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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6年管理岳州窑遗址博物馆，并对岳州窑青瓷文化的宣传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15—2019年参与了“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湖北湖南卷的编撰工作2015年参与深圳市考古鉴定所举办的“'知白守黑’——隋代至元代中国北方黑釉瓷文物精品展”的组织工作2017年应邀参加了河北博物院举办的“中国传统草木灰釉的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并做了主题为《以自然落灰成釉现象为视角---关于制瓷工艺的起源以及早期青瓷制作工艺发展进程的实证研究》的专题学术报告2017年应邀参加了湖南省湘阴县政府举办的“岳州窑文化复兴学术研讨会”，并做了主题为《六朝——隋唐时期岳州窑器物上的域外文明元素考略》的专题学术报告前言：本文作于2021年，系受北京大学秦大树先生之邀，为《中国考古学百年史》中隋唐陶瓷考古史部分关于岳州窑的考古研究历程撰写的总结。本文较原文有所增补，然因个人才疏学浅，难免有遗漏或未关注到之处，请学界方家批评指正！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秦先生给我的指导与教诲，晚辈永志不忘！ “岳州窑”之名最早见载于唐人陆羽所著《茶经》，在《茶经》的第四章节“茶之器”即有关岳州窑的记叙：“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红白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1]由于《茶经》自唐代刊行流传至今，“岳州窑”便以唐代青瓷名窑的身份载入史册，而《茶经》中关于唐代岳州窑器物的描述仅仅以一句“越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带过，未有更多细述。自唐代至民国，大多提及岳州窑的文章、著作大都是援引自《茶经》对岳州窑的这一句简要描述而作它说，如：清人蓝浦在他的《景德镇陶录》中提到岳州窑以“湖南岳州府，唐代亦陶瓷，皆青”一语作为记述；近代人黄矞著《瓷史》提及岳州窑亦复如此，以一句“岳州即湘也，其品既在寿州、洪州上，则亦当时之珍品。”之句作记。日本古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于上世纪40年代所著《支那青瓷史稿》中列举岳州窑时亦是主要援引《茶经》对岳州窑的记叙。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记录岳州窑的历代文章大都是以《茶经》中关于岳州窑的记述语句为母本而作改头换面之说。唯独中国近代著名古陶瓷学者叶麟趾先生在其上世纪30年代发表的著作《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记述岳州窑时使用了对产品面貌以及窑业地理分布的叙事语言：“岳州窑在今湖南省岳阳县，胎质似婺窑而略粗。明末岳阳楼南之卢陵潭亦有烧造者（即岳窑之继起者），胎质黄褐而坚致，釉呈青绿色（青者如海碧色，绿者如孔雀绿）。”从这一段文字来看，叶麟趾先生似乎把湖南省岳阳县洞庭湖南岸的鹿角窑[2]当作了陆羽记述的“岳州窑”，这与史实不符，因为鹿角窑乃至整个岳阳县湘江流域已发现的青瓷古窑场均为宋元时期，主要产品为青瓷与黑釉瓷，胎质较为粗糙，至今未发现有唐代窑业存在，所以叶先生这一段关于对《茶经》中记述的岳州窑的考证并不准确。另外，卢陵潭在湘阴境内，虽然位于岳阳楼的南边，但距离岳阳楼有近70公里，地理差距较大。不过卢陵潭的确有东晋时期的青瓷窑址，其窑址地表多见底部采用满釉支烧工艺的青瓷盅、碗，釉色青绿。从这些情形来看，叶麟趾先生对于六朝至唐宋时期的陶瓷史不够熟悉，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后人不能苛责。不过，从叶麟趾先生的书中关于岳州窑的记述来分析，叶先生也许并没有到湖南来进行实地窑址考察，但他跳出前人的旧习，用调查的方法开展研究是领先于其所处时代的！ 岳州窑的窑址考古活动发端于新中国时期，自上世纪50年代至近几年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湖南省文物考古部门的历代考古工作者对湘阴县境内多处古窑址进行了数十次调查、发掘，这些工作成果一方面揭开了《茶经》中记载的“岳州窑”位于湖南省湘阴县这一历史面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岳州窑的研究向更精深的领域迈进。下面笔者先就历年的窑址考古调查、发掘情况做一综述： 1953年3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派吴铭生、何国维先生赴湘阴县铁角嘴镇进行了窑址考古勘察，发现了窑头山、白骨塔、窑湾里三处窑业遗迹，未进行考古发掘。根据考古工作者的描述：窑头山窑址和白骨塔窑址地表均有数量丰富的青瓷残器残片堆积，而窑湾里窑址则地表遗存较少，但发现地面有火烧痕迹以及裸露在地表的砖墙遗迹，似乎为窑炉。