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观潮】产业组织创新中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

引言

如果说西方的“产业组织”，更多的是指一种组织形态或市场结构，是一个名词、静态的、狭义的；但在中国等转轨经济体中“产业组织”，逐步成为一种实现方式或行动逻辑，更多的是一个动词、有机的、广义的。一般而言，能否形成质优的、新型的、发展型的产业组织方式，不仅取决于对事物发展的认识水平，还取决于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把握；不仅需要顺应新兴产业发展趋势，还需要尊重和把握不同发展规律；不仅需要依托新型的产业组织者，还需要以区域试错带动产业试错，更需要建立完善包容增长的发展环境。自8月底到10月底，作者陆续撰写了《为什么很多问题导向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政府作用、市场机制、产业平台如何共同作用产业结构演进？》《企业成长、市场经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公共政策五大规律的矛盾与协调》《以质优产业生态发育走出“链条”思维与“链长”惯性》《如何看待政府产业组织创新中的“跟风”现象？》《重识产业互联网的产业、技术、商业、金融、生态逻辑》《以包容增长实现活力倍增和数据驱动》等文。尽管很多选题源于不同的现象，但合而为一似乎在共同回答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产业组织方式。于是便整合编撰形成《产业组织创新中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以供大家参考。

一

走出注重问题导向的一般性认识及其方法

整体而言，很多事物的问题导向大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是因为不同问题的解决需遵循不同导向。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等等，需要更好地将不同导向有机结合起来。

（一）问题导向大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近年来参加了很多区域、行业、企业的发展战略、城市战略、产业战略、创新战略、企业战略以及公共政策等等，深感于“问题导向”是听上去很务实、很美的取向，但大都无济于事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因为任何实际问题的解决都不是孤立的，都处于如下的几个关系之中：一如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有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有的是短期存在的，短期存在的问题可以问题导向，但长期问题难以问题导向；二如基因问题与阶段问题，有的问题是一个事物与生俱来的，有的是某一阶段出现的，某一阶段出现的问题可以问题导向，但基因问题难以问题导向；三如系统问题与具体问题，具体问题可以具体解决，但系统问题需要系统性解决；四如重点矛盾与次要矛盾，或者根本问题与问题现象，尤其是重点矛盾、根本问题往往难以无法具体解决，有的甚至需要通过再造、突变和被出清的方式来解决；五如输血问题与造血问题，既需要解决应急的突发的，还需要解决内生的自生的；六如原则问题与策略问题，需要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七如政策问题与执行问题等等。

（二）不同问题的解决需遵循不同导向

    所谓“导向”，主要是指引和方向。我以为，从“导向”的段位而言，主要有如下段位：一是未来导向，也就是围绕着大势顺势而为、取势谋利、借势发展，凭借坚毅、淡定的品质品格坚持长期主义，追求进阶发育和长期回报，某种意义上也是价值导向。正如有人说，对十年内能够做成的事情不感兴趣，但一旦做成了需要十年能做成的事，在某个领域就没有对手。二是战略导向，也就是在条件基础不太具备的情况下创造条件认准了就干，通过抢位进行卡位顺便补位，实现突起和突变，某种意义上也是真正的目标导向。战略导向一定是瞄准更高发展目标的导向。三是发展导向，也就是通过系统性的解决问题、完整性的建设发育，让事物发展进入自组织自成长的内生发展、内涵发展、自生发展的状态和阶段，某种意义上一种内生导向。正如中国改革开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样，更多的是通过系统性的发展来转移矛盾、拓展空间和解决问题。四是机会导向，将一个个机会以小博大、越滚越大、积少成多，在长期快速的短期收益之中累积财富，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某种意义上也是需求导向。五是问题导向，很多时候是一个个解决实际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结果导向。

整体而言，强调“问题导向”的，永远是看似务实的适应者；强调“机会导向”的，大都是随大溜的跟随者；强调“发展导向”的，大都是内生发展的创业者；强调“战略导向”的，大都是异军突起的挑战者；强调“未来导向”的，大都是有竞争没对手的引领者。

（三）更好地将不同导向有机结合起来

如今所讲的领导者或领导力，绝对都不是一个岗位赋予的，而是以洞见力拓宽未来思维、以想象力激发战略思维、以创造力放大发展思维、以行动力践行机会思维、以执行力落实结果思维，将不同问题按照不同导向来标本兼治，最终用未来导向谋势、用战略导向谋位、用发展导向谋生、用机会导向谋利、用问题导向谋解，并实现如下方面的有机结合：一是要将长期治本和短期治标结合起来，借助长期主义与灵活性实现标本兼治；二是要将重点突破和各个击破结合起来，必须攻坚克难、试水破冰的要打好攻坚战，不痛不痒的可以各个击破；三是要将系统造血和局部输血结合起来，最终加速事物发展的自组织自成长、提升自生能力；四是要将顺势而为和见缝插针结合起来，不仅是站在风口上成为一只能飞的猪，还要将一个个机会化零为整；五是要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起来。

二

把握产业结构演进的动力结构与作用机制

整体而言，政府作用、市场机制、产业平台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演进以及经济建设发展、创新生态建设的“三驾马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需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还需要充分尊重市场机制，亦需要加强产业平台组织，关键是把握好企业价值规律、创新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规律、产业组织规律和公共治理规律。

（一）重识产业结构演进“三驾马车”

产业结构演进主要指产业结构本身所固有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趋势，决定着一个国家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发育阶段和发展水平。在产业结构演进分析上，一方面关于产业结构本身的划分。在以往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主要研究农业、工业、服务业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三次产业之内不同行业之间的关系。譬如我们在很多时候更加强调工业门类的划分，“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但如今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而言，更重要的是在工业、服务业的行业（生产）、市场（消费）的产业双边思维之间，按照产业领域进行划分，更好地适应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生产即服务、产品即服务、软件即服务。譬如，电子信息产业，既包含电子信息制造业，还包含信息服务业；节能环保产业，既包含节能环保装备制造，还包括节能环保服务业。另一方面关于产业结构高低的演进。产业层次的高低主要根据生产对资源、人才、科技、资本的依赖程度来说明，也有多方面的分类。对于产业结构高地演进的测度，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的从传统一产、二产、三产的比例关系来分析；有的按照产业驱动因素，分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智力密集型产业；有的按照产业技术水平，分为1.0的电气化、2.0的机械化、3.0的自动化、4.0的智能化；有的按照产业竞争力划分，如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有的按照产业价值链分析，在“微笑曲线”上形成不同的价值链环节。但整体而言，是产业发展如何以更低的要素资源资本投入、更低的能耗污耗排放、更高的科技水平与技术构成，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率和经济社会效益、处于更高的产业价值环节、更多的国民财富和消费剩余，最终将“重、硬、低、黑”的发展形态走向“高、新、软、优、绿”。

