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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读《民国文学十五讲》
作者：赵炜杰
《民国文学十五讲》一书是孙郁先生在清华大学的一门课程的讲义，全书共分为十五讲，以晚清到民国的时间线为轴，穿插讲解了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生态，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民国时期的文学现象和作品。 孙郁先生从晚清民初的文学生态落笔，直接点明晚清文学是中国政治变局的折射。孙郁先生认为，晚清文坛多是附庸风雅，八股气息严重。他点名批评清人的诗作永远跳不出唐宋的束缚，并用自己阅读翁同龢诗作时的体验举例，即便是帝师也免不了落俗。而孙郁先生认为，晚清诗坛最先开始摆脱唐宋束缚走出八股限制的作家应该是龚自珍。虽然孙郁先生在第一讲中强调是晚清的整个文学生态，实际上他是以诗歌这一体裁为着重点，表现晚清时期文学创作者对于文学改良的态度。他认为黄遵宪的《人间庐诗草》所表达的诗词改良思路是后期白话诗理念的基础。而除开诗歌体裁，孙郁先生认为晚清的桐城派对晚清文章影响巨大，梁启超的文体则最早颠覆了桐城派的观念，正是梁启超等一批出国的学者打破了桐城派文章的套路化。他认为梁启超在文体上的变化是中国文人精神状态的折射，并在间接上影响了鲁迅和章太炎。章太炎对于梁启超新式文体和中国古语结合的方式形成了一套理论，并间接影响了周作人兄弟。孙郁先生结合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总结出晚清文人文风的变化主要受到西洋文化观念的影响。同时，晚清翻译之风的盛行如魏源、严复、林纾等人的影响，使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种兼并包容的精神，大量翻译语言的运用实际上对文坛、对新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文学改良运动的发生。我认为孙郁先生在第一讲中主要是指出晚清民国文学发展的原因——思潮多元化推动文学多元化，促进文学活动的发展。 后续则是集中于新文学浪潮、旧派小说和旧词的生态。首先是民国新文学，孙郁先生围绕语言学这方面对民国出现的新文学进行剖析，孙郁先生提到文学运动是晚清翻译文学与翻译思潮的影响。在我看来，民国新文学的欣欣向荣除了外来文学的冲击，应当还有中国具有民族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学救国道路的探索。新文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马建忠《马氏文通》的发表，胡适在马建忠之后意识到母语必须与现代社会衔接，孙郁先生认为，胡适对于文学改良的想法正是在此时萌发的。这种对于语言的研究不乏世界主义者，虽然章太炎坚决反对，但语言文学与世界接轨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周作人等人便极力提倡用世界语言写作，而在此之后，世界语方案被认可。语言研究成为一种自觉。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对于语言研究产生了新认识，从而开启了文学现象研究落脚于语言研究的风气。孙郁先生认为，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与语言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是《新青年》时期还是《文学改良刍议》时期，胡适始终关注白话文如何顺畅地表达现代人的话语逻辑。但孙郁先生认为，胡适始终是把语言作为工具来看，容易被形式主义裹挟，而彼时的胡适提出的“八不主义“也的确没有意识到白话文自身的限制。我认为，新文学思潮在胡适、周作人、朱希祖等人的推动下，历经“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左翼文学”、“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这些思潮反映了时代背景下的文学诉求和文学实践，也反映了作家们对于文学的不同理解和表达方式。