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4世纪藏传佛教进入内陆以后,受到内陆写实雕塑技法的影响,出现了大量写实风格的上师造像作品,并在16~17世纪达到了高峰,如首都博物馆藏铜镀金四世班禅像(图2)就是写实上师像的代表。同时,17~18世纪的上师造像中,许多造像的程式化风格十分明显。如17世纪的宗喀巴大师造像(图3)相对于18世纪的宗喀巴大师像(图4)来说,更加生动和写实。相对于唐卡来说,“造型艺术领域中解决写实问题,雕塑要比绘画来得更直接也更容易,雕塑本身要比绘画的写实程度更高,雕塑毕竟是三维的,它首先不存在写实绘画遇到的形状在空间中透视缩减和相互遮挡的问题,更不必考虑用明暗如何表现光线和起伏的复杂变换”。 二、乾隆宫廷风格与仿古风格的造像 清代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最重要的成就是乾隆宫廷造像。乾隆皇帝对于藏传佛教有着极大热情,在皇家御苑兴建了大量的佛堂和寺庙,铸造了海量的佛像,并形成其特有的风格范式。可以说,对乾隆宫廷风格影响最大的是由工布查布翻译为汉文的《佛说造像量度经》(图5)。此前关于佛像量度要求的书籍从没有被翻译成汉文,这是《佛说造像量度经》一书的初译本。这本书翻译于乾隆七年(1742),为完善量度的规范,工布查布还撰述了《造像量度经引》《佛说造像量度经解》和《造像量度经续补》三篇著作,对经文进行了解释和阐述。这本成书于乾隆初年的译著,奠定了乾隆宫廷造像的规范性和统一性。 馆藏的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图6)就明显受到了乾隆宫廷造像风格的影响。此像宝顶庄严,发髻高耸,螺发绀青,面庞丰满,眉目清秀,高挺的鼻梁正面看去犹如锥形,是乾隆时期常见的造像样式。身着袒右肩袈裟,衣纹厚重写实。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触地印,全跏趺端坐。这尊像表现了释尊在菩提树下成佛悟道的场景,也是在佛教寺庙中常见的形象。其右手指地,表示唯有大地可以证明释尊为众生牺牲自己的事迹。下承双层束腰半月形莲台,莲台上下边沿饰连珠纹装饰,正中的莲瓣简洁饱满,对列工整。整像做工精细,胎体厚重,具有乾隆时期端庄大气的风格特色。虽然没有“大清乾隆年敬造”的款识,但此像与故宫博物院梵华楼的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图7)相仿,只是莲台、衣纹的工艺表现明显逊色,应是乾隆后期量产之故,也是乾隆造像程式化后的典型作品。 除了以尼泊尔风格为主、通体鎏金的宫廷造像外,乾隆皇帝还对一种仅以面部泥金手法处理的红铜造像情有独钟,那就是清代的仿古风格造像。仿古风格造像主要以模仿尼泊尔、东印度帕拉、克什米尔等早期佛像风格为特点,加入清代审美的艺术处理,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古典美术风格的造像作品,十分特殊。如馆藏的一尊18世纪大白伞盖佛母像(图8)就是具有仿古风格特点的造像作品。大白伞盖佛母从佛陀顶髻化现,在明代真界纂注的《楞严经纂注(十卷)》中记述道:“此云大白伞盖。即藏心也。量廓沙界曰大。体绝妄染曰白。用覆一切曰伞盖。”此像头戴花冠,耳侧缯带飞卷,耳下饰耳铛。面部泥金,嘴唇涂红,袒露上身,帔帛绕身,胸前饰璎珞和长链,双乳浑圆,凸显其女尊特征。下身着贴体长裙,双手持长伞(已失)。全跏趺端坐于莲台之上。莲台高挑,莲瓣小巧饱满,下层为叠涩样式,与帕拉风格台座的特征相仿。