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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背靠中原，南接江淮，北迫平津，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12月，拥有十万大军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望风而逃，致使山东15.3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轻易沦陷于敌手。 由于侵占山东的日军兵力单薄，只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广大县城、村镇成了无政权无军队的真空地带，此时齐鲁大地正是英雄用武之地，于是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从1938开始派出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奔赴山东。  先是1938年9月，八路军115师343旅政委年仅22岁的肖华带领一批军政干部赶到冀鲁边区的乐陵县，与先期达到的343旅685团二营曾国华部和冀鲁边抗日武装会合组建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次年部队就发展到2万余人，由肖华担任司令员兼政委。 1938年11月，中央军委又指示陈光、罗荣桓率领115师主力8000余人全部到山东，经过3000里长途跋涉，1939年3月陈、罗部终于达到山东。 在此期间，根据中央指示，通过山东省委组织山东各地武装起义而建立的抗日武装也蓬勃发展，兵力已达4万余人，在1938年底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由原担任过红军师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侦查科长的张经武担任总指挥，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担任政委。  这样在齐鲁大地就有了三支抗日武装力量，除了肖华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后来逐步编入另外两支队伍外，八路军山东纵队和115师虽然同属于八路军却在长达四年的时间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分属于两套指挥系统，互不隶属，究其原因，这两支队伍的组成大相径庭。 山东纵队是由山东各地的抗日游击队组建而成，干部战士都是当地人，战争经验也比较少，而115师则基本上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战士，都不是本地人，虽然为了加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很早就组建了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并且派出徐向前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八路军，但是效果不佳。  一直到1943事情才迎来了转机，这一年中央根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精神决定在山东根据地调整一元化领导，统一党政军领导到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便是罗荣桓，任命罗荣桓为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第115师代师长兼政委，从此成为山东根据地的一把手。 但实际上1939年初罗荣桓进入山东时地位并不是最高的，只是115师政委，而且担任政委的时间很短才4个月左右。而此时最高领导机关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是郭洪涛，政治机关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是朱瑞，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是徐向前，政委是朱瑞，在这个领导集体中，罗荣桓只是8位山东分局委员之一，5位山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之一，并不显得很突出，即使是在郭洪涛离开山东根据地之后，也是由朱瑞接任了山东分局书记，实际上成为山东根据地的最高领导。  那么为什么在有徐向前、朱瑞、陈光这些名将的情况下，主席会选中地位并不突出，军事能力并不是最强的罗荣桓担任山东根据地的一把手呢？这4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抗战中的山东根据地情况可谓是极其复杂，在韩复榘放弃山东之后，山东就成了敌、我、顽、友混杂的地带，既有日伪军、又有国民党顽固派，还有与我党我军关系较好的国民党军队另外还有各色杂牌武装，相当于群雄割据的局面，因此想要在山东发展壮大要面对的并不仅仅是军事问题，发展统一战线、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发展经济、培养干部、党的整风甚至比军事问题更加重要也更加复杂。  虽然1939年中央就派了徐帅来统一指挥山东八路军，但是徐帅最擅长的还是军事工作，他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十分丰富，在红军时期已经是指挥十万大军的方面军主帅，但是此时却难免英雄无用武之地。 抗战时期我军早已从运动战转入山地游击战，战争规模虽然越来越大，涉及的区域越来越广，但是已经基本上不存在红军时期那种动辄几万人齐上阵的大战了，取而代之的是化整为零，主力部队地方化，进行的几乎都是营连级规模的战斗，几千人都算多的，这种战斗用徐帅就是杀鸡用牛刀，反而是抗战初期营、团级的指挥员快速成长，逐渐能够独挡一面，而对更高层级的指挥员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军事方面。 因此在1940年6月徐帅就被召回了延安准备出席党的七大，不久又在延安被马踢中受伤，他基本上告别了战场，更别提回到山东了。  在徐帅走后，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就逐渐不再使用，没有向徐帅这么有威望的将领指挥，山东仍然回到了山东纵队和115师各自为战的时代。 徐帅离开之后，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还是努力想统一两支部队的指挥，但是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1940年7月，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山东暂由陈光、罗荣桓指挥，紧接着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115师师部应当靠拢，…陈光、罗荣桓参加山东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山东的军事领导。中央要求山东纵队和115师商量决定具体集合的地点。 显然中央也知道没有徐向前这样有威望的将领坐镇，短时间内统一指挥还做不到，因此并没有下达强制性的指令，只是让两大军事集团相互靠拢，商量着办，待后续再完成统一指挥的任务。  而就算是相互靠拢也并不容易，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对115师的意见就很大。 朱瑞虽然比罗荣桓小3岁，但是职位却比罗要高，早在1935年就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而此时罗荣桓还只是下属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全面抗战爆发后，朱瑞更是担任了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北方局组织部长、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长达四年时间，一直是罗荣桓的上级，在山东工作与罗荣桓也有很多有分歧的地方。 在中央提出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115师自行商量如何靠拢之后，朱瑞就致电中央，指责115师“除了搞卫生有进步，其他工作原地踏步”，可见其对115师成见之深。  