孙郁先生在本段的结语其实就说明书写的变迁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作家应该不计较新旧的好坏。 孙郁先生对于旧派小说的论述则相对来说比较简短，结合现代文学课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的学习对于民国时期的小说发展也能了解大概。近代旧派小说与海派息息相关，清末民初的上海，市民化阅读趣味的出现推动士大夫的写作从象牙塔走入现实，海派文化的兴起直接导致小说的繁荣。孙郁先生以言情小说为例证，比如淑六山房的《九尾龟》、吴趼人的《恨海》、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徐枕亚的《玉梨魂》等都是社会环境的折射，其中不乏胡适等人的推崇和赞叹。旧派小说多是关心社会问题，用不同的视角和道德进行叙事。鸳鸯蝴蝶派则是以看客的形式进行叙述，有浓烈的忧患意识，但是鸳鸯蝴蝶派在叙述时多是通过个人发言，总有一种无力感。而纯写儿女情长的作品不谈政事的作品也自然是有的，比如包天笑就秉持着除了儿女情长不可多谈的美学观。在五四运动作家对于社会现实的激进观点中，包天笑似乎也被人遗忘了。新文化运动后，在日常性格里陷得太深，使用古体和口语结合写作的小说家被划成旧派小说家，并为胡适、周作人等人瞧不起。尤其是鸳鸯蝴蝶派更是饱受诟病。孙郁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把旧派小说的价值低估了，旧派小说是通俗大众的小说，虽然不为胡适这类精英人士瞧得上眼，却依旧是主流大众的阅读倾向。正如孙郁先生所说，旧派小说折射了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的精神层次，虽然由于市民化严重不如翻译作品有内涵而在文学改良运动中被深刻揭露，但仍然有它独特的价值。旧派小说其实便是左翼小说的精神萌芽，只不过缺少理论的实践。 民国时期的旧体诗词在新文化的冲击下难挽颓势，但孙郁先生在此讲中谈到”古老的艺术形式，其实在融入现代性的因子。这种余风，即便是过去百年的今天，依然没有消失，实在也是文学史里奇特的风景“，民国时期虽然倡导新诗、新文化，但是对于旧体诗也并不是完全放弃，反倒是那段时期写旧体诗最好的正是譬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这类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在阅读该讲时，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研究旧体诗最频繁的反而是存在”全盘西化“的五四及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继承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理论，并进一步拓展，发展出新的理论。孙郁先生认为旧诗是很能表现作者心路的，而五四时期虽然倡导新诗却也不乏一些抒发个人情感的旧体诗。所以我认为，一种文体存在自然有它的合理性，只要它还被人需要，它就能焕发新的生机，文学的生态就是如此。 在旧体诗和旧派小说之后，便是孙郁先生对于民国时期几位重要作家的点评，而他最先评价的就是鲁迅先生。在阅读《鲁迅的暗功夫》这一讲时，我获悉孙郁先生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更好奇他对于鲁迅先生有着怎样的评价。”鲁迅的伟大在于有暗功夫，确是不凡之论。暗功夫是摸不到的，是虚的存在，但爆发起来，却有大的内力。“我认为这是孙郁先生对于鲁迅整体的高度评价。所谓暗功夫，就是词语背后的存在，他不显现，但也无形地存在着，而且一定程度决定了词语厚度的有无。鲁迅常给人一种菲薄传统文化的印象，实际上，鲁迅几乎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最好的东西。鲁迅先生十分喜爱魏晋文化，《嵇康集》他就整理了二十余年。鲁迅先生受章太炎的影响比较深，这里在前文也提到过章太炎对于周秦汉唐语言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鲁迅兄弟，如果我们梳理一下鲁迅的词语就会发现他早期的文字里面庄子、孟子、韩非子的那种意象都有一些，后来因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些词语隐到了深处，反而不易见到了。