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站着还是跪下，他们的悲剧都已注定，因为研究历史就是罪

《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中最让我有所触动的一句话，是“在学术上超越陈寅恪，首先就意味着在国学根基和个人天资上超越他。前者因时代原因已无可能，后者乃偶然原因终难必期。”

虞云国在书中还这样分析陈寅恪留在大陆的选择：

“其最深刻的原因也由其自己（指陈寅恪）淡淡一语道出：'何必去父母之邦？’父母之邦，是中国本位文化植根所在的土壤，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任何政治或政权色彩限定词的祖国，这是陈寅恪留居大陆的唯一真实的理由。比起'晚年心境’论战双方都没能彻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囿，陈寅恪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命运的终极关怀，早已逸出了政治的范畴与政权的局限。”

陈寅恪乃至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恰恰因为这一点。虞云国写道：

“陈寅恪的文化悲剧，简言之，即在中国本位文化的价值经历百年变局而衰落式微的文化大转折时期，他自期为文化传统的托命之人，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以生命和学术去体认、容受这一新旧文化的嬗变与冲突，为这一文化传统的存亡继承踽踽独行，痛苦求索。于是，陈寅恪的人生遭际和心路历程，构成了真正文化意义上的文化苦旅和文化苦恋，从而使陈寅恪的文化悲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在这一空前大变局中的一个缩影。”

陈寅恪的思维与经历，上世纪的中国史学家们，如吕思勉、陈垣、顾颉刚、吴晗、丁则良、严耕望、刘子健、张家驹和程应镠等人，或多或少都会感同身受。他们的人生曾见证历史，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交织，他们以历史为研究方向，但又面临着史学新旧范式激荡的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中，史学家们的个人命运与学术生涯，在时局变化中跌宕，直至自己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虞云国以《学随世转》记录这些跌宕。他这样解释自己的书名：“学”指中现代史学和史家，“世”则是时势世道，“转”的意涵更为丰富，包括转变、转化、转向、转轨、转型等，涵盖了书中不同史家的学术取向。其中，“转型”自然是最宏大的叙事。

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一般认为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起点，在五四运动前后实现新范式的开创，也缔造了史学大家成批涌现、各领风骚的盛况。

虞云国认为：

“就史观与史法而言，他们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受过外来学术与方法的冲击与洗礼，一方面相当坚实地承袭了传统学术与方法的熏陶与濡染；前一层面促成他们敢于挑战传统史学，创立史学新范式；后一层面有助他们善于改造传统史学，融入史学新范式。唯其如此，他们注重新旧范式之间的衔接与过渡，确保新创的史学范式能够契合中国史学的特定对象与既有资料，以期真正体现中国特色，实现范式的成功转型。”

最为可贵的是，这是一次与世界的拥抱。中国新史学的范式创立，明显受惠于西方（包括日本）现代史学。正如书中所总结：

“梁启超的新史学稗贩经日本中转的西方史学理论，胡适从杜威实验主义中抽取实证方法奉为其治学的不二法门，陈寅恪多年求学海外，海纳百川地汲取现代西方的理论与方法，都是学界耳熟能详的。即便没有留学经历，吕思勉凭借外文原著与中文译本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新理论与新方法，陈垣也以日译本略窥西方史学方法论。而顾颉刚古史辨说是否剿袭的公案，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在现代史学转型的中日互动中，中国已从输出方转为受纳方的学术趋势。”

毫无疑问，中国新史学的范式确立过程，其背景正是全球化的时代大趋势。它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一学术共同体实现了接轨，知识分子们也在20世纪初期纷纷走出国门，而且从原先的官派留学逐渐转化为自发性民间留学，并将世界最新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带回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堪称史学转型的重要基础，使得知识分子们能够以开放心态反思传统。

更值得钦佩的是这代学者的坚韧与情怀，他们从未长期拥有宁静书桌，所拥有的治学条件也相当有限。比如吕思勉，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曾长期在光华大学任教，并非处于学术中心。他并没有条件接触当时史学家发现的四大新材料（指秦汉竹简、甲骨文、敦煌文书与内阁大库档案）。当时的资讯条件，也限制了吕思勉的史料检索。

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中国现代史学的既有走势被打断，史学家们在民族危亡之际，也于夹缝中闪转腾挪：

