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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统 鼓浪屿作战的教训 1949年10月17日中午，厦门战斗还没有结束，叶飞就兴高采烈地电告三野司令部:“我军已于今拂晓攻占厦门市区。敌人除昨晚乘船逃脱一部外，其余已全歼，现仅存零星残敌在肃清中，战果待查后报。” 厦门解放后，叶飞就将兵团指挥部从同安迁往厦门，开始了紧张的接管工作。叶飞回忆当时的情况:“刚解放的厦门，像所有刚解放的大中城市一样，乱麻一团，厦门市委无从措手，20万人的供应问题很突出。'民以食为天’，厦门存粮匮乏，粮食运不来，接济不上，吃不上饭，人心不稳。特别是燃料更成问题，甚至出现了拆地板当柴烧的现象。情况的确严重，我只好应厦门市委的要求，把兵团指挥所由同安移驻厦门，主持接管工作。” 这样，叶飞就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接管上来，不再把作战看作头等大事了。我们查阅历史文献，竟然没发现10兵团在厦门之战后作一个全面的总结。作为兵团第一次大规模渡海作战，其实是有很多经验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厦门的胜利不能掩盖鼓浪屿的重大失利。 鼓浪屿战斗中，仅91师271团（济南第二团）就牺牲团长王兴芳以下367人（其中277团97人），伤426人，失踪411人（被俘及溺亡）。277团第一梯队出发的也是两个营，损失不在271团之下，总计损失在2000人左右。“济南第二团”这个闻名全军的军委命名荣誉部队几乎全团覆没！ 时任91师师长的高锐40年后沉痛地在回忆录中写道:“鼓浪屿战斗，就整个解放厦门作战来说，达到了兵团要求吸引敌人注意力、调动敌人、保障主力登陆厦门的目的，但就91师的战斗来说，是一次失利的登陆战斗。这次战斗损失之特别使人痛心和遗恨，还在于许多经过战斗锻炼为革命立过功而又一贯英勇战斗的精英们竟在不能施展自己一点杀敌威风和本领的木船上含恨牺牲！在不顾一切拼死登上敌岸、冲上敌人铁刺网和阵地内，孤身奋战中捐躯而又被战斗失利的阴影所遮蔽，我不禁为他们失声痛哭！” 高锐不推卸当时自己指挥失误的责任，经过战后多年对登陆战斗的研究，总结教训如下: 一、在战术指导上，把对陆上阵地防御之敌进攻战术和战斗经验机械地应用到渡海登陆战斗，错误地认为集中火力和兵力突击一点，打开一个缺口就可以进入纵深分割围歼防御之敌，从而忽视了乘船接近敌海岸阵地前沿、舍舟登陆突击的战斗特点，致使登陆突破点的选择完全违背了选敌弱点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原则，实际上，鼓浪屿西北部不论地形还是敌人的防御都比西南部有利于登陆突破，而且在我军从嵩屿正对鼓浪屿西南角进行炮火准备时，已将敌注意力吸引到对西南的防御，如我军绕到鼓浪屿西北侧登陆，有可能出敌不意获得成功。 二、忽视了天气潮汐对登陆战斗的重大影响。特别是江河入海口的风浪，会形成航行的巨大障碍，尤其是渔舟、帆船等小型船只，受风浪影响的程度不是一般水手所能驾驭的。当时我们缺乏海上航行的知识，也未认真调查研究和请教当地渔民，未注意可能采取的应急措施，以致东北风突起，船只逆风逆浪，破坏了航行和登陆计划。 三、突击登陆的船队必须有极严密的组织、指挥和训练，利用民用木舟作为突击登陆工具更要如此！这次战斗前我们对此重视不够，只把注意力放在动员船工参战、保障船只和水手数量上，对船只与部队结合战斗训练没有足够的重视，对诸如汽船拖带渔船、帆船的数量、方法、连结与指挥、联络以及遇到逆风、逆浪如何处置，解体后各船操纵和互相联系，避免碰撞妨碍船上射击与支援上陆等等一系列实际动作问题都缺乏周密细致的研究试验与演练，以致在上船、出港、航行、接敌、解体、登陆等各个环节都发生了问题，直接影响了战斗进程！ 四、指挥与通讯联络是登陆战斗失败的重大问题之一。这次战斗，我们受通信器材限制，不能保障师、团及团、营之间的指挥联络，以致起航后师即失去了对团的控制，团对营、营对连都不能保持有效的联络和指挥。 一遇意外情况，便陷入无组织无指挥状态。第一梯队失利了，第二梯队还在盲目前进，投入敌火网之中；登陆部队已经失利，后勤船只还在照计划航进，直至被炮火全部击沉。 其实，当时条件下，还是可以利用小汽船作为水上指挥通信工具的；船上利用灯光信号（手电筒）和音响信号保持联络是可能的；然而由于我们指挥上的粗心大意，却未做认真考虑与积极设法克服困难，这也是应该记取的深刻教训！ 