鲁迅先生一生翻译西方书籍，而他的古文与词语的积累也就体现在翻译工作中，他提倡要有世界眼光，同时他自己也具有独特的新的学者的眼光。孙郁先生就拿《野草》中各种梵词的借用和《小杂感》举例，提出鲁迅在幻化古文玄奥的过程中又衔接了西方的智慧，鲁迅先生就如同旧文明迷人之所的知音。除了对中国传统的遗存的整理外，他对域外文化的关注也是很深的。他一生有一多半的精力在翻译外国的艺术作品。他翻译的作品很多，有15个国家77名作家225部（篇），在林林总总的译作里，其思想的起伏变化，也可以得到互证。孙郁先生认为，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在我看来，鲁迅先生的翻译史就折射了他创作时的思想与心境。鲁迅先生在翻译时常常能看透作品的核心，所以翻译时用词十分考究，看似平凡的用词实际上蕴含着不俗的哲学造诣。鲁迅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吸收外国文学的哲学思想和古文学中的心境，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精神来源。比如《呐喊》《彷徨》中的许多意象便是来自于西方诗人，鲁迅先生用极其巧妙的方式处理了个体经验与外来文学经验的冲突，他用一种模糊的手法处理这些冲突并融入到写作中去。 鲁迅的暗功夫与他懂得多国语言有深刻的联系，多语结构下的词语压缩了他本人的精神内涵，我们只有了解了鲁迅深刻全面的知识结构，才可能了解晚年的鲁迅如何用油滑的笔法与古人对话。鲁迅在自己的翻译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西方审美理论，而且，这些理论在挪用20世纪30年代普及新审美意识时有独特的价值，在孙郁先生看来，西方审美理论也是鲁迅暗功夫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鲁迅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也有所涉猎，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抑或是戏剧，这些都内化成鲁迅创作的灵感。文章的韵致是美术品与诗意的缠绕，同时还有戏剧元素和小说的空间。在孙郁先生的介绍下，我们可以得出研究鲁迅文章时最有用的方法——从传统和西方结合多种审美意识去分析，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鲁迅。了解鲁迅的暗功夫是很困难的，我们也只能从整体的态势和内在结构考虑。 引用孙郁先生在《鲁迅的暗功夫》这一段的结语：“一个作家的丰富性在于，他在用词语说话，同时也在用无词的言语说话。“这样无言的词语在鲁迅那里浩如烟海，只是我们找到的还远远不够，我们与鲁迅先生的隔膜也是不可避免的。 说到鲁迅，我们自然不能避萧红不谈。出身于东北大地的萧红，孙郁先生是如此评价的：” 他们的写作都很直观，似乎缺少宏大的叙事。许多人以简单的方式而获得了复杂的词语类型。那些笨拙的、略带生涩的词语，在韵致上逊于内陆的大多数作家，但他们却在时代的风云里闪出电光，击中了读者的痛区。“在《萧红与黑土地上的亡灵们》这一讲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沾着泥土气的女子，穿过污浊的沟壑，从没有笑的原野走过，从欧罗巴的咖啡馆前走过，以自然的谈吐，述说着离奇的故事，东西艺术里感性直观的美，竟然奇异般地重叠了。萧红常常给我们审美的惊讶，与一般作家所不同者，她没有文人的腔调和作家的腔调。但却精准还原了东北农民的生活场景。在现代小说版图上，萧红独特的叙述和生命觉态，无疑丰富了我们的审美经验。《生死场》因了鲁迅的推介，一时被广泛传颂，它本身的结构与意韵的奇特，也足以称得上是一部妙品。小说多棱镜般折射着生活的光景、路径，人物、故事都不在逻辑点上，而整体的画面感呈现的人间图景，则活现了东北人的灵魂。小说里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还有牛马羊等动物，在一个空间里有着同样不幸的命运。作者不是介绍人物性格和故事的离奇之迹，而是昭示着存在的状态，她把一张未曾得到精神沐浴的乡民之图，以惊人的方式舒展在我们的面前。 孙郁先生对于萧红的评价并不低，他认为萧红小说中的无所不在的痛感，是萧红体内温度的转移。