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个很经典的命题，一些人根据这个命题又提出其他一些说法，如“我欲故我在”、“我动故我在”、“我吃故我在”，等等。如此一来，这个命题的外延就漫无边际了。 追本溯源，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个很严肃的命题，目的在于思考“何物存在”的哲学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吃喝玩乐，后来提出的许多说法和笛卡尔哲学的本意相去甚远，有些属于搞笑式说法。 笛卡尔的推理逻辑是，人们可以怀疑很多东西，但有一样东西不能怀疑，这就是“怀疑”本身——“我思”，如果连“我思”本身也怀疑，这显然违反思维逻辑，属于自相矛盾。 笛卡尔通过“怀疑”确立了存在之物的第一个立足点——“我在”（心灵实体），以此为基础，又陆续推论出其他存在，如世界的存在、上帝的存在。这是笛卡尔哲学的认识逻辑——以思维证存在。 因此，“我思故我在"是个认识论命题，其中“我在”是心灵实体——自我意识，“我思”是认识能力，和物质、身体没有直接关系，后来提出的一些说法大都和身体、物质有关。 如”我欲故我在“，这种说法来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性不是理性，而是欲望和本能；弗洛伊德学说反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强调非理性因素的决定作用。 借用笛卡尔的认识逻辑，“我欲”（人的欲望）不是自我意识（我思），没有认识能力，“我欲”如何推知“我”的存在？即使先行确定”我欲“的存在，“欲望”也不可能“知道”“我”的存在。这个命题在逻辑层面解释不通。 同样的道理，“我动故我在”也不符合笛卡尔哲学的本意。 如果说“我欲”还和灵魂有关（柏拉图认为，欲望是灵魂的三大要素之一），“我动”纯属身体行为，和人的理性认识（我思）豪无关联，“我动”如何“得知”“我”的存在？ 据此，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个“认识论”命题，只有从人的认识层面才可以理解命题的真正含义。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源自西方哲学，目的是探求“何物存在”的哲学问题，此问题可概括为：物质存在和意识存在有何关系？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 这是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即人们经常谈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 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西方哲学有两种看法： 一是唯物主义。根据唯物主义观点，物质的存在和人的意识无关，即使离开人的意识，物质世界照样存在。如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爱尔维修、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等持这种看法。 二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认为，物质的存在（“是”）和人的意识有关，“存在”源于人的主观意识，如英国哲学家贝克莱、休谟、德国哲学家康德持这种看法。 贝克莱认为，存在即感知，凡是存在之物，皆来自人的感觉经验，离开人的主观感觉，无法确认物质存在。 比如一张桌子，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的感知，离开人的感知，无法确定桌子的存在。 休谟认为，人的知识来自感觉经验，感觉经验变化无常，所以经验知识不可靠（因果律来自观念的心理联想）。 康德认为，人的认识限于现象界——由时空直观构造的主观世界，无法认识“物自体”，科学知识源自人的先验理性（知性范畴）。 虽然唯心主义的观点有所不同，但认识立场和思想方法基本一致：在唯心主义看来，事物的“存在”依赖于人的“认识”，“存在论”和“认识论”互相关联。因此，人的意识（包括感觉经验）决定物质存在，而不是物质存在决定人的意识。 唯物主义思想容易理解，因为贴近生活实际，唯心主义观点令人费解，因为背离生活常识，所以唯心主义经常遭到人们的质疑和批评。 比如有人会说，一张桌子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和人的存在没有关系；太阳、月亮的存在和人的意识没有关系，等等。这是流行的唯物主义见解。 根据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事物的存在离不开人的认识（以思维证存在），外部世界的存在只有从认识论层面才能解释清楚（贝克莱认为包括感知经验）。 比如一张桌子，张三看到它，可以确定桌子的存在；如果张三看不到它，如何确定桌子继续存在？假如桌子已被别人拿走销毁，桌子还继续存在吗？ 再如太阳、月亮的例子。人们常常认为，太阳、月亮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和人的存在没有关系。唯心主义哲学认为，太阳、月亮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及其认识有关。 从认识论层面而言，假如人类从来没有感知到太阳、月亮，如何确认太阳、月亮的存在？假如太阳、月亮从未进入人类的认识视野，如何确定它们的存在？ 所以说太阳、月亮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及其“认识”有关，太阳的“存在”和人的“认识”互为条件，两者难以分开，这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思维辩证法。 借用康德的先验哲学原则，人们对太阳、月亮的感知、理解是太阳、月亮存在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不是发生学意义上的条件，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逻辑条件（思想认识条件）。 中国南宋思想家陆九渊曾说：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宇宙分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分内事。这种说法同样蕴含唯心主义认识论。 陆九渊的意思是说，人心就像宇宙的镜子，可以反映宇宙万物的存在；宇宙万物之理只有通过人心的映照才能显现出来。 从现代科学意义上说，唯心主义认识论绝非诡辩，而是符合现代量子力学原理。根据量子力学认识论，事物的存在状态和观察者（人）有关，和人的认识有关；离开作为观察者的“人”，事物的状态无法确定。 举个例子，假如一个人从北京分别向上海、广州各邮寄了一只手套：一只左手套，一只右手套（邮寄者不知道各个手套的邮寄城市）；接收者一方如何确认寄往上海的手套是左手套还是右手套？这是手套存在的不确定状态——量子状态。 确定手套的存在状态只有一个方法：打开包裹“看”一下，这个“看”一下便是观察者的认识过程（如贝克莱的“感知”、康德的“时空直观”），这是确定手套存在状态的认识论途径。一旦发生“看”的事件，手套的存在状态得以确定：寄往上海的手套要么是左手套，要么是右手套，两者必居其一，不能同时共存。这种认识结果便是量子存在状态的“坍塌”。