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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主讲：三喵先生 策划：三喵先生 责编：马戏团长 全文约3000字 阅读需要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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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点击图片，即可报名参加头牌老师的线下游活动 前一阵，某地燃气公司神奇地多收费的事情被媒体曝光之后引起网友热议，后来在严肃追责之下，相关燃气公司不得不承认是自己多收钱了，并表示要进行内部整改。 如今信息舆论发达的情况下，这种偷偷摸摸多收费很容易就被曝光出来，但如此事情在古代就不同了。过去信息远不透明，而且官府可是被称为“父母官”，收税的时候多收点，普通的韭菜们也就只能忍气吞声毫无办法，天长日久，这些多收的财富以及如何多收财富的手段技巧，还有个专门的名词来形容，叫做“陋规”，当然围绕着陋规的细节，讲个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今天蜻蜓点水，讲讲这古代陋规到底是咋回事，算是入个门，也提醒诸位古代韭菜生活之艰难。
“陋规”这个词最早出自南宋郑兴裔《请禁传馈疏》的奏折: “国计不知，民瘼不恤，敝敝焉往事馈献之陋规。”字面意思上讲，这是朝廷向民众征收税物时额外征收之物，但“陋规”的历史要远远早于南宋。 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大一统皇权王朝非常主要的一个矛盾，便是自身低下的收税物能力和无穷无尽花销之间的矛盾。所以西汉初年对民间轻徭薄赋，所谓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一方面民间在惨烈的秦末战争中损失惨重，确实收不到什么赋税了，另一方面也是朝廷没办法有效汲取民间财富，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不过到了后来，随着朝廷的用度越来越多，过去那点税赋根本不够，于是就或明或暗多征税，比如强制大家去很远的地方服徭役，如果不愿意去那就交钱抵派徭役，尤其是汉武帝那会儿，这位“雄主”的雄才大略特别多，花钱如流水，在正税之外又打起了商人的主意，实行“算缗告缗”之法，成功聚敛了大量财富，换来的结果是“天下中产大抵破”，蛮夷还没犯大汉，大汉自己就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
虽说武帝晚年有所收敛，这杀鸡取卵式的汲取财富也不再明目张胆地搞，但西汉的高税负却一直暗搓搓地维持下来，篡汉的王莽就曾评价当时的税负，“其名三十，实十税五也”。这也就是说，名义上说是三十税一，但实际上的税率却达到了一半，这跟秦末已经相差无几，民众对于名义之外的高额税赋毫无办法，而大户们却有各种办法逃避税赋，这也就成了许多王朝崩溃的导火索。 这样的苛捐杂税当然很不好，无奈历朝历代的一个大方向就是加强中央集权，这就意味着愈发庞大的官僚机构也需要供养，所以苛捐杂税不但不可以废除，还得给立新的名目维持下去。
唐朝建立之初就面对缺钱的问题，高祖年间就允许各公家衙门用公款向民间放高利贷，利息往往是本金几倍，谓之“捉钱”，唐肃宗时期面对平定安史之乱的压力，又搞出了强行向民间借贷的法子，“什收其二”，也就是强行“借走百分之二十，而这些钱当然也不可能还给韭菜。往后到德宗时期朝廷强借的钱又多到四分之一，除此之外还要摊派征收许多别的杂项，让很多人一夜之间破产只能自杀。 这种竭泽而渔的运动式收钱当然不能长久，唐王朝充分吸取前朝的教训，开始在正途征收上动歪脑筋，中唐时期就在正常税收上加了“羡余赏格”的明目，就是可以在征税时多收一点，实物税在运输储存时有折损，银子在重新熔铸时也会有损失，那肯定得补足数额嘛，至于补多少那就是办事员的本事了，所以自打中唐以来，谁能更下作地收取更多的“羡余赏格”，谁就能混得开。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各个小政权汲取民力比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所谓的“羡余赏格”也就有了新的名目，比如从后唐开始，朝廷征粮食得多征一些，名曰“雀鼠耗”，具体做法是每石粮食多收二斗，这成了民众非常沉重的负担，大家不敢说这是朝廷造孽，就只好说老鼠吃粮食太可恶，久而久之，老鼠也得了个别名耗子，就是打这儿来的。
到了宋朝，这样官方默许的多征税明目繁多，比如解费，部费，杂费，免役费等，不可悉数。南宋大儒朱熹感叹道：“古之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而跟他同时代的郑兴裔也就把这些都叫“陋规”。上不得台面，但却不能少，因为官员想要维持个体面生活还真就得靠它们。 到了大明朝，韭菜们很幸运，又碰上一个“雄主”朱元璋，虽说这位朱皇帝是游民出身，但志向远大，且无比痛恨贪官污吏，他给大明官员制定的俸禄非常低，连一家老小基本的生活都很难维持，这一下官员即使不想靠陋规敛财，也必须得靠了。
这时候的税收还有实物税，比如民众上交粮食布匹，官员就会玩“淋尖踢斛”这一套，高出斛壁的粮食，不小心被踹到地上的粮食，就归了官员所有。而遇到征收银两，那就再收火耗，总有各种名目之外的税费。可以说整个大明官场上上下下就是靠着陋规活着的，完全不依赖陋规的人也不是没有，比如海瑞，当个官把自己当的跟乞丐似的，但这绝不是大明官场的普遍现象。大明朝越到后期，皇帝就越得依赖官吏去统治，由此产生的陋规就越来越多，最后的结果就是民间负担越来越重，皇帝自己也没收到什么钱，最终就只好是“诸臣误我”，自挂老歪脖子树上去也。 大明完蛋了，而陋规并没有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清朝大体沿袭了明朝的各种制度，这其中也包括官员的低微俸禄，根本不足以应付日常开支所需，更何况还得雇佣师爷和门房仆役，一位知县“每月支俸三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须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既然如此，陋规只能一切照旧，且愈发猖獗。
顺治年间就有人指出火耗一项，每银一两有加至五六钱者。当然，这些加的税赋都给留在地方弥补亏空用了。满清朝廷对如此陋规很长一段时间是听之任之，因为朝廷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康熙时征三藩，许多地方几年发不下俸禄，那就只能允许火耗继续存在了，就连康熙皇帝自己都公开说，“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是好官。”雍正即位之后力主“火耗归公”，其实就是把这一项陋规摊到明面上由国家收取，然后再给官吏发养廉银。既然这钱还得被国家拿去，地方官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继续找别的陋规收取，总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百姓要交的赋税，永远比明面上的多得多。这不单是大清，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所以才有那一句千古名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 所以，如果我们纵观历史，这历朝历代的陋规反映的深层矛盾，一个是不受节制缺乏监督的皇权和民生疲敝的矛盾，另一个是无限膨胀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官的矛盾，而这两个矛盾的根子，就是万恶的帝制，所以，帝制不除，这些陋规就永不可能有停止的一天。除此之外，其他的反腐手段，比如杀鸡儆猴，搞养廉银之类，那都是治标不治本罢了。 *本文首发于「循迹晓讲」公众号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配图源于网络，若有侵权，后台联系删除 （END） ★历史大咖正在进驻循迹晓讲ing，我们将帮助您成为百万UP主，讲自己的漫聊，阐述您对历史事件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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