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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袍都说：“他是默默的播火者” ————
冯乃超。图片源自网络
他——冯乃超，和鲁迅曾经有过一场著名的“冲撞”。 1927年10月至11月期间，在日本留学的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彭康、李铁声等人联袂归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后期的工作。 原本，他们有联合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起新文学运动的打算，并征得郭沫若同意，决定邀请鲁迅合作。
时于日本东京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左起）：冯乃超，王道源，陶晶孙，李白华，成仿吾。他们，每个人后面都有一大堆的故事。图片源自网络 鲁迅答应，并准备复刊《创造周报》。 复刊《创造周报》的计划是于12月3日以鲁迅的名字领衔，与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等人在上海《时事新报》刊登《创造周报》复刊广告。 但是，由于，创造社元老成仿吾以及刚回国的朱镜我等几位新人不赞成联合鲁迅，并于12月18日在上海《申报》登出《创造周报》停办、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的紧急启事。 故此，创造社联合鲁迅发起新文学运动的谋划停摆。 此期背景： ——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社会上弥漫着对革命前途悲观的气氛，冯乃超与创造社战友们深深感到文学工作不能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有必要在文学艺术界加强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传播工作。 ——当时，苏联和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活跃，特別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涨，也给创造社同仁以极大的推动和鼓舞。 于是，这群革命文学青年决定另出版新的以理论为主的刊物《文化批判》，并改革以创作为主的刊物《创造月刊》的内容，开始响亮地喊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口号，提倡辩证法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创造月刊》原装本。图片源自网络 但是，他们对鲁迅等人却作出了过“左”的错误评论，由此揭开了创造社与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的序幕。 卷入这场论争的除创造社的冯乃超、郭沫若、成仿吾、彭康、李初梨等外，还有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其他一些社团也加入了攻击鲁迅的行列。
创造社部份成员（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图片源自网络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动作很大，他们向鲁迅发起了猛烈攻击，将鲁迅等“五四”新文学部份人物打成了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文学“”。 首篇，是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 冯乃超写道： “人类的思想是受着生活过程的规律和制约的，不论任何思想也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历史上怎样伟大的思想也不能脱离该时代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他嘲讽： “鲁迅这位老生”“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百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 他揶揄： 鲁迅“常从阴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 他批判： 鲁迅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遁主义者”。
这是一张著名照片：1933年鲁迅与夫人许广平、儿子周海婴合影。图片源自网络 他还对叶圣陶与郁达夫这两位新文学作家做了基本的否定。 与此同时，石厚生（成仿吾）、李初梨、彭康、钱杏邨等人也纷纷撰文响应冯乃超，形成了一个批判鲁迅的小高潮。 同是中共文化战线阵营的另一部份人则批评冯乃超们： ——创造社和太阳社提倡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明显的左倾。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对革命文学的认识也是片面的。 鲁迅也挥笔自卫、鸣鼓出击，先后写出《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檄文奋起反攻。 在中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上，记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战”。 还有人将这场论战形容为“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创造社、太阳社拿鲁迅开刀来扫清革命文学的障碍实在是找错了对象”。 论战期间的1928年9月，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左翼文化运动创始人和领导人潘汉年，介绍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李铁声等青年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在上海四马路的一家西餐馆里举行。