考古工作者凭地表遗存的青瓷残器及窑具初步判断这三处窑址为唐代窑业遗址。该次调查结束后，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岳州窑遗址调查报告》的考古调查报告[3]。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周世荣先生等一行考古工作者赴湘阴县铁角嘴窑址区调查并对窑址的文化堆积层进行了测量，测出窑址残废品堆积层平均厚度约70厘米，周世荣先生据此认为铁角嘴镇的古窑址堆积层不厚、地表遗留的器物种类不多，可能不是岳州窑的主要窑业区域[4]。1973年，岳阳地区文物普查组赴湘阴县铁角嘴镇调查古窑址，当地农民送交两只窑址区出土的玉璧底青瓷碗[5]，这种制式的青瓷碗属唐代典型器物，为窑址的断代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图一 湘阴县铁角嘴窑窑址出土的青瓷玉环底碗 岳州窑遗址博物馆藏 1956年10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遣吴铭生、石明初先生赴湘阴县乌龙嘴窑址开展窑址调查及标本采集工作，在此次窑址调查中发现了一处明代的窑址以及范围较大的宋--明时期的窑业文化堆积层，并在文化堆积层中采集了黄釉/黑釉的执壶、黑釉杯、模印菊花纹黄釉碟、模印鱼纹黄釉碗、模印菊花纹黄釉碗、模印“福寿嘉庆”字样吉语黄釉碗等器物。该次调查结束后，吴铭生先生撰写了题为《湖南湘阴县乌龙嘴明代窑址调查记》的考古调查报告[6]。 周世荣先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赴该处窑址做了进一步调查，并归纳出该处古窑业的主要面貌：1、该处的窑址多为馒头窑；2、主要产品有壶、罐、碗、碟、瓶等；3、按装饰工艺划分，该窑产品有釉下粉彩（即在含铁量较高的胎体上以化妆土为绘画原料作画，而后在产品表面整体罩施一层石灰钙釉）、粉地黑彩（即在器物表面施以厚厚的化妆土层，再以黑釉为绘画原料在化妆土层上作画，而后入窑一次烧成）、模印花纹图案等三种装饰工艺。4、窑业堆积层达2.2米，该区域多数窑址应属宋元时期[7]。 图二 乌龙嘴窑窑址出土粉底黑釉彩绘花卉纹执壶残件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1973年，湘阴县药材公司修建仓库时发现了古窑址，湖南省博物馆派周世荣先生等一众考古工作者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较为成型的器物共1051件。该次发掘系岳州窑考古史上第一次正式的窑址发掘。1975年，与湘阴县药材公司毗邻的湘阴县城关电瓷厂在修建烟囱的桩基础施工时发现有古窑址，湖南省博物馆派周世荣先生等考古工作者再赴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在这一次发掘结束后周世荣先生还对湘阴县水门胜利街一处4米高的古窑址堆积层断面做了考古调查及采集工作。综合这两次考古发掘、调查的成果，周世荣先生撰写了题为《从湘阴古窑址的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的发掘简报[8]，对这几处窑址的出土物按照器型进行了归类整理并根据墓葬考古发掘资料对各类器物的断代做了初步研究。从该发掘简报列示的器物来看，湘阴县城关镇地区“药材公司——电瓷厂——水门”这一地区的古窑址的时间跨度覆盖了自两晋至初唐，尤其以南朝至隋代的器物数量最多。汨罗原为湘阴县下辖的镇，后分拆为县级市。营田窑址位于洞庭湖东岸，现在隶属于汨罗市屈原管理区，为宋元时期的窑业遗迹。1982年，周世荣、张中一先生对营田窑址进行了调查以及试掘，发现有马蹄形窑2座，龙窑1座，窑址堆积分布约1平方公里左右。其中，马蹄形窑室直径2.9米。窑址区域内发现的窑具有覆钵形器墩、筒形匣钵、支钉、垫圈等，发现的器物有碗、盏、碟、壶、瓶、炉等类型。而按照装饰工艺分类共有三类，第一类是素面的黑釉以及酱黄釉瓷，第二类是釉下彩绘瓷，第三类是模印花纹青瓷。营田窑的产品类型与湘阴县乌龙嘴窑大体上是一致的，但营田窑的釉下彩绘瓷的品种更丰富，彩绘的艺术水平也更高。从周世荣先生的著作中列举的营田窑釉下彩绘瓷来看，有执壶、斜壁盏、束口盏、玉壶春瓶、鼎式炉、琴炉、罐、碗、器盖等[9]。这些器物的釉下彩绘纹样有牡丹纹、梅花纹、菊花纹、卷叶纹等，画面流畅而灵动，观赏性极强。除此之外，还有釉下绘斜条纹、直条纹等线性图案以及菱形纹等几何图案的绘画内容。2009年，为了配合屈原管理区灏东船厂码头的建设，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屈原区文物管理所，于 2009年9月11日至25日对该工程范围内的烟登山营田窑址进行了为期14天的抢救性发掘。此前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2004 年也对该窑址进行过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在灏东码头西南面布探方13 个（5×5 米），清理残窑一座，发掘总面积 325 平方米，发掘区除了残窑外，其余为营田窑址废弃陶瓷器残件的堆积场。从以上窑址区发掘的器物按照器型分类有碗、盘、钵、器盖、壶、罐、盆、杯、扑满等等，较之1982年周世荣先生与张中一先生的窑址调查成果有了更进一步的发现，如扑满、杯、敛口钵等均为之前未发现的器型。