因此，是人的认识条件（“看”）决定着手套的存在状态，而不是手套的存在状态决定人的认识。 笛卡尔从“我思”推论出外部世界的存在同样包含这种认识论原则——以认识证存在。在笛卡尔看来，外部世界的“存在”和人的“认识”互为条件，后者可以推知前者。这是笛卡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成分。 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认为，笛卡尔发现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入口——自我意识，这是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笛卡尔哲学的重大贡献。西方思想家在笛卡尔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近代认识论哲学，如康德、席勒、谢林、黑格尔、胡塞尔等。 从“存在论”意义上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包含两种存在：一是“心灵实体”的存在——“我在”；二是“认识”的存在——“我思”。 “心灵实体”的存在是认识事物的前提，笛卡尔由此推论出“物质实体”和上帝的存在，这是笛卡尔哲学的“心、物”二元论。 康德借鉴笛卡尔的“我思”概念（“思维”），创立了先验认识论哲学；康德认为，人的先验理性（如因果、质、量等知性范畴）是经验知识的前提条件。 黑格尔把康德的先验理性和外部世界相统一，让绝对精神（又叫绝对理念）驾驭一切，创立了“存在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哲学体系。 胡塞尔不满意黑格尔哲学的独断性，将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验理性）和“观念”对象相结合，创立了“意向性”理论。上述思想综合起来，便构成了西方认识论哲学的演变逻辑。 中国文化讲究“物极必反”，这种认识方法同样适合西方认识论哲学。西方认识论哲学发展到胡塞尔的“意向性”已经走入死胡同：“意向性”始终局限于人的内在“自我”，无法和外部世界相统一，这种看法明显违背人的生活常识。 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真实的世界——物质世界，而不是生活在胡塞尔的“意向性”世界——“观念”世界。 比如太阳是存在的，房子是存在的，张三是存在的。这些事物的存在皆非胡塞尔的抽象“观念”，而是真真切切的存在：可触、可感、可知，和人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些生活常识对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造成重大冲击，这也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 为克服胡塞尔哲学的内在矛盾（人和外部世界的分离），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的“意向性”不是现象学还原的终点（“回到事物本身”），现象学还原的终点应当是人的存在和外部世界的存在——“存在者整体”（又叫“存在”本身）。这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思考方向和研究目标。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又叫“此在”（Dasein），意思是“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是海德格尔新造的一个组合词，不能分开。 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既是人的存在，又是世界的存在，两者不可分割，共同构成“存在者”整体——“存在”本身；“存在”本身是所有存在者存在的“前提”和“背景”，在此条件下，各种“现成存在者”才显现出来（海德格尔称为“现成在手者”），如太阳的存在、月亮的存在、房子的存在、张三的存在等等。 海德格尔哲学的贡献在于：用“存在论”取代“认识论”，用“生活世界”取代“观念世界”，消除胡塞尔哲学的主观性——主客体分离，把人的存在拉回到现实生活；把笛卡尔的“我思”和非理性因素联系起来，如人的情感、情绪、愿望、意志等等。 这是一种重要的哲学转向，从海德格尔以后，西方哲学由认识论转向存在论，从反思知识的条件转向关注人的普通生活，这也是西方后现代哲学的重要趋势。 针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不少读者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笛卡尔的“我思”与“我在”是指生活中的某个人，如张三、李四，这是一种错误理解。 笛卡尔的“我思”（“怀疑”）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此在”，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如张三），而是指人的反思能力——普遍理性。普遍理性不带感情色彩，是科学思维和认知思维，目的是获取客观事物的知识或真理。 普通人的“我思”往往和情感有关，是一种生活体验；这种“我思”被学者们称为“前反思”或“前科学”意识（张志扬，《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如张三“怀疑”朋友的忠诚，“怀疑”朋友欺骗自己；张三的“怀疑”源自日常生活，和科学认识无关，和追求真理无关。 正因如此，海德格尔才批评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认识论哲学，认为认识论哲学掩盖了人性世界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这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深层用意。 从人性层面看，笛卡尔的“我思”和非理性无关，海德格尔的“此在”既包含理性（理解、领悟等“前反思”因素），又包含意志、情感、愿望等非理性因素。笛卡尔的“我思”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是一个“大写的”“人”；海德格尔的“此在”生活“在世界之中”，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这是两种认识方式的区别：笛卡尔的“我思”导向“知识”，海德格尔的“此在”导向“生活”。 综上所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奠定了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基础，但同时也包含许多盲点和缺陷；直至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出现，笛卡尔哲学的局限性才暴露出来。正如宋代文学家苏轼所阐发的哲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类性情以及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即在于此。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