冯乃超的入党介绍人潘汉年（右；董慧，左）夫妇。图片源自网络 及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这些新党员主动向鲁迅道歉，并与鲁迅一道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 “在这个过程中，冯乃超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 冯雪峰分析当时创造社同人攻击鲁迅的主要原因： 第一，最重要的，这时正在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期间，十分明显是受着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的。 第二，也显然受了当时日本的'福本主义’的影响。 第三，同样反映了创造社人们本身具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的思想情绪。 第四，创造社向来的宗派主义也起着作用。
冯雪峰家人和鲁迅家人合影。 图片源自网络 冯雪峰这样评价这场历时大半年的进步文艺界的论争： 尽管期间发表了许多对鲁迅等人的认识有错误的文章。 但是，创造社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大旗，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试图以此阐明文艺的本质、文艺与经济基础、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阶级斗争、文艺的功能等根本问题，并驳斥各种错误的文艺观点，其开拓之功是不可没的； 它将文艺的阶级性绝对化，将革命文学的思想性和社会作用片面化、简单化，而对文艺自身的内部规律及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则有所忽视，是应该引以为鉴的。 1929年，各种公私、外内之事杂交—— 2月7日，国民党当局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创造社即以江南书店名义继续开展活动。 …… 9月，冯乃超与李书城之女、李铁声之妹李声韵结婚。 …… 冬天，冯乃超在同龄人、朝花社的柔石陪同下，去到上海景云里鲁迅住所拜访。
冯乃超的战友柔石。图片源自网络 这是冯乃超第一次见到鲁迅。他们三人“畅谈翻译问题”。 1930年春天，冯乃超再次去景云里拜访鲁迅，同行的有冯雪峰、柔石、潘汉年、李初梨等人。他们商议“左联”成立事宜。 2月16日那天，冯乃超与鲁迅、冯雪峰、柔石、夏衍、郑伯奇、蒋光慈等12人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咖啡店召开座谈会，决定成立“左联”筹委会，冯乃超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 2月24日那天，在《理论纲领》草成后，冯乃超第三次到景云里拜访鲁迅，征求他对《纲领》的意见。 鲁迅看后说：“就这样吧。这种文章我写不出”。 也即，你冯乃超写的出。 3月2日那天下午2时，在上海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举行成立大会，大会推定鲁迅、夏衍、钱杏邨三人组成主席团，冯乃超、郑伯奇报告筹备经过。 大会通过了《理论纲领》，选举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选举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讲演之后，鲁迅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鲁迅的讲话既是对冯乃超起草的《理论纲领》的支持和补充，也是对《纲领》某些过左提法的批评和匡正“”。 “左联”成立大会的会后，鲁迅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而冯乃超则担任了“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 自此，冯乃超和鲁迅成了革命文化战线的战友。
左图：左联旧址。右图：位于上海虹口区的左联”纪念馆。图片源自网络。 当时，“左联”的主要论敌是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 “新月派”主张“好政府主义”，反对揭露国民党的政府统治。 冯乃超和他的战友们由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因而受到了“新月派”的攻击： 革命文学运动损害了资产阶级文学的健康与尊严。 他和彭康等创造社作家撰文予以有力的驳斥，发表过《冷静的头脑》等文，批判“新月派”梁实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 他还将由他主编的《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至第2卷第6期的内容进行革新，从而使纯文学的杂志变成了战斗的阵地。 “新月派”梁实秋在文章里说左翼作家“拿苏联卢布，做苏联走狗”。 冯乃超反斥梁实秋为“资本家的走狗”。 梁实秋回应：“是哪一个资本家的，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 鲁迅坐山观虎斗，两边的文章都看。 鲁迅对时任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的主编冯雪峰说： “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便这样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我来写它一点”。 于是，就有了鲁迅的参战——发表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 这篇文章发表后，鲁迅对冯雪峰说： “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帮助冯乃超“骂战”的鲁迅。图片源自网络 1930年，中国还处在国民党“4·12”屠杀、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下的9月，冯乃超和冯雪峰、柔石等人一起，代表“左联”为鲁迅举办了50寿辰纪念会。 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文化人士茅盾、田汉、叶绍钧、傅东华等30余人以及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参加纪念会。 所有这些，都促进了革命文艺战线上左翼队伍的形成，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后来“左联”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经过实际革命斗争的考验，冯乃超这时已从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战士。 关于“左翼十年”，关于“批判鲁迅”，晚年的他，曾与旧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而复促膝长谈，地点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他的住处。
