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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表音语言源于切音 图 1605年《西字奇迹》中的“澳门番声”部分天地门的汉字对应番语  这也是只有华夏文明才有的现象，汉字与汉语是两套系统，一套是文字记录形式，一套是发音语言形式，这一点保证了发音变化，不会过多影响汉字字体的改变，也就能够保证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化科技的总结的古人精华，可以长久的依靠造纸术印刷术凭借文字流传下去，传承文明！ 正是有了“汉字”，才有“音”，也才能称得上“音”。由此可见，律吕声音之学，不仅仅是文字的发音有关，与音律的关系也关系密切。这只能特指汉字而言了，除了中国其他地方只能叫记音符号或注音符号。这还是在受中国文化影响学习汉字以后产生的现象，以前蛮夷只能是有声音会说话，但是其语言能够表达的事物依然很少。 清代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说：“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部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 图 网友“虚空之思”找到的西语标注汉字发音的不知名书籍，用到了汉语切音。01  图 网友“虚空之思”找到的西语标注汉字发音的不知名书籍，用到了汉语切音。02  汉字使得西方语言获得了事物与概念。 引用如下，例如： 第三、在17世纪晚期，威尔金斯和笛卡尔等人在汉字的影响下，致力于寻找可以通用的“哲学语言”；由此看来，当时并不存在有价值的、可被借鉴的“希腊哲学”。如前所述，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的先天缺陷是没有“表意”，它必须借取汉语含义和借鉴汉语定义，而这项工作则是在18世纪上半期完成的。所以在莱布尼茨通过汉字来创立西方哲学的时候，欧洲文字——特别是德文——尚不胜任于此。罗伯特·帕丁森说：“莱布尼茨认为汉字是理想的哲学体系的原型，它们使思维与对象直接关联，从而免于像我们（欧洲）语言那样的含糊不清。”剑桥大学教授彼得·柏克说： （在欧洲）17世纪是一个尝试创造通用语言的时代，希望能够实现免于误解的普遍交流。……培根、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等人热衷于这个项目，首先是努力消除语言文字的歧义，从而能够更准确地描述自然哲学的新发现。这个理想是构建“哲学语言”，也可以说是“科学语言”。它的模型之一是表意的汉字系统。……培根意识到汉字能够在多样性的语音之中进行沟通。他像其追随者威尔金斯一样，认为汉字是“真正的字”，……无需口语中介、而且能表达思想。 （引用自诸玄识《虚构的毕达哥拉斯，古希腊伪史的生成根枢 用“道”的碎片伪造的希腊哲学》一文。） 再例如： 中文（汉字）使莱布尼茨“美梦成真”！毕格罗教授介绍： （现代早期的欧洲精英几乎都认同：）汉语……这种基于“真正的字”的书写系统的语言，是完美的普遍通用语言的典范；它的每一个字不仅代表声音，更是传达一些基本的哲学原理。……可从汉语文献里发现完美写作的线索，它穿越距离与世代的口语变化。……莱布尼茨的结论是，汉字在本质上是哲学的，它不只是表达说话，主要则是基于“理智的考虑”。莱布尼茨提议将汉语当作“哲学语言”的楷模。……换句话说，莱布尼茨（按照“汉字模式”）设想了一种与思维直接相关的写作形式，它不受口音差异与事物变异的影响。莱布尼茨的梦想……“当务之急是，在名称与事物之间建立准确的对应关系”（像汉语那样的含义与定义）。然而，莱布尼茨这个梦威胁到了“欧洲文化中存在真理”这一大家共识。 早在17世纪初，培根提出：“汉字是真正的字，它所表达的，不是声音和土话，而是事物与概念。” 自那以后的西方，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基于“汉语模式”的语言文字改革；从汉语“借取含义、借鉴定义”，把它的各种文字从原先的“表音符号”，变成了“知性符号”。与此同时，从汉字和汉语文献中汲取智慧元素、知识基因和思维工具；后者诸如：表意与写意、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数字与数学、审美与唯美、抽象与形象、形而下与形而上、逻辑逻各斯……。 17世纪的欧洲学者承认：中国是“神启的逻各斯的知识库”。