纵观很多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核心是如何发挥好政府作用、市场机制与产业平台“三驾马车”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运行机制。这其中，政府作用作为“看得见的手”，往往是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引导者和架构师；市场机制作为“看不见的手”，往往是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驱动者和试金石；产业平台作为“看得见的脚”，往往是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组织者与建设者。更进一步而言，发挥好政府作用、市场机制与产业平台的作用，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平台在组织方式上的关系，处理好平台与市场在生态环境上的关系。

（二）如何充分发挥政府产业发展作用

在经济建设领域，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指政府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的职能。伴随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政府主要有宏观调控（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市场监管三大经济职能。如何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促进的作用，核心是解决市场失灵和培育市场，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主线是从第二方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到第三方的创新服务集成者、第四方的新兴产业组织者、第五方的现代治理推动者，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生态顶层设计者、建设者和维护者。并实现如下发展要求：一是将市场的自发性变成有组织有规划、成系统成体制的自觉性；二是将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性变成发展的确定性与稳定性；三是将经济的周期性转化为超周期和逆周期；四是将企业（家）的有限理性转化为全社会超理性的集体行动。

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方面工作及其作用机制：

一是产业规划布局引导，也就是重点发展哪些产业、生产力布局在哪里、采用怎样的组织方式和引导方式等，重点发展什么往往决定形成怎样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高级化程度；二是产业资源要素供给，不仅是各类土地、资源、能源、能耗如何配给，还包括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如何发育，亦包括政策资源的集成覆盖，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流向了哪里，哪些产业就能得以发展；三是条件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包括加速工业化的“铁公基”、产业园区，还包括发展高科技的条件平台建设、科技城，亦包括面向新经济的新基建、数字基建等等，不同的基建水平决定不同的产业发展层级和发展段位；四是市场主体培育发育，如何让想法和概念变成产品或创业、如何让创业企业走出“死亡谷”、如何让小企业变大、如何让大企业更高更快更强，只有企业梯队建立起来才能完成产业生成和产业族群；五是产业组织引导促进，也就是综合采用项目投资、技术改造、政府采购、集群发展、产业投资、科技创新等手段加快产业发展，促进产业企业快速成长；六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如何借助专业服务提升产业社会化分工、如何借助科技中介服务提高创新能力、如何借助其他产业创新服务提升产业支撑能力，重在借助各类创新服务机构承接政府培育市场功能、提升产业服务支撑能力；七是产业政策规制管理，重点通过市场准入、行业监管、产业规制、业界共治等促进不同产业、行业规范有序建设发展；八是法制营商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三）如何更急充分尊重市场作用机制

以往我们常说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其中，所说的“市场机制”往往是指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方式，即资源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来实现配置的机制。具体来说，它是指市场机制体内的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要素之间互相联系及作用机理。很多时候，市场机制更多的反映在资源配置的语境之中，恰恰是市场的一般机制，在深层次上决定着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我们所说的“一般市场机制”，是指在任何市场都存在并发生作用的市场机制，主要包括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这其中，供求机制的背后是交易，只有在交易中才能创造财富，而质优的产业生态与营商环境是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让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企业和企业家获得超额回报；价格机制的背后是分工，不同的价格信号决定不同生产资源的流向和消费品的流通，正是在价格机制下产生了社会化专业分工、社交化大分工，而质优市场化的价格和专业化的分工才能真正优化产业资源要素配置；竞争机制的背后是争胜，质优优胜劣汰才能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和长期的效率效益，而公正、公平、合理的竞争发展环境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风险机制的背后是试错，只有在技术试错、产品试错、企业试错、市场试错、产业试错中才能融炉试金，而质优的试错机制和创新氛围才能激发创业创新活力。

相对于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促进，市场机制更重要的是突出如下四个属性：

一是效率经济。哪各行业的价格高、利润率高、附加值高，让市场主体和产业企业更加有利可图，人才、资本、技术、资源、能源、要素就流向哪里，哪个产业的资源配置更加充分和优化，就能得以更好的发展。只有以供给侧结构改革破除相应体制机制与政策障碍，才能产生质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活力经济。哪里出现的市场主体、创新主体、创业源头越多，哪里越有创业创新活力；哪个产业出现了不同的市场主体、创新主体、创业源头越多，哪个产业就越有创业创新活力。只有多种经济属性、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的大中小企业互联融通、竞合发展，才能实现优胜劣汰和产业生成。三是社交经济。在以往工业经济条件下，在市场与企业之间因为交易费用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分工；在新经济条件下，在平台组织与消费个体之间因交互价值而形成不同的福利。伴随数智科技的推广应用，依托市场机制将产生更多的社群、社交属性的市场形态和消费群体，进而成为新业态、新产业、新赛道的衍生区间。四是创业经济。没有充分的、海量的创业试错，单纯依赖政府前瞻布局，难以产生新兴产业、或者引领性的未来产业。产业结构演进，尤其是面向未来发展的产业，需要以创业带动创新、以创新带动产业发展。

（四）如何全面加强产业平台组织作用

一般而言，平台企业是链接上下游、供需端或买卖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也是从撮合交易、资源配置、开源创新等过程的交易费用降低、价值增值中分享收益的经营实体。但这里之所以叫“产业平台”，主要是指在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促进过程中，对一个国家、行业或地区具有较大产业组织能力、带动能力、辐射能力和带动能力的平台型产业组织者。这种平台型产业组织者，既包括传统产业改造型的龙头企业、大企业、跨国公司、企业集团，亦包括新兴产业领域的头部企业、源头企业，还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平台企业。其共同特点，这些企业的发展不再满足于传统产业价值链上的全产业链、垂直一体化或纵向一体化等等，而是营造开放、多元、活力、共赢的平台化发展、生态化经营，成为产业结构演进、产业技术升级、商业模式升级、产业业态创新、新兴产业衍生的组织者。尤其在新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创新生态的核心，逐步从产业集群向平台型企业方向转变。一批处在买卖方、供需端、上中下游之间，具有第四方、第三方属性及运作方式的平台型产业组织者，将成为全新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流量流水的分配者、创新生态的建设者、资源配置的组织者。