周而复，1933年秋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大学期间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捕。及后加入左翼文艺活动，参与创办《文学丛报》，在“左联”小说委员会出版的《小说家》担任编委。1936年，签名参加以鲁迅为首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宣言”。图片源自网络 冯乃超回忆了对鲁迅的批评： 鲁迅参加了左联，提出了明确的思想，成为左联思想上实际的领导人。 鲁迅毅然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对我们来说，是有喜出望外之感的。 这充分说明我当时对鲁迅的战斗历史，特别是他在广州和党的关系的一段历史的无知。 虽然我对鲁迅并无个人恩怨，但我指名批评了他。 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对他战斗历史认识不足，对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作用也认识不足，二是受了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 这来自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急躁情绪。 他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其一：关于革命文学论战。 ——究竟是中共中央哪位领导人首先提出停止文艺界“内战”（即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对垒的革命文学论战）联合起来成立“左联”的？ ——是李立三提出来的吗？ ——是李富春提出来的吗？ ——是周恩来提出来的吗？ 冯乃超在《左联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指出： “为什么停止攻击鲁迅？好像听潘汉年讲，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传达过党的意见，不同意攻击鲁迅，郭沫若出国前也是不赞成批评鲁迅的。 郭老好像还说过党内有指示：应该批判新月派，不要把矛头指向鲁迅。我们估计是周恩来的意见”。
郭沫若（左）和冯乃超（右）并行在街道上。图片源自网络 与此对应的是，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在1928年中共六大前，周恩来已发现上海进步文化阵营出现某些裂痕，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论战。从苏联回国后，从潘汉年和冯雪峰处了解到矛盾有新的发展，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中共中央抓文艺工作的开始。中共中央向文艺界代表人物提出'停止内战，加强团结’，并决定成立'左翼作家联盟’”。 其二：关于参加筹建左联的成员。 ——左联筹备小组成员有哪些人？ 对于“左联筹备小组成员”，各方面意见一致的有鲁迅、夏衍、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钱杏邨、蒋光慈、洪灵菲、柔石、冯雪峰等人，但也有人提出了潘汉年、李初犁、彭康、戴平万等人。 冯乃超在《左联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中回忆说： “参加左联成立筹备工作的有冯雪峰、阿英、郑伯奇等。李初犁、彭康没有参加筹备工作，但参加了成立大会。我是代表创造社方面参加筹备工作的”。 冯乃超没有在筹备小组名单中列出李初犁和彭康。 要强调的是，他也没有提到潘汉年。 而潘汉年是他终身尊重的人。 即使是在潘汉年三度入狱，被定案为汉奸、反革命罪的那个非常时期，他也坚定地对别人说： 潘汉年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其三：关于左联成立宣言。 ——左联成立的“宣言”，即左联的“理论纲领”是由谁起草的？ ——拟出“宣言”以后，是谁拿“宣言”的草稿去征求鲁迅的意见的？ ——是夏衍和冯乃超二人同去的吗？ 他在《左联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中说： “这份宣言（即'理论纲领’）是我和冯雪峰等人起草的，参考了苏联几个文学团体的宣言，如'十月’的，'列夫’的，'拉普’的。'宣言’中说了'诗人应是预言者’，'胜利不然就死一类的话’”。 “第三次去鲁迅家里是请他对左联的'宣言’等文件提意见，是我一个人去的”。 与此对应的是，据鲁迅于1930年3月24日的日记： “午后乃超来”。 没有提到有其他人也到来。 别人说的： “左联”刚刚成立就以战斗的姿态展现在人民大众的面前。身为“左联”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冯乃超积极领导革命文艺运动和党的宣传工作，团结左翼作家，共同奋斗，为党的革命文艺运动作出了巨大成绩。
冯乃超，籍贯广东省南海县。 南海县哪个地方？ 有这一说：现今广东省南海区盐步镇东秀乡高村。 1901年10月12日，他出生在日本横滨市山下町56番地，一个华侨资本家的家庭。 冯家在当地华侨中颇有名望。 祖父冯德明（号紫珊），侨领，侨商； 父亲冯瑞华（号月楼）； 母亲陈凤亭； 兄弟姐妹七人，冯乃超排行第二。 祖父冯德明是国学生，有相当的文化修养和爱国热忱，是日本兴中会干事。祖父对他最大的影响： 锐气旺盛、自信心强。 在日本，因冯家常有革命党人来往，并藏有许多爱国志士避难时寄存的革命文史书刊，“所以冯乃超从小就养成了好学的习惯，孕育着爱国思想”。 冯乃超在少年时期曾在长辈的安排下自日本回过一趟家乡——广东南海东秀。 1920年9月，冯乃超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相当于高中），他与朱镜我、李初梨、彭康等人成为同学，在此他首次读到鲁迅的小说《风波》，深受启发。 1921年9月，他在“一高”毕业后即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本科理科甲类，与朱镜我、李简文（白华）同学。 1923年，他在日本第八高等学校理科毕业。 可是，1923年9月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横滨顷刻间变成废墟，他的家庭陷入破产。 其时，他目睹日本退伍兵残杀在日本的朝鲜民众的暴行，令他富国强兵思想受到很大打击，对理工科失去了兴趣，于是便集中精力学文学、哲学。 从此，他开始阅读《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等刊物，以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名著，沉醉于西田几多郎唯心主义著作《善的研究》，并创作剧本和诗歌。 1924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社会学科，再后来，改学美学与美术史。 在上学期间，他就开始从事与国内相联的左翼文学活动了。