该次发掘工作结束后，由黄新平先生撰文、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屈原区文物管理所发布了窑址发掘简报[10]。湘阴青竹寺窑位于湘阴县城南边6公里安静乡青竹寺周围地带，青竹寺窑为东汉至三国时期的窑业遗址，是岳州窑早期青瓷窑业的代表性窑场，也是中国东汉晚期出产成熟青瓷的代表性窑场之一，于1986年湘阴县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88年，为迎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衡阳召开，便于大会专家参观、研究，周世荣先生携周晓赤、刘咏池先生赴青竹寺窑址进行发掘。经现场勘察，青竹寺窑址窑业遗迹分布范围约1万平方米，这次发掘开了8个探方，出土陶瓷器19000余件，器型有碗、罐、钵、罂、杯、洗（折沿盆）、釜、酒鏂、壶、盂、网坠、蛙形器等，而以碗、罐、釜为主，这三类器物的残片在整个窑址区俯拾皆是。所有出土器物中青瓷器占90%，印纹硬陶器占10%。图三 青竹寺窑窑址出土东汉晚期印小方格纹青瓷双系罐 岳州窑遗址博物馆藏 图四 青竹寺窑窑址出土东汉晚期酱褐釉青瓷双系罐 岳州窑遗址博物馆藏 图五 青竹寺窑窑址出土青瓷小罐 岳州窑遗址博物馆藏 1、青竹寺窑址出土了一片刻有“汉安二年”文字的瓷片。汉安二年为公元143年，是东汉顺帝的年号，该瓷片为青竹寺窑的断代上限提供了重要依据。图六 青竹寺窑窑址出土刻有“汉安二X月二十五日”字样的青瓷片 该瓷片釉面已剥落，器胎之上有拍印的小方格纹，特此注明 2、本次发掘工作结束后，湖南省博物馆拣选了3片青竹寺窑出土的青瓷片送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检验，经郭演仪先生的检测分析，青竹寺窑青瓷的胎质中氧化铝含量约17.47%、氧化铁含量约1.68%、二氧化钛的含量约0.7%、二氧化硅含量约76.6%，釉中氧化铁含量为1.1-1.39%、氧化钙含量为17-20%、氧化镁含量约2%。以上数据表明青竹寺窑青瓷的成分与浙江上虞小仙坛窑青瓷的成分十分接近，部分指标如胎质中的氧化钛含量以及釉中氧化铁含量甚至优于小仙坛窑，可以认为青竹寺窑青瓷属于中国东汉时期成熟青瓷范畴。（见表1） 表1：青竹寺窑青瓷与上虞小仙坛窑青瓷关键化学元素对比3、在青竹寺窑发现了早期的白瓷。周世荣先生在青竹寺窑址发掘报告[11]以及他的多篇文章中均提及青竹寺窑址出土了一类釉色呈青白色、胎质洁白细腻的瓷种，这类瓷釉色呈天青色，非常类似于青白瓷。周世荣先生以“原始青白瓷”之名给这类瓷器做了一个标记，以表示它们不同于同期的青瓷器。建国以来，在湖南、广西、重庆等地的东汉--东吴墓中均发现有一类釉色呈白色或青白色的瓷器，关于这些瓷器的研究目前仍是中国古陶瓷考古学界一项待解的课题，青竹寺窑出土的这一类瓷无疑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1988年这一次发掘工作结束后，1997年周世荣、刘咏池、周晓赤先生在《香港考古学会会刊》上发表了《湖南湘阴青竹寺窑发掘简报》。 201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宁波先生担任考古领队对青竹寺北侧的丘陵坡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400 平方，发现并发掘了两座龙窑遗迹和一处瓷片堆积。一号龙窑为半地穴式长斜坡龙窑，方向 251 度，前部因近现代建房取土所破坏，保留了中后部，残存长度约 7.5 米，宽约 2.7 米。窑壁保存的高度约 40 厘米，粘土抹壁，窑床上有大量用于砌筑上部窑壁和窑顶的土坯砖。窑床坡度大致在 19～24 度之间，窑床上铺有10～16 厘米厚的砂层，倒塌堆积中出土了近百片印纹硬陶和青瓷残片，以青瓷为主，可辨器形有四系罐、水波纹洗以及玉璧形垫圈。 一号龙窑及湾河边探方中共出土陶瓷器残片约 2700 片。其中印纹硬陶片 340 片，青瓷片 2360 片。硬陶胎色青灰，器形主要是罐和器盖，器身布满麻布纹或方格纹，纹样有粗有细。与青瓷相比，硬陶胎体略粗，从断面可以看出一定量的杂质，表明硬陶是采用附近随处可取的粘土烧制而成。青瓷器形有罐、洗、釜、鏂等。其中以罐最多，釜和洗次之。罐的器形丰富多样，肩部多有四系。青瓷器的纹样以细方格纹为主，主要饰于器外壁，最常见的水波纹和连弧纹多饰于罐的口沿与肩部相交处、洗的口沿及内壁和内底。少量系纽上饰焦叶纹。青瓷器基本采用叠烧法装烧，碗、洗、罐的口沿多有刮釉的现象，器物一般施釉不及底，使用玉璧形或圆饼形垫具间隔。 2017年青竹寺窑发掘出土的器物类型与1988年的发掘出土器物是重合的，最重要的收获是在青竹寺窑发现了
4 处龙窑遗迹，其中 3 座属于东汉至三国时期，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但窑炉的形态均为半地穴式长斜坡龙窑，经过发掘的 1号龙窑 和 4号龙窑
