]等解释。反观两湖隋唐墓，武昌何家山M52墓主为“前陈河东王宣毅府”僚佐，湘阴隋墓买地券则仅提及墓主陶智洪为“道民”，可知这批墓葬的墓主应非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士族阶级。同时，两湖隋唐盟器神煞经历了由简入繁、不断丰富的历程，因而各类神煞即便渊源有自，如生肖俑、连体俑等原本可能源于北朝崔氏墓并从属于具有完整设计的丧葬礼俗，但当它们传播至两湖地区并陆续出现于当地墓葬后，所融入的丧葬文化体系很可能与原生背景有不小的差距。进而言之，“层累”而成的两湖隋唐盟器神煞很可能不存在基于特定思想的整体设计，而是在南北统一、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新因素不断融入、地区丧葬礼俗逐步丰满的产物。诚然，就目前可掌握的考古与文献材料，尚难知晓两湖隋唐墓中每一类神煞的具体内涵，并切实还原其渊源与流布。不过，此类随葬品作为地方丧葬礼俗的物质表达，即使有外来因素加入，但整体发展轨迹仍旧连贯，地方特色仍旧鲜明。举例言之，单个镇墓兽为成对镇墓兽所取代，以及门吏俑往镇墓武士的转变，均是中原地区葬俗传播至长江中游一带的结果。北方形式的镇墓武士、镇墓兽出现于两湖墓葬，却未改变该地区盟器神煞的内涵。通过共存关系、位置摆放等角度，可见这些墓葬中的外来因素虽然取代了旧有同类随葬品，但前者扮演了与后者相同的职能，换言之，隋唐两湖墓葬中，中原镇墓组合被借鉴之处仅限于外在形式，未对该地区葬俗造成深层次影响。三、两湖隋唐盟器神煞的空间布局及其可能存在的历史影响经过梳理，可知两湖隋唐墓葬中的各类盟器神煞在墓葬中的位置相对固定，即镇墓兽、人首有翼俑、连体俑位于甬道；镇墓武士或门吏俑于甬道近墓门或甬道墓室连接处靠侧壁成对放置；而十二生肖俑则位于墓室，多围绕棺床，湖南隋唐墓生肖俑普遍见于墓壁小龛中。由是观之，从盟器神煞的角度，两湖隋唐墓葬可分为甬道与墓室两大空间，大部分盟器神煞被安放于甬道，有驱逐邪魅、守护墓室的意味，生肖俑则于墓葬后部拱卫逝者（图一一）。图一一 武昌钵盂山M379盟器神煞位置示意图 （改绘自《武昌隋唐墓》，其中 1、3、5、8、27 为生肖俑） 《大汉原陵秘葬经》“盟器神煞篇”不仅罗列了各色神煞名目，还以示意图的形式展现了理想状况下各等级人群的墓葬布局。“盟器神煞篇”示意图所展示的墓葬空间（图一二），虽在诸多细节上与前述两湖隋唐墓葬空间存在出入，但就整体而言，二者间有高度相似性。以最高等级“天子皇堂明器神煞方位图”为例，整个墓葬有“十二元辰”与“十二天官”环绕，这与两湖隋唐墓葬十二生肖俑的布置方式近同；而大部分盟器神煞，则集中排列于“天子皇堂”之前，这种布置与两湖隋唐墓中大部分盟器神煞集中于墓室前甬道的做法相似。而在“大夫以下至庶人”所用盟器神煞记载中，仍有“十二元辰，长一尺二寸，安十二方位”，墓葬前部盟器神煞则以镇墓武士“当圹”“当野”为先，其后罗列其他盟器神煞，这与两湖隋唐墓葬的布局更为契合。此外，《秘葬经》天子至公侯卿相盟器神煞方位图中，墓葬前部神煞两侧有成对的人物俑，而在随葬品布局保持较好的武昌桂子山M147中，也有甬道两侧安置成对人物俑的现象（图一三），与《秘葬经》的记载异曲同工。图一二 《大汉原陵秘葬经》所示墓葬空间 （转引自《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 图一三 武昌桂子山M147布局示意图 （改绘自《武昌隋唐墓》，其中 6、7、27、28、31、37 为生肖俑） 两湖隋唐墓葬面貌与晚期文献记载存在的相似性或许并非偶然现象。徐苹芳推测《大汉原陵秘葬经》应是金元时期流行于山西地区的地理葬书，刘未则指出了《秘葬经》与宋代官方丧葬制度的关联，认为“就《盟器神煞篇》而言，它与官方知识系统仍有关联”。“《秘葬经》盟器神煞篇的核心部分即此一官民杂糅观念系统的反映，但也增添了新的设计。”[32]《秘葬经》所涉盟器神煞不仅品类繁多，且内容具有高度系统性，对盟器神煞的表述相当完善。这种情况，不可能完全由当时堪舆家创设，而应是对既有葬俗的总结与发挥。换言之，《秘葬经》盟器神煞部分也是由唐宋时期丧葬实践不断积累演进而结出的文本。《秘葬经》部分内容或与两湖隋唐墓拥有共同渊源，以十二辰环绕墓室即是一例，十二辰与四神等意象共同在墓葬中构建了宇宙空间[33]，是“象天地”思想的产物，可溯至汉代[34]。不过，除了某些具有共同渊源的部分外，尚不能排除隋唐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丧葬礼俗是《秘葬经》等宋元文献所载墓葬堪舆的源头之一，故而两湖这批墓葬的历史定位与影响或应得到重新评估。盟器神煞是中古墓葬研究中引人瞩目却又困难重重的问题。它们显然与当时丧葬礼俗、理念息息相关，然而由于文献与实物材料数量不足且难以结合，研究受到了相当大的局限。隋至唐前期是盟器神煞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该阶段而言，两湖地区墓葬数量可观、分布集中，且在墓葬变迁、墓内格局等方面均较为清楚，为今人研究该时期盟器神煞问题提供了相当可贵的资料。根据本文的分析，可见两湖隋唐盟器神煞经历了“层累”发展的过程，内涵多元而复杂，且它们的历史影响可能也颇为深远。