美国圣母大学教授施莱勒斯说：“莱布尼茨使用中国'表意文字’作为他的（哲学与科学）规划的基础，最终派生出普遍性的话语，由此开发出符号逻辑学。” “汉字是哲学语言的典范。”德里达确认：“汉字在莱布尼茨的项目中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西方哲学的基石。” “汉字密码”是西方知性与哲理的唯一来源。比吉特·陶茨教授指出： 中国字符的权威和认识方式都真的渗透到欧洲的知识形成中了吗？汉字的基础是指事的、合理的……。他（莱布尼茨）认为在语言和表达之外没有真理，……并且除了对中国古籍阅读、破译和诠释之外，不存在其他的权威方法。说到底，莱布尼茨将汉字的内在因素视为（建立西方知识体系的）里程碑……。他相信世界上，欧洲与中国分享同样的原初逻辑与内在理性；因此，通过阅读中国古籍，也能够使欧洲发掘这方面的潜力。 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安戈也说：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如果任何人发现一种方法，能够解码汉字这种表意文字；那么，他就可能拥有非常宝贵的知识，他就可能获得全部的人类知识图像的钥匙。” （引用自诸玄识《西方不可能原创哲学，莱布尼茨“中为洋用”》一文。）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句话：“17世纪的欧洲学者承认：中国是'神启的逻各斯的知识库’”。 图 《传教士与汉学研究》西夷传教士使得欧洲人发现中国汉字与事物相联系是真正的文字，而中国文字的表意影响了17世纪欧洲语言学的研究。现在中国人又去学习西夷语言学研究汉字。  所以说，未有文字前，以声音为事物命名：“未有文字，以声为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为事物之名，故文字谓之名也。”（清代陈澧《东塾读书记》）有了文字以后，文字就作为事物之名了。 我们一直说的就是汉字作为文字命名了世间万物，甚至是提升出来的特有中国文化概念意义，这就是“有字之声”，自然是汉字在前，各国蛮夷记音符号在后了，这些记音符号来自于对汉字的注音，以及对汉字意义的一并提取，有了上述基础，蛮夷才能获得进步。 因为蛮夷只有“无字之音”，跟鸟兽差不多，基础语言指代并不多，这是基于它们社会发展落后而决定的，所以，它们不可能有更多对世间万物的了解，也没有更多对世间万物的命名，更谈不上进一步社会发展产生的抽象文化内涵了。 这些只能来自于中国，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发达先进程度决定的。 我们再来看个故事，涉及到扶箕（扶鸾）术，满清民国时期，扶箕也喜欢请夷鬼崇洋媚外了。 “扶鸾”，又叫“扶乩”，是中国道教的一种占卜方法，又称扶箕、扶鸾、挥鸾、降笔、请仙、卜紫姑、架乩等等。 在扶乩中，需要有人扮演被神明附身的角色，这种人被为鸾生或乩身。神明会附身在鸾生身上，写出一些字迹，以传达神明的想法。信徒通过这种方式，与神灵沟通，以了解神灵的意思。 《江西通志》文孝庙在吉安府东，祀有梁昭明太子统，时「挥鸾」判事甚灵应，其所写「挥鸾」就是扶箕，为神仙驾凤乘鸾，故有此名（《图书集成神异典》第三一0卷＜江西通志＞）。尤其陶弘景的《真诰》与《周氏冥通记》，可以参考。 诚如《真诰》的内容，与现代扶鸾语意相同的是「诰」里的诗词和语句。陶弘景的理论，见受诰时不必有神器，只以手执笔，随神灵旨意直书而已，形为扶鸾时正鸾生执柳书写成字成文，亦即周氏之灵文。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入侵扶箕也“与时俱进”，以请外国夷鬼为荣。《扶箕迷信的研究》记载：拿破仑、华盛顿、托尔斯泰，都曾到中国箕坛来做客。 民国时期，大连有帮人扶箕请仙，说是请来了“耶稣”，可是它却满嘴罂语，谁也听不懂，只好再请一位神仙来翻译，结果说是请来了济公，“耶稣”不说犹太语说罂语，酒肉和尚做翻译，据说当时还有狗大教徒在场。 这个事情呢，可以看出来西方嫉妒教出现的必然很晚，因为“耶稣”不说犹太语说罂语啊，当然也可以说请不来真“耶稣”鬼，但是，还是可以证明所谓的什么犹太语之类的通通是造假的。 再说一事，见满清斌椿《乘槎笔记》中提到他祝寿瑞典王太后，用的是“太坤”一词，很有意思。 《乘槎笔记》是清朝斌椿著于1866年前后，本书据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本影印。