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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完“文、何”并立，我们要说一说与“文、何”三足鼎立的苏宣。相对于明代篆刻来说，苏宣也很重要，因为他是明代篆刻五大流派“泗水派”的创始人。 
说苏宣之前，我们要说另一件重要的事情：《顾氏集古印谱》的问世。在文彭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隆庆六年（1572），上海顾从德（字汝修）以家藏古印，并部分藏家（如项元汴）之藏印，请徽州罗南斗（又名王常）以原印钤拓（注意，这一批是原印原拓），辑成《顾氏集古印谱》二十部问世，体例仿元人杨遵《杨氏集古印谱》，收入古玺印1700余方（其中古玉印150余方，铜印1600余方），共六卷，其中大部分是汉印，在收印数量上远胜前代。
《顾氏集古印谱》很快轰动艺坛，它为篆刻家们提供了最真实、最直接的范本。因此，是谱一经问世即为收藏界和篆刻界所竞相购去。甘旸曾经评价这部印谱的价值，认为该印谱的出世使“印章之荒，由此破矣，好事者始知鉴赏秦汉印章，复宗其制度。”也就是说，后来的“印宗秦汉”成为篆刻学习的纲领，这部印谱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小。但《顾氏集古印谱》毕竟是原印原拓，制作成本高，数量也少（只有20部），无法满足广大印人的需求，于是在三年之后，顾氏又将其扩而充之，增收古玺印至3400余印（增加了一倍），并付诸木刻，易名《印薮》，后又几经翻刻，流传甚广，风行天下。赵宧光称：“及顾氏谱流通遐迩，尔时家至户到手一编。”足见其印行之广（当然了，木刻制印再制版重印的品质要比原印原拓低得多了）。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顾氏集古印谱》和后来的《印薮》是中国篆刻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印谱。苏宣（约1553-1626），字尔宣，一字啸民，号泗水，又号朗公，徽州歙县人（与何震是老乡）。关于苏宣的生卒日期需要特别说一下：苏宣生于1553年并无疑问，但卒于1626年只是个大概，他在1626年仍然健在是可查的，因为苏宣的好友邹迪光在苏宣60岁大寿时曾写诗称赞苏宣身体硬朗，而邹迪光逝于1626年。即便按1626年来算，苏宣也算同时代里比较高寿的艺术家了（74岁卒）。
依照苏宣自己的《苏氏印略序》所说：“余不幸幼孤，遭不平，遁迹淮、海间，如古夷门屠狗卖酒者流”，很早就成了孤儿，又遇到不平之事。现在我们已经有资料可以明确知道，他遁迹淮、海间的原因是报仇杀了人，为了躲避仇家和官府追缉，他曾经沦为屠狗卖酒者流。因仇杀人，足可见他的秉性是快意恩仇之人，也足见他性格的果断爽利（这当然会影响他的印风）。事平之后（或者是仇家无人，或者是过了案件追溯期），苏宣因是何震同乡，得以跟随何震学习篆刻，又因为文彭喜其人品，遂破格录为弟子（他比何震小20岁，却能同师事于文彭），在文彭的教导之下，他刻苦攻艺，用精其传，终成大家，并在当时取得了与文、何鼎足称雄的地位。苏宣学印的勤奋，据韩天衡先生《历代印学论文选》所记，是“尝摹汉印近千钮”，1000方汉印啊，这个练习量，足以达成较深厚的基本功了（不管是刀感还是汉印文字的感觉），这且不说，上面说的《顾氏集古印谱》问世，以文彭的地位，苏宣当然有机会亲眼见到那印量极少的原拓本。更何况，后续《印薮》的问世，苏宣很可能是参与摹刻编辑者之一，这必然使他有机会在顾从德、项元汴等大收藏家处得观“秦汉以下八代印章”，大量古玺印的观察与摹刻，是篆刻学习最有益的综合训练。大量的篆刻实践，使苏宣同样也总结出了用于指导创作的法门，他在《苏氏印略》中说道：……知世不相沿，人自为政，如诗非不法魏晋也，而非复魏晋；书非不法锺、王也，而非复锺、王。始于摹拟，终于变化，变者愈变，化者愈化，而所谓摹拟者愈工巧焉。（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1999年8月第2版，470页） 苏宣在观摩和摹仿了历代玺印之后，通晓了其中的变化原理，他认识到“世不相沿，人自为政”的艺术创作原理。简言之，就是泥古必死，变化能活。
姚士慎在《苏氏印略》序中说：“其书篆错出，不名一家，镌法亦变化多端，不主故常，要以归于浑朴典雅。”周亮工《印人传》则认为：“印章汉以下推文国博为正灯矣，近人惟参此一灯。以猛利参者何雪渔，至苏泗水而猛利尽矣”（这段话上一篇我们提到过）。还是让我们来看苏宣的作品吧：
显然，他的作品真正是“书篆错出，不名一家”，不简单是猛利一种风格，风格典雅平和的作品也不少。周亮工说苏宣“猛利尽矣”，可以作两个相反方向的理解：1、苏宣的篆刻猛利达到了极致；2、苏宣的篆刻复归于平和。如果观察作品，我们认为，复归平和的理解更为合理。沙孟海先生的评价最为中肯：“在取法文彭、何震的基础上，又远规汉晋，爽朗蕴蓄，韵味深厚”（沙孟海《印学史》）。苏宣有专谱《苏氏印略》传世（现藏苏州博物馆），后世的程邃、邓石如等都受其影响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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