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忆 生 产 队 那 些 往 事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刚刚获得解放的农民，由于家庭个体进行农业生产，单干的农民普遍存在着牲畜、农犋等生产资料的不足，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只得采取变工互助的形式，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为此，党和政府顺应群众的要求，在向社会义转型中，及时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于是互助组、合作社便象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起，逐步建立起了初级社、高级社，到1958年迅速成立了人民公社，那时候，尚义县以片划分，分别成立了大青沟、南壕堑、八道沟、土木路和小蒜沟5个人民公社，以原来的小乡为基础设立了72个大队，以自然村为单位建立了630个生产队。1961年尚义由商都分置恢复县制后，对原行政区划进行了重新划分，对社队规模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将5个大公社分置为16个人民公社，大队随着公社的变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和新组，生产队普遍划小了核算单位，即将原以村为单位核算的做法，改变为将自然村划分成几个生产小队，划分的原则，根据社员居住范围、户数人口、耕地牲畜等状况，本着既便于生产，又便于管理；既便于领导，又便于核算的原则，重新建立了新型的生产小队。这样一来，形成了公社、大队、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格局。从此以后，生产小队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步入常态。生产小队既是一个居民社区，又是一个集体团队，人们在这个集体大家庭中和睦相处，集体劳动，共同生产，齐心协力，共谋发展。生活在集体氛围中的人们，为了生产队的利益和农业的发展，全身心地投入到繁忙的农业生产之中，常年累月，起早贪黑，不知疲倦，忘我奉献，常年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自从划小核算单位以后，农业生产管理不断增强，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以划小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这种模式实施管理，是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后，找到了一条适合集体化管理的最佳模式，在当时无疑是成功的做法和有益的探索，因而突显了它的优越性。 自划小 生产队规模以后，一般一个生产队三十几户人家，百十口人员，这样组成的集体团队，人们加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集体观念逐步增强，因而人们关心集体，热爱集体，为搞好集体生产，增加生产队收入，每个劳力都忘我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努力为农业生产贡献自己的力量。大家自觉地维护生产队的集体利益，对于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不但队长要进行批评教育，而且社员们也能互相监督。谁家的鸡、猪管理不好，糟蹋庄稼被发现后，不但队里要追责处罚，而且社员们也能够主动检举揭发，从而使集体经济免遭损失。对于损害集体利益，投机取巧，挑肥拣瘦，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等不良行为，在群众性相互监督中，遭到众人的谴责，使其无施展的空间。对于破坏集体生产，扰乱社会治安，偷盗睹博等违法乱纪行为轻则游街批斗，重则戴帽管制。慑于专政的威力，四类分子更是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不敢乱说乱动。彰显了生产队的威力。 生产队是农村最基层的一级组织，队长由社员推举和大队任命相结合产生，然后由队长组阁，聘用副职、会计、民兵排长，並确定记工员、保管员分别负责出勤记录和粮食、财产保管工作。以生产队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每个生产队为一个民兵排，由大队民兵连指导。生产队的农民俗称社员，社员的一切活动听从队长的指挥。