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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到1949年的春天，全国解放的步伐势如破竹，当时我在山东黄县解放军北海军分区卫生队当战士。解放战场上的战报频传，驻军和当地群众三天兩头召开祝捷大会。在锣鼓和鞭炮声中，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结束。1949年4月，母亲（景南）接到南下的命令，她到卫生队提出要带我随她一同南下，经领导同意，我随母亲开始了南下的征程。  1949年4月郑州民众教育馆工作人员。前排6巴忠人.后排6巴南冈
从黄县出发，我们坐的是马拉的大车，因是在老解放区，一路上比较顺利和平安。到了潍坊，我们坐上了火车的闷罐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火车。潍坊离青岛不远，也同青岛一样解放不久，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偷袭、轰炸。我们的列车配有高射机枪，遇到敌机的轰炸就开枪打，飞机也不敢靠的太近，所以每次能躲过炸弹和机枪子弹，有惊无险。火车开始往西走，去济南，在济南没有停留，又向南。因为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结束不久，沿途都留下了战争惨烈的痕迹，远远望去，满目疮痍，田野里随处可见残垣断壁的村庄，残破的汽车、坦克车、大炮。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 有时火车不得不晚上走，到了晚上，沿途很少看到灯火，一片黑暗寂静，除了火车的轰鸣声和偶尔传来的枪声外，这个世界仿佛沉睡了，静的使人心里发憷。火车到了徐州，开始等候换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的车辆。我们要等车，不能走远，只能在车站周边看看，到处所见除了军人就是难民。战争把难民赶进了城市，还有大批支援前线的农民队伍，他们有的推着独轮车，有的挑着扁担，还有不少担架队，他们是跟着队伍南下的。一路上我们都得带上吃的干粮，在山东解放区，我们还能用解放区银行发行的钱币，如北海人民币等。到了新解放区只能用随身配备的银元。我妈怕在路上没有吃的东西，就在徐州买了一大包包谷面煎饼，用个包布包着，让我随身背着。由于候车的人很多，车站十分混乱，都想抢着先走，谁也不让谁。在徐州等了两天，晚上只能在露天找个地方歇着，到第三天我们总算等到了西行的火车。好不容易挤上火车，里面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好在这不是闷罐车，是硬座车。战士们看到母亲带了个小孩，就让了个座位。我靠着母亲坐在地上，困得实在没法，干脆趴到椅子底下睡。后来战士们想了个办法，把我放到行李架上，我就这样躺在行李架上到了开封。徐州到开封一带，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沿途所见更是凄凉。田地都荒着，处处可见用高粱杆挑着白纸条的新坟。有些地方，田里竟像下过雪一样白茫茫的，寸草不长，后来才知道，这是黄泛区，土地盐碱化了。沿途逃难的人更多了。父亲（巴南冈）1947年就离开了山东，为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做准备，先到河北，后到河南。开封市一解放就去接管文化教育，当了文教馆馆长，所以我与母亲先到开封与父亲汇合。不久又到了郑州，那时郑州也是刚解放，晚上都戒严，敌人的残兵游勇和特务还十分嚣张，打冷枪、搞暗杀的亊经常发生。 1951年 陈素贞与京剧大师程砚秋
父亲是文教馆馆长（也就是文教局局长），晚上经常有河南梆子戏看，特别是陈素贞的戏，她被誉为河南的梅兰芳。她常到文教馆，每次来都带些好吃的给我，有瓜子、甘蔗等。这时郑州是中原解放区的首府，用的是中原人民币。河南出瓜子和香烟，五分钱能买一大包瓜子和五十只装的香烟。这时武汉尚未解放，南下的部队和物资过往不绝。在郑州呆了十几天，也不知下一步往那走，一天父亲接到洛阳市委和洛阳地委书记周季方的电话，说:老巴，你准备一下，我们一同去武汉。接到周季方的电话父亲把工作交代后，与文教馆的全体职工合影念，就带领文教舘的部分干部启程南下。我们乘坐的是一辆缴获的美国大卡车，也没有车篷，同车的都是从膠东南下来的干部，有我们一家，姜彬夫妻，毕建勇夫妻，还有姜兆基（他没结婚，一个人）。给我们开车的是一个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司机老陈。 1951年夏中山公园合影。后排左1巴南冈 、左四周季芳副市长
