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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3年2月，孙中山再次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之后，决心改变之前依靠地方军阀搞革命的方针，要借助苏联和C.P.C.重新改造国民党。 当时，孙中山最头疼的有四大问题：一、依靠的各路军阀部队都极不可靠；二、党内组织涣散、思想很不统一；三、和平统一愿望的破灭；四、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制。 基于这些原因，以及近期对苏俄革命情况的详细了解，孙中山认为自己需要有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政党和自己创建的军队，因此必须得到俄国的帮助和中共的加盟支持。 1923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由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五人组成的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又任命廖仲恺、胡汉民、林森、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主持国民党的全面改组重建工作。 自此，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开始加速推进。 二 中共中央方面，在统一内部思想认识之后，亦开始积极配合孙中山，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上海转移至广州。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举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代表当时全国420名党员。 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报告总结了中共二大以来的工作情况，特别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经验教训，着重阐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 马林作了关于国际形势与国际工人运动的报告，瞿秋白作了关于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会议重点讨论党的工作开展及国共合作问题。 大会就如何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 陈独秀、马林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并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以此推动国民革命运动； 张国焘、蔡和森等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 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同时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在马林时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所述： 陈独秀报告了草案，大会通过了这个草案。草案指出了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内工作，协助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性，明确指出我们的同志应该如何开展工作，这就是依靠工农组成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左派。 此外，还应该在华中和华北开展国民党的工作。 对政治感兴趣并赞成国民革命的工人应当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执行我们的路线。 共产党应当是一个集中的组织，要关注跨党的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凡把开展国民革命视为己任的工人阶级优秀分子都应该入党。 中共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了。
三 就在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的关键时刻，一个重要的苏联客人来到了广州。 他就是鲍罗廷。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俄国犹太人，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4年追随列宁到瑞士进行革命。1907年春，鲍罗廷赴美国侨居，当过工人，在芝加哥加入美国社会党。 十月革命胜利后，鲍罗廷于1918年返回俄国，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年8月，受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派遣，鲍罗廷到中国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和国际代表。 他的任务是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协调中国各政治集团间的关系，实现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总体战略和政策。 1923年9月中旬，鲍罗廷首先到达北京，向在北京的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副部长）和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特别咨询了关于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意见。 随后鲍罗廷继续南下，先到了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等中共负责人，又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详细了解，并讨论了他准备向孙中山提交的国民党改组方案的初稿。 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带领他的工作班子抵达广州，拿着加拉罕的介绍信拜会了孙中山。 鲍罗廷对孙中山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献身于中国的国民革命，而您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也是我们的目标；至于共产主义，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我们的政策是促进国民革命，我们已指示中国共产党去集中地搞国民革命，而不是共产主义。 鲍罗廷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再次重申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的内容，很对孙中山的胃口，让孙中山再次吃了一颗定心丸，脸上露出了笑容。 鲍罗廷又分析了孙中山多年屡战屡败、党务不能发展的原因：一是党内缺乏组织；二是党军分离；三是党的基础不稳。 他向孙中山建议：要坚持“以党治军”，武力要与民众结合，要加强对现有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 孙中山对鲍罗廷的建议颇为认可，频频点头，当即表示要与苏联方面加强合作，积蓄力量，组织进攻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北京方面的军阀政府。 最后，鲍罗廷表示将给予广东方面优惠的武器、军需及军事、政治专家的支持，孙中山非常满意。 四 鲍罗廷不愧是有能力、有经验的老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会见孙中山就获得了充分的、完全的信任，为他以后的工作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天之后，10月9日，孙中山为鲍罗廷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郑重地把鲍罗廷介绍给与会的国民党要员。 10月18日，孙中山正式授予鲍罗廷“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委任状。 此后近四年的时间里，在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上，经常能看到这位身材魁梧、前额宽阔，留着士兵式的大胡子和马蹄铁形波浪式长发的“鲍顾问”。 他不仅是孙中山的顾问，又与其成为很好的私人朋友，两人以流畅的英语来交流。孙中山曾盛赞鲍罗庭“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 在广州，鲍罗廷住在大东路31号一栋两层小洋楼，人们称作“鲍公馆”。很快，鲍罗廷与在广州的共产党人瞿秋白、谭平山、阮啸仙等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一起研究了改组国民党的方案。 不久，鲍罗廷调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和助手。 鲍罗廷的到来，使孙中山进一步坚定了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的决心。他决定加快国民党的改组步伐，要尽快改变国民党的面貌。 五 人物附录：鲍罗廷 鲍罗廷，（1884-1951年），苏联人，原名马尔科维奇·格鲁森贝格。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广州国民政府高级顾问。 鲍罗廷于1884年出生于沙俄维切布斯克州一个贫苦犹太人家庭。年轻时曾当过码头工人，1903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 1904年，20岁的鲍罗廷跟随列宁到瑞士进行革命，亲眼目睹了列宁侨居国外办《火星报》的情况。 1907年春，鲍罗廷赴美国侨居并结婚，曾在芝加哥加入美国社会党。在美期间，他还创办了《美国工人》杂志，在芝加哥为俄国侨民创办了一所“进步预备学校”。 1918年十月革命后，鲍罗廷回到俄国，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外交部）工作。 1919年3月，鲍罗廷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曾到美国、墨西哥、英国等地从事国际联络工作。 1923年，鲍罗廷接受苏联及共产国际派遣，来到广州，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 随后，鲍罗廷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提出按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国民党的计划。之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顾问，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鲍罗廷作为苏联代表，负责联系苏联政府派军事顾问团及调拔金钱、武器支持黄埔军校建设和武装国民革命军，他还多次到黄埔军校介绍十月革命经验和苏联红军的生活和政治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鲍罗廷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为促成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 1924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任命鲍罗廷为顾问，规定遇会长缺席时顾问得有表决权。 同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他随同北上。在北京，鲍罗廷曾两度访问冯玉祥。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鲍罗廷负责起草了《致苏联遗书》。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鲍罗廷被任为政治总顾问。廖仲恺刺杀事发后，国民政府采用鲍罗廷的建议，由汪兆铭、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宣布戒严并总揽军政权力。 1926年，鲍罗廷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顾问。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4月底鲍罗廷返广州，与蒋介石多次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对蒋介石提出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种种要求采取了让步政策，致使此后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所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 1926年12月，鲍罗廷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在他建议下，到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了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鲍罗廷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提出“战略退却”的口号。随后在中共“五大”会议上，和陈独秀又提出了向西北发展的主张。 6月17日，陈友仁正式通知鲍罗廷，武汉国民党中央已解除他的职务。同年7月鲍罗廷离开武汉，10月经蒙古回到苏联。 当时，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指导错误责任都推给鲍罗庭。此后，鲍罗廷只短期担任过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便被安排到塔斯社代理负责人。 此后，鲍罗廷长年担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 30年代初，得知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建立了根据地，鲍罗庭又向共产国际提出想化装成外国神父，通过封锁进入那里。得到的回答却是让他少过问中国的事。 但鲍罗庭仍牵挂着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同志们。他的家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在地“柳克斯”旅馆很近，便经常来看望中国同志和他们的子女，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和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等经常被他接到家中。 1939年，蔡畅把新来的张芝明领到他家，介绍这就是张太雷的儿子，鲍罗庭马上过去紧紧拥抱并热泪纵横，后来多年间如同对待自己子女一样来照顾。 1949年，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间谍案牵连入狱，鲍罗廷被指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流放到西伯利亚。 1951年5月29日死于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改营中。 1956年，鲍罗廷获得平反。 点击下方名片可关注“伊滨路68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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