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并不是古时候唯一流行的饮品，遗存的记录表明，古人的饮品至少还有四种：“酒”最主要的竞争者是“醴”，一种黏稠的淡甜酒，由稻米或黍类同发芽的谷粒一起发酵而成；还有一种由碾碎的果实与水酿成的果酒，叫“酪”；一种谷物酒与沉淀物的混合物，称为“醪”；还有一种名为“鬯”的祭祀酒，由香料植物、鲜花和树脂发酵而成。 酒的迅猛发展和流行也许可以归因为半神话时代的夏与商这两个王朝的崛起。夏、商两朝在公元前2070至前1046年的时间里统治着中原，这两个朝代建立了官僚制度，随之而来的是官方发起的造酒活动，将造酒从一种技艺推高至一个专业。公元前1000年之前的朝廷，已经设立了一名酒的监督官员、一名酒的酿造官员、一名鬯的加工官员，以及一名保存祭祀用香料植物的官员（不过，负责酿造醋的官员，所掌管的队伍已超过60人）。中国的饮酒历史从那时起便和政府的统治方式息息相关，主管祭祀的官员被称为“祭酒”，这一名称后演变为指称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的主管官员，它一直保留到了19世纪。  “在中国，与人类最复杂的酒文化同步发展的，还有一种极为复杂的礼仪制度和庞大的青铜器铸造制度。在青铜器制度中，器皿的形制和名称之多是其他文明难以匹敌的。”中国酒的重要研究学者、德国美茵兹大学教授柯彼得（Peter Kupfer）在他的《琥珀光与黑龙珠：中国葡萄酒文化的历史》中这样写道。精美的青铜酒杯和酒瓶的铸造在商朝到达顶峰，创造出了一种特色鲜明的中国审美，可能进而催生了该地区独有的艺术风格。 酒对语言的影响同样深远。正如柯彼得说的那样，有400多个汉字包含了代表酒壶之意的部首“酉”。就像因纽特人形容雪的词有50多种，浸在酒里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中表达饮酒和祭酒的方式数不胜数。 关于古代官方的造酒人员，我们知之甚少。最早的记载认为“发明”酒的是仪狄，当然，我们对她一无所知，只知道她为禹的朝廷服务——禹是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开国君主。     尽管仪狄的性别一直以来都颇受争议，但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仪狄是女性，这也反映了女性在中国早期造酒中的杰出作用。“几乎在所有的文明中，负责酒类生产和供应的都主要是女性，正如苏美尔文明里的酒神宁卡西和中国的仪狄都是女性。”柯彼得写道。 完整的故事是，禹的女儿命令仪狄为她劳累的父亲做一款能振奋精神的滋补酒，酒被敬献给了禹，这款甜美的酒让他精神焕发，但睿智的禹认为酒会让未来的君王沉迷堕落，于是，他立刻下令禁止酿酒。其他的流传版本还有禹将仪狄驱逐出境的说法。 有传说认为，是杜康造出了中国最早的谷物酒。他的身份尚不清楚，有人认为他是夏朝后来某位君主的孙子。不管怎样，杜康被朝廷指派管理粮食，他心不在焉地将一些高粱存储在一棵枯树中，过后很快就忘记了。一天，当他走过那棵枯树，闻到了一股甜味，这股愉悦的气味给了他灵感，于是他做出了一款美味的酒。     女性在历史上普遍不受重视，仪狄按照命令造酒被驱逐，而杜康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却赢得了一致的赞誉。今天，仪狄完全被遗忘了，杜康却被尊为酒神。后人吹嘘说：“杜康美酒，一醉三年。”连军事家曹操都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仪狄最先发现了造酒的秘密，却背上了让男性君主放纵的骂名。 问题是，历史与神话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最古老的商朝甲骨文的年代是公元前14世纪（比贾湖文明晚了五千多年），而第一次有文字记载酒的起源是一千年后的事了。宋朝的《酒谱》中，作者窦苹有些恼怒地说：“皆不足以考据，而多其赘说也。” 这并不代表传说就没有任何价值。从杜康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猜到中国传统谷物酒起源中可能有两个重要的因素：蒸熟的谷物和环境条件。禹有关酒的告诫更像是后世历史学家带有后见之明的润色。 夏和商最后的灭亡都和酒有关。夏朝最后一任君主桀是个大名鼎鼎的酒徒，他的名字成为暴君的代名词，哲学家荀子曾经比较过他和禹：“禹以治，桀以乱。”桀与他最爱的宠妃妺喜荒淫无度，施行暴政，聚集了宫女、乐手、倡优和侏儒等人，夜夜饮酒作乐。“维乱骄扬。”史书里这样描述他们二人。 桀下令建造一座高大巍峨的宫殿，一个大到可以行舟的酒池，命令3000个可以牛饮的人光着身子在池中饮酒，妺喜以看人酒醉溺死为乐。大臣关龙逢劝谏桀，却被桀处死。桀将自己的对手汤囚禁起来，后来又释放了（他最为悔恨的决定）。汤推翻了荒淫的桀，建立了商朝。他将桀与妺喜扔到一只船上，任其漂流于海，二人最终在流亡中死去。 商朝最后一个君王的故事更加翔实，结局和桀一样。纣王帝辛在年轻时有智慧、有才干，但对酒的沉迷使他成为最好色的君王。他一直喝得醉醺醺的，不理朝政，用残忍的手段镇压与他意见不同的人。