更进一步而言，产业组织或产业创新建设逐步从产业集群向平台型企业、平台型产业组织者方向转变的根本动因是产业发展规律、产业组织方式、产业增长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只有以新的组织方式才能打破传统的产业发展边界、企业发展边界、商业发展疆域。具体而言，也就是产业生态化不仅使得产业发展规律从分解融合到了跨界融合，还使得产业组织方式从产业集群上升到产业（创新）生态，更使得产业增长方式由滚动式发展向爆发式成长转变。未来只有依托平台型产业组织者，将市场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金融创新、服务创新等相结合，才能掌握新一轮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主动权、主导权，才能衍生一批全新业态与商业模式的中小企业。具体而言，是依托平台型产业组织者等产业平台对技术、资本或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以终端产品的市场创新为牵引，强化市场的反向资源配置作用；以双创平台的服务创新为接口，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融入大企业的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供应链；以中小原创的集成创新为契机，鼓励中心企业做原始创新，自己做集成创新；以敏捷供应的组织创新为途径，在开放创新的供应链中最直接地推动产业组织创新；以产业资本的金融创新为纽带，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产业整合与战略投资。

（五）三方协同共同推进产业结构演进

围绕政府作用、市场机制、产品平台的“三驾马车”，协同推进产业结构演进，核心是把握好企业价值规律、创新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规律、产业组织规律和公共治理规律。

一是企业价值规律决定微观基础。在产业结构演进与创新生态建设发育过程中，企业价值规律决定微观基础创造生产力和财富的水平和能力。“企业的价值”核心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最轻的方式下、最高的门槛下，针对多大的市场、抓取多大的流量、抢占多大的份额，最终挣更多的钱、更大的钱、更值钱的钱，进而具有更爆发的收入、更暴利的利润、更爆棚的市和更大的价值。核心是依赖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新组织、新市场、新场景形成不同的发展、创新、营收和增速。

二是市场经济规律决定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演进与创新生态建设发育过程中，市场经济规律决定市场机制的发挥，进而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创业创新的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需要建立完善能够自主决策、自生发展、自负盈亏的企业微观经营机制，还需要建立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还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在市场的洗礼中出现新兴产业和实现产业高级化。

三是产业组织规律决定产业生成。在产业结构演进与创新生态建设发育过程中，产业组织规律决定产业生成能力、产业衍生能力和产业发展能力。这个组织规律核心是从工业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模块化，到新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生态化。不再是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脑-新兴国家/大企业躯干-发展中国家/小企业四肢”的组织分工体系下的产业梯度转移，而是将头部企业嵌入、平台企业赋能、源头企业试错、数智创业衍生、投资机构加持、枢纽组织链结有机结合，打破传统滚动发展线性增长模式，实现爆发成长和数字孪生。

四是创新发展规律决定创新能力。在产业结构演进与创新生态建设发育过程中，创新发展规律决定创新能力能否得以充分的释放和挥发。判断一个国家地方创新能力是否突出，往往取决于四个方面，科教智力有没有集聚、创业创新活不活跃、高新产业发不发达、商业氛围浓不浓厚。反过来讲，创新发展具有如下属性：投入产出的跨期性、创新行为的试错性、群体创新的迭代性、创新文化的冒险性。

五是公共治理规律决定政府作用。政府在市场面前，不仅具有解决市场失灵，还有培育市场的职能，这一点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适用。以产业技术创新为例，在国家层面中国需要学习美国，说的就是究竟如何通过法律、财政科技以及科技政策等手段优化顶层设计、建立完善科研创新体系、加大多元资助系统等以解决市场失灵。之所以在地方层面美国需要学习中国，说的就是地方政府如何通过科技创新、产业组织以及创新功能区发展等培育市场。

三

以质优产业生态发育走出传统产业模块化

整体而言，链条思维是传统产业规律认知的产物，而链长是计划经济惯性的产业组织方式；当前，伴随产业跨界融合，基于传统工业经济的产业模块化让位于产业生态化。政府在产业组织与产业促进上，更加需要“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一）链条思维是传统产业规律的产物

传统产业经济学或者产业组织理论是建立在工业化条件下、工业经济形态基础上的，反映的是“模块化”基因的产业发展规律，以及“链条”化形态的发展思维。在工业化及工业经济条件下，伴随产品技术创新、制造工艺升级、组织方式优化、资本运作运营等方面的带动，使得工业大类、中类、小类不断细分；市场主体在一定区域范围为了降低成本、接近市场等，借助块状经济、工业园区、产业集群等方式实现不同程度、不同形态的集聚，这也便决定了产业运动规律上的行业分解规律——“分解分解再分解”，产业组织规律上的空间集聚规律——“集聚集聚再集聚”。通过长期观察工业经济条件下的行业分解和空间集聚，不仅促使国际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三部曲”中提出了企业价值链、产业价值链、区域价值链等系列分析结构与视角；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安藤晴彦等人也在《模块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中提出了“产业模块化”的思路。

迈克尔·波特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也就是“企业价值链”。每个企业都处在产业链中的某一环节，一个企业要赢得和保持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其内部价值链，而且还取决于在一个更大的价值系统中，同其供应商、销售商以及顾客价值链之间的联接，这种价值链关系称之为“产业价值链”。基于这个分析逻辑，长城所以“竞争景框”界定价值链目标，围绕企业形成了一个“四维价值链”的分析框架。其中，“细分景框”以企业内部为分析目标，“纵向景框”以相关联的企业为分析目标，“产业景框”以相关联的产业为分析目标，“地理景框”以有产业关联的区域为分析目标。“四维价值链”可以基本解释国内产业集群发展逻辑。

图：穿透传统产业规律的“四维价值链”模型

（二）链长是计划经济惯性的产业组织

在产业价值链、企业价值链、区域价值 链等“链条”思维影响下，很多地方自上而下陆续开展“链长制”。一般来说具有如下特点：一是“链长”以地方主政领导身份，把招商、经信、科技、财政等相关部门串联起来，形成统一目标，开展协同作战；二是主导重大项目的招商引资，对相关产业招商指标负责；三是牵头制定产业链图谱、招商引资地图以及产业作战图，安排产业链工作计划，统筹资源配置、重大项目和重大事项；四是制定支持产业链发展的政策措施，在职责范围内为产业发展整合资源；五是协调相关领导、部门、区县，精准解决“链主”企业、“链上”企业发展问题；六是组织开展产业链相关的各项重大推介活动、产业论坛等，打造产业标签，扩大影响力。伴随很多省份、城市、区县、乡镇街道陆续开展“链长制”，难免在很多不同层级、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市场的“链长”出现不同的交织交叉、困惑困顿和局促局限。

从历史发展经验而看，计划经济体制除却意识形态的影响外，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所常用也是容易出结果的体制机制。“容易出结果”是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仅借助政府主导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集中力量加快工业化步伐，还有利用工农业的“剪刀差”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与滚动发展，也在于利用传统经济地理发展逻辑优化生产力布局。从这个意义上，“链长制”对于工业化发育不足、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不够、市场主体活力不够的城市或区域来说，在产业发展、市场培育、产业组织上是有较大带动作用的。这些地区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初期，或工业化实践的早期、中期，因为市场经济不活跃、民营经济不发达、营商环境不完善，需要借助政府强大全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产业组织实施能力、资源财力配置能力的带动加快培育市场、解决市场失灵、培育新兴产业，实现“建链、补链、强链”。但是对于一些工业化发育水平较高、市场化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创新主体创业创新活力充足的地区而言，并非是适配的。