我们这些人都是南下干部，随身带的都是短枪，只有司机在经过改装的座椅下放着一挺轻机枪。干部大队的汽车被夹在部队的中间，前后都是解放军，沿途到处是往南进军的部队，有步兵、骑兵，车轮滚滚，尘土飞扬，遮天蔽日。记得在经过一片枣树林时，一队骑兵追上我们的汽车，大喊：“快走啊，武汉解放了！走慢了就没有仗打了！”等到了大别山时，车队经常遭遇小股的残匪和武装的土匪的骚扰，随时要准备战斗。好在我们车队的前后都有部队在保卫着，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斗。过了大别山（也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山），天气老是阴沉下雨，我们也没有雨具，淋的够呛。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山上的层层水田。在一个池塘里看到一个黑咕隆咚的大家伙，头上顶着两个大角，我大叫遇到了怪物，其他人也从北方来的，也不知道这是何物，后来问司机才知道这是水牛。一路上赶路来不及做吃的，吃的都是在漯河休整一夜出发时带的馒头，天热加上雨淋，馒头都泡胀发馊了。由于下雨，山路泥泞打滑，车辆行进困难。在路上还看到一辆翻在沟里的汽车，是中原银行的，车上装的银元洒落在路上。走了不知几天，总算到了湖北黄陂县城，这时武汉的国民党部队知道守不住，早已撤出了市区，只有零星的残部还在顽抗。谌家矶大桥在国民党撤退时烧了，汽车过不去。南下的几路干部大队有从哈尔滨、大连来的东北大队，北京、天津来的平津大队，山东、河南来的中原大队。这么多的队伍，把黄陂县城挤得满满的。我们住在黄陂县伪县政府里，父亲被任命为南下干部留守处主任，负责在这里分配各路干部的去向。有的要留在武汉，有的要继续跟随部队南行，到湖南、广东等地区，父亲从东北大队抽调了王兆廷、由延春、薛吉石等十几位同志组成了留守处。从山东出发到河南，一路上我们吃的都是包谷饼子、小米煎饼、馒头，到了湖北开始吃大米饭，开始还挺新鲜， 因为过去我只吃过一次大米饭，那是巴家寨一个在朝鲜经商的人死了，他家的人用朝鲜带回来的大米来招待送葬的人。而现在顿顿大米饭，而且是沥水的蒸饭，咽的又顿顿是炒包菜，这种菜过去没有吃过，不对口味。现在反倒想吃包谷饼子了。在黄陂的队伍分批乘小木筏子过府河，然后在对岸汉口张公堤坐汽车进城。我们进城那天，天气阴沉，没有看到想象中的欢迎人群。汽车一直开到市政府附近，我们总算到了目的地。 1951年程砚秋剧团来汉演出。前排2.沈云陔3.吴天保5.李尔重.6.陈荒煤9.程砚秋10.赵毅敏14.莎莱15.于黒丁16.崔巍18.武克仁.后排1.巴南冈7高百岁11.郭玉琨12.陈素贞父亲被分配去接管文化系统，母亲被分配到中山公园军管会任主任。黄陂南下留守处的几个干部也跟随母亲到了中山公园军管会，他们是王兆廷、由延春、薛吉石、蓝蔚、张玉珍等同志。我这个小八路，也在九月份进了武汉市第28小学，成了五年级一个小学生。这时我已是14岁半了，是一位久经战火洗礼的“老”小八路了。从山东出发南下，一路虽然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残匪和土匪的偷袭，但一路不要钻山沟，东躲西藏，而是先马车后火车、汽车，随着大军浩浩荡荡，以解放者、胜利者的身份来到武汉这个大城市，在这里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7月军管会人员与中山公园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右1.军管会主任景南、右2.王兆廷，后排右起：2.王淑贤 3.薛吉石 4.何去非 5.余翼 7.黄益勤 9.蓝蔚
在中山公园体育场召开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群众大会上，我还以一名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引导林彪、邓子恢等领导走上主席台。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十分值得自豪的事，也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见证人。我要比那些为人民共和国奋战却无缘见到共和国成立的战友、先烈们幸运得多了。想到这些，我还有什么个人的得失不能抛弃，还有什么名利值得计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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