看了这些历史的反思，我们要问:在厦门战斗结束后，10兵团的领导干部认识到这些重大问题了吗？ 看一下1949年12月12日10兵团政治部《关于漳厦战役政治工作向野政、华东局的报告》，对271团还是充满了赞誉之词，称“271团的一个多营在鼓浪屿坚持苦战两日夜，战斗中表现异常英勇顽强”。 最大的教训是:“领导上只在中下级干部和战士身上着眼，以至造成271团及274团的团干部均未随部队渡海前进，与渡海登陆部队脱节，全团无一团的干部指挥作战，使战斗受到影响，遭遇了一点挫折，对指挥领导的威信有很大损害。” 报告承认:“渡海与渡江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渡海作战事实上是较渡江作战有更多的困难。” 但是仍然认为:“渡海作战的思想指导主要是信心问题，提高信心必须有物质基础，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解决战备工作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如船只、水手、粮食、救生圈、炮火配合等。” 并强调“动员船只船工是渡海作战的决定性问题”。应该指出，这个报告是在金门战斗已经失败之后写出的，依然没有认识到渡海登陆作战中的潮汐、气象、登陆组织与各兵种协同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当年的29军军长胡炳云也回顾总结了厦门岛登陆作战，总结了渡海作战的几点经验: 一、必须充分认识和掌握好气象条件，尤其是风浪和潮汐情况。风浪过大，船队编不成队形，形不成集中的突击力量，零零落落地登陆，易为敌各个击破。潮汐对登陆的影响也很大。此次登陆是落潮时节，船只容易搁浅，致使很多船只不能及时返航。 特别是当第二梯队没有船只，必须依靠返航船只装载时，更应选在涨潮时节为好，不同的潮时，海滩干出的距离不等。这次有的登陆地段海滩坡度很小，选在落潮很晚时开始登陆，要涉过近千米的淤泥滩，增加了突击上陆的困难。 潮汐是有周期变化规律的，选择涨潮还是落潮时登陆，与很多因素相关，必须根据岸滩地形、船只吃水、我之战术等等情况，综合分析，慎重确定。 二、要充分做好渡海作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主要的有： 1．船只的准备，没有足够的航船就无法渡海。由于船只不够，影响到同时攻打金、厦的作战计划的实施。后来攻厦的船只还是少了一点，使后续部队的登陆受到了影响。 2．渡海登陆作战的战术、技术训练，尤其要使所谓“旱鸭子”部队克服怕海、晕船等困难，使官兵有充分的信心和精力渡海作战，夺取胜利。 三、攻占登陆点和巩固好突破口，是登陆作战能否取胜的关键和基础。 此次登陆，我各突击营抵滩后，皆能克服各种困难，突击抢夺滩头阵地，并向两翼扩张和攻占要点加以控制。登陆作战初期阶段，作战的重心是夺取立足点，而不在歼灭敌人多少。攻敌和打敌反击都是为求得立稳脚跟。登陆作战中，往往只顾向纵深发展，不注重突破口的控制和巩固，会造成严重后果。 四、组织精干的强有力的指挥所。指挥登陆作战与陆上进攻有不同的特点。登陆部队是逐次投入战斗的，因而，登陆部队的指挥所也必须随着部队在敌岸上陆情况逐次建立。同时，为掌握战场实际情况实施直接的指挥，各级指挥所员必须靠前。登陆战斗激烈，意外情况多，第一梯队指挥员应分别乘船。以便一船受挫，有可接替，以保证指挥的连续性。 这些历史教训如果在当年及时总结，并为后来的金门登陆战提供借鉴，情况可能就会不同。但历史不能假设，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叶飞认为厦门解放后，只剩下一个金门，解放东南沿海的战斗已接近“扫尾”，相信28军完全能够解决这些残存的国民党军。南下以来的连续胜利不仅掩盖了许多隐患，还造成了各级干部的骄傲轻敌情绪，危险的征兆在悄然地蔓延。 船只不足船工不可靠的隐患 厦门登陆战的胜利反而给28军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原来预想进攻厦门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没想到三天就解决了。金门比厦门小多了，按说更不成问题。原来兵团是准备金厦并取的，因为28军船只不够而推迟。所以，28军上下都在加紧准备，尽快攻占金门。 但是，金门的情况不同于厦门。