（三）跨界融合：产业模块到产业生态

伴随以数智科技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本身的创新和应用，不仅加速了信息产业的发展，还加快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更孕育出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1.0的传统信息技术更多地是软硬结合、数控兼备、器网结合，2.0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强调线上线下、随时随地、智慧感知，3.0的数智科技强调云端云台、数智兼备、智能感应、智联万物。正是在基于产业技术创新的商业模式创新、产业业态创新以及产业组织创新、产业金融创新等带动下，经济形态与经济模式才逐步从以大规模生产、批量化生产、标准化生产、流水线作业的工业经济走向了大规模定制、个性化供应、制造即服务、产品即服务、软件即服务的新经济，与之相应的产业运动规律也从产业分解融合走向了产业跨界融合。这种“产业融合”不仅是多技术融合、多业态融合，核心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也就是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这种“产业跨界”是两个及两个类型以上产业的跨界，主要表现为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市场之间、不同行业与不同市场之间的产业技术跨界、创新主体跨界、市场应用跨界等。

在“产业跨界融合”的发展背景下，产业模块化走向产业生态化，“链条”的思维经由网络思维进入生态思维。并非是企业价值链、区域价值链、产业价值链不存在了，而是说真正创造价值的不是被锁定的哪条“链”或“链”上的哪个环节，是在一个全产业链、超价值网以及泛生态圈上追求经营的效率效益和发展的运营运筹。

从“企业价值链→企业价值网”，核心是通过单点突破、奇点爆发、平台赋能、技术门槛、开放协同等方式优化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供应模式、成本结构、经营形态和盈利组合。从“产业价值链→产业价值网”，不仅可以拉长原有的产业价值链的“长度”，还可以通过商业模式革新打破若干行业、产业领域的界限进而拓展“宽度”，更可以通过技术突破对商业模式构建实现的程度提高“高度”。从“区域价值链→区域价值网”，并非单纯的依靠大规模、便利化、低成本、敏捷型、高速型的交通网络打破物理空间的局限，使得集中一个区域的规模效应及其成本优势不再，核心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带动下从物理空间走向虚拟空间、数字空间，全面打破了基于物理空间集聚的底层逻辑，推动一个地区形成真正的价值网不是区域价值链，而是局部性、区域性的创新生态及营商环境意义上的“沃土良田”。

（四）政府作用上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总结以上分析，不是说不需要“链长” ，也不是说形成不了“链”，而是需要在“强基生链”的基础上实现“破链成网”。这里面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关键究竟谁是真正的“链长”，在“链长”之外还需要形成怎样的面貌、姿态、功能和边界。对于单一产业而言，真正的“链长”是存在的，也就是对一个行业、地区或国家具有较大产业组织能力、带动能力、辐射能力的平台型产业组织者。这种平台型产业组织者，既包括传统改造型的龙头企业、大企业、跨国公司、企业集团，亦包括新兴产业领域的头部企业、源头企业，还包括互联网经济领域的平台企业。这些企业不再满足于传统产业价值链上的全产业链布局、垂直一体化或纵向一体化发展，而是营造开放、多元、活力、共赢的平台化发展、生态化经营，成为产业结构演进、产业技术升级、商业模式迭代、产业业态创新、新兴产业衍生的组织者。

因此，“链长制”面向特定行业或产业而言是存在的，其主体需要的是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组织者而非政府。政府在实施产业组织和产业促进上，不是直接“下场”去做“链长”，而是在产业跨界融合以及产业生态化思维下做“族长”——也就是用产业创新生态思维去经营产业族群，在手段上不再是基于划地成园、招商引资、税收减免“三板斧”意义上的专业的空间集聚、空间的专业集聚。进一步来说，政府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五方思维”建体系、优服务、搭平台、做引导、营环境。从第一方的建体系，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建立产业组织管理与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到第二方的优服务，强化市场准入、产业规制、产业治理以及提升产业公共服务；到第三方的搭平台，引导社会资源搭建各类创业的、创新的、产业的、专业的服务平台，集成各类服务资源要素；到第四方的做引导，做到产业理念、产业战略、产业组织、产业规律的引领者；再到第五方营环境，无论是软的营商环境、文化氛围，还是硬的法治环境、制度安排，更需要洞见趋势、前瞻研究，对未来发展形成一定的预判能力。

四

把握不同发展规律的价值取向与协同效应

整体而言，规律性认知决定者经济良性运行及其公共政策创新。这其中，企业价值规律决定增长方式，加速价值再造效益；市场经济规律决定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产业发展规律决定产业组织，放大产业生态张力；科技创新规律决定创新范式，激发创业创新活力；政策供给规律决定政府作用，促进社会公正公平。正是企业界的增长方式、市场界的市场机制、产业界的产业组织、全社会的创新范式、政府界的政府作用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同的分工和协调、协同。

（一）规律性认知决定着经济良性运行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良性发展，依靠企业、科技、产业、市场、政府等多方力量，都离不开相应的发展规律及其常识下的政策取向。这个相应的发展规律，主要包括企业价值规律、市场经济规律、产业发展规律、科技创新规律，以及作为政策供给规律。而政府对这些规律的运用，主要反映在以企业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市场政策为代表的公共政策上。这其中，不同方面的规律有着不同的政策倾向、价值取向和发展趋向，这决定了企业成长、市场运行、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在公共政策上的矛盾；但从其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来看，也有着共同的使命要求、运行机制和发展诉求，因而在公共政策的实际操作中需要分工协作，使得企业成长、市场运行、产业发展、科技创新能够协调发展和协同推进。

整体而言，一方面，企业成长重在加速价值再造效益、市场运行重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产业发展重在放大产业生态张力、科技创新重在激发创业创新活力、公共政策重在促进社会公正公平，正是企业界的价值再造效益、市场界的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界的产业生态张力、全社会的创业创新活力、政府界的社会公正公平产生了各自的倾向、取向、趋向，从而造就了一定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企业价值规律决定增长方式、市场经济规律决定市场机制、产业发展规律决定产业组织、科技创新规律决定创新范式、公共政策规律决定政府作用，正是企业界的增长方式、市场界的市场机制、产业界的产业组织、全社会的创新范式、政府界的政府作用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需要不同的分工和协调、协同。