是的，冯乃超曾是一位热血青年。 1926年，他加入日本共产青年同盟外围组织，在创造社的社刊《创造月刊》上发表组诗《幻想的窗》等具有象征色彩的诗歌，成为创造社出版部日本东京分部的联络人。 同时，他参加了日本革命学生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艺术研究会，参与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接受苏联和日本的“左”翼文艺理论。 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4·12”大屠杀致大革命失败。 正在日本留学的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人在日本共产党理论家福本和夫及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的影响下，决定回国参加并重振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7年，时任教于广东大学，同时又兼任黄埔军校兵器处代处长的成仿吾，于这年9月赴日发展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人为创造社成员，并接他们回国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此时，中国国民党正在血腥清党，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正处于惨烈失败之中。 冯乃超毅然弃学回国参加革命，并成为创造社后期的重要成员。
对青年冯乃超有深动影响的创造社元老：任教于广东大学，同时又兼任黄埔军校兵器处代处长的成仿吾。图片源自网络 1928年，冯乃超担任文化党团文艺组组长、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发表了两首诗： 《上海》和《与街头上人》。 他的诗风从低沉转向高昂。 1928年，他担任《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编辑，成为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后期的中坚和主将。 于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的潘汉年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受党中央之托，他与郑伯奇等人组织了中国艺术剧社，担任文学部部长。 期间，他还与鲁迅等人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 他从参加左联筹备小组、拟出小组名单和起草左联“理论纲领”（即宣言），到出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团结各方面社团（如创造社、太阳社等）和广大作家，在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旗帜下，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1930年，左联成立，他当选为常务委员，并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起草了《理论纲领》，出任“左联”第一任中共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 1931年3月，中共中央《红旗周报》遭严重破坏，冯乃超被调去从事恢复工作，负责技术编辑。
左联五烈士1931年2月7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五位文学青年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在上海龙华秘密杀害。图片源自网络 在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和殷夫五位“左联”成员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后，冯乃超接任：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书记； ——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党团书记； ——兼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编辑。 这些“官职”，一旦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必死无疑。 1932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冯乃超奉组织命以女婿身份投靠岳父——同盟会元老、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李书城，并在湖北省民政厅统计股任职，以白皮红心的身份暗中继续作情报工作。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及后，左联主持的鲁迅出殡大场面——16个人为其抬棺。抬棺人的名气，每位都是如雷贯耳者。图片源自网络 “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六年，但是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成为了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 ”。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再次合作，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全国人民，联合盟邦共同反对日本侵略势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冯乃超从地下转上地面。 