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12篇封神的政论文

library003 2024-09-12 发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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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传千古的政论文，往往针砭时弊、引经据典，其作者多身居高位，看待时事十分透彻。

这些文章往往发人深思，读之令人敬佩，时常学习，对我们会有很大启发。

下面，笔者列举中国古代9个人的12篇极具洞见的政论文。

李斯《谏逐客书》

李斯是个让人感触很深的人，一个人，可以是股肱之臣，也可以去助纣为虐。

他年少时，曾经在郡里当过小吏，看见办公处所附近厕所里的老鼠吃不干净的东西，每当有人或者狗走近的时候，老鼠多次受惊逃跑。

李斯又走进粮仓，看见粮仓中的老鼠正在吃囤积在粮仓中的粟米，它们居住在大屋子里，没有受到人或狗的惊扰。

看到这种情形，李斯感慨叹息说：“一个人有才还是没有才，同这些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在的环境决定的啊！”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李斯生于贫贱、崛起于阡陌，才华横溢，志向宏伟。

他的成功，是靠着秦王嬴政的信任；然而他的毁灭，却是因为苟合权势。

在受诛身死的最后关头，他对儿子感慨“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触动了多少人的心。

然而，他早年位极人臣时，那句“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似乎早已预知了自己的命途茫茫。

这是一个小人物的奋斗史与发迹史，也是一个极臣的堕落史和灭亡史。

一代名相，可敬、可恨、可怜、可叹。

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鼠在所居，人固择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阳，人臣极位。一夫诳惑，变易神器。国丧身诛，本同末异。

《谏逐客书》是秦代政论文中非常精彩的一篇，虽然这篇文章可能只是作为逐客令直接受害人的李斯用来据理力争自保的工具，然而依旧难掩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刚健的笔力。

开篇点题，“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然后李斯列举了秦国兴盛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客卿们，理直气壮地对秦王讲，“客何负于秦哉”，接着又说“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直言逐客之害。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再然后，李斯列举了秦国对各诸侯国的物件美人来者不拒，却对六国客卿，“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他毫不留情地批判“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李斯的文采确实一绝。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一生的运气，在于他碰到了赏识他的一代英主秦王嬴政。他的《谏逐客书》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写得多好，更在于被秦王采纳了，真正重视起来实施了。

▲图为《峄山刻石》拓片，其碑高218厘米，宽84厘米，共15行，满行15字，两面刻字，原为秦丞相李斯所书。此碑是北宋淳化四年(993)，郑文宝用徐铉摹本刻成，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首次东巡刻于峄山(今山东邹县境内)的记功刻石。碑文书体是秦时新创书体小篆，用笔圆转，结构匀称，点画粗细均匀。此碑虽不是秦时刻石，但仍保留了秦代小篆“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的特点，是中国文字史、书法史研究的珍贵资料。图源：书法易网

贾谊《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

贾谊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他的《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

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

上篇先讲述秦自孝公至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之后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中篇剖析秦统一天下后没有施行正确的政策，主要指责秦二世的过失。

故先王者，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下篇写秦在危迫的情况下，秦王子婴没有救亡扶倾的才力，主要指责秦王子婴的过失。文章行文采用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多运用对比手法，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该文在当时起到积极的社会作用，也是千年来政论文的名篇。

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

贾谊的《治安策》，正好指出当时西汉局势的症结——诸侯国蠢蠢欲动过于强大。贾谊在这里其实已经提出了非常可行的解决策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也正是后来汉武帝推恩令的基本思想。他的思想不可谓不超前。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论积贮疏》是贾谊23岁写的。“本”和“末”的矛盾，一直是封建农业社会生产的一大议题。“重本抑末”也是这篇文章的根本。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国家治理中最核心的，政治层面是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经济层面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贾谊文章，可谓洞悉千年。

贾谊到死的时候才33岁，如此年轻，便有如此高远的见解。

汉文帝待贾生不薄，却也只能“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斯人已逝，文章千古。

贾谊画像图源：我爱育娃网

韩愈《论佛骨表》

在读这篇之前，韩愈诗中，我最有感触，也最喜欢的是《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当时我还不太明白，皇帝这么难以劝谏吗？韩愈究竟说了些啥，就惹到他了。

等我看了《论佛骨表》之后，我明白了，这才是中国文人应有的风骨啊！

在全世界大多数古代文明都对鬼神处于未知的敬仰和膜拜之时，孔老夫子一句“敬鬼神而远之”，论语中一句“子不语怪力乱神”，奠定了中国士大夫阶级敬远鬼神的基本世界观。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