（二）企业价值规律决定微观增长方式

一般而言，企业价值规律决定企业经营主体创造生产力、财富和经营效益的水平和能力，不仅决定着企业自身的成长方式与发展路径，还作为全社会微观基础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方式，亦决定着企业价值再造的经营效益。“企业的价值”核心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最轻（交易成本）的方式下、最高（技术壁垒）的门槛下，针对多大的市场、抓取多大的流量、抢占多大的份额，最终挣更多的钱、更大的钱、更值钱的钱，进而赢得更高的附加值。衡量一个企业价值的标准，不是当前的收入、利润乃至市值，而是在可预期、可预见、可触摸的想象空间、流量支撑、市场位势、技术变现、盈利模式等条件下，在未来是否有更爆发的收入、更暴利的利润、更爆棚的市值，即“估值”。纵观国内外企业发展，任何一个企业价值再造的模式，或者价值再造途径，往往脱离不了经济学意义上不同维度的“创新”，有的企业由此走向创业成功，有的企业由此实现高速增长，有的企业由此做强做大。这便是以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新组织、新市场、新场景为代表的价值再造。在价值再造的过程中，要么是一个方面取得突破便具有相应的价值，要么是几个方面取得突破具有集成的价值，要么是全面的体系性创新产生更高能级、更大量级的价值。

（三）市场经济规律决定市场机制效率

一般而言，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核心是在坚持效率优先的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这其中，市场经济规律决定市场机制能否发挥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市场机制则是资源、商品、要素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来实现配置的方式和机制。在经典教科书上，市场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各种商品都是以各自的价值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竞争规律——对商品生产中劳动力消费的比较、供求规律——供求关系变化导致价格的变化及市场均衡/出清。而一般市场机制是指在任何市场都存在并发生作用的市场机制，主要包括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这其中，供求机制的背后是交易，只有在交易中才能产生价值；价格机制的背后是分工，不同的价格信号决定不同生产资源的流向和消费品的流通，正是在价格机制下产生了社会化专业分工、社交化大分工；竞争机制的背后是效率，质优优胜劣汰才能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和长期的效率效益；风险机制的背后是试错，只有在技术试错、产品试错、企业试错、市场试错、产业试错中才能融炉试金。

（四）产业发展规律决定产业组织能力

一般而言，产业发展规律主要包括产业成长规律、产业价值规律、产业组织规律。产业成长规律往往是根据产业创新活跃度、产业集中度、产业规模、产业链、产业利润率和产业前景等，将产业发展周期分为孕育期、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阶段，以便系统认识各个成长阶段与发展特征；产业价值规律更多的基于产业价值链分析、产业价值运动（分解、融合、跨界）、产业梯度转移、产业空间集聚（集聚、集群、集约），反映产业发展中价值的分配、运动、空间转移和空间集聚趋势；产业组织规律更多的反映“政、产、学、研、金、介、用”等各类创新主体、市场主体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组织分工、产业促进和产业生成。在以往工业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规律更多的受产业模块化理论影响。在国际产业分工基础上，通过产业价值运动、产业梯度转移以及产业集群发展，在专业上分解分解再分解、在空间上集聚集聚再集聚。如今在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规律更多的受产业生态化理论影响。在新经济生态中，通过产业价值运动、产业梯度转移以及产业族群发展，实现融合融合再融合、跨界跨界再跨界。

（五）科技创新规律决定创新范式活力

一般而言，科技创新规律决定创新能力能否得以充分的释放和发挥效能。整体而言，判断一个国家地方创新能力是否突出，往往取决于四个方面，一是科教智力有没有集聚，资源集聚是前提，往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二是创业创新活不活跃，科技创业是灵魂，只有足够的创业试错才能产生伟大的创新；三是高新产业发不发达，产业族群是主线，只有大量企业同频共振才能越走越远；四是商业氛围浓不浓厚，创新文化是根本，既需要财富创造的商业动机，又需要宽容失败的包容氛围。反过来讲，创新发展具有如下属性：一是投入产出的跨期性，需要在创新投入上更加超脱，需要站在更大的周期上布局创新发展格局；二是创新行为的试错性，失败率越高原创性越大，需要建立适宜创新试错的制度安排和监管机制；三是群体创新的迭代性，需要形成开放式创新发展格局；四是创新文化的包容性，需要有科技创造财富的理念以及包容异端的创新文化。

（六）政策供给规律决定政府作用边界

整体而言，政府在市场面前，不仅具有补充市场失灵的责任，还有培育市场的职能。尤其对于经济建设领域，政府作用发挥得怎样，主要取决于公共政策水平及其相应的公共财政管理能力，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公平公正环境建设与制度安排。一般而言，公共政策是指国家通过对资源的战略性运用，以协调经济社会活动及相互关系的一系列政策的总称；在经济建设领域，主要表现为产业政策、企业政策、科技政策、营商政策等。而公共财政是指国家（政府）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在经济建设领域，主要通过国家或地方财力经由相应的产业政策、企业政策、科技政策、营商政策对各类市场主体、创新主体予以财政资金支持。尤其以地方政府为例，由于很多财政税收、管理体制、法律法规性的制度性政策供给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公共政策的实施主要依赖地方财力。

（七）促进不同发展规律的协调与统一

在经济建设领域，无论是产业政策、企业政策，还是科技政策、营商政策，核心是通过优化市场配置效率、创业创新活力、产业组织能力、公共财政绩效，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成长速度和创新能力，并在效率效益、活力张力、公平公正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在不同的政策倾向、价值取向和发展趋向下，解决企业成长、市场运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政策供给之内在矛盾，核心是在整体上创新公共政策的供给侧改革，在具体问题上坚持不同的导向，在政策的种类、支持的方式和工具手段上做到“三层面三机制六结合”。

在政策种类上，一种是政策创新层面，主要是以给钱、给指标为主的扶持性政策，侧重资源要素配置；一种是组织创新层面，以创业体系、创新网络、产业生态建设为主，侧重产业组织创新，实现“政府-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服务政府”的转变；一种是制度创新层面，如税收、法治以及营商环境等，侧重生存发展环境。

在支持方式上，一是通过直接支持方式促进市场主体、创新主体的发展，如对企业直接的无偿资助、贷款贴息、补贴奖励等，从“锦上添花”到“雪中送炭”；二是通过平台体系建设促进市场主体、创新主体发展，核心是依托创新服务、科技服务、产业服务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和基础设施供给优化创业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三是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市场主体、创新主体培育发展，核心是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市场、人力市场、要素市场的培育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在支持手段上，综合采用直接支持与间接支持相结合、事前支持与事后支持相结合、软性支持与硬性支持相结合、支持需求与支持供给相结合、形态服务与生态服务相结合、政策支持与制度支持相结合等方式，加快政策创新、政策集成和政策覆盖。