他接连发表抗战诗文，与孔罗孙等人创办《战斗》旬刊，又任《战斗画报》周刊前7期的文字编辑，宣传抗日； 12月，他组织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出任出版组组长； 年底，转到长江局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 1938年1月开始，冯乃超参与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筹备委员，负责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文协”正式成立后，他被推为理事。 冯乃超于1938年在中共长江局的领导下参加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先后出任筹备会书记、文协理事、常务理事，并主笔纲领性质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成为“全国文协”组织和理论的基础。 他组织延安和大后方一些城市成立“全国文协”分会，编辑《抗战文艺》，以笔为武器，团结和壮大全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此间，周恩来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阳翰笙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第三厅下设办公室，三个处九个科，冯乃超受命担任第七处第三科科长，他的这个三科，是对敌宣传科。 期间，他即是郭沫若的助手，同时还领导宣传和动员抗日的“孩子剧团”，也是第三厅的中共领导小组成员——中共特别支部书记。 特别，就是级别高和密性高。
以中共党员为中坚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部份工作人员合影。前左4为周恩来，前左5为郭沫若，后右1为冯乃超。图片源自网络 作为郭沫若的助手，“他协助郭老在国民党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文化宣传活动，十分活跃”。 1939年8月间，周恩来、郭沫若不在重庆，国民党和军委政治部策划要三厅全体工作人员加入国民党。 冯乃超立即写信报告郭沫若，请速从成都返回重庆，并和阳翰笙一起向南方局博古汇报，设法击破国民党阴谋计划。 及至1940年9月，国民党又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改组第三厅，撤换郭沫若的厅长职务，还先后三次逼三厅本部人员参加国民党。 三厅成员对此极为愤怒，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杜国庠等40余人相继辞职。 这时，周恩来立即找政治部主任张治中谈话，要求国民党当局提供几辆卡车，把三厅的这批文化人送到延安去。 此举令蒋介石十分焦急，便亲自召见三厅科级以上干部。 蒋介石既不同意三厅工作人员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也担心这些积极抗日并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转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去。 蒋介石在接见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等人时说： “你们离厅不离部（指政治部），政府要借重你们”。 接着，蒋亲自出面召集三厅科长以上干部训话： 军委政治部改组，出于抗日工作需要，第三厅撤销了，原来三厅的干部还可以继续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决定筹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研究文化工作。
1940年，由“三厅”转为“文工委”的抗日宣传战友们合影。图片源自网络 1940年10月30日，文化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 郭沫若为主任委员； 阳翰莖、李公侠为副主任委员； 冯乃超任敌情研究组组长，协助研究室工作，在中共南方局的秘密领导下，继续在国统区开展合法斗争。 冯乃超兼任书记的“文工委”党组织，领导的孩子剧团及“文协”，与阳翰笙等人一道向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反共逆流作坚决的斗争，“团结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推动了文艺运动的向前发展”。 他与国民党的不屈斗争之表现，就有了时任中共前方文艺小组第五组组长的周而复一说： 冯乃超是一员勇将。
冯乃超兼任书记的“文工委”党组织，团结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推动了文艺运动的向前发展。这是文工委庆祝1941年秋季中国军队反攻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的长沙会战大捷演出的老照片。图片源自网络 1942年，冯乃超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委员。 1945年8月31日晚，毛泽东在重庆约请阳翰笙、冯乃超、于伶等人去看电影后，又在桂园接见了他们。毛泽东留心听冯乃超等人工作和生活的汇报，一直谈到深夜也不肯休息。当大家劝毛泽东休息时，毛却一点也不疲倦，还说： “不要紧，不要紧，我房里有多的被头呢，就摆地铺吧，谈下去！谈下去！” 及后，冯乃超担任了重庆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团顾问。 1946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委员会文化组副组长，上海工委委员、“文委”书记。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自重庆回到上海的(左起)于伶、郭沫若、许广平、冯乃超、田汉、周信芳在上海虹桥的鲁迅墓前合影。图片源自网络 此间，尽管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周恩来深知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决定将八路军上海办事处所属工作人员一分为三： 一、大部分干部和家属送回解放区； 二、派少数干部前往香港开展工作； 三、留少数干部在南京和上海坚持工作，继续争取和平，反对内战。 四、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章汉夫、夏衍、冯乃超、乔冠华、林默涵、周而复等一干中共文化精英去香港，具体事宜由冯乃超负责。 另外，冯乃超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中共香港工委委员邵荃麟等人负责审查在港的文化界部份党员的政历、解决组织关系。 1946年10月底，他和夫人李声韵进入香港，和文委委员周而复等人同住一楼。 后来，夏衍、胡绳、吴全衡、郭沫若、茅盾、沈志远和洪深等许多文化界和民主党派著名人士都陆续从上海和其他地区来到香港。