宽度均为2.7 米，窑壁分为粘土和砖砌两部分，下半部为粘土抹壁，上部以至窑顶以土坯砖砌筑，似乎正处于由粘土龙窑向土坯砖砌龙窑过渡的阶段。此次东汉龙窑的发现和清理，首次明确了东汉至三国时期岳州窑的窑炉形态，进一步完善了岳州窑的发展序列。此次发掘结束后，张兴国、杨宁波先生发表了考古工作简报。[12]。 白梅窑址位于湘阴县樟树镇白梅村，窑址所在区域为起伏较大的丘陵地带并濒临湘江东岸，湘江对岸即铁角嘴镇唐代窑址，而沿湘江南行5公里即是长沙窑所在地。1988年，周世荣先生领队对白梅窑窑址进行了试掘，开了一个5米*5米的探方并清理了两座龙窑。探方上层为宋元时期窑业堆积层，下层为东汉三国时期的青瓷窑业堆积。两座龙窑中第一条龙窑遗迹相对较为完整，但窑体附近的窑业堆积已被当地农民清除。第二条龙窑的窑身虽已遭破坏但周边的窑业堆积较厚，出土了4000多件陶瓷器，均为宋元时期的器物，主要器型有壶、瓶、罂、碗、杯、盏、盘、碟、洗、钵、灯、炉等。周世荣先生根据胎釉以及装饰工艺对白梅窑出土的宋元时期的器物进行了分类，总共分为五类[13]：第一类是粉地褐釉绘花器物。这类器物在湘阴县乌龙嘴窑中也有发现，它们的特征是在器物的表面施以一层厚厚的白色化妆土，而后再以含铁量较高的釉料在化妆土上作画，待图案画完后，所有绘画处不再施釉，而其它表面部分可能施青绿釉或酱黄釉，最后再入窑高温烧造。烧制成的器物上的装饰图案显示于器表已烧结的化妆土层上，既不是釉上彩也不是釉下彩，所以将这类瓷器称之为粉地褐釉绘花器，其主要器型有执壶、瓶、罂、香炉、盘等等。岳州窑遗址博物馆藏 岳州窑遗址博物馆藏 第二类是釉下彩绘器。这类器物在乌龙嘴窑和汨罗营田窑中亦有发现，同时也是后者的标志性产品，但白梅窑的釉下彩绘器与营田窑相比，其品质、艺术性丝毫不逊色。白梅窑的釉下彩绘器物主要有执壶、盘、盏、盆、双唇罂等器物。图十 白梅窑窑址出土釉下彩绘花纹炉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第三类是模印花的器物。白梅窑瓷器中使用印花工艺的器型有碗、盘、碟三种。而根据纹饰内容来分，则有鱼纹、团菊纹、牡丹纹、莲纹、“福寿嘉庆”和“金玉满堂”字样的吉语纹。图十一 白梅窑窑址出土模印“福寿嘉庆”吉语碗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第四类是刻划纹器物。这类瓷器是窑匠在器物坯件成形而未干的时候，以尖锐利器在器物表面刻划出仰覆莲瓣、排列成某种花卉形象的组合点状压印纹等纹饰，而后再整体施釉并入窑烧成。第五类是单色釉诸器。这类瓷器是白梅窑产品中数量最多的产品类别，器型有壶、罐、瓶、碗、盏、盘、洗、钵、香炉、灯、盏托等，釉色有黑釉、青绿釉、酱黄釉、淡黄色青釉等。在该次发掘工作结束后，周世荣、刘咏池先生发表了题为《湘阴白梅窑》的窑址发掘简报[14]。201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兴国先生担任领队，对白梅窑的两处窑业遗存——河岭上以及巷子口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共400平方米。这两处窑业遗存都是东汉至三国时期的，河岭上发掘面积 300 平方米，该区域因村民建房、挖鱼塘取土等活动而被破坏，地表散布较多东汉至三国时期的窑业遗存，但未见原生窑业堆积与遗迹。出土遗物主要为瓷器和硬陶。瓷器中可辨器形有
碗、杯、罐、坛、洗等。碗多斜直腹、平底，偶见大饼底和寰底。杯多平底，形制与碗相近，唯尺寸小。罐以四系罐为主，大小不一。偶见双唇坛、折沿洗残片。瓷器胎色灰白或青灰，釉以青釉为主，少量酱釉。装饰技法以篦划和拍印为主，偶见捏塑。篦划纹饰有连弧纹、水波纹、同心圆纹等，多施于碗内底、腹壁和罐的肩部。拍印纹饰有网格纹、方格纹、席纹、钱纹等，多用于罐肩腹部。捏塑技法见于鸟形杯残件。此外，碗、罐底部多见方形浅印。陶器有硬陶釜、网坠等。图十二 白梅窑东汉-三国时期窑址出土青瓷芒口大平底碗 巷子口发掘面积 100 平方米，并在 1988 年发掘探方处清理剖面 4处。探方内均是宋元以来形成的堆积层，未见东汉三国时期的原生堆积，也未见窑炉与作坊遗迹，但出土大量东汉至三国时期的遗物。巷子口发掘区自然断面底层文化堆积又细分为若干不同的堆积单位，可初步分为早晚两期，两期遗存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早期窑业遗存以抬肩四系罐、敛口平底碗、硬陶釜为主，四系罐占有较重分量，晚期窑业遗存以芒口平底碗为主，罐、釜的比例明显下降。早期罐口多刮釉，碗类多叠置在罐之上，装烧量有限，晚期碗口多刮釉成芒口，大量使用对口装烧法，扩大了装烧量。前期勘探过程中在巷子口遗址采集了
4 个碳样并送交 Beta 实验室，测年数据分别为 73-226 年（95.4％）、133-264年（68.6％）、21-170
年（93.6％）、86-242（95.4％）年，年代范围都在东汉至孙吴期间，结合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成果，进而明确了白梅窑的兴烧年代在东汉中晚期在孙吴时期，与青竹寺窑年代相当。此次发掘结束后，张兴国、杨宁波先生发表了考古工作简报。[15]。马王磡位于湘阴县城湘江东岸自湘阴县轮船码头往北一公里的沿湘江地带，这一区域的地下全是自三国、西晋至隋唐时期的窑址。马王磡窑址并非仅仅只是一处窑业遗址，而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窑址集群。1997年4月，因湘阴县政府拆除大院内食堂改建宿舍楼，在挖地基施工时发现大量自两晋至隋代的青瓷残器叠压堆积，当年6月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遣考古工作人员赶到施工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近两个月的发掘，收获自两晋至隋代的青瓷器数千件，其中较完整的器物约400件，器型有碗、罐、盘口壶、圜底钵、饼足钵、净瓶、虎子、砚台、高足盘、盅、唾壶、动物俑等类型。图十三 马王磡窑址1997年发掘时的面貌 周世荣先生在察看了窑址发掘出土器物后总结该窑的重点发现有四[16]：第一、首次发现南朝/隋代的龙窑各一座，从而可以证明公元6至7世纪的岳州窑青瓷器采用龙窑装烧技法。其中隋代龙窑残长16-18米，宽2米，窑内各种窑具齐全。第二、出土有一件印有“太官”二字的青瓷碗残件。“太官”为官职名和官署名，战国时已出现，云梦秦简上即有发现。据《汉书