五

让产业互联网平台成为新时代产业组织者

进入互联网下半场，数字化转型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而产业互联网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如果说改变生活方式的是消费互联网，改变社交方式的是社群互联网，改变生产方式的是工业互联网；那么，能够将生产生活方式实现贯通并实现“交易平台+产业数字化+供应金融”的产业组织者和创新生态圈，则是产业互联网。当前，大量产业互联网还处于探索阶段，迫切需要重识产业互联网技术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商业的逻辑、产业的逻辑、生态的逻辑，以便更好地服务数字化转型与产业组织创新。

（一）重识产业互联网顶层设计钻石模型

产业互联网本质上是产业组织创新，中间层是资本运作、技术架构和商业模式，基底则是产业开放创新生态圈，依赖于在产业组织者的带动下形成多创新主体协同推进机制，其顶层设计近似于“钻石模型”。顶层是产业组织——体现为产业互联网的产业组织逻辑公共政策逻辑，也就是如何发挥好产业组织作用，其主体是政府、平台企业、大企业、投资机构等产业组织者，尤其在推进产业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是发挥创新型服务政府引导作用。底部是创新基底——体现为产业互联网生态的逻辑，也就是在平台条件下，一些利益攸关方如何更好地围绕不同场景、需要、交易、供应等形成开放创新生态圈，并促进业务下沉和资源配置等。而中间的三角分别是资本运作、技术架构和商业模式，共同构成产业互联网平台的逻辑。这其中，一是资本的逻辑，不仅包括创业投资如何参与产业互联网，还包括如何借助股权纽带整合产业，亦包括将供应链金融作为产业互联网重要体现；二是技术的逻辑，不仅仅是安全、数据、网络，核心是借助高端软件及数智技术实现全供应链的产业数字化；三是商业的逻辑，核心是建议以交易平台为核心的商业模式，从第三方平台走向第四方平台，并优化商业模式。

图：产业互联网顶层设计“钻石模型”

（二）产业逻辑：产业组织者的垂直整合

如果说电商互联网改变的是消费模式，社交互联网改变的是生活方式，工业互联网改变的是生产方式，那么产业互联网则是整合供给与需求、工业与商业、虚拟空间与智能硬件以及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最终以组织创新形成“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社交生活+敏捷供应”的生产生活方式。伴随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市场（资源配置方式）、集群（产业组织方式）、平台（新型产业组织方式）的相互替代，产业互联网成为垂直领域但多边串联的整合者，能否进行垂直领域整合构成了产业互联网存在的底层逻辑。产业互联网的核心价值并非产业的互联网化，而是借助产业互联网平台起到产业组织作用，进而重构传统产业价链，产生全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增长方式、治理方式。其核心价值在于从以“投入-产出”为代表的生产函数到“输入-输出”为代表的生态函数。这个过程中，其生产要素不再是人才、土地、资本、技术，而是场景、智能、数据、平台、生态，其组织方式不再是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资本化等等，而是在场景拉动、智能引领、数据驱动、平台带动、生态赋能以及流量聚合，形成开放、多元、活力、共赢、高效的创新生态圈与全新产业组织方式。

图：互联网+产业业态创新

（三）商业逻辑：交易平台的BC端贯通

伴随产业模块化走向产业生态化，工业与商业、生产与消费、制造与服务、需求与供应、工场与场景高度跨界融合。在此背景下，大量介于生产与消费、工业与商业、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平台型企业涌现，打破了以往卖方与买方、上游于下游、供应与消费的关系，甚至成为新型产业组织者、商业生态建设者、开放创新生态建设者等。如果消费互联网平台作为链接上下游、供需端或买卖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是从撮合交易、资源配置、开源创新等过程的交易费用降低、价值增值中分享收益的经营实体；工业互联网是解决生产方式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平台；那么，产业互联网平台，可以用其链接一切的特性及其虚拟空间，打破时间限制与物理空间距离，使得企业超越区域小市场到面向全国或全球大市场，从针对存量的“鳌头”到拓展增量的“长尾”，从人工操作处理为主到工具的技术替代，从封闭的以产定销到反向资源配置的敏捷供应，最终实现无边界、无距离、自成长的爆发成长。这其中，只有建立以交易为目的的平台，不仅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有机结合起来，更关键的将C端的量的需求与数据驱动B端的生产和供应，超越传统的消费互联网、封闭的工业互联网。

（四）技术逻辑：产业数字化的技术实现

如今国内外制造业企业搭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带有浓厚的智能工场烙印而与消费端交互不够，大型电商企业搭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带有浓厚的流量驱动但又底盘不硬，消费社交平台推广的产业互联网偏向企业商务，不仅难以从产业思维上对制造业或服务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工厂与工场进行跨界整合，还难以从科技革命中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打通。产业互联网的技术架构并非将新一轮信息技术、智能科技与先进制造、社交商务机械地拼装和组装，而是带有产业互联网顶层思考的技术实现。正是以往的产业互联网过于强调“器”“技”层面，而难以从传统的技术架构上自拔，迫切需要回答技术结构背后的商业化逻辑、社交化逻辑、数字化逻辑。更进一步说，产业数字化的核心是借助云计算把撷取、处理、整理好的大数据，通过移动设备传输到能创造价值的智能终端、智能硬件，再在社交商务场景中把这些数据的商业价值发挥出来，将数字内容、物联平台、智能终端、场景体验、社交商务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实现企业级的业务模式重构、运营模式转变，还实现产业级的组织创新、业态创新，最终实现生活生产方式的贯通。具体而言，是基于“平台化+生态”新组织新模式新生态的反向设计与逆向创新带动，形成“以用户需求为起点+以行业应用为导向+以数据为驱动+以网络/平台/安全为核心+以基础设施为支撑”技术创新。

（五）资本逻辑：供应链金融的资本加持

产业互联网所“互联”最本质的是供应链，也就是从一个核心企业或者是一个产业的上游出发，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整个物流过程、信息流、商流、资金流和价值再造过程。上中下由多个行业互联在一起，就形成了产业；多个产业互联在一起，就形成了产业跨界；多个产业基于互联网形成互联，就成了产业互联网。如今投资机构进入产业互联网的重要资本逻辑，便是基于供应链的供应链金融。如今供应链金融站在产业互联网平台上，依靠互联网和物联网、大数据以及区块链技术相结合的智慧供应链将成为主流。之所以诸多企业、机构可以为产业互联生态圈内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是因为这些机构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掌握到融资需求方的交易信用，可以控制产业链上客户交易风险，为客户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而之所以是“交易平台+产业数字化+供应链金融”，核心是因为产业互联网服务体系的核心是多流合一，也就是商品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数据流等保持一致。这其中，最关键、最具备时间价值增值的是资金，这是供应链金融为产业互联网的核心的重要原因。只有将在线交易、供应链金融、智慧物流作为进入产业互联网服务体系的入口，才能真正构筑起产业互联网的商业生态与创新生态。