生产队长对生产队的各项工作负总责。既要谋划安排种植计划，领导开展各项农业生产活动；又要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生产队长不但有一定的威望，而且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他要统筹按排各项具体农活，还要调配和使用好每个劳动力。他要处处起表率带头作用，那里活重去那里，锄地刨圪塄，割地拉辕子，队长首当其冲，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领导和带动社员们搞好农业生产。 每个生产队都建有队房，队房与牛、羊圈、草房、粮仓和大场面以及库房建在一起，形成一条龙，既便于对牲畜的饲喂，又便于对饲草、粮食、农犋的存放，还有利于集中管理，这里是生产队的中心区域。社员们下地干活时都要在队房集中领取生产任务，生产队开会、会计结帐、年终分红等都在队房里进行。队房又是饲养员房，饲养员常年在队房里坚守岗位，白明昼夜队房里都有人员值守。队房是客房，凡外来为生产队干活的工匠艺人及相关客人一般都安排在队房住宿。队房是收发报纸邮件的驿站，在那里可以看到国内外新闻，传颂收听到村中的最新信怎。队房是小作坊，有的生产队磨面，榨油，做豆腐等都在队房里进行。夏天遇有雨天或冬天闲暇时，人们都愿意到队房的热炕头上闲坐，谈论家长里短，收成好坏，国际风云变换，古今中外历史事件。神聊海侃话飞扬，吹牛打睹逞豪强。冬天夜长，大家围坐在煤油灯下，抽烟、闲聊，讲故事，玩扑克，吹牛打睹，扭勾掰腕，沉浸在欢声笑语中，直到深夜方散。 那时候，一年四季没有空闲，人们一直处在紧张繁忙的劳作中，积肥送粪，春耕播种，抹房修圈，夏锄、秋收、打场入库，推碾磨面。冬天还要打井修渠，填沟垫地，学习大寨改变农业生产条件。那时候一直沿袭着传统的农耕方式，依靠落后的农具和体力干笨重的农活，人们的生产劳动强度很大，整天汗流夹背摸爬滚打在田间地头，不畏严寒酷暑，不惧体乏劳困，为夺取农业丰收艰辛地劳作着，不懈地奉献着。生活在集体劳动的人们，沐浴着大自然的风光，享受着群体生产的快乐。 社员们的报酬以工记分，年终结算时工分折现，分红兑现。一般一个整劳力每天一个标准工为10分；实行同工同酬，男女平等。队长确定工种工分，记工员负责出勤记载。每个社员都有一本《社员工分手册》，记录着每个社员一年的劳动价值。一般一个好劳力全年出满勤约挣3000分左右。期间，抢收、秋耕、车倌等较重体力活，工分高于日工，以此激厉社员们的劳动干劲。 牛、羊倌和饲养员常年奋战在工作岗位上，365天无假日，因而挣生产队最高工分，一年可达3600分。期间，如发生牲畜被盗、丢失、死亡等事故时，视情节酌情扣减其报酬，以增强其爱护集体财产的责任心。外出开会、出差人员由生产队记工。到异地修路、修水库等因公外派人员除按日记工外，生产队还补助一定的口粮。手工艺人等技术工匠人员到异地干活的，挣异地工钱，交生产队现金后记工分。民办教师除领取主管部门的补贴外，由所在村庄的生产队记工，享受同等劳力的待遇。 到年终决算时，会计要对生产队全年的农业收入、牲畜收入、副业收入和其它收入以及各项生产支出费用进行统一核算，並对社员全年的出勤工分进行汇总结算，确定社员们的报酬工值。同时，还对粮食产量进行评估，确定社员家庭人口粮食指标。年终决算完成后，报经大队、公社审核，由公社根据该生产队的经济效益和粮食产量情况，批复该队社员全年口粮标准和工分值。好年景或好的生产队，社员口粮标准最高每人可达420斤原粮，一般情况下为360斤；遇有灾年欠收时政府予以救济。工分值也不尽相同，好的生产队一个工值能上5、6角，甚至更高；差的小队一般为3、4角左右。农、牧业收入低的生产队工值甚至更低。在分红兑现中，社员全年所挣工分，扣除口粮款，所分生产队蔬菜、肉类等副食款，以及提前预支生产队借款后，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的是分不到红的，甚至有拖欠；一般家庭除了口粮款外所剩无几；有些劳力多、出勤率高的家庭，能领到几十元现金就很值得庆幸了。 那时家庭生活资金来源收入渠道很少，主要依靠养猪、喂鸡出售生猪和鸡蛋购买衣物、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用品。生产队的经济状况也不景气，除了农牧业收入外，还设法搞副业弥补不足，有条件的队派出车辆搞运输创收；有的组织劳力承揽工程搞建筑；地处山区的生产队，组织社员打青草，挖药材，割荆条编荆芭出售，为集体增加资金积累。缺乏副业生产收入的小队，仅靠农牧业有限的收入，要维持购置农机具及其它日常各项开支，资金是很紧缺的。尽管有公积金、公益金帐户，但积累很少，遇有社员盖房、娶媳妇、治病等急需时，想向生产队预支现金救急是很难的，只得自力更生，相互接济解决。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生活物资的紧缺，人们购置生活必须品，实行票证供应，布票、棉花票不足，穿衣只好大改小；旧翻新；缝缝补补一身衣服度四季。