公卿百官表》记载：“少府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十二令丞”，可知汉代时“太官”为少府之属官。又，据《汉旧仪》载：“太官尚食用黄金釦器”来看，太官乃是掌管皇帝饮食和朝廷设宴之官吏[17]。由此可推断岳州窑曾为皇室烧制过专用的饮食器皿。图十四 1997年马王磡窑址出土“太官”款青瓷碗底标本 第三、马王磡隋代龙窑火塘位置的东边挖掘出一架完整的水牛骨架，这可能与祭窑的仪式有关。第四、马王磡窑址的堆积层中发现了一批刻有“张”、“王”、“李”、“骆”等不同名称姓氏的匣钵，周世荣先生认为据此可推知马王磡窑址在南朝至隋代时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窑户合伙装烧制瓷的情形。由于马王磡窑址的发掘工作未发布发掘报告，故其更多的信息还不了解。图十五 马王磡窑址出土的内底刻细线纹样的青瓷洗标本 岳州窑遗址博物馆藏 图十八 马王磡窑址出土的内底刻莲纹青瓷盘、碗标本 岳州窑遗址博物馆藏 图十九 马王磡窑址出土的青瓷净瓶瓶颈标本 岳州窑遗址博物馆藏 图二十 马王磡窑址出土的青瓷碗标本 岳州窑遗址博物馆藏 图二十二 马王磡窑址出土的莲花烛台器座标本 岳州窑遗址博物馆藏 图二十三 马王磡窑址出土的外壁刻莲纹、底足刷护胎釉的青瓷碗标本湘阴县洋沙湖窑位于湘阴县城南郊3公里处洋沙湖的环湖岸边，这里分布有数量多达数十处自东汉至五代/北宋时期的青瓷窑址。洋沙湖原来与湘江是连通的整体，相当于是湘江的内泻湖，上世纪60年代地方政府修了一条河堤将湘江与洋沙湖切断，实际上洋沙湖环湖的窑址群与湘江岸边的窑址是一个联系的整体。洋沙湖西岸以及翻过河堤至湘江边的窑址群多为两晋时期以及盛唐至五代时期的窑业遗存，笔者在这一带的地表上见过鸡首壶、三足樽等两晋时期的青瓷残片以及折腰大碗、玉璧底盏、宫式撇口大碗、双系执壶等唐代青瓷残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在这一带的唐代窑业遗迹中经常可以见到与长沙窑完全相同风格的青釉下褐彩、绿彩绘画的瓷片，也许这一地带的晚唐时期窑业亦生产釉下彩绘瓷。洋沙湖北岸的窑址群多为东汉或五代时期的，南岸和东岸的窑址以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为多。洋沙湖窑址群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被周世荣先生发现，可惜的是该窑址群未作详细的考古调查以及发掘。根据周世荣先生在《岳州窑》以及《湖南陶瓷》中的记载的窑址考察情况，在上世纪60-70年代该处窑址群地表的残留遗物非常丰富，不但能拾捡到完整的汉代的带釉印纹陶罐，而且自东汉至盛唐时期的典型青瓷器物残片应有尽有。2014年，因湘阴县政府决定在洋沙湖南岸搞房地产开发，偶然发现一处五代时期的窑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派了考古工作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但目前还没有发表该窑址的发掘报告。对于岳州窑的历年窑址考古情况，周世荣先生撰写的两本著作《岳州窑》以及《湖南陶瓷》收录了大部分，但近10年湖南省各级文管单位组织的窑址考古调查资料以及发掘资料则未被收录进去。第一阶段为自建国初期至1973年以前，以周世荣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陶瓷考古学者通过对湘阴县境内各时期的窑址展开调查、试掘，积累基础资料，并通过窑址采集器物与湘阴地区的古墓葬出土的青瓷器进行比对，为各处窑址的断代与分期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这一时期发表的一系列窑址调查报告以及湘阴地区古墓葬发掘报告均为岳州窑考古研究的先声。[18]。第二阶段为1973年---2010年，这一时期岳州窑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首先是窑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推进了对岳州窑各时期产品类型的认识，同时为墓葬考古提供了助力，大批古墓葬出土的岳州窑青瓷器物得以确认。在近四十年里，随着湘阴境内多处窑址的抢救性发掘工作的开展，以周世荣先生为代表的湖南陶瓷考古学者们根据窑址出土的各类形制的器物建立了较之以前更完善、更确凿的认知体系。同时，考古工作者还根据湘阴地区、长沙市区、岳阳市其它区域的汉---唐古墓葬出土青瓷器与窑址发掘出土的器物进行综合研究，完善了岳州窑各时期典型器物的谱系梳理工作[19]。