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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村人，对“生产队”都不陌生。那时候，生产队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劳动集体组织，每个村都划分为几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包括若干家农户。大家共同进行生产劳动，共享集体劳动成果。生产队的经济是相对独立的，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且有自己的独立账目。生产队的领导非常简单，它不是一个领导班子，而是一个人，那就是队长，另有一名会计，应该属于工作人员，不算领导之列。队长是大家选举出来的，一般都是队里既懂生产又有一定威望的人。生产队就是在队长的领导下开展各项生产活动。队长是生产队的绝对权威，队里的大事小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生产队是那时候农民赖以生存的集体组织，衣食住行几乎都要靠生产队。那时候还没有打工这回事，也几乎没有其他收入，去生产队上班挣工分，就是那时候家庭4的主要收入了。干一天活记一天工分，年终的时候，生产队根据全年的收成核算一个工分值多少钱。所以，每个农户全年挣多少钱取决于挣了多少工分。年终，生产队结算发放每家每户挣的钱，叫做分红。扣除全家人全年从生产队分得的粮食等物资，就是应得的钱了。可惜，总有不少人家分红的时候拿不到钱，甚至还要欠生产队的钱。特别是孩子多劳动力少的人家，分的东西多挣的工分少，最后结算很少拿到钱，因为全家挣的钱还不够分到家里的东西。 也就是说，全家人辛辛苦苦干一年，很可能是分不到钱的。我家就是孩子多劳力少，我只记得我家分到过一次钱。听父母说那年队里收成好，工分值钱。记得那年分到钱父母非常高兴，还为家里添置了一台缝纫机。  因此，多挣工分是人们的第一要务。为了挣更多的工分，父母们真是含辛茹苦啊。除了冬闲季节，天天都要下地干活。尤其是母亲更加辛苦，她除了坚持上班出勤劳动，还拉扯了我们五个孩子，克服了多少艰难呢？为了给家里挣工分，哥哥和我很小就利用周末到生产队上班了。年龄小，不算整劳力，干一天活只给记半个劳力的工分，却也能为家里挣工分添砖加瓦。  每天早上，人们（那时候叫社员，人民公社时期）先到生产队院子里集合，听队长分配劳动任务。劳动任务是根据不同的劳力进行分配的。最壮的成年男劳力承担最重要最费力的劳动任务，工分记满分12分。妇女以及其他老小人员分配的任务相对较轻，工分也减少。就这样，男女老少都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而获得粮食以及其他基本生活物资。 生产队打下的粮食不是全都分给社员，而是先要交给国家的，叫做交征购或交公粮，剩下的才是分给社员的口粮。直到后来长大了，才明白那些城里人吃的粮食是我们农民交给国家的。 我的家乡是大米的主产区，但那时候却吃不上大米饭。因为从生产队分来的粮食根本不够一家人吃一年的，所以，大米被换成了高粱米、玉米、红薯（我们叫白薯）之类的粗粮，这样才能维持一家人一年的口粮。说起来真是有点不好意思，自从改革开放有了足够的粮食以后，我就再也没吃过一白薯。因为小时候天天吃白薯熬白菜实在是吃够了。那种难以下咽的感觉让我今生都不再想吃一口白薯了。现在，看到周围不少人那么喜欢吃烤白薯，心里真是五味杂陈，难以言表。 去生产队分东西是一段美好的记忆。一家人的口粮和大白菜是每年必分的，有时也会分一些时令的瓜果蔬菜之类。我们村靠近沿海，队里还有一部分人搞渔业，因此，生产队也会分一些鱼虾之类的海产品。印象较深的还是杀猪分肉。那时候，每到过年生产队里都要杀猪分肉。平时是吃不到肉的，只有过年才有肉吃，所以，杀猪分肉是关系到过年的大事，大家都很开心。至今记得生产队里杀猪时的热闹场景。那天，大人孩子都聚集到生产队院子里，大锅里烧开的水热气腾腾，被绑起来的肥猪绝望的嚎叫着。杀猪的师傅就是隔壁的二叔，他非常麻利的宰杀褪毛开膛扒肚，刚才还在哀嚎的肥猪很快变成了案板上红白的猪肉。开始分肉了，以家为单位排起队。二叔手持尖刀，快速切割称重。人们拿到自家分得的猪肉议论纷纷，品头论足，以确认自家的肉好不好。那时候的标准跟现在不同，越肥越好，膘肥厚才是好肉。忙碌一年终于要有肉吃了，人们说着、笑着，过年的气氛逐渐浓厚起来。 这就是那个年代，父老乡亲的生活与生产队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他们依靠生产队的那些土地和近乎原始的生产资料，用传统的生产方式，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的劳作，收获着微薄的希望，维持着全家人的吃饭穿衣。他们没有钱，也很少花钱。记得过年跟着父亲去亲戚家拜年，收到压岁的是五毛钱。 时光荏苒，时代变迁，那样的生产队早已不复存在。但那样的劳动，那样的日子，那样的一代人，如同一条永不枯竭的河流，悠悠的在心里流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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