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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四日，著名诗人、时任刑部主事、京师大学堂编书局总纂、庶务提调的李希圣去世，年仅四十一岁。二十五日，《大陆报》即以《李希圣暴卒》为题报道：“大学堂庶务提调李希圣，素为荣大军机所器重，将拟保任文部参议，不料于三月二十五日忽遭暴疾逝世。越日出殡。是日，各堂学生之来途殡者一百三四十人。”“二十五日”为“二十四日”之误。李希圣的死之所以为舆论关注，除了他的特殊身份之外，还因为他的死非常突然，从病发到去世的过程很短，即所谓“暴卒”，明显不是常见的死亡方式。李希圣才华横溢，诗文一流，而且思想进步，追求维新变法，所著《庚子会计录》《政务处开办条议明辨》在政界影响很大。庚子事变中，他冒着生命危险记录慈禧等人开启战争、引致国难的真相。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其功甚巨。因此，了解他的人对他的死无不感到痛惜。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闻李亦元暴殁于大学堂, 才人短命，殊堪痛惜。”后来任民国国务院秘书的著名词人成本璞说：“诸生数百人感其遗泽，相向失声，为之棺敛。由中门出，白衣冠送于道。天下闻者，莫不痛惜之。”而日本情报人员则从清廷高层权力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李希圣之死。一位在京师大学堂任助教习的日本人向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报告：“大学堂庶务提调李希圣，湖南人，《光绪会计录》之作者，本月二十四日夜大学堂顿死。李希圣乃张百熙之亲信，彼死，张百熙益孤立。李原来为瞿鸿禨的门人，是学务部内部瞿势力之代表者。这样一来，京师大学堂内部湖南派的势力与影响更加削弱。”这份情报透露了媒介上看不到的政坛内幕，揭示了李希圣的死为舆论关注的深层次原因：虽然他只是一个底层京官，但他离权力最高层的距离很近。张百熙、瞿鸿禨为朝廷重臣，李希圣作为他们的亲信，自然为人瞩目。在李希圣友朋的文字中，时人对他的死除了惋惜，还有强烈的悲愤与不平，认为他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恽毓鼎挽李希圣诗有“并世犹相厄，遗名果孰传”“长抱无涯恨，谁怜有数才”之语。吊唁李希圣时，“挽联有五、六十付之多，佳者颇夥，盖亦元之学问人品有可传，其际遇尤足怨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他受到打压，抱负不能实现，因此精神郁闷而导致死亡。光绪十八年（1892），二十九岁的李希圣首次参加会试即中进士，授主事。然而，十多年没有一点进步，到死仍然是一个主事，难怪时人为他抱不平。他仕途窘迫，主要原因在于其思想“不合时宜”。这一点，在他少年时就有所体现，他说：“举业之祸世，数百年矣，吾当通经学古，以上跻于作者之林，异时得志，必首议废制艺、罢科举，以除学界之蠹。”光绪二十年（1894），因甲午之败，遂追求变法，编《光绪会计录》，“藏诸箧笥，不敢示人，盖当路之所讳也。”两年后才将其刊行。戊戌变法，他一度引康有为同道，“后乃知其粗疏不足计事，渐不与亲。”有一种说法，李希圣因戊戌变法“几罹其祸”。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生庚子事变，慈禧狼狈西逃。次年（1901），清廷不得不实施变法。三月，设立督办政务处，颁布《政务处开办条议》。但李希圣并不看好此次变法，他认为只要慈禧仍然掌握着权力，则变法不可能有效。六月，他致函汪康年说：“设政务处以来，已逾数月，而泄沓依然。权奸塞路，本无变法之心，亦断无变法之一日。而海内言变法者，又多龂龂于支节，无一语及于本原，尤可浩叹。南皮变法折，均从极小支节上着笔，可谓善于逢迎矣。总之，非外人干预，则不能归政。非归政，则不能变法。”七月，李希圣刊行《政务处开办条议明辨》，提出了不同于《政务处开办条议》的变法主张，受到有识之士的广泛称许，同时为守旧势力仇视。严复致信张元济说：“李希圣因刻一《政务处条议明辨》，比己不安于京师，而求改外矣。”著名学者王先谦致信缪荃孙，说李希圣学问很好，“而不足于乡评，殆亦好新之累。” 可见，李是新党，这是时人的一致认识。十二月，张百熙授管学大臣。次年（1902）正月，开始筹办京师大学堂，欲重用李希圣，但受到来自高层的警告。吴汝纶在家书中说:“李希圣妙才也，张尚书欲用之,荣相指为康党,遂止不敢用。张李湖南同乡，然尚如此。” 吴时为大学堂总教习，其说法无疑是可信的。“荣相”指荣禄。由此看来，《大陆报》所谓李希圣“素为荣大军机所器重”就是无稽之谈了。