在此基础上，国内陶瓷考古学界的学者们将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大到湖南省其它地区以及其它省份的古墓葬、古遗址出土青瓷器上，并从中识别出了一批属于岳州窑典型器物的青瓷器并进行了专题研究，对于进一步认识岳州窑在各历史时期的产品面貌、产品流布及历史上各时期市场影响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李建毛先生发表了题为《“太官”款瓷器及相关问题小议》的研究文章，提出“岳州窑出产的'太官’款青瓷器有可能是隋末唐初萧铣政权高级贵族官僚阶层使用的瓷器”的学术观点[20]。权奎山先生在《武昌郊区隋唐墓出土陶俑的分期》文中根据对湘阴城关镇唐墓和长沙咸嘉湖、黄土岭、牛角塘唐墓中的陶俑的分析判定湖北武昌郊区隋唐墓中出土的镇墓兽、十二生肖俑等属于岳州窑制品[21]。四川省博物馆的高英民先生在《四川万县唐墓》文中对四川万县唐代永州刺史冉仁才墓中出土的青瓷器初步判定为岳州窑制品[22]。贺云翱先生研究了百济武陵王墓出土的青瓷器，并认为其中部分器物的出产归属地有可能是岳州窑[23]。 图二十六 重庆万州唐代冉仁才墓出土青瓷武士俑及文官、骆驼、十二生肖俑图二十九 湘阴县城关镇隋墓出土高足玲珑青瓷杯 岳州窑遗址博物馆藏 其次，岳州窑窑址考古工作推动了岳州窑与其它省份的古窑业的比较研究。自汉代至宋元时期岳州窑的重要窑址的考古调查工作基本完成，且大部分窑址发掘成果都发表了考古发掘简报予以披露，唯独明清时期的窑业发掘研究未系统开展。不过，这一时期的窑址考古发掘工作以被动性的抢救发掘为主，所受客观环境限制颇多，因此部分重点窑址如马王磡窑址、药材公司---电瓷厂窑址等并没有发掘充分。尽管如此，这期间湖南省的陶瓷考古研究者们从不同侧重点对岳州窑的出土器物以及制瓷史做了专题研究，周世荣先生先后发表了《汉唐湘阴窑青瓷》[24]、《岳州窑源流初探》[25]等文章，刘咏池先生发表了《浅谈湘阴窑》[26]一文。同时，学术界还对岳州窑的窑业技术对外传播以及其装饰工艺的时代风貌产生了关注，并开展了岳州窑与洪州窑、寿州窑、相州窑、桂州窑等其它省份青瓷窑场的对比研究，部分研究成果显示出岳州窑窑业技术对外传播的史事。李梅田、刘红芳先生就洪州窑与岳州窑之间可能存在的技术传播问题开展了研究[27]，但部分观点已被岳州窑窑址考古出土资料以及其它省份的窑址考古资料所否定，如文中提到公元6世纪下半叶至7世纪初岳州窑青瓷器物上出现的的模具戳印花纹装饰工艺以及匣钵装烧工艺是承袭自洪州窑。而实际上，模具戳印花纹的装饰广泛流行于隋代南北多处窑场，除了岳州窑与洪州窑之外，越窑、萧县窑、寿州窑、相州窑、青羊宫窑、桂州窑都使用这种装饰工艺，可见这是时代风尚背景下中国制瓷业的整体现象，很难确认某个窑最早使用该类装饰工艺。而岳州窑马王磡窑址以及洋沙湖窑北岸的两晋窑址中亦发现了匣钵，这证实岳州窑使用匣钵装烧技术远早于隋代。胡欣民、王丹丹先生就隋代寿州窑器物与隋代岳州窑器物釉相及装饰工艺上的相似性与不同之处做了初步探讨[28]。张增午、付晓东先生列举了隋代相州窑与隋代岳州窑器物在装烧窑具、器型种类、装饰方法、胎釉的化学成分差异等方面的情况，推测岳州窑与相州窑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29]。曾少立、李铧先生就桂州窑南朝晚期---隋代窑址发掘出土的窑具、产品器物及器物上的装饰方法与岳州窑高度类似的情况提出了桂州窑很可能是岳州窑窑工逆湘江而上，至桂林开辟的制瓷窑业的猜想[30]等等。第三阶段，自2011年至今。这一阶段的岳州窑研究在立足于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面貌。首先是参与研究的人数增加了，不仅文物考古界工作者在做岳州窑的研究，还有其它学科的研究人员以及社会爱好者参与。其次是研究的对象与角度更加精深，也更加多元化。这一阶段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宁波先生的《论东亚伞状支烧具的技术体系及始源地问题——兼谈岳州窑和桂林窑的关系》[31]，该研究以隋代岳州窑大量使用的伞状支烧具作为研究对象，将该窑具在同时期其它窑场（桂林窑、邢窑）的应用面貌以及其在宋、元、明、清历史时期在四川邛崃窑、福建德化窑、浙江江山窑、广东大埔窑、日本本州山口县萩烧等地17世纪鸡笼窑的流布状况都纳入了研究视角，揭示出岳州窑是最早使用伞状支烧具的制瓷窑业，并从该窑具的使用情况进一步论证了桂州窑（即：桂林窑）系岳州窑窑工逆湘江而上至广西桂林地区开辟的制瓷窑业这一推断的可能性，并揭示出隋唐时期邢窑受到岳州窑影响的可能性，同时还揭示了伞状支烧具从中国向日本传播的路径。有的研究者以岳州窑某一类器物展开研究，如湖南省博物馆陈锐撰文《岳州窑胡俑》对湖南省几家文博机构收藏的唐代岳州窑胡人俑汇总并予以详细介绍，并分析了唐代岳州窑胡俑的身份[32]；有的研究者以某一件具体的器物为研究对象开展深度研究的，如王一凡对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收藏的一片岳州窑青瓷残片上的贴塑纹饰开展研究，认为该种纹饰系迦楼罗鸟的形象，并从佛教艺术史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评析[33]。