纣王的叔父比干力劝他改正自己的德行，纣王竟让人将比干的心挖出来。 纣王的荒淫程度比残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中国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说法，纣王“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喝醉了的贵族全身赤裸，挥霍动物油脂，伸手就可以拿到肉块满足口欲。后世以“酒池肉林”来形容一种糜烂堕落的生活，形容得一点儿没错。 周武王发动了一场起义，在一场极端血腥的战斗中彻底击败了商朝军队。目击者回忆说，士兵的木矛甚至都漂浮在血水当中。疯狂的纣王退回自己的宫殿，灌下一杯酒后自焚而死。没有人怀念他，但不包括他的酒。建立周朝后，武王禁止了除祭祀外的一切饮酒活动。 “天命”的观念确保了权力的迅速更迭，这种观念宣称统治者的权威来自正确的行为和让上天满意，并提供了一种解释，让新的王朝取代旧的，却不会危及君主制度的合法性。 这种观念的提出聪明得不像话。直到失去权力的那一刻，旧王朝一直拥有道义上的权威，夺权者一旦上位，便有了自己的权威。这解释了桀和帝辛的垮台，而且无须质疑上天的智慧，它不仅意味着在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统治中国，也意味着中国统治者从不会犯错；如果统治者犯错了，就会失去权力。这个理论让政治哲学简化成了一种重复自证的循环逻辑。 这一观念在中国古代具有革命性意义。商王曾被视作介于凡人和神之间，只有他才能进入神的领域，并因此拥有了权力。在祭祀时，他代表凡人与神明对话，进而按照上天的旨意行事。有了天命，统治权威得以具体化，政府在本质上变得世俗化。 自此，饮酒文化也不再高高在上。和之前的朝代一样，周朝也雇用了一大批酿酒人员，酿造各种公共和私人用途的酒饮。祭祀仪式仍然存在，但人类的“模仿者”被偶像所取代。人们饮酒不再只为了神明，也为了彼此庆祝。在世俗世界中，政府可以限制酒的生产和销售，不用担心触怒上天。 周武王的禁酒令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禁酒令，但只是昙花一现，最终并没有有效施行。到这时，酒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儒家经典《尚书》记载了公元前650年前后，一名官吏对禁酒的看法，他指出连圣贤都无法完全戒除饮酒，何况普通大众。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个说法都切中现实。 在现代社会，洁净的水唾手可得，竟让我们一时忘记了人类在弄清楚管道架设前就建起了城市。由于当时污染物和水源传染性疾病致使城市的供水并不适于饮用，很多文明转而用葡萄酒或啤酒来替代饮用水，酵母具有抗菌性，能杀死致病菌，所以酒成了更健康的饮品。在吉萨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工人每天有近4升的啤酒配给；在像咖啡和茶这种更有益的饮料出现之前，欧洲人每天的饮酒量也与古埃及人不相上下。 在中国，白开水和后来出现的茶为周朝禁酒提供了条件。酒中有毒性物质，几杯之后，人就会皮肤发红、头痛、恶心，甚至出现更严重的慢性疾病。一种叫乙醇脱氢酶的物质能够在有毒物质造成损伤前将其代谢掉，进而抵消酒精的负面作用，像生活于中东和欧洲这些地区的居民，依靠酒精的水合作用，通过自然进化在人体内产生了这种酶——如果你没有这种酶，根本活不下来。 然而在亚洲，人们通过将水煮沸来获取干净的饮用水，结果让很多人对酒精不耐受。这种酶的缺乏症经常被称为“亚洲红”，因为缺少这种酶的人饮酒后脸总是红红的。每10个中国人中就至少有1人患有这种酶缺乏症，而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地区，有一半人口都缺少乙醇脱氢酶，这有效地在生理上降低了酗酒行为的形成概率。同样，这也意味着禁酒令不会面临公共健康原因的阻挠。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君主试图禁酒的尝试不下40次。原因听上去都很正当：造成粮食短缺，会致使官员堕落，等等。但酒徒和酿酒者总能找到逃脱法律制裁的方法，官方多次发布禁酒令，本身就足以说明其执行效果有多么糟糕了。 从中国历史的早期篇章里，可以看出酒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算融洽。酒曾帮忙塑造了一个文明，还为它的人民提供了丰厚的精神生活。人民反过来崇敬酒，哪怕后来它褪去了宗教性的外衣。不过，酒也带来了灾祸、混乱等恶劣结果，以及各种失序的行为——这些都称不上君主的良治。 何时应该饮酒？应该喝多少？饮酒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愈加凸显，亟待解决。问题的答案以及拥护这些答案的各色人物，将为我们勾画出中国酒文化的黄金时代——黄酒时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