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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初期，陈忠经、熊向晖、申健受党组织派遣，先后打入胡宗南部的核心部位，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政战略情报。 1947年，蒋介石撕破“和谈”的假面具，命令胡宗南向延安发动全面进攻。熊向晖及时获取了敌人进攻延安的兵力部署及配备测向仪等重要情报，为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忠经、熊向晖、申健三人曾被周恩来称为我党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后三杰”（注：“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 陈忠经，原籍江苏仪征，1915年12月生于江苏扬州。1936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外交战线上从事对外文化工作，为党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忠经 陈忠经幼年时随家迁到北京。1934年夏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在北大，他连任两届校学生会主席，并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1936年2月，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联”。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陈忠经于8月经天津南下来到湖南长沙，进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并担任学生会主席。在这里，他进一步靠近党组织。 12月，日机轰炸长沙，临时大学的校舍被夷为平地。此时，国民党胡宗南部的第一军刚刚从淞沪会战撤退，损失极为惨重，急需补充兵员。胡宗南派人到长沙，招收一批青年学生去协助部队从事战地服务，党组织便指示在长沙的大学生党员伺机进入胡宗南部。陈忠经的好友、中共党员许焕国奉命行事，陈忠经也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之后，服务团随胡宗南的部队到了陕西。 1939年秋，陈忠经借赴重庆探望父母之名，秘密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会见董必武。他向董必武汇报在西安工作的情况，并向党组织请示下一步工作打算。董必武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八个字指明了陈忠经及其战友工作的方向，并要求争取打入胡宗南部的核心，开展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回到西安后，陈忠经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省支团书记，后又担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他性格活跃，善于交际，创办了《研究月刊》《新秦日报》等报刊，游走于西安的高层交际圈。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结婚，还特意邀请他当证婚人。正是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陈忠经的身份掩饰得极好，搜集情报也更加方便。 1941年的一天，陈忠经要给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八办”）传递一个十分紧急的情报，根据规定，他们不得与“八办”直接联系，但一时没有其他能够及时送达的途径。陈忠经和申健商定，只能冒险亲身“闯八办”。那天，西安大雨倾盆，陈忠经用一件斗篷式的黑厚雨衣将全身从头到脚遮蔽起来，在夜深人静之际，骑上一辆自行车，先在“八办”附近的街道绕了几圈，看清楚平时摆在附近的小食品摊（其实是监视“八办”的特务）都已因瓢泼大雨“撤岗”了，便骑到门口，看准前后无人，一个急拐弯进了“八办”的门。找到负责人后，几句话传达了信息，立刻出门，上车骑到大街上转了几圈，确定没有任何跟踪尾随，方才回家。 做地下情报工作，在事关重大而别无他途的情况下只能不得不“临机决断、冒险一搏”。有一次，陈忠经离开西安到外县视察，在一个车站停车时，下车走动一下，只见站台上两个校级军官带领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一字排开，一个军官说奉他们驻军团长之命，请他到团部有事相商。陈忠经早就听说过某位军人是蒋介石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人，一直在传播他和熊向晖、申健是“混进来的奸匪”等等，但迫于胡宗南对此三人的重用，又不敢有什么动作。这次很可能想乘陈忠经单独外出之机，把他抓起来，甚至可能来个“先斩后奏”，然后假造出陈忠经到外县搞策反等等的莫须有“证据”报给胡宗南——若人已死，胡宗南也将无可奈何。 紧急关头，陈忠经当机立断，向前迈了两步，抬手重重地扇了那个军官两个耳光，骂道：“你想造反吗？”顺手从随行副官手里拿过皮包，掏出一张公文说：“我是省党部执行委员，奉胡长官命令到各地视察党务。要肃清共产党在我们部队里的影响。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想阻碍我执行公务吗？你要造胡长官的反吗？你是不是共产党？”他的副官也已经把手放在了腰间的手枪上。这时，站在旁边没有说话的另一个军官给陈忠经敬了一个礼，把那军官推到后面说：“长官别误会，我们也是奉团长之命来请陈委员到团部里休息一下。要是您忙着公事，我们不敢多耽误您的时间，请上车，请上车。”陈忠经向那第一个军官骂道：“混蛋，混蛋！”转头向他的副官说，“我们走！回去向胡长官报告，要他们团长的好看！”上了火车，火车随即开行，这才长吁一口气。 陈忠经精通外语，西安地区的三青团遇到有招待外宾的工作，经常由他负责。1944年5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西安，不少国民党顽固分子在记者招待会上捏造谎言，企图在国际社会上丑化八路军。陈忠经限于身份不好公开反驳，便利用晚上聚会，巧妙地同外国记者一一解释，帮八路军澄清事实。 作为三青团的高级干部，陈忠经为了隐藏真实的政治立场，有时不得不做一些符合“身份”的事。1946年3月，他会同国民党党务系统的人员，组织了一次由西安大中院校3000余名学生参加的反苏反共游行。 在敌后秘密工作中，细枝末节往往关乎大局。陈忠经自小有一个对秘密工作很不利、甚至很危险的毛病：爱说梦话。一次，他奉命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一名人员出差。当时条件不好，两个人需要同住一个房间。陈忠经知道爱说梦话的毛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出差第一夜，他就以赶写报告为名，一宿未眠。第二夜和第三夜，因不能再以写报告为托词，他只好躺在床上假装睡着，时不时还要发出一点鼾声。就这样，他连续三夜未合眼。白天还要正常工作，甚至要在宴席上喝酒，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1956年，陈忠经率团访问保加利亚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为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势力，派陈忠经、熊向晖、申健三人先后赴美学习深造。他们将此事向中央汇报，周恩来对汇报人说：“胡宗南保荐他们去美国留学，中央同意，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得益的是我们。”到美国后，陈忠经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后因身份暴露，经苏联政府的大力协助，于1949年6月乘船离美到香港，后安全到达北京。
1964年1月19日陈忠经（中后）陪同毛主席接见希腊文化代表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忠经长期在外交战线上从事对外文化工作，1950年11月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1960年率领百人艺术团前往多个国家访问演出，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历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代局长，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副处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对外文化友好协会秘书长、副会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顾问、副部长等职。2014年7月13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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