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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杨梅赠爱书  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荣誉会长（原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钟振振教授答疑信箱（298） 网友雁南飞问：请教钟教授，这诗首联和颈联怎么理解？ 钟振振答：（接上期）“转对”是从唐代沿袭下来的一项议政制度。朝臣定期轮流就国事向皇帝献纳个人意见和建议，并回答皇帝提问。通常五日一对，每对限两名官员。哲宗元祐三年（1088）五月一日，苏轼、苏辙兄弟两人恰巧在同一天“转对”。此年哲宗才十三岁，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因此实际听取苏轼兄弟“转对”的不是哲宗，而是高太后。转对后，苏辙写了《五月一日同子瞻转对》诗，苏轼次韵和答。 （1）跪奉新书笏在腰，谈王正欲伴耕樵。 臣子朝见皇帝时，手持一块狭长的版，叫“笏”，用来记事备忘。转对时，向皇上拜伏行礼，双手奉上新写的奏书。为了腾出手来捧奏书，须将笏插在腰带里。所以说“跪奉新书笏在腰”。 “谈王正欲伴耕樵”，用汉·扬雄《长杨赋》：士有不谈王道者，则樵夫笑之。“王道”是儒家提出的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扬雄说：不谈王道的士，连砍柴的樵夫都要笑话他们。苏轼用此语典，很灵活，很巧妙：向最高统治者建言献策，当然是“谈王道”。但既然连樵夫都赞同王道，那么谈王道岂不等于与樵夫为伍？在古代，樵夫往往与耕田的农夫并称“耕樵”，因此苏轼便将“谈王”与“伴耕樵”挂钩。但其所谓“伴耕樵”，可不是指自己与农父樵夫持有相同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而是说自己正想辞官归隐，与农父樵夫为伴！ （2）忧患半生联出处，归休上策早招要。 “出处”，出仕与隐退。这里偏指出仕。 苏轼与苏辙，仁宗嘉祐二年（1057）三月同登进士第，是年苏轼二十一岁，苏辙十九岁。四月，母亲程氏夫人去世，二人同随父亲苏洵回故乡眉山（宋时称眉州眉山县，县已废入今四川省眉山市）奔丧。嘉祐六年（1061）八月，同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合格，苏轼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一带）判官；苏辙除商州军事推官，辞请留在都城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侍奉父亲。由于兄弟二人同年中进士，同年中制科，同时步入仕途，此后在官场上又同进退、共浮沉，故苏轼诗称他们兄弟二人是“联出处”。 苏轼生于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至作此诗的哲宗元祐三年（1088），已五十二岁。苏辙生于仁宗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此时也已五十岁。他们两人在政治上都属于“旧党”，出仕不久便赶上了神宗熙宁（1068—1077）、元丰（1078—1085）年间的“变法”。从熙宁二年（1069）至元丰八年（1085），在“新党”执政的十六年间，他们两人因政见与“新党”不合，都受到排挤、贬黜，先后离开京城到地方上去任差遣。苏轼更被“新党”中某些品质恶劣的人诬陷为作诗“讪谤朝廷”，先是逮捕入狱，后来总算“从轻发落”，流放到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一带）。苏轼诗里所说的“忧患半生”，主要是就兄弟二人在“新党”执政期间共同的坎坷境遇而言。 “归休”，指辞官归隐。“招要”，即“招邀”。“归休上策早招要”，是说休官归隐为上策，并将辞官的主动权交给苏辙。希望苏辙能早下决心。决心定了，就招呼我一声，以便两人同时辞官。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后，哲宗以幼龄即位，政权实际上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掌握。高太后“垂帘听政”后，一反其子神宗之所作为，贬斥“新党”，废除“新法”，重用“旧党”，史称“元祐更化”。自元丰八年（1085）三月后至苏轼作此诗的元祐三年（1088），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相继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短短三年间，苏轼历官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辙历官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起居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好不容易苦尽甘来，正是春风得意之际，苏轼为什么还会有早日“归休”的念头呢？ 原来，“旧党”只是在反对“新党”、反对“熙丰变法”这一方面站在同一立场上，但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还是有不同派别之争的。自“旧党”领袖司马光于元丰八年（1085）去世后，“旧党”分裂为具有浓郁地域特征的三派，号称“元祐三党”，即以苏轼、苏辙兄弟为首、骨干成员亦多为蜀人的“蜀党”；以程颐为首、骨干成员亦多为洛阳人的“洛党”；以刘挚为首、骨干成员亦多为北方人的“朔党”。三党在政治上也相互倾轧，斗得不可开交。苏轼因此而身心俱疲，萌生早日“归休”的念头亦属正常。 撇开这些具体的党同伐异的政治派别争斗不说，另从宏观方面考量，“仕”与“隐”原本就是最让古代知识分子们感到纠结的一对矛盾。总的来看，古代的知识分子们，年轻及年富力强时，更倾向于“仕”；而年老力衰时，则更倾向于“隐”。政治道路上顺风顺水时，更倾向于“仕”；而政治道路上逆风逆水时，则更倾向于“隐”。但他们基本上多是儒家思想的信徒，“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还是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尽管他们经常将“辞官归隐”挂在嘴边上，但真要迈出这一步其实并不容易。就以苏轼为例，口口声声说自己想早日“归休”，他“归”了吗？“休”了吗？没有！从作此诗的元祐三年（1088）一直到高太后驾崩的元祐八年（1093），五年之间，一直没有。元祐八年，哲宗十八岁了，开始亲政。此后，苏轼再想“归休”也没机会了。因为哲宗再次起用“新党”，恢复“新法”，窜逐“旧党”，苏轼又遭贬谪，从岭南的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一带）一直贬到了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州市）。 编后语：  欢迎楼友们继续在公众号专辑后面，留言您想请教钟教授的有关诗词方面所有问题。答案会在本刊陆续公布。作者/钟振振 编辑/冯 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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