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庆皇帝是位可悲的皇帝，他很清楚自己接手的清朝所面临的问题，也力图挽救清朝的颓势，但真到了该下手的时候，又畏首畏尾，甚至十分抵触改变，清朝有这样一个领导人，怎么能走出困境？ 嘉庆五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在完成《高宗实录》第一卷的编修工作后，顺手写了一篇近六千字的政论，一道呈递给嘉庆皇帝。就在不久前，嘉庆皇帝才下诏，表示要“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结果嘉庆皇帝看了洪亮吉的奏折后，火冒三丈，因为洪亮吉指责他“视朝稍晏，恐有俳优近习，荧惑圣听”，就是说皇帝你上班怎么老迟到，该不是沉湎女色或是被近臣迷惑了吧！嘉庆皇帝到底是啥情况咱们不知道，但洪亮吉却因为这句话被充军伊犁，虽然后来被特赦回到故乡，却被软禁至死。 洪亮吉的遭遇是一个悲剧，从他的经历来看，清朝有嘉庆皇帝这样的统治者同样是个悲剧，洪亮吉是位颇有才学的人，他在史学、地理学、经学、音韵等方面都很有造诣，在人口理论学上也有自己的见解。放在二百多年前，他是一个很有先觉意识和危机意识的政府官员，本来好好任用这些人才，清朝也还是有救的，结果等待他的却只是无止境的迫害，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洪亮吉失去了自由，而在洪亮吉之后，帝国再无言路，一个被勒住脖子的人还能活多久呢。 嘉庆一朝困局究竟在哪？乾隆三十一年，清政府岁入白银4858万两，当时全国人口约两亿左右；到了嘉庆十七年，岁入白银4013万两，全国人口是3.5亿多，从这一组数据，我们就能看出嘉庆朝的人口压力和财政压力。嘉庆朝，相对是比较平稳的，除了偶尔有白莲教造反，并无大规模战争，社会相对稳定，但问题也就在这里，没有可以继续发展的方向了，清朝的上限就这么大，人口却能不断增多，平均到每个人，可以分到的资源也就变少了，这才是嘉庆皇帝面临的最大困境。 嘉庆朝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财政收入主要以田赋为主、其他收入为辅。这也是农业国家普遍的财政收入模式，但田赋收入是有上限的，还会受到生产力，科技水平的制约，所以清朝想要再上一步，就必须对财政收入结构做出调整，但是，一旦调整又会引发动荡，嘉庆皇帝显然没有这种魄力，并且能调整的也就只有增加盐课、关税和杂赋的收入比例，这必然会动摇“重农抑商”的国策。 很显然嘉庆皇帝并不想看到太大的变动，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初六，以阿美士德勋爵为首的英国使团一行75人出现在北京皇宫门口，等待着嘉庆皇帝的召见。但是最终，他们都没有见到这位传说中的皇帝，只听到内廷传话：“该贡使等即日遣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著即发还。” 在此之前，嘉庆皇帝还愤怒地说：“朕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这是继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使华23年之后，嘉庆皇帝因为英国使者进见时不愿下跪，拒绝接见英国使者。我们今日回看历史，会觉得“天下共主”的自许实在滑稽，这背后的何尝不是封建帝国的悲哀。阿美士德勋爵拂袖而去，清政府也再度失去了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机会。24年之后，悲壮的鸦片战争爆发，中西方文明最终以一种极端的对抗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也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封建社会，嘉庆皇帝的选择也是帝国的选择，在改变与沉沦间，清政府选择继续沉沦，这其实也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自给自足文化的封闭性导致的。所以之后，嘉庆皇帝面对清朝的国情也彻底躺平了：陕西、湖北、四川三省因征剿白莲教，军需费用直线上涨，到嘉庆十五年还有1800余万两白银未报销；而嘉庆朝每年关税就只有100多万两白银，不到全国财政收入的2%，但嘉庆皇帝却从未想过利用对外通商来增加关税，而是严防死守，整个清国就只有广州一地能对外通商，嘉庆皇帝还极端鄙视西洋技术，就连对农业技术的推广引进也严格限制，当时主要产粮地湖南长沙，亩产也不过680多斤。 嘉庆朝远比乾隆朝还要死气沉沉，因为嘉庆皇帝能力有限，所以一切都以不变应万变。就连朝堂上，满眼望去皆是白发苍苍的老头，鲜见年轻官员，这位保守的皇帝，让清朝在万劫不复的境地里不断沉沦，清政府几乎失去了自救的可能，中衰终成定局，这似乎也是历史的循环，已经度过了180多年岁月的清政府，宛如一个老叟，毫无生机地迎接来自己最后的时光。 图一洪亮吉，图二嘉庆皇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