这篇文章开篇点题，“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可谓旗帜鲜明。

其次，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以及历史上尊佛造成的种种祸端，暗示皇帝，尊佛必将导致国家出问题。

然后，以看似把皇帝摘出来的语句，狠狠地骂了皇帝愚昧信佛，“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估计皇帝看了都手抖。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最后一段，直至要害，韩公直接把佛骨视为“朽秽之物”，应该交给有关部门丢到水中淹了，扔进火里烧了，把皇帝到朝廷不作为的群臣，骂了个遍。

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

然后他讲，如果真有佛祖，让他把所有的罪过都加到我头上来吧，我绝不怨悔。多少现代人都不敢讲的话，韩愈能够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理直气壮地讲出来。

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即使到如今，很多人依然比不上千年前的韩愈。

韩愈画像图源：《历代君臣图像.高宗哲.集.1651年》

柳宗元《封建论》

读《封建论》后，我对柳宗元佩服的五体投地，其对于政治制度的深刻认识，简直超越时代。

文章一开篇便点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人类起源开始，提出了人类团结求生出现群体，群体相互斗争、联合进而产生高一级群体，一步步直到天子，并产生了若干制度条例。

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其后，说到周朝灭绝在于封建制度，即封邦建国。

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再次，点出秦朝灭亡不在郡县制度而在暴政。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然后，汉有叛国而无叛郡，说明乱之根源在“封建”。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接下类，唐有叛军（指藩镇）而无叛州，说明唐朝之乱是因为藩镇实力过大。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秦有叛民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军而无叛州，这分析直接阐明郡县制的巨大优点——忠诚于朝廷特别是皇帝。

在最后，柳宗元又提到，“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分封制造成的后果，就是圣贤无以立于天下。

“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比起那些舞文弄墨、厚古薄今、没有治国经验的腐儒们，柳河东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柳宗元画像图源：《历代君臣图鉴》清代拓本

欧阳修《朋党论》

大家更熟悉的是欧阳修写的另一篇《伶官传序》，而《朋党论》，其现实意义也更大一些。

北宋的党争一直是贯穿朝堂的一大矛盾，从范仲淹新政到王安石变法，最开始的观念之争，发展到后面全都成了站队的朋党之争。欧阳修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党争之中。欧阳修写这奏疏，也是自我的辩白。

欧阳修并不是一上来就否认朋党之论，也没有急急忙忙撇清自己和范仲淹的关系，而是大方承认，“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只要君上能够分辨到底是君子之朋还是小人之朋，用贤人治国，国家就会向好发展。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他更进一步提出，“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小人聚在一起为利，君子聚在一起为义。然后接着举例子，进一步说明，朋党本无害，有害的是小人之朋党。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然而，欧阳修的《朋党论》即便已经成为了千古名文，却依然没有阻止北宋党争的发展。

欧阳修画像图源：《历代君臣图鉴》清代拓本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王安石是我极为佩服的一位古代政治家、文人。王安石变法也是历史课本中永远绕不过的一个事件，看了他的文章，会真的服，他的洞察力真的是非常敏锐，对朝廷的问题也是看得非常透彻。

许多人将宋仁宗时期描绘成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谐社会的巅峰。虽然不能否认宋仁宗时期北宋确实非常强盛，然而，宋朝的祸根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是宋徽宗一个昏君全把锅背了就可以了。在北宋最鼎盛的仁宗朝，王安石就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个国家的问题症结。

下面这首王安石的《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称赞明君之情，布局巧妙，读起来豪迈大气，令人回味无穷。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洒洒万言，深刻地指出了北宋朝堂的内忧外患。

梁启超说这是：“秦汉以后第一大文。”

当时王安石虽政绩斐然，官名远播，但还是外官，就已经尖锐地指出歌舞升平之下掩盖的问题，并明言是由于“不知法度”造成的。

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認鰓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接下来他又深刻剖析了改革的必要性以及用人制度的问题导致人才稀缺，提出了培养人才之法。

认为皇帝是人才养成的决定者，涉及人才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何也？……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

他指出了一个问题，当时大部分官员是不合格的，因为任命、考核制度出了问题。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