同时，岳州窑的科技考古研究工作也于近年开始开展，景德镇陶瓷大学2018级硕士熊文婷采集了湖南湘阴以及江西丰城的窑址青瓷标本并运用能量色散X射线、高温热膨胀系数测定等方法对六朝隋唐时期的岳州窑青瓷与洪州窑青瓷进行了科技分析，并根据科技分析的结果揭示了这两个窑场所产青瓷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产生的原因[34]。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批陶瓷考古界学者们在利用新的非官方考古出土文物资料、总结新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过去的出土文物资料开展二次研究，得到了新的认识。这一类型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上并不多，但不乏重要者。比如：贺云翱先生针对湘阴县马王磡窑址以及南京建筑工地的南朝地层均出土有戳印“太官”款的青瓷碗残器以及“上厨”、“供奉”款瓷器残器的情形以及窑址出土了诸多刻有窑工姓氏的匣钵的现象展开研究，提出“湘阴马王磡窑场应是南朝至隋代一处生产贡瓷的窑场”、“地方官府在民窑中定烧贡瓷应是中国宫廷用瓷和'官窑’制度的第一个阶段”、“刻有诸多姓氏的匣钵残片正是一种较为严格的产品制作及烧制管理制度的体现，是后世“官窑”管理制度的早期形态”等学术观点[35]。任志录先生根据湘阴县建筑工地出土带有粟特舞蹈、奏乐纹饰的岳州窑青瓷残片以及长沙市建筑工地出土的带有粟特银器式样的岳州窑青瓷残器，并关联到唐代长沙铜官窑出产的一系列粟特金属器皿式样的瓷器以及长沙窑器物上出现有与粟特纺织品、绘画中同样内容的装饰纹样等现象，提出“最少从隋代以后，长沙地区可能一直有一支粟特人群存在”的学术观点，间接指出湘北地区在六朝至唐代很可能就是粟特人的重要活动区域，而这正是南朝至隋代岳州窑出现有粟特因素器皿的历史背景[36]。总体来看，岳州窑的考古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装饰艺术研究在近年来都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这也意味着岳州窑的学术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都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未来以多学科的方法对岳州窑开展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的提出仍存在着诸多障碍。这些障碍产生的原因，在于首先要回答新的研究对象是否属于岳州窑的产品这个基础问题，由于这些新的研究对象不但不是窑址或窑址所在地出土的，而且缺乏科学发掘和地层年代依据，这使得很多论证无法开展。要解决这些障碍，仍需要未来开展更多主动性的窑址发掘以及更全面的科技考古分析，并结合陶瓷烧制工艺研究方有可能取得较大的新突破。1、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岳州窑遗址调查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九期2、吴铭生，《湖南湘阴县乌龙嘴明代窑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03期3、周世荣：《从湘阴古窑址的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文物》，1978年第1期4、周世荣、刘咏池：《湘阴白梅窑》，《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九辑，紫禁城出版社5、周世荣、刘咏池、周晓赤：《湖南湘阴青竹寺窑发掘简报》，《香港考古学会会刊》第14期，1997年6、黄新平：《汨罗市屈原行政区虎形山社区营田窑址发掘简报》，《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8辑7、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湘阴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11）；张中一：《湘阴县南朝、隋墓出土的青瓷器》，《湖南考古辑刊》（2），1984年；刘咏池：《湘阴城关镇东吴墓》，《湖南考古辑刊（4）》，1987年；熊传薪：《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06；熊传薪：《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六年墓》，《文物》.1981.（04）；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岳阳桃花山唐墓》，《文物》.2006.1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津市明道村东晋墓葬》，《湖南考古辑刊》（10）8、张兴国、杨宁波：《2017年岳州窑考古发掘收获》，《东方博物》（第77辑）