朴布做成布衬子，供做布鞋底使用。社员外出时，需粜粮换取粮票，以备旅途就餐之需，学生上学粜粮换凭单，由学校到粮库统一结算。人们日常所需的煤油、火柴等都凭购物证按量购买。六十年代的孤皮帽、糕子皮襖、条绒衣服只有新媳才能穿上；七十年代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是娶媳妇必备的三大件，也得凭票或托关系才能购到。那时，人们粗茶淡饭，衣着检朴，大家生活在同一起跑线上，没有贫富差别，人们生活虽然贫乏，但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乐观向上，对生活充满信心。 工作人员下乡实行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住宿在农家，就餐吃派饭，严格按伙食标准，付给社员粮票和钱，任何人不敢违犯吃饭不给钱的纪律。社员们对吃派饭人员精心制作最好的饭菜热情招待，也很欢迎往自家派饭，通过派饭可以积攒粮票和现钱应急。下乡干部实行“三同”，亲身体验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生活境况，民间冷暖疾苦和渴求期昐，密切了干群之间的关系。遇有外地工匠艺人一般固定在一家食宿，就餐按天数由生产队给予口粮补贴。外来农村业余文艺演出队人员派饭，亦按所派人数和天数由生产队给就餐户补助。 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生产队负责具体安置，农村房屋紧缺，只好腾并户家房屋用以安置，也有的集中在良种场住宿，集体开伙。分散在户家的，吃饭由知青自行开伙，轮流做饭。有的生产队专门为他们建起了房舍，使其住宿条件有所改善。知识青年与社员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享受社员们的同等待遇。在劳为发挥他们的作用，有的被安排当民办教师，有的被安排半农半医等。知青到农村，为农村增加了活力，但也给生产队增加了负担，队长要对他们的生产、生活负责，还要操心他们的人身安全，注重加强管理。由于人口的增加，在口粮、分值上也受到了影响，经历几年后，他们便陆续通过招工，参军、升学等离开了农村，生产队恢复了原来的状态。这是一段在有安置任务生产队中难忘的插曲，也是知识青年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生产队所产粮食，优先保证完成国家统购、定购任务，将最优质的粮食，油料出售给国家粮库。然后是生产队籽种、储备和饲料的留存。再按口粮标准，给社员家庭分发原粮，一些户在队，人在外的半半户，因工分少不足口粮款的，到分粮时缴钱分粮。公社、大队对生产队在粮食产量和处理上管控是很严格的，不准瞒产私分，更不准擅自外销出售。生产队严格按照“三兼顾＂的原则办事，认真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很少有违反政策和规定的行为。 那时候的粮食市场管理是极为严苛的，外出行人或车辆不得携带粮食出售或以物換物，粮食市场是彻底关闭的。人们仅限于当地种植什么，社员吃什么，很少吃到外地的白面、大米和其它品种，当地人们的主食常年是莜面、山药，很少吃到白面大米。遇有灾年救济时，能吃些异地的玉米面、高梁米和红薯干救急。夏天偶有口里人到村出售瓜果桃李杏蔬时，人们因缺钱购买，往往私下偷偷地用莜面兑换水果尝鲜，彼此调剂余缺，如被工商管理发现，以偷机倒把将粮食没收。中秋节时，生产队统一为社员们购买月饼或宰羊按人口分发到社员家中，改善人们的生活。春节期间，通过粮库供应少量白面、大米，社员们能够吃上饺子、米饭。每年生产队在脱粒结束，粮食归仓后，为庆贺丰收，慰劳感谢社员们的辛勤劳动，集体给社员们吃一顿下场油炸糕，改善人们的生活，以示对社员们辛勤劳动的报答，人们欢聚一堂，庆贺丰收的喜悦。 那时农村是很封闭的，社员们常年被控制在本队范围内活动，不允许外出谋生。外出时，须持有大队或公社的介绍信，以便住宿登记和盘查，也便于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青年要想跳出农门，唯一的出路是参军提干和上学分配，才能参加工作。到了1970年代，招工招生实行推荐，一些回乡知青和学毛选积极分子被推荐上了大学，有机会走上工作岗位。那时实行副业工、轮换工制度，社员虽在厂矿企业做工，但仍属生产队社员，所挣工资交生产队记工或掏钱买口粮。因系临时工，随时被解顾，工作无保证。也有一些工作表现好，单位确需用人的转为长期固定工。 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割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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