而在紧接着的桃峪会议中，115师领导人的工作思路也出现了分歧，在对山东形势的估计和如何贯彻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问题上，代师长陈光认为，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已占全省的60%，人口也占50%，八路军已经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取得了优势。于是便倾向于强调建设正规化主力兵团，打大仗，打运动战，而对于坚持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却不够重视。 而桃峪会议后，八路军总部也批评了第115师军队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纪律松懈、破坏党的政策，与地方干部关系差这也是导致朱瑞对115师看不顺眼的原因之一，为此，罗荣桓一度感觉干不下去了，向中央申请调自己回延安学习。 显然，各种分歧短时间内难以解决，而中央远在千里之外，不能清楚的了解各种情况，也无法弥补这些裂痕。  这些裂痕也导致了恶果，比如说山东的“抗敌自卫军”问题，本来是同情我党的民主人士建立的，应该是我军的帮手，结果由于山东分局政策错误，导致抗敌自卫军成了嵌入我党根据地内一个独立的组织，成员成分复杂，还出现了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争权争位、争人争枪的情况，尾大不掉，反而成了累赘。 还有在1941年的大扫荡中，115师师部、山东分局机关也遭受了重大损失，这是工作存在的严重失误导致的。 在1941年的8月为了解决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决定，山东分局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以朱瑞为书记。 山东军政委员会以罗荣桓、黎玉、肖华、陈光等七人组成，以罗荣桓为书记。  中央对分局的工作也规定了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 可见此时罗荣桓在山东的地位已经大大提升，他不仅是山东分局四巨头之一，而且还全面主持军事，还是军政委员会书记。 而猛将陈光则逐步离开了他最擅长的军事领域，分管财经工作。陈光虽然是红军猛将，五年时间就由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红军主力师师长，历经恶仗硬仗无数，成为林彪的心腹爱将，还代替林彪成为115师代师长。但是到山东之后已经逐步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山东的复杂形势对指挥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已经不单纯是军事方面的问题，这就导致陈光性格急躁、狭隘的缺点日益暴露。另一方面他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坚持要建设正规化主力兵团，还是想像红军时期一样打运动战，工作的方向发生了偏差。  陈光负责军事工作已经不满足山东形势的需要，更何况是负责其他的工作了，因此虽然陈光打仗很厉害，但是却并不是山东需要的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于是在1943年，他被延安召回准备参加七大。 由于与朱瑞之间的分歧巨大，山东分局也在反扫荡中也暴露出了例如群众工作薄弱，形式主义，干部思想麻痹，军事路线等问题，1942年罗荣桓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北方局和中共中央，请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前来山东，明确山东今后的工作方针。 刘少奇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这时恰好刘少奇要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于是主席指示刘少奇经过山东时协助解决山东领导人之间的争论。 刘少奇到山东之后，发现了很多问题，如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反顽固派的斗争不够坚决，群众观念薄弱，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党内存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等等，尤其提到了“抗敌自卫军”的错误。 这就表示之前山东分局在朱瑞的领导之下工作并不是开展得很好，并没有坚决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刘少奇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山东的情况后，中央即决定调整山东的领导班子，而主席属意于罗荣桓，也征求了在延安的杨勇等山东干部的意见，并与在太行的彭德怀进行了反复的磋商，于是在1943年罗荣桓成为山东根据地的一把手，朱瑞被调回延安学习，山东纵队与115师机关终于合并，改为新的山东军区。 罗荣桓是党政军全面发展型的人才，在山东根据地的四年中，罗荣桓一直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央路线的方针政策，也善于联系群众和善于团结干部，这些其实在他红军时期从在做连党代表开始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山东他不仅和陈光一起指挥了像梁山战斗、三打白彦，三打甲子山等经典战例，还创造性的发明了翻边战术。 在某些高级干部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提出打运动战的时候，他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蓄力量，熬时间，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把主要精力灌注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 在对付国民党顽固派上，他根据毛泽东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总结出“插、争、挤、打、统、反”六字方针，在反顽斗争中游刃有余。 在统一战线上，他时刻注意防止“左”、“右”两种倾向，他很注意团结坚持抗战的上层人士，但也反对只注意上层统战工作，而忽视发动基本的群众，和很多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成了朋友，也在他们的支持下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罗荣桓在山东的地位是经过实践的检验，果然主席没有看错人，罗成为山东一把手之后，山东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都步入了正轨，尤其是根据中央制订的“十大政策”开展减租减息工作，使得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齐鲁大地涌现出参军、参战的热潮，主力、地方部队和民兵发展都欣欣向荣。在向中央汇报后，毛泽东复电，山东对对于十大政策的执行很好，路线是正确的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1945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很极大的进步。 果不其然，到1945年，山东八路军部队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为一个拥有2400万人口和12.5万平方千米土地，辖5个行政主任公署、22个专员公署和127个民主县政府的解放区。 山东解放区面积占全国解放区的13%；人口占全国解放区的24%；八路军占比总数1/4，民兵占比1/5，在各大解放区中独占鳌头，为后来第四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建立都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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