“陈寅恪在抗战南迁途中藏书笔记损失殆尽，不得不将治学范围收缩至六朝隋唐史；其双目也因战乱而渐失明，家国剧变叠加个人不幸，反而开启其人格心态史研究的新蹊径。陈垣居留北平沦陷区，目睹外敌残暴，汉奸助逆，同胞受难，山河破碎，遂以书斋为战场，治史重心便从专重考证变为渐趋实用，进而以《通鉴胡注表微》为代表作，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登顶了励耘史学的最高峰。即便吕思勉这样一贯主张史学研究不宜预设成见的史家，著于抗战中的《两晋南北朝史》在论五胡时也隐隐激扬民族主义……”

令人唏嘘的是这代史学家在政权鼎革后的不同选择，这也是史学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影响。虞云国坦言，“面对政局的巨变，在存身立命之处，史家首先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明确抉择，这一选项将左右着史家的个人命运与学术走向。”

书中总结了四种不同类型，即“去、走、归、留”。“去”的代表是严耕望，他随原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其学术之路虽起步于四十年代，但主要著述都完成在台湾，成为中古史地研究的大家。“走”的代表是刘子健，他于1948年赴美攻读博士，随后客居美国，历经艰辛冷暖，成为驰名国际的宋史巨擘。与刘子健相反，留英的丁则良在1950年放弃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一腔热忱地然归国，企盼以学识贡献新社会，主动追随新意识形态的史学标准，但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不堪受辱，沉湖自尽。1949年初，左翼史家吴晗作为军管会代表参与接管清华大学，先后出任清华历史系主任与文学院长，在其后十五年里成为活跃于大陆史学界的人物，但之后在政治动荡中坠落，迎来他从未想到过的人生结局。四人的不同选择，恰恰印证了命运与学术之间的联系。

陈寅恪则更为典型，面对新的史学“意识形态标准”，陈寅恪选择在学术上坚持自己，晚年以人格心态史学的范式撰述《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弘扬其素来恪守的“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陈垣则选择紧紧跟随，但他的治学却未呈现陈寅恪那样的晚年辉煌。

可学术成就并非主流衡量标准，陈垣的“终随革命崇今用”才是史学界主流。吴晗就试图以研究海瑞与改写《朱元璋传》交出“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答卷。他对胡适的态度也是如此，从最初的谦卑到学术上分道扬镳，再到1957年后否认胡适为师，继而批判，转变令人唏嘘。虞云国认为，吴晗的变化是“从违心之论到欺心之论”、“从输心之语到输忠之语”。但吴晗自己不会想到，他也会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陈寅恪并非感知不到时代的变化，书中写道，他对现实政治往往具有不同于世俗的看法乃至洞见，但他始终远离政治，保持警惕，这种“因了解而拒绝”更加难得。相比之下，丁则良恰恰相反，他在政治上有着极为天真的热忱。原本家学渊源，又天才横溢的他，一直被这种入世情怀左右。他习惯于主动融入时局，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路充满热情，也因此考量学术方向和现实选择。但也正因为这种天真，他无法承受落差，在被划为右派后沉湖自尽。

相比之下，刘子健在学术层面更加纯粹。他出生于1919年，父亲是银行家，从小环境优裕。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1946年，精通英、日、法、俄等多种语言的他作为中国代表团专员，随同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在日期间，他发表了大批披露日本侵华史实的文章。

1948年，刘子健赴美留学，开启学术生涯，博士毕业后就职于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将研究方向从中日关系转向宋史，是因为他认为“史学研究必须排除史家情感干扰的考虑。”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刘子健曾因爱国行动遭日军逮捕拷打，也曾参与日本战犯审判，近距离观察日本社会，直至中年时期，对日本侵华罪行的激愤仍然时常令他夜不能寐，但他并不希望这种激愤左右自己的学术研究。

相比同时代的中国史学家，刘子健获得了相对最为充裕的治学环境，始终可以安心于书斋、纯粹于学术，成为宋史大家。

历史这门学科，永远充满着共情与折射，史学家难免有立场，但必须基于史实，基于各种史料的对比和拼凑。它所需要的正是纯粹治学的精神。

吕思勉也曾提倡这一精神，认为应“深嗜笃好，不能自已而为之”，主张学术研究“宜置致用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

至于那种曾经“红极一时”，甚至直至今天仍然被许多人奉为标准的“趋用救世”研究方向，在吕思勉看来不过是急功近利，“既无补时局的转机，反失落科学的传统，更是妨碍'整个民族趋向的一个大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