在叙述文本之外，有萧红的价值态度。从不堪入目的死灭里，看出生的无意义。而在无意义里，又有冲出牢笼的渴念。只是有时也陷在泥潭不能拔出，她歌哭里的颤音，恰是打动我们的地方。与《旧屋檐下的张爱玲》不同，萧红这一讲着重揭露了萧红写作中来自平民的态度。萧红小说中的人物，多在不可名状的悲剧里走向绝望，但是萧红将这种悲剧处理得十分凄美，在孙郁先生看来，萧红处理新旧悲剧的笔法与鲁迅的意象颇为接近。萧红的作品也有一定的自叙性，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他自己的影子。 萧红在经历左翼运动后，她的视野也发生了变化。她开始将自己的思考融入文本，这体现她审美的日渐成熟。如果不是远离故土，她可能还不会以这样的视角来观顾一切。作为鲁迅的学生，萧红在成长过程中越来越接近鲁迅先生的传统，她也越来越同五四知识分子情感叠合在一起。孙郁先生认为这一切都不是以简单的左翼眼光为之的，和意识形态的话语也有区别。萧红的文本有着天然的生命意志的燃烧，那些可怜、可悲、可哀的存在，缠绕在罪感的空间，给我们以审视他者的冷意。萧红的作品一直保留着她鲜明的东北地域性特征，我们通过她的作不难发现，她的文体不如萧军那么粗直，也不如端木蕻良那么儒雅，而是她特有的单纯和清新。虽然萧红经历了饥饿、失恋、漂泊的苦运，也卷入了革命的风潮。她的左翼选择，乃无奈命运的推动。理论上亦无任何准备。生活困顿了，没路可走，只能做苦态的记录鲁迅在晚年，对青年有如此深的感应，那也是自己还在一样的苦态里吧。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鲁迅的痛感里，有古老文化的纠葛。萧红那代人，多的是己身的痛感，层次不一了。但青年的能量，在鲁迅看来是一种纯美的储存。它可以抵挡陈腐的旧影的袭来。晚年鲁迅的快慰之一，就是在萧红、萧军这样的青年那里，看到了旧式士大夫身上缺少的天然的美。倘说文坛还会有希望，是在这类青年身上的。萧红是迷茫的作家，但她所有的日常生后都可以入文，这正是她不凡的所在。 ” 萧红的写作，乃民国女子动人的一章。她在黑夜里睁大的眼睛，流出黎明的光泽，那是一代人动人的闪烁。她没有孤傲之情，也不低垂着头。在无望之中所放出的词语之光，那么高远而神秘，指示着智性的高度。在她的视角里，自然、社会、谣俗，是交织在一起的。作者时常在混沌的画面，释放出灿烂的意象，并把精神从凡俗里解脱出来。那些作品奇异的感觉的碎片，融进了其生命迷人的色彩。存在、爱情、死亡，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乐章。萧红以自己奇异的感知方式，弹奏起这多声部的旋律。后人从这里所感的，大概不仅仅是爱情的困惑，这其中，包容了太多的人生的困惑，以及走出这个困惑的渴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家与诗人还有另一种存在的理由：不幸的存在，乃寻美的表达的理由。萧红不仅用文学，也用生命，书写了这样的理由。“这是孙郁先生对于萧红的总结，在我看来，萧红是用生命书写自己生命困境的人，也是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去回溯中国传统礼俗与文化的人。她被时代的洪流裹挟向前，却又在黑暗的时代用文学燃起一支炬火。 《民国文学十五讲》全书内容并不止于此，孙郁先生对老舍、曹禺等人也进行了详尽的评析，新诗与梨园、左派的文学生态也有详尽的介绍。我在此笔记中便不再赘述。全书不过30万余字，却清晰独到地介绍了清末民初的大体文学生态。仔细阅读其实不难发现，文学的进步总是伴随着否定质疑，同时也会走不少弯路。中国近代文学在西方文化和自身复杂的历史条件中艰难成长，无论是老舍还是鲁迅，他们的作品都在向我们揭示那个时代的黑暗，那个时代年轻人对于祖国未来的迷茫。但同时，这些外部条件也造就了独特的民国文学，其影响亦延续至今。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民国确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诸位文学家们用他们迥异的文风拂去了动荡年代里文化上厚重的尘埃，让无数青年能够找到自己的目标，也谱写了一段特殊的文学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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