（六）生态逻辑：创新生态圈的共生共荣

在消费互联网“中心化”条件下，要么平台化，要么被平台化；要么被别人平台，要么平台化别人。但在产业互联网“去中心化”条件下，能够让一批中小微企业、新个体、区域合伙人等在产业组织者的带动下，在若干领域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数据链、供应链或者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资源共享、互联融通、开放创新、优化配置以及快速生成，形成共生共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组织自成长的生态关系。伴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以及生存空间等，从传统工业时代的物理空间、信息时代的虚拟空间走向数智时代的数字空间，无论在生产领域，还是在生活领域，还是在城市治理领域等，出现了若干新场景及场景业态创新。这些场景围绕市场需求、市场应用、市场交易、终端服务、消费体验等，能够提供需求、打磨产品，提供数据、改进算法以及迭代商业模式，从正向配置资源的链式创新到反向配置资源的逆向创新。最终借助高端新经济生态圈实现爆品下沉，通过新经济的产业创新、组织创新、生产创新、价值创新、产品创新、运营创新、市场创新，分别把产业、园区、供需、企业、产品、运营、市场重新做一遍。

六

让区域试错成为产业试错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跟风能有一半可能不跟风就坐以待毙”的逻辑思维下，在产业组织创新中存在很多“跟风”现象。这些“跟风”，几乎近似于“县际竞争”格局下的“英雄所见略同”及由以形成的区域试错、产业促进与创新发展。整体而言，政府产业组织创新中的“跟风”现象既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需要反对盲目跟风、随波逐流、形式流弊、无头无序、背道而驰的“跟风”。

（一）跟风能有一半可能不跟风就坐以待毙

多年来，很多地方在新兴产业培育、科技创新发展、企业招商引资等工作中，出现不同的“跟风”现象。这些被“跟”的“风”，有的是从这一地区到另一地区，有的是从国外到国内，有的是自下而上，有的是自上而下。譬如，在新兴产业培育方面，有的地方率先上光伏项目，很多地方就一哄而上，好的方面是加速了产业培育，但影响了光伏产业正常的产业发展周期；有的地方率先搞人工智能，很多地方都将人工智能作为产业来发展，好的方面是有利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创新、推广应用和跨界融合，但问题在于人工智能不是产业，而是新的技术范式和经济模式、经济形态；有的地方搞了链长制，多省份不同级政府都在实施“链长制”，好的方面是地方政府加强了产业组织，问题是该解决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譬如，在科技创新发展方面，有的地方有国家布局的科学城，很多地方一哄而上，好的方面是很多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投入基础研究，但纵观全球除了科技城有诸多成功的范例，但科学城很少有搞成功的；有的发达地区搞未来产业，很多地方一哄而上，好的方面是大家越来越重视新兴产业的发展，但问题上很多地区的产业基础能力薄弱还没完成基本的工业化、高科技发育；有的地方搞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产业研究院，很多地方一哄而上，好的地方是把山川、河流、湖泊、人文等地理标志与人文标志与自身IP、创新品牌结合，但有些地方没有选准方向或没有现代化的组织模式与运作机制。譬如，就企业招商引资而言，有的地方搞了集成电路项目，很多地方一哄而上，好的地方是各地终于加大了对集成电路的投资，但在产业技术攻关上只有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后才能向全行业技术溢出；有的地方搞了新能源项目，很多地方一哄而上，好的方面是有利于多地的产业试错，但问题是鱼龙混杂、恶性竞争。这其中，很多地方政府的心态是“跟风能有一半成功的可能，不跟风就只能坐以待毙”。

（二）政府产业组织创新中为何有很多跟风

某种意义上，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企业招引等方面的“跟风”，几乎近似于“县际竞争”格局下的“英雄所见略同”及由以形成的区域试错、产业促进与创新发展。伴随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而来的科技日新月异、产业大破大立以及企业优胜劣汰，很多时候无论对于一个企业，还是对于一个地方的产业发展，往往是“错过一小步，落下一大步”。这是因为谁掌握了创新发展的先机，才能掌握资源配置的主动权，进而才有可能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导权。如京东方是北京自建国以来投资最大的项目，起初没有实现盈利，但正是因为长期战略投资，不仅通过持续跟踪国际产业技术前沿并逐步掌握自主知识产权，还逐步通过产品工艺更新换代实现产业价值链攀升和盈利，关键是为行业发展培育了一批高水平人才构成了国内产业发展的战略基石。此后伴随各地对京东方的招商引资，进一步带动了产业创新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溢出。几乎可以说，不同形式的“跟风”恰恰是政府在推进产业组织创新过程中，围绕未来导向、发展导向、战略导向、机会导向、问题导向等，积极以政府前瞻布局或顶层设计培育市场的重要策略。整体而言，正是在各地不同“跟风”的区域试错、产业促进与创新发展中，历经实践的、时间的、市场的洗礼和验证，将新兴产业、质优平台、高新企业等检验出来，才加速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企业培育和创新驱动，但也难免存在盲目跟风、为了政绩而跟风等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跟风”现象是需要的，因为在发展是硬道理的今天，首先怕的就是对新事物无动于衷。但具体该怎么跟风，既怕用旧办法做新事的“跟风”，也怕违背规律或别有意图的“跟风”。我们要避免没有遵循规律、盲目性大于谋划性的“跟风”，反对的是缺乏正确政绩观、脱离实际的“跟风”。

（三）如何看待政府跟风成败的规律性认识

如今合肥被媒体称之为“伪装成政府的投资银行”，也就是借助投资从事新兴产业、大项目的招商引资，再通过投资银行将其培育成为新兴产业。这种说法，事实上描述了合肥近几届政府如何借助创业基金、产业基金等发挥好产业组织、产业促进作用，并在前瞻培育新兴产业过程中承担创新风险亦取得产业培育成效的故事。但无锡自十几年前在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加快引进产业发展人才、加大科创投入力度方面的探索更多，有些自下而上的探索甚至日后成为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尽管有些培育案例成了反例，但同样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和探索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地方政府在产业创新与促进上“跟风”的成败，需要形成一定的规律性认识。整体而言，依然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第一位的是“天时”，这一方面是领域选得准不准、切口做的特不特，往往是视野越宽、战略越窄，需要往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另一方面是风口抢的到没到、赛道跑的远不远，坚持领先一步而不曲高和寡，坚持长期主义做“多年以后才能成功的事”。第二位的是“人和”，这一方面是赛手选得准不准、资源配得够不够，不仅需要一批能够嵌入国际产业价值链、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带动产业生成及做大做强的创业者、企业家、投资人、产业组织者等，还需要专利技术、产业资本、产业资源、政策财力等资源要素配置到位；另一方面是定力用得深不深、做法用得新不新，不仅要坚持“一以贯之”的创新发展理念与组织动员，还要创新体制机制，借助新的政策工具、创新平台、工具方法创新发展。第三位的是“地利”，这一方面是平台筑得高不高、赛场配得全不全的“软件”，坚持“筑巢引凤”，通过政府搭台以及相关配套做吸引更多质优人才前来创业创新、产业发展的“赛场”；另一方面是土壤育得沃不沃、机制用得活不活的“硬件”，优化政策环境与营商环境，形成适宜创业创新及产业发展的发展环境。

