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员的收支 清代京官的收支结构畸形，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京官、外官收入不平衡 京官的正式收入与支出完全脱节，收入大约只能满足支出的三分之一。 二，公费过低 京官的许多开支，比如官服、文具、交通费及部分仆役及应酬支出，皆须自理。 三，中央各衙门的收入差距很大 清水衙门颗粒无收；少数部门则可以捞到大量油水。 总的来说，京官不但得不到合理的报酬和激励，反而需要倒贴。外官常常需要给京官各种名目的礼金，以贴补他们的费用之缺。 因此，许多京官缺乏工作热情，只期待得到外放的机会，从而中饱私囊。 在地方做官的正规收入也不高。 像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的基本工资不过一百五十两，加上雍正特批的养廉银一万八千两，以上就是全部合法收入。而支出巨大，甚至要借债。这些支出包括： 一，个人支出 官员的衣食住行都要有起码的排场和要求。 二，家庭开支 清代官员不但需要养活自己一家，还要资助亲戚，乃至同宗、同乡。 三，社交支出 主要是官场上请客、吃饭和送礼。 迎来送往是官场交际的主要内容。吃饭是维持官员间的关系网。送礼更是不可或缺，类型也是五花八门，有参谒上司的见面礼、日常时节的节礼、生辰喜庆的贺礼、保荐的谢礼、升迁去任的别礼。 四，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开支 朝廷为了节省开支，只给总督一个人俸禄，而总督的工作团队，曾国藩的总督府就有四百人，则需他自己付薪水。 地方官员收支的极度不平衡就产生了“规费”，或者叫“陋规”。 “陋规”并不是贪腐的产物，其主要用于地方公务，也不能直接列入官员的个人收入。 对一位总督来说，所谓“陋规”，主要就是下属各官员和衙门给他的“进贡”。 总督巡抚衙门的规费主要来自直接或者再下一级下属部门，比如布政使衙门、粮道衙门、盐务衙门以及各税关等有钱有权的部门。 著名清官林则徐也公开收受“陋规”，且旱涝保收。离开了这笔“陋规”，林则徐个人生活以及巡抚衙门的日常运转就无法维持。 体制缺陷 造成官员收支问题的根源应该是体制上的缺陷，这表现在： 一，财力不足 维持祖宗成法的“永不加赋”，税收固定且有限，造成中央财政紧张，处处压缩官员俸禄和地方收入。 二，薪资低 清代文官实行“薄俸制”，军队实行“低饷制”，这导致官员欠债贪墨，士兵只顾经商。 三，政治惰性 从皇帝到官员都只敢临时打补丁，作裱糊匠，而无政治勇气进行彻底地改革。 只有雍正皇帝进行了“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改革，以公开的“养廉银”来大幅增加官员的合法收入。然而不久之后，陋规又死灰复燃，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养廉银的数额远远少于陋规 表面上，地方官员的薪水猛增十倍甚至百倍上下。实际上，缺少了陋规的收入却锐减。 二，养廉银制度的执行不力 乾隆皇帝没有随物价上涨，继续提高养廉银的数额。嘉庆皇帝更是为了应对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经常扣发养廉银。 面对“陋规”，不仅官员们坦然接受，皇帝们也不得不表现出宽容，只得宣扬理学道德，让官员自觉自发地管理约束。 历史启示 中国历代王朝在建国后，其正式的财政制度不断被弱化，非正式的财政制度渐渐生长，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正式的财政安排，即“正税萎缩、收费膨胀”、“税软费硬”、“费大于税”。 如书中的“陋规”等本不合法，最后都以办公经费为名，堂而皇之地列在地方政府的报表奏章上。 虽然经过多次针对非正式财政安排进行的“并税除费”改革，但民众负担在短暂下降后，又上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无法逃脱“黄宗羲定律”。 对中国古代俸禄体系的分析，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一，不合理的俸禄必然导致贪污腐败 二，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吏治清明的保证 三，廉政要靠制度变革，而非“人治”和“权宜之计” 在今天的廉政建设和官员薪酬管理上，我们也应该汲取古人的经验和教训，顾及实际的情况，注意动态调整，日臻完善相关的制度设计。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