金门由大金门岛、小金门岛、大担、二担、东碇等12个岛屿组成，主岛大金门岛位于厦门岛以东约10公里，北面与福建大陆的距离也是约10公里，面积约124平方公里，全岛形如哑铃，东西宽约16公里，最窄处为岛中部蜂腰地带，仅3公里，南北长约13公里，金门县城位于岛西部。 岛东半部为山地，山高岸陡，又多礁石，不易登陆;西半部则是相对较为平坦的丘陵地带，尤其是西北部海岸是泥沙质海滩，适合登陆。但是金门是10兵团在福州、厦门沿海登陆的岛屿中距离大陆最远的一个，海上航行时间长，风大浪急，运送部队必须使用大型的海船和专门的水手驾驭。 28军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找船。 本来，厦门作战之后，各军的船只应该转给28军。但厦门作战中大家看到:原来征集的船只多数是平底江船，这种船在海上基本不能使用，一遇风浪就有翻船的危险。所以31军91师在进攻鼓浪屿时，才使用汽船来拖这些江船。 还有，厦门作战说起来有500多条船，其实有很多是仅容数人的小舢板。从集美攻厦门北半岛只有千余米的距离，战士们划船过海，上岸就发起冲锋，没人再照看小船，战斗中许多船只毁于炮火。28军攻金门，海上航程长，必须使用大型尖底海船，各军能够支援的就很少了。为了抓紧攻金门，28军各团都在大力征集船只。 宋诚然是82师244团船管队队长，奉命带领20多人在泉州地区征集船只。他们沿途动员水手，寻找船只。经过艰苦努力，到10月初找到27条木帆船，七八十名船工。在沿海南下过程中，他们也学到了海上航行的知识。 一次在海上航行，天边出现积云，船老大说要起大风，船队赶紧靠岸，把船拉上沙滩。果然一会狂风大作，海浪滔天。还有一次通过一个海口，他们听从船老大的意见，选个风平浪静的白天通过，结果还是遇见巨浪，船只一会被推向峰顶，一会摔进谷底，大家都死死抓住船帮，才没有被大浪卷走。通过几天航行，船管队的同志体会到大海的厉害，懂得了初步的航海规律。 10月是海上多风的季节，本来是无法航行的。但28军攻金在即，团里传来命令，船队火速前进。每天团里都限时让船队开到某地，并明确指示:风再大，船也要开，不能贻误战机。 宋诚然回忆:“我们动员，实际上是强制船工开船。10月15日左右的一天早上，我让管船的同志带着船老大统统上船，冒着六级大风起航。结果船离岸不远，就有两三只船撞坏，我乘的那条船也触礁而撞坏。由于违反了航海规律，我们的船只损坏现象，接二连三地发生。再加上每次起航和靠岸，因风浪大，船只损坏越来越严重。当我们的船驶入围头湾时，只剩下八九条船能继续航行了。 这时又接到团指挥所的命令，要我们在20号前把船开到大嶝岛待命。我记得是10月20日或21日那天，我们冒着五六级大风下海，火速向大嶝岛开进。航行中，我发现船好像一直向金门驶去，我着急地责问船老大，要他立即改变航向，船老大告诉我，现在船行侧风，速度很快，突然变向，就会翻船。并向我保证绝不会开到金门，愿以脑袋作保，我这才放了心。 我们的船队经过风浪的冲击和敌机的袭扰，闯过一道道险关，到达指定地点大嶝岛时，只剩下七条船。船管队的同志一个个筋疲力尽，疲惫不堪，团首长见到我们这个狼狈相，心痛地让我们抓紧时间休息，准备迎接新任务。当我们内疚地汇报到只带来七条船时，团首长十分满意地说:现在谁能搞到一条船，就给他立个大功!” 宋诚然心情沉重地反思道:“在新区征集民船，困难很多，要把征集的船带到前线，困难更大，这就要熟悉水文海情，按航海规律办事，如果违背了航海规律，就要碰钉子。我们的船带到目的地，损失了四分之三，主要原因是指挥机关按陆地行军的要求，对待海上航行，甚至每天从甲地到乙地的行程，都规定得死死的。这样一来，不管潮汐涨落、风浪大小，都要硬着头皮开船，结果我们一个多月辛苦劳动的成果，大部分被礁石撞碎、大海吞没。” 28军军部驻同安县新店镇莲河村，解放军在当地也积极征集船只和船工。莲河是个有500多户约3000人口的中等村庄，它东面濒海，离金门不到20公里，莲河村的百姓和金门的联系比较多，不少人在金门有亲戚，不时有来往。解放军进驻莲河时，这里的百姓觉悟还不高。听说要打金门了，村里的大部分百姓，特别是船工，都跑光了，这就给部队筹集船只和招募船工带来极大困难。 莲河有个进步船工叫吴德成，解放前当过地下党的交通员，参加过一些革命的地下活动。1949年10月金门战斗时，他是自愿参加支前，为人民解放军驾船渡海的六名船工之一。 他回忆战前28军的准备工作时说:“部队的同志绝大部分是北方人，既不会泅水，也不会驾船。大量的船工只能从本地征集。由于部队初来乍到，不了解本地群众中哪些人不是船工，哪些人是船工，开始找来了一些人，有的根本就不会驾船，其中还有一些是吃鸦片、吸吗啡的二流子，叫这些人去当船工怎能完成任务呢？ 