李希圣协助张百熙创办大学堂，虽然没有一官半职，但是张最为倚重之人，实际角色相当于大学堂总办，“造端宏大，规画详尽，疑谤交乘，屹不为动。”张所上章程、奏折，多出自李手。十一月大学堂成立，李希圣仅任编书局总纂，不属于大学堂管理层。但其能力得到广泛认可，先后被光禄寺卿曾广保、两江总督张之洞、管学大臣张百熙、浙江学政张亨嘉荐举经济特科。与此同时，李希圣被袁世凯指责。大学堂副总教习张鹤龄对汪康年说：“学堂小小风潮，系项城面奏时指斥亦元、小沂诸君，弟以向来做惯无名小卒，幸而获免。然此时亦已风过潮平,不足介意。”张百熙锐意改革教育，引起包括慈禧在内的守旧势力的不满。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慈禧命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宜，以牵制张百熙。荣庆思想守旧，坚持“以中国政教之固有，而亟发明以拒异说”，且凡事看慈禧眼色，与张百熙产生矛盾是必然之事。而李希圣与张为同一阵营，受荣庆排挤也是必然之事。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李希圣升任大学堂庶务提调，进入大学堂高管层，有管理大学堂经费之权，这自然会加剧他与荣庆之间的矛盾。荣庆与张百熙之间的权力之争波及李希圣，大学堂似乎人人皆知。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日本驻京公使向日本外务省报告称:“又京师大学堂归学务大臣荣庆、张百熙管辖，该学堂之经费支出，须经两人承认。但近来荣庆对上述经费支出，俱不予以承认。使大学堂面临穷困之途，钱柜中只余二三两之程度，诸般支出停滞。此乃荣庆排挤瞿鸿禨之李希圣(大学堂之庶务提调)，欲以己方之人取而代之。该大学堂教习皆有此传闻。” “欲以己方之人取而代之”的说法如果属实，说明荣庆与张百熙、李希圣的矛盾已经很激烈。而荣庆的背后是慈禧，张、李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李希圣精神压抑是不可避免的。他的意外之死与此肯定是有关系的。不过，精神问题只是诱发因素，根本原因是他患有肺病。“肺病”之说出自丁福保。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李希圣的推荐，张百熙聘丁为大学堂教习。多年以后，丁回忆道：“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岁，长沙张文达公聘余入京，为大学堂教习……三十二岁时，余为教习如故。是年，李亦园先生以肺结核卒，余往大学堂吊李先生丧，挥泪不止。先是，亦园见余所著书，乃力荐余于张文达公前，故文达聘余来京任讲席。亦园先生实余生平第一知己也。”作为著名医学家，且是李希圣密友，丁福保说李“以肺结核卒”，是无可置疑的。李希圣有肺病，其友朋应该是知道的。但在他们的述说中，遭遇不公似乎是造成其死亡的首要原因。他们并非有意隐瞒他的病情，而是在悲愤的心情之下，为李希圣打抱不平成为他们发乎内心的表达方式。他们在含沙射影，通过为李希圣鸣不平，宣泄对压制李希圣的守旧势力的愤怒。“诸生数百人感其遗泽，相向失声”，“挽联有五、六十付之多，佳者颇夥，盖亦元之学问人品有可传，其际遇尤足怨也”，这些行为、文字中隐藏着对最高掌权者的抨击。可以想见，吊唁李希圣实际上成为一场针对清廷的抗议活动。时人为李希圣所作挽诗、联流传至今的不多见，恽毓鼎之外，可见者仅王龙文、林纾所作挽联。王联云：“生之艰，成之又艰，自昔昌黎悲乌石；郁而卒，浴而暴卒，是何柱国作阎罗。”可见，王认为精神问题是李希圣之死的内在原因，而沐浴是暴卒的导火索。李希圣死时，王并不在北京，“浴而暴卒”一说当是他辗转听闻的。王龙文、李希圣同为湘乡人，相交于少年。光绪十八年，李成进士。三年后，王成探花。两人同朝为官，交谊不可谓不深。然而，随着义和团事起，两人思想观念发生严重冲突。庚子事变中，李希圣以日记的形式将相关重大事件记录下来，其中包括王龙文、曾廉等人向清廷鼓吹义和团、鼓动与列强开战的言行。次年，在列强压力之下，清廷严厉惩罚载漪等首祸，王龙文、曾廉等人则被削职回籍。李希圣日记以《庚子传信录》《庚子国变记》之名刊行，其立场是反战、反义和团，王龙文无疑是其批判对象。时任主事的胡思敬很是不满，与李希圣辩论，为王龙文辩护。王削职回籍后，他写信给王，说：“当拳匪构衅之初，诬公者不止一人，诋公者亦非止一事，而以贵乡李亦元《蒙尘记》为最狠。弟尝贻书力争，且为徐崇及李鉴堂辩冤。众口并为一谈，莫能破也。小人淆乱是非，私快笔墨，以逞一已之才，固无足怪。”胡思敬说李希圣诋王龙文“最狠”，那么王、李决裂是自然之事。现在，斯人已逝，恩怨已成云烟，从王龙文所作挽联来看，他应该是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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