1866年春，请政府出于了解外国时政民意之目的，派出了时任山西襄陵县知县的斌椿出使欧洲，参观了欧洲十数国家的一些领先世界的产业和技术。斌春回国后，将所见著书，即为《乘搓笔记》。 斌春（1803-?），清代旗人，属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善禄管领之下。曾任山西襄陵县知县，1864年，应赫德之请到海关总税务司办理文案。当时由赫德始发倡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和主持，筹划派员赴欧洲考察。满清政府意识到在对外关系上，“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大有考察西方之必要。而斌春本人，也早有浮海之志。在这种背景之下，斌春与其子率领同文馆学生3人，于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二十一日离开北京，远游欧洲。整个旅行过程从当年正月下旬到十月上旬，为时九个月，其中在欧洲旅途用了4个月，考察了法、英、荷兰、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汉诺威、比利时等约15个国家和地区，途中随时记载，汇成一卷，其中关于欧洲的部分约两万字，斌春题其名为《乘槎笔记》。 在瑞典，他书折扇呈王妃，正好王妃是荷兰公主，从报纸早知斌椿在荷兰题诗，因此见到他即说：“承诗赞咏，敝邑有光矣。”斌椿还给瑞典太坤（王太后）献诗祝寿。六月初一日记： 瑞国太坤前期遣官约见……太坤迎见，云：“中华人从无至此者，今得见华夏大人，同朝甚喜。”又问：“历过西洋各国景象如何？”予曰：“中华官从无远出重洋者，况贵国地处极北，使臣非亲到，不知有此胜境。”太坤喜形于色，命遍观各楼舍，复假宫舆入御园游览，备酒食瓜桃诸品。北地寒，鲜果绝罕，非大官不办也。予吟一绝为太坤寿，云：“西池王母住瀛洲，十二珠宫诏许游。怪底红尘飞不到，碧波青嶂护琼楼。”乃归。 把瑞典王太后比作王母娘娘是很可笑，不过，此处也可以知道西医语言的“Queen”发音及词语确实应该是从中文汉字“坤”注音翻译过去的哦！ 图 《传教士汉学研究》西夷传教士研究汉字搞出来的语言学，结果中国人再以此认识研究汉字。这是不是有毛病？  图 《传教士汉学研究》中马若瑟区分了文言与白话，近现代接鬼蛮夷，国内砖家以此批判文言文，成功用白话文成为现代汉语的主体。  图 《传教士汉学研究》马氏文通与马若瑟的书有联系，中国人认为打破了古人文字音韵训诂的天下，学习西夷就是迈进了现代语言学。  讽刺的是，现代中国汉语语法学却喜欢学习西夷的拉丁语语法搬到汉语上面来用，都是受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影响。 图 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作者承认西夷语言原于切音。  图 《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提到西夷传教士学习研究中文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满语，借助满语译本学习中文，因为对于它们满语容易掌握。这其实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而且，为了解决西夷传教士学习汉语汉字的问题，它们发展了拉丁字母拼读汉语的技术，其代表作《西儒耳目资》，这就是真相，西夷的语言实际上就是汉字的注音。 现代国人还觉得这种做法挺骄傲的，觉得变成西夷更“先进文明”了。 真可谓是邯郸学步、削足适履，把中国变成西夷，这是从古代到现代的中国人一直在走的路，终于要实现了，无药可救！ 不过，《马氏文通》作者承认西夷语言原于切音，于是汉字切音法就得在中国解释成外来的、佛教传入说等等，如此才能完美证明西夷诸蛮夷注音符号不是来自于中国，其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如此一来，反而证明了汉字注音法才是诸蛮夷表音语言的根本源头。 没想到吧，这一切居然是这样的，因此，蛮夷所用的注音符号只能出现在汉字之后，起初都是为了标注汉字读音。 西方表音语言也不会出现的很早，而且其创制一定是离不开中国音韵学韵书，更离不开汉字对其记音语言的概念定义，否则其语言发音将毫无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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