[1] 《茶经、续茶经》第27页，【唐】陆羽、【清】陆廷灿撰，中州古籍出版社 [2] 周世荣：《湖南陶瓷》第247页，中南大学出版社[3]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岳州窑遗址调查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九期）[4] 周世荣：《从湘阴古窑址的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文物》，1978年第1期[6] 吴铭生：《湖南湘阴县乌龙嘴明代窑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03期[7] 周世荣、周晓赤：《岳州窑》，湖南美术出版社[8] 周世荣：《从湘阴古窑址的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文物》，1978年第1期[9] 周世荣：《湖南陶瓷》第255页，中南大学出版社[10] 黄新平：《汨罗市屈原行政区虎形山社区营田窑址发掘简报》，《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8辑[11] 周世荣、刘咏池、周晓赤：《湖南湘阴青竹寺窑发掘简报》，《香港考古学会会刊》第14期，1997年[12] 张兴国、杨宁波：《2017年岳州窑考古发掘收获》，《东方博物》（第77辑）[13] 周世荣：《湖南陶瓷》第266页，中南大学出版社[14] 周世荣、刘咏池：《湘阴白梅窑》，《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九辑，紫禁城出版社[15] 张兴国、杨宁波：《2017年岳州窑考古发掘收获》，《东方博物》（第77辑）[16] 周世荣：《湖南陶瓷》第141页，中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7] 注：原文中该段关于“太官”的历史沿革方面的描述不多，本文此段该部分文字由笔者添加[18]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湘阴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11）[19] 张中一：《湘阴县南朝、隋墓出土的青瓷器》，《湖南考古辑刊》（2），1984年。刘咏池：《湘阴城关镇东吴墓》，《湖南考古辑刊（4）》，1987年熊传薪：《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06熊传薪：《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六年墓》，《文物》.1981.（04）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岳阳桃花山唐墓》，《文物》.2006.11。[20] 李建毛：《“大官”款瓷器及相关问题小议》，《东南文化》2002年第2期[21] 权奎山：《武昌郊区隋唐墓出土的陶俑分期》，《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2] 高英民：《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23] 贺云翱：《中国南朝都城与百济》，《六朝文化---考古与发现》第250页，三联书店[24] 周世荣：《汉唐湘阴窑青瓷》，《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九辑），紫禁城出版社[25] 周世荣：《岳州窑源流初探》，《江汉考古》1986年01期[26] 刘咏池：《浅谈湘阴窑》，《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九辑），紫禁城出版社[27] 李梅田、刘红芳：《洪州窑与岳州窑关系浅探》，《江汉考古》，1999年第1期[28] 胡欣民、王丹丹：《谈隋代寿州窑与湘阴窑瓷器的异同》，《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九辑）[29] 张增午、付晓东：《河南林州出土隋瓷研究——兼谈隋相州窑与湘阴窑的异同》，《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九辑）[30] 曾少立、韦卫能：《广西桂州窑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04期。李 铧：《广西桂林窑的早期窑址及其匣钵装烧工艺》，《文物》1991年第12期[31]杨宁波，《论东亚伞状支烧具的技术体系及始源地问题_兼谈岳州窑和桂林窑的关系》，湖南考古辑刊（第11集）。[32] 陈 锐：《岳州窑胡俑》，《收藏界》2013年第3期[33] 王一凡：《南京出土一瓷片所见岳州窑青瓷与迦楼罗鸟装饰造型》，《文物鉴定与鉴赏》2016年第7期[34] 熊文婷：《岳州窑青瓷科技分析及与洪州窑对比分析研究》，景德镇陶瓷大学硕士毕业论文[35] 贺云翱：《南朝“贡瓷”考——兼论早期“官窑”问题》，《东南文化》2012年第1期，第91页[36] 任志录：《长沙窑瓷器上的粟特因素》，《中国长沙窑》第282页，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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