（四）从乘风破浪的取势到披荆斩棘的谋利

整体而言，政府产业组织创新中的“跟风”现象既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需要反对盲目跟风、随波逐流、形式流弊、无头无序、背道而驰，做好战略厘定、区域根植、顶层设计、工作体系和规律遵循，最终在产业组织创新中将乘风破浪的“取势”与披荆斩棘的“谋利”有机结合。一是反对盲目跟风，要明晰发展取向，对于未来导向、战略导向的前瞻布局，对于发展导向、机会导向的全面跟进，对于问题导向的补齐短板，明晰出发点、着力点、着重点、落脚点；二是反对随波逐流，要突出区域个性根植，从立足资源禀赋到强调人择优势“贴金”，以地区IP“吆喝”迅速吸引创新资源要素，加快将先发优势转化为发展先机或区域首创；三是反对形式流弊，要优化顶层设计，在领域选择、技术路线、运行模式、发展机制、管理体制、资源配置等方面做好制度安排或政策支持；四是反对无头无序，要完善工作体系，将领军人才、平台载体、创新源头、平台枢纽、头部企业、金融杠杆、生态圈等有机结合，提高组织动员与产业化实施能力；五是反对背道而驰，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产业发展规律、科技创新规律、公共政策规律，促进企业成长、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与地区经济循环的有机统一。

七

以包容增长实现活力倍增和拥抱数字经济

（一）从房地产内卷到数字化内卷

如今很多人的一般认识是，近些年来发展最快、利润率最高的是互联网平台和房地产，一个是垄断了数据，一个是垄断了土地。那么，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各行业利润率等等，就需要反垄断或强化监管。先不论这两个“垄断”是否成立，但如今房地产已经作为过街老鼠，进入了房产税收割期的替代；而当数据被界定为生产要素的时候，其所有权、管辖权、交易权、定价权、收益权、分配权等等就被不同的利益主体盯上了。应该说，无论是反垄断还是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都是必要的，因为企业家精神中最本质的是创新、最崇高和最首要的精神是奉献。但无论自上而下还是社会各界，都不能陷入“高级黑”的扰乱或“低级红”的仇富。

（二）避体制化之重就市场化之轻

数据与平台、平台企业紧密相关，也是平台企业从二维信息世界走向三维数字世界的生产要素和驱动因素。简而言之，平台提供链接上下游、供需端或买卖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是从撮合交易、资源配置、开源创新、产业组织等过程的交易费用降低、价值增值、产业生成、供需适配中分享收益的经营实体。如今很多人都说数据垄断的问题，但真正的数据资源配置主导权仍在于G端，只不过G端无法将其转化为生产动能和经济效益。而基于市场化的数据资源配置，更多的是把海量、零散的个体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大数据，源自于企业家精神，释放于企业家才能。

（三）台上十分钟难掩台下十年功

如今，当很多人、很多利益主体都认识到这些数据在创造价值的时候，甚至都自以为理应分一杯羹的时候，是否想过诸多市场草根在打造平台以及“烧钱”过程前期的获客成本、地推成本、引流成本，以及创业风险、投资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等。“平台”的本质就是从做事到做局，但很多人看到的是平台企业在特定的“局”上，利用数据做“事”和收割。这就像很多人只看到了资本的价值增值、财富衍生以及资本决定劳动的机制，而没有看到资本的投资、投放是有风险的一样。

（四）从先切分蛋糕到先做大蛋糕

当前，中国经济形态、经济模式以及产业结构、产业业态进入以数字化为引领的新阶段，整体上还是一个“做大蛋糕”的发展阶段，当然“切好蛋糕”也很重要。以往中国在业态创新面前，之所以能够走在前列，得益于包容增长——看起来管的很死、其实管的很灵活，也就是先发展起来乃至野蛮生长然后再审慎规范，这种传统需要坚持，不要在源头上一棍子打死。而事实上没有数据驱动型、平台型创业企业家的“折腾”，就没有充分的消费互联网发育，就没有互联网下半场大家对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共识和基础。而相反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法律、伦理、政策等问题，反而绑住了手脚、错过了机遇。

（五）从限制发展回归到鼓励发展

最近很多专家的言论，并非是醍醐灌顶，反而是匪夷所思。几乎可以说，相关的话语权、话事权太大了，影响也非常不好。数字化并非工业化历经几百年的发育和沉淀，中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处在产业试错、技术试错、市场试错、企业试错的起跑线上。在数字化为引领的新经济面前，创业者、企业家的“行”一定是走在很多人的“知”前面，对于“权”的运用，不能用简单粗糙的价值取向和公共产品供给。创业者、企业家是创造历史、创造财富的，可以与历史解释、财富分配的共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完全被解释历史、分配财富所框定。

（六）让马儿快跑更让马儿多吃草

任何新产业形态、新经济模式、新创新范式的生成，离不开时代与政府的“造就”，时代造英雄，政府顺势而为；更离不开企业家及创业团队的“成就”，企业家带着洞见力、使命感与领导力，与创业团队的创造力、行动力有机结合；也离不开各类创新主体、合作伙伴、创新生态的“铸就”，从市场需求中来到创新生态中去。在数字化创新发展新阶段，不能陷入既想让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的非逻辑之中，也不能让一些酸葡萄主义者扰乱视听，一切尊重创造、尊重创新、尊重创业和尊重企业，最终以包容增长实现活力倍增和数据驱动！

结语

如上所述，如何更好地创新产业组织或开展产业组织创新，不仅要建立系统性解决问题的发展观、导向观，还要把握产业结构演进的动力结构与作用机制；不仅需要从产业模块化思维向产业生态化升维，还要促进企业成长、市场经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公共政策五大规律的矛盾与协调；不仅需要以产业互联网作为数字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组织中枢，还要以区域试错带动产业试错，最终以包容增长实现活力倍增和拥抱数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