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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吴佩孚让亲信宝德全任军务帮办作为制衡。不料，冯玉祥一到开封，便命令手下将前来迎接他的宝德全拖到庄稼地里枪杀了。吴佩孚闻讯后火冒三丈，发电质问冯玉祥，冯玉祥却回电称：“没有见到此人前来赴任，可能途中被乱军杀死了。” 由于曹琨对冯玉祥的印象不错，加之也需要一个牵制吴佩孚的人，因此对宝德全之死并未追究，吴佩孚吃了个哑巴亏。 由于两人之间成见已深，冯玉祥每次到洛阳谒见吴佩孚，吴佩孚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有一次冯玉祥谈及河南最近发生旱情，应该设法防救。 吴佩孚诡异地一笑说：“待我卜个卦，算算何时能下雨。”说完便拿出签筒，从里面挑出六个铜钱，嘴里嘟嘟哝哝，一连卜了六七卦，然后说：“明日午后2时西北方会下雨”。 吴佩孚早年从家乡蓬莱逃到北京后，曾以卜卦为生，后来作战也经常以卜卦算胜负，据说十分灵验。 冯玉祥对此不以为然，想看看吴佩孚怎样为自己圆场。第二天下午2时，冯玉祥准时来到吴佩孚的公署，对吴佩孚说：“这烈日当头，好像没有要下雨的迹象啊！” 吴佩孚慢悠悠地说：“焕章此言差矣，此时西边正在下雨。”吴佩孚以此讽刺冯玉祥，冯玉祥闻之脸色大变，愤然离去。 冯玉祥督豫期间，不仅收编了原河南督军赵倜的旧部，还悄悄募兵扩军。后来曹锟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在冯玉祥即将赴京上任时，吴佩孚下令只准他带走原部第十一师，督豫期间扩编的五个补充团则交由下任河南督理改编。吴佩孚知道冯玉祥不会乖乖就范，特派其参谋长以照料为名，到郑州监视冯玉祥的部队开拔。 但冯玉祥自有办法，他令补充团将士佩戴十一师番号，提前趁夜间登车北上，在吴佩孚的参谋长眼皮底下，将补充团全部送离河南，然后才开始运送十一师将士与辎重。待吴佩孚的参谋长发现时，部队早已走远。 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因直奉战争时有通奉嫌疑，也受到吴佩孚的防范和压制。直奉战争后，王承斌任直隶省长，他和吴佩孚颇有睚眦。为了控制王承斌，吴佩孚令直隶军务帮办和驻防直隶地区的部队长官，越过王承斌，直接听命于曹锟与他本人；还暗中活动，想要将王承斌调任河南督理，以便就近监视。 至于江苏督理齐燮元，则因为吴佩孚的“和皖”政策，禁止齐燮元“收回”受皖系残余势力控制的上海，而对吴佩孚心怀不满。 就在直系内部一些将领与吴佩孚产生嫌隙的时候，1924年初，吴佩孚又提出统一军权的建议，即各巡阅使和督军等一律不得兼任师长，其师长职务由中央派人接任，各师由陆军部直接管辖。此举等于削了各省军阀的兵权，自然招来一片反对声。 曹琨采纳吴佩孚的建议，强行解除了一些省份督军所兼任的师长职务，不过也作出了一定让步，即同意各师仍驻原省并受该省督军节制。 但有三人不曾解除师长职务，其中便有冯玉祥、齐燮元，这两人坚决不服从，吴佩孚拿他们毫无办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此同时，吴佩孚自己也依旧兼任第三师师长，使得各省军阀对他愈加心怀不满，吴佩孚因此给自己树立了更多的敌人。 尽管直系内部争斗不止，但吴佩孚一时一刻都没有停止练兵备战。他料定张作霖战败之后不会善罢甘休，于1923年春天，在赤峰、朝阳、山海关等地布下重兵设防。事实正如吴佩孚所料，张作霖战败退回关外后，埋头整军经武，决心洗雪一败之耻。 1923年夏，张作霖观看了上海大陆电影公司拍摄的吴佩孚洛阳练兵实况，不禁大为震惊。吴佩孚所指挥的嫡系直军，训练有素，士气高涨，其装备也较此前大有提高。曹锟从外商那里购买了大量军火，质量和性能与之前直军所用的军火不可同日而语。这些都让张作霖意识到，仅凭他一人之力，恐怕无法与直系抗衡。于是，张作霖积极联系对吴佩孚不满的军阀，其中包括不少直系的将领、 1924年9月3日，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为收回上海，与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兵戎相见。尽管江浙之战只是局部战争，但却给张作霖出兵制造了借口，9月15日，张作霖以反对直系发动江浙战争为由，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率20万奉军，向九门口、山海关、热河扑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由于奉军已侦得直军各部防守阵地以及各部力量强弱，所以先发制人，将主力集结至山海关、九门口一线，要在此线给直军决定性打击。 根据奉军部署，7月18日晚10时，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讨逆军总司令部军事会议，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任命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筹备司令，分东、中、西三路迎击奉军。 彭寿莘为第一军司令，王怀庆为第二军司令，冯玉祥为第三军司令，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另有海、空军各一部，总兵力20万人，依托长城组织防御。 吴佩孚将其嫡系部队约12万人放在东路抵抗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的奉军，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后方空虚，这就让冯玉祥突然回师北京，囚禁曹琨的行动变得极为顺利。 吴佩孚千算万算，却没料到他和冯玉祥的仇怨，造成了如此致命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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