整像头部右倾,身姿左扭,十分生动灵活,做工质朴,量度规范,体现了西藏地区18世纪的仿古造像风格特点,在清宫的收藏中也不乏有与之相仿的作品(图9)。 三、扎什伦布寺风格的造像 扎什伦布寺风格是指扎什伦布寺铸造佛像所独有的造像风格,是西藏地区清代造像最为重要的风格。这座寺庙铸造的造像被称为扎什伦布寺利玛,简称扎利或扎什利玛。扎什利玛除了在西藏流行外,还被迎请至北京、蒙古、青海等广大地区。据故宫博物院的马云华先生统计,清宫收藏有400多尊扎什利玛造像,主要来自清代西藏、甘肃、青海、蒙古等地的进献。在清宫收藏的大量扎什利玛造像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给皇帝和皇后祝寿时进献的重要造像。 以馆藏的一尊无量寿佛像(图10)为例,此像头戴三叶花冠,冠叶尖耸仿若山形,是尼泊尔造像常见的造型样式。面型长圆,五官精巧,外形俊美。上身袒露,左肩斜披络腋,胸前挂短链。蛇形臂钏高束至腋下,是尼泊尔早期造像常见的做法,在此有摹古之意。下身着贴体长裙,仅在裙角处堆叠衣纹,是古印度萨尔纳特地区造像常见的表现方法。双手结禅定印,捧持长寿宝瓶,全跏趺端坐在高台之上。像的背后具头光和身光,背光厚重,中部镂空,外沿火焰造型写实,整体形似葫芦,是清代中期无量寿佛像常见的背光样式。下承高台分为两部分,上部为单层仰莲样式,瓣叶宽肥,大小不一,排布整齐。下部为方形须弥座,座的中部垂搭布帛,两侧饰蹲踞的狮子,下层为多层叠涩样式。 由此我们看出,扎什利玛造像在整体风格上效仿尼泊尔造像,但是在面部刻画上则具有乾隆时期造像程式化的特点。整体上看,扎什利玛造像做工精致,用料考究,胎体厚重,鎏金亮丽,体现了西藏本土高超的造像工艺和审美趋向。 四、喀尔喀蒙古风格的造像 喀尔喀蒙古风格的造像是由一世哲布尊丹巴(扎纳巴扎尔)创造的。一般认为,喀尔喀蒙古风格的造像集合东印度帕拉和尼泊尔风格于一身,融入了扎纳巴扎尔本人的艺术创造,反映了蒙古民族的样貌特点,是清代造像艺术中最为独特的风格,具有高超的艺术性。目前被考定为扎纳巴扎尔本人铸造的造像很少,其本人于1683年铸造的铜镀金无量寿佛像(图11)收藏于蒙古国家博物馆;大多数是受其风格影响的喀尔喀蒙古地区的造像作品。 馆藏一尊喀尔喀蒙古风格绿度母像(图12)可谓集喀尔喀蒙古风格造像大成,完美地体现了这种风格的特点。此像头顶束高发髻,髻前安有化佛,余发垂于两肩,头戴花冠,冠下缀流苏,华丽非凡。面相圆润,慈眉善目,眉间饰白毫,大耳齐垂,耳下戴圆环。袒上身,胸前饰多层璎珞,左肩斜披圣带。下身着长裙,手足戴有钏镯。全身衣纹简洁,衣缘处宽边阴刻,衣质薄透贴体,突出了躯体的起伏变化。半跏坐姿,左手当胸结安慰印,右手置右膝,结与愿印,手中均持有莲茎,莲花盛开于双肩。下承的莲台高大,浅束腰,上沿连珠纹下浅刻竖线,莲瓣宽大扁平,紧贴座壁,交错分布,是典型的喀尔喀蒙古风格的样式。 文中述说的首都博物馆藏品集中体现了17~18世纪藏传佛教造像别具特色的艺术风采,在工艺、造型等方面展示了各自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这些由藏汉满蒙等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艺术作品,是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细细欣赏和不断研究。 本文原刊于《收藏家》2023年0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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