史料记载，群益出版社创立于重庆，后迁至上海、香港，1949年回迁上海。1951年与其他出版社合并组建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这家规模不大、出书不多、历时九年的出版社，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也许没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其发展历程却是中共支持郭沫若创作、扶持进步文艺的力证。图为1946年郭沫若与群益出版社总编辑冯乃超与友人在迁往香港前的合影。图片源自网络 在香港，中共香港工委所属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领导下的文学艺术和出版工作蓬蓬勃勃开展起来。 文委书记冯乃超主管香港文化和统战工作，团队编辑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等多个中共地下党的公开刊物是这个阵营的主旗和主器。 他任命文委委员周而复为海洋书屋总编辑。 周而复后来升任文委副书记。 文委将香港和延安搭起一座桥梁，介绍和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将解放区作家实践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所产生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通过香港的港口流传到国民党统治区和东南亚一带国家和地区去。 其中，文委主编出版的《北方文丛》，介绍解放区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艺评论等作品，每集10本，从1947年开始出书到1949年，共出版3集。 冯乃超亲自撰文对《北方文丛》上发表的康濯所著短篇小说集《我的两家房东》加以评介，认为这本描写解放区农民的小说集，“表现着特有的清新风格。 他细致而不烦琐，平淡而不刻板，有着生动的朴素性，不加铺张的真实性”。 他发表论文《从〈白毛女〉的演出看中国新歌剧的方向》，评论《北方文丛》里贺敬之、丁毅所写歌剧《白毛女》。并参加组织香港中原剧社、建国剧社、新音乐社在港联合演出歌剧《白毛女》。 他认为《白毛女》在香港公演成功，是这个新歌剧在全中国范围内的成功： “它是地方色彩极浓的歌剧，却打破了一切地方戏所受到的那种流行地区的限制。这次在香港公演和张家口公演比较起来，在意义上是人民大众新歌剧的又一次胜利的收获……” 他高度评价： “《白毛女》是民族形式的歌剧，是中国第一部歌剧，他在人民艺术的发展与进步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同时，他也指出： “《白毛女》并不是完成了的中国新型歌剧，而只是一个实验品，剧本与演出中存在着各种矛盾、问题与不足。” 对中共前任领袖瞿秋白，他在香港也发出“文学声音”，认为瞿秋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工作对中国思想和文学的关系，十分重要，而过去这方面的作品出版发行很少，应该刊印这方面的文章，在香港和南洋一带流传。 于是，他编选了一本瞿秋白著的《论中国文学革命》，于1947年7月由海洋书屋印行。 他在此书的《后记》中指出： “瞿秋白先生对于建立中国文艺理论作了很多工作。他翻译了不少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理论的文献。这个介绍工作清除了当时许多错误的文艺理论的影响。他的文艺批评纠正了当时不少作家及理论工作者的错误倾向”。 他在香港编选了一本诗集《毛泽东颂》，书内收集有关歌颂毛泽东诗词12首。 他在“编后记”中写道： “从这些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和人民心目中的这位革命舵手的形象，并且认识中国英勇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 1947年秋，他和集聚于香港的文委成员们都感到不少文艺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需要出版一种以发表文艺理论为主的刊物，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也刊登少量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方面的译文。 因此，他和夏衍、胡绳、乔冠华、邵荃麟等人参与其事，由荃麟主要负责。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于1948年3月1日在香港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是《文艺的新方向》。 这是不定期刊物，每期根据内容起一名称。他为这个丛刊的第一辑写了《战斗诗歌的方向》，第二辑写了《评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 不止上述—— 在香港期间，他还写了不少政论和文艺评论与散文、杂文，发表在《华商报》、《群众》半月刊、《正报》旬刊、《文艺生活》等报刊上；他还和邵荃麟共同执笔写了《方言问题争论总结》等文章。 1949年初，中国大局已定。他于3月期间率领中国文化界精英人士200多人离开香港，前往华北解放区。 北上后，北平里，冯乃超旋任新政府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 文教委主任是郭沫若，他再次成为郭沫若的助手。 1949年的春天，他还出任：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党组代表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华北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 ——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他的战友们也各有用武之地。 那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时期，中国的工农兵学商，还有知识分子革命干部，高唱红日从东方升起，激情澎湃。 （敬请待阅下辑）
他风度·系列男人记出品人
钮海津 Newman 传媒职业经理人，客座教授，前执业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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