两湖隋唐墓的情况似乎能提示今天的研究者，在研究盟器神煞时，从整体出发对此类随葬品含义、象征性的论证与构建固然可贵，但在盟器神煞的传播中，不同因素的迁衍并不同步，因而在考察两湖隋唐墓葬之类地方风格明显的材料时，理清盟器神煞中各因素的具体呈现方式与演变历程也构成了重要的研究基础，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应比今人预想的更为复杂。[1]徐苹芳的论文《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对该书有系统论述，也是盟器神煞研究中的重要论文。文载《考古》1963年第2期；亦见氏著：《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0~215页。
[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3]关于两湖隋唐墓，权奎山的论文《南方隋唐墓的分区分期》与《武昌郊区隋唐墓出土陶俑的分期》仍旧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载氏著：《说陶论瓷》，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34、51~86页。卢亚辉近期发表了论文讨论了出土盟器神煞的两湖隋唐墓葬，该文有两大问题：其一，未利用《武昌隋唐墓》中的材料，导致基础单薄；其二，该文将包括纪年隋墓在内的墓葬年代重新定为唐玄宗时期，以满足作者对盟器神煞传播的预设，然而文章在墓葬年代的论证中无视了权奎山等学者梳理、构建的两湖隋唐墓葬分期体系，而仅通过盟器神煞的某些特定因素，直接将所论墓葬与两京唐墓进行年代上的联系，这是舍近求远、违背类型学分析逻辑的做法。因此，此文观点缺乏说服力，难以成立。详见卢亚辉：《论两湖地区出土神煞俑的隋唐墓葬》，《考古学集刊·第27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76~200页。[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武昌隋唐墓》，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5]权奎山：《武昌郊区隋唐墓出土陶俑的分期》，载氏著：《说陶论瓷》，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51~86页。[6]武昌周家大湾M142也发现了此类镇墓兽，但《武昌隋唐墓》未记载镇墓兽的具体情况。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武昌隋唐墓》，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377~382页。[7]也有学者称之为“独角类镇墓兽”，如[日]吉村苣子：《中国墓葬中独角类镇墓兽的谱系》，《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2期。[8]此墓未正式发表，所出镇墓兽图像见南京市博物馆：《六朝风采》，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74页。[9]此墓为萧齐帝陵，详见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10][韩]文化财管理局编：《武宁王陵》，三和出版社，1974年。[11]长沙烈士陵园唐墓出土的“陶文官俑”应系将其他男俑头错配于生肖俑身的结果，属修复不当案例，而报告中的“陶犬头”应是生肖猪俑的头部。[12]如张勋燎认为人首鸟身俑表现了道教中的九天玄女，详参张勋燎、白彬：《江西、四川考古发现的九天玄女材料和有关文献记载的考察》，载氏著：《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6年，第1003~1031页。[13]简报仅展示了咸嘉湖唐墓2件人首兽身俑中的一件，故不能排除另一件为鸟身俑。[14]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载氏著：《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5页。[15]张勋燎、白彬：《隋唐五代宋元墓葬出土神怪俑与道教》，载氏著：《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6年，第1611~1750页。[16]韦正：《北朝大族崔氏墓的象征性》，载氏著：《南北朝墓葬礼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75~186页。[17]卢亚辉认为“地轴”与“墓龙”的区别在于陶俑身体形态，此说缺乏依据与论证。