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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被公认为是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一个国家只有尊重个人价值，才可能有文明的政治，发达的科技、经济和文化，才算得上真正的现代国家。哈耶克等学者甚至认为，自由是文明的根基和终极目标。然而不幸的是，如此重要的自由，对中国人来说却是最陌生的一个概念。以至于近代学者严复在翻译约翰·穆勒《论自由》时，无法找到对应的汉语词汇，只能翻译成“群己权界论”。中国有三千年的文明史，为什么没有诞生自由思想？究其根源，以“儒法道佛”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都缺乏自由的基因，有的甚至敌视自由。儒学是传统中国的官方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最公开的、最全面的。孔子主张对人要有仁爱之心，孟子也主张“民贵君轻”。后世的儒家还将“自我”和“修身”联系在一起，重视个人的气节、人格和责任。但是追求道德高尚之余，儒家却不重视个体的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首先，儒学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来为个人赋予一种超验的、神圣的价值。所以，当个人的基本权益受侵害时，只能寄托于一些道德说教，没有高于世俗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也无法说服更多人响应。其次，儒家的政治原则是社会和谐。所以遭遇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时，个人总是要为集体让路，比如家族、社稷、礼教等等。儒家主张，个人要想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自然需要压制个性。比如修身要禁口，要“三省吾身”。个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由此产生了等级、礼教制度：上位者可以肆意凌辱下位者，而下位者的服从和牺牲就是美德。“文死谏”、“埋儿奉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都是这种伦理的产物。所以，受儒学影响的国人，历来都是只反贪官，不反帝制，世世代代盼望“明君贤相”，很少有恶猜人性、限制公权的意识。 除了儒家之外，中国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是法家。有人甚至认为，传统中国是“儒表法里”。法家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法家是最蔑视个人价值的思想，他们将百姓视为国家的奴隶和敌人，教导掌权者不择手段、滥施暴力，践踏一切道德伦理。 《商君书》是法家的集大成之作，充斥着传统中国秘而不宣的“驭民之术”： 鼓励流氓政治，小人政治；以吏为师，施行愚民政策；剥夺私产，重农抑商；使百姓保持贫穷、孱弱和屈辱，避免他们威胁国家；发动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 秦朝践行法家思想最为彻底，以侵略扩张、焚书坑儒等暴行闻名于世。秦朝灭亡后，它留下的政治制度、弱民思想，被历代专制王朝所继承。即便放眼全人类，法家都是最专制、最黑暗的政治思想，是个人自由最大的敌人。 传统中国哲学中，道家最有自由的“基因”。道家宣扬顺其自然，回归自然，强调人的自然性而非社会性。因此道家鄙视名利和礼教。政治上，道家的政治观比较消极，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然而，道家的思想也很难长出现代自由。在哲学上，道家从自然主义到相对主义，最后将世界万物等量齐观，这会导致个性缺失。在实践中，道家反感权力争夺，面对强权并不主张抗争，而是避世隐居、回归野蛮。道家思想可以成就零星的异端癖好、个性解放，对文学艺术产生影响，但是在道德感召力、政治影响力上，都无法与儒家的伦理、法家的暴力项抗衡。所以道家不可能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以保障个人自由。因为对于所有最重大的政治问题，道家都拒绝关心和解决。 佛学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唐宋之后更是融入了中国主流文化，成为一个重要思想分支。佛教关于“自我”的概念中，也有某种个人主义的倾向。佛教相信个体的可完善性，“佛是觉悟后的众生”；佛教强调静坐沉思，克服“自我”的本能欲念，达到“涅槃”的终极境界；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众生皆是尚未觉悟的佛”。然而，佛教的世界观决定了，它也不可能生长出自由。佛教绝不相信有一个“自有永有的造物主”，更不会相信“造物主对现实世界的物质个人，会有一个确定的、终极的救赎计划”。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顿悟禅意或是打坐修炼，尽早脱离“尘世的苦海”。所以佛教的个人主义，不理红尘事务，不管现实政治。所以他们不会像基督徒那样，把“此岸世界”联于“彼岸世界”，不会积极经营个人的财富、健康和家庭，更不主张抵抗暴政、争取人quan。因此，即便是外来的佛教，也没能补足中国“自由基因”的缺失。可见，儒、法、道、释的四大传统思想，都缺乏自由的基因。再加上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三大支柱——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官僚等级制、家族宗法制——在本质上都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 事实上，遍观全人类，不仅中国，阿拉伯、日本、印度、中亚等其他区域，也都没有诞生自由主义，只有西方长出了自由主义。所以与其苛责“中国为何没有长出个人自由”，不如追问——什么样的土壤才能长出个人自由？为什么西方长出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历史极为漫长，历代思想大家对自由的解读、阐释、捍卫也极为丰富。因此，理解自由最好的方法，就是阅读这些大师的原作。为此，我们为各位书友精选了十本价值观最纯粹、翻译最流畅、流传最久远的自由主义经典名著：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雷蒙·阿隆《论自由》（独家）、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穆勒《论自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哈耶克《自由宪章》、伯林《自由论》《自由及其背叛》、尼丹尔·汉南《发明自由》、弗洛姆《逃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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