此时，部队已从惠安、青田、南安、晋江、同安等地调集了60多条木船开到莲河一带。船只虽然还是短缺，但如果能保证往返运送，也还凑合。最要紧的是要赶快解决船工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遵照同安县委的指示，积极配合攻金部队，自觉地担当起动员和招募船工的艰巨任务。 当时大部分船工都躲到山里去了，我们就到山里做工作，使群众解除了疑虑。有些船工是干了一辈子的船老大，但仍思想不通、不太愿意为解放军驾船的，我们就和部队商量后，采取雇佣的办法，或者许诺他们提出的某些条件。 如渡海作战时驾驶'福龙’号商船的三名船工，提出事成之后，要求部队把这条船送给他们，部队同意了。由于需要的船工数量大，全部找有经验的很困难。于是动员了一些虽然不是船老大出身，但懂水性、多少掌握一点驾船技术的当地群众当船工。 比如和我在一条船的陈春土就是磨豆腐的，也有的是做小买卖的、当木匠的、游手好闲的，真是五花八门。另外，部队也从战士中选一些略懂水性的充当船工。由我们当中的船老大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看风使舵，如何扯篷转篷，如何摇橹操桨。这些战士肯吃苦，聪明能干，经过短短一段时间培训，驾起船来还满像那回事。就这样，临战时，好歹把60多条船的船工凑齐了。” 没有船过不了海，没有可靠的船工驾驶船只，同样是危险的。我们从亲历者的回忆看出:为了尽早打金门，28军的干部上下都有急躁情绪。244团团长邢永生是28军的主力团长，但他却催促船管队不顾天气海情，像在陆地行军一样指挥船队航行，违背了最基本的科学道理。当船队损失四分之三的船只，勉强到达莲河后，他竟然没有问一下船只损失的原因。这就为后来28军领导不计算潮汐规律，强行登陆金门，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叶飞在打厦门之前，就已经意识到民心不可靠的问题，向三野总部报告船工逃亡严重的情况。这种情况贯穿于10兵团登陆战斗的始终。 确实，闽南沿海属富裕地区，共产党在当地很少活动，因此百姓没有那么强烈的求翻身解放的愿望，同样对共产党和解放军心存疑虑。在解放军征集船只的过程中，船工不断躲避逃亡，把船只隐藏或破坏，与其说是觉悟不高，不如说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命根子——船拿去打仗。在找不到船工的情况下，解放军把一些游民无赖也找来充当水手，这就使驾船的人员更加不纯。 果然，战斗开始后，严重的情况发生了。助攻的29军85师253团政治部主任张茂勋回忆:“10月24日黄昏，我团各营连都上了船，而驾船的船工还不够。29军军部从厦门送来一车船工。我们在海滩上摆下酒菜欢迎他们。这些船工一下车，酒也不喝，菜也不吃，坐在地上不动。个别人还跪在我面前苦苦哀求放他回家。我们连劝带拉，请他们喝了酒，吸了毒，然后分配到各条船上。当时要求这些船把第一梯队送过去，再回来接第二梯队。像这样的船工，事先既没有时间进行教育，也没有同部队配合演练，哪能指望他们像渡江作战时老解放区的船工那样，一次又一次往返接运后续部队呢!所以，这些船一靠古宁头，船工都上岸逃跑，把船搁浅在海滩上，被敌人的炮火焚毁。” 从其他团的当事人回忆看，船工的情况多数如此。29军86师256团在惠安海边征集船只，只能依靠旧乡政府的保长和士绅帮忙。经过动员、拦截和重金聘请（每人一两黄金，是保长暗中出的），总算征集到30条大船，每船可坐四五十人。 当时团政治部主任丁瑞根给每个船主开了收条。攻打金门作战，这些船只全部丧失，很多船主拿着收条来到厦门找丁主任要求赔偿。 在登陆作战中，战士的命运可以说完全掌握在船工的手里，正是船工的逃亡和船只搁浅，导致了金门登陆战的失败。而这个后果，也是领导上急于打金门，没有时间教育和训练船工造成的。 从解放军方面，登陆作战的教训、对海洋航行缺乏知识、船只的严重不足和船工不可靠等隐患，都是存在的。但10兵团的上级领导对这些却很少注意，而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福州、厦门都打下来了，金门更是小菜一碟。一方面是解放军指挥员的骄傲轻敌，而另一方面，金门国民党守军的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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