卢亚辉：《唐五代墓葬所见墓龙》，《文物春秋》2020年第3期；卢亚辉：《北朝至宋代墓葬出土地轴的考古学研究》，《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18]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2014年第7期。[19]钵盂山M320、何家垅M439已随葬两种连体俑，按报告，两座墓葬目前年代应在高宗晚期至武周时期，即680年前后。详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武昌隋唐墓》，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419~429页。[20]广东地区元墓材料中，涉及的相关陶俑名称有“地轴”“勾陈”“腾蛇”等。刘未：《实物、图像与文本：宋元时期的墓葬神煞》，《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11期。[21]在《大汉原陵秘葬经》对各阶层墓主所用盟器神煞的记载中，“地轴”均为2件，与两湖唐墓随葬两件连体俑的做法不谋而合。本文之后也将论述，《秘葬经》虽然为晚期地理书，但记载的盟器神煞摆放与墓葬空间构建，与两湖隋唐墓葬存在颇多共同点。由是观之，两湖唐墓中同出的两件连体俑均系“地轴”并非毫无可能。[22]此外，武昌钵盂山M270与何家垅M189出土了三彩天王俑与武官俑，它们是唐代两京地区镇墓组合的构成部分，非常典型。天王俑系由镇墓武士发展而来，可属同类。[23]黄剑华：《汉代画像中的门吏与持械人物探讨》，《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24]徐婵菲：《洛阳北魏元怿墓壁画》，《文物》2002年第2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齐安东王娄睿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原州联合考古队：《北周田弘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文物》1985年第10期；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象砖墓》，文物出版社，1959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文物出版社，2013年。小横山南朝墓中有多座出土了门吏砖画，并有“左将军”“右将军”题记，或认为此可能与道教中的神祇鬼官有关。详参蒋天颖：《余杭小横山南朝墓左右将军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2期。[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26]韦正：《中古北方地区的镇墓神物》，载氏著：《南北朝墓葬礼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86~198页。[27]赤峰山M4的两件门吏俑被张勋燎、白彬认为是“蒿里老翁”，不确。见张勋燎、白彬：《隋唐五代宋元墓葬出土神怪俑与道教》，载氏著：《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6年。湘阴大业六年陶智洪墓出土的“老人俑”同样也应是门吏俑。[28]权奎山：《武昌郊区隋唐墓出土陶俑的分期》，载氏著：《说陶论瓷》，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51~86页。[29]湖南唐俑早期为青瓷制品，之后虽不上釉，但质地接近瓷土，火候高，应仍是瓷窑产品。湖南唐俑质量突飞猛进，很可能缘于湘阴窑富集了工匠与技术。[30]韦正：《北朝大族崔氏墓的象征性》，载氏著：《南北朝墓葬礼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75~186页。[31]沈睿文：《唐宋墓葬神煞考源——中国古代墓葬太一出行系列研究之三》，《唐研究·第十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1~224页。[32]刘未：《实物、图像与文本：宋元时期的墓葬神煞》，《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11期。[33]武昌隋唐墓中，多有装饰四神画像砖的例证。关于十二辰与宇宙观讨论可参韦正：《北朝大族崔氏墓的象征性》，载氏著：《南北朝墓葬礼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75~186页。[34]赵超：《式、穹窿顶墓室与覆斗形墓志——兼谈古代墓葬中“象天地”的思想》，《文物》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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