王安石还明确指出，他之所以上书，目的就是要进行政治改革，革除“苟且因循之弊”，以期“合于当世之变”，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一位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也是他日后实行“熙宁变法”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王安石清楚地知道，他的改革主张，在当时一定会遭到顽固派的非议，但他仍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身上，他恳求皇帝，能“勉之以成，断之以果”，将改革运动进行到底。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因为王安石要求革新变法的主张，正触犯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写出来之前，就有人攻击王安石“迂阔”，甚至说他要乱国。

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

由于社会阻力太大，所以奏书呈送之后，并未引起仁宗的注意，也未提起执政者的兴趣，而王安石也并未因此而受到重用。但他的改革愿望和过人的胆识，却在士大夫中赢得了声誉，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也使其日渐成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

神宗激赏此文，王安石写这篇文章的次年二月便任命其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

文章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份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

文章第四段篇幅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后面指出宋朝十处弊病，其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

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文章最后，希望皇帝奋发有为，使国家更加强盛。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王安石变法最大的阻力，在于他要动在位者的蛋糕。

我们如今的很多人都忽略了，中国唐宋以降的文人阶级，往往是和地主阶级、官僚阶级重合的。

掌握舆论的阶级，并不意味着代表“民意”。而一旦与掌握舆论的阶级为敌，他们不但要让你身败，更要让你名裂；不仅要让世人知道你是错的，更要让世人相信你是坏的。

饶他是“拗相公”，也挡不住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寂寞吧。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他和古人相惜，这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对另一个伟大改革家的敬意，即使他知道商鞅最后遭遇的是怎样的结局。

王安石像轴明代摹本江西省博物馆藏图源：澎湃新闻

苏洵《六国论》

最优秀的议论文，都是开篇直接点明主题的。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许多人认为苏洵的见解太偏颇了，六国破灭的原因太多了，根本不是因为贿赂秦国。

然而，优秀的政论文，不在于“借古”，而在于“讽今”。

六国破灭，或许不全是弊在赂秦。但苏洵面对的大宋王朝，为了一朝安寝，与契丹、西夏签订各种妥协的城下之盟。

下面这段话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话：先人筚路蓝缕开垦出来的一片天地，子孙坐享其成好不珍惜，多少国破家亡，都是由此造成的啊。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六国尚且有机会跟秦一搏，更何况如今的大宋，为什么反不如当初的六国？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苏洵《陈元实夜来贴》

《论时政疏》

嘉靖年间，让人惊艳的政论文，来自于25岁张居正的《论时政疏》。

张居正的文风一向是干净明脆的，看起来轻松明快又入木三分。

中进士仅两年的张居正在《论时政疏》中已经展现出自己的直达本质的眼光和干脆的笔下功底，首先便开宗明义指出了明朝此时面临的五大危机。

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

每次看到这一段开头，我都会震惊于其超越时代的眼光。不得不说，25岁的张居正此时已经以一个杰出的大政治家的如天巨眼看到了明朝最深层次的危机，和他那些只会纠着鸡毛蒜皮小事抨击时政的同侪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后世史学家论明朝之灭亡，大抵认为有四大因素：宗室庞大、吏治废弛、边备软弱、财政危机。

而这四点，恰恰就是张居正在《论时政疏》中所说的五点，只不过吏治废弛被分成“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这两点来叙述，一个用人不当，一个贪污横行。除了吏治，其余三点同样也是明朝此时深入骨髓之病：曰宗室骄态，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

同时代的奏折中，有的人能说到这四个深层次弊病的一点或者两点，但是很少有人能像25岁的张居正一样，开宗明义的用二十个字“宗室骄恣，庶官疾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亏”，便将明朝此时所有致命的问题都一针见血的指出。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太岳亦曰：吾道一以贯之。

22年后，47岁的张居正正式执掌帝国权柄之时，几乎所有的治国方略都是完全按照他25岁时指出的这五点来进行的。

财政上，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

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

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张居正执政之时，国库银和太仓粮都达到创纪录的高峰，号称粮食可供国家十年之需，丰富的钱粮给了万历打三大征的底气，因此有人说：万历三大征其实不是万历打的，都是张居正打的。还有人说，张居正为明朝延续了70年的寿命。

张居正画像

海瑞《治安疏》

嘉靖年间，特别有名的奏折还有海瑞的《治安疏》，对比《论时政疏》，就可以看出张居正和海瑞之间的不同。

这看起来简直就是海瑞给嘉靖下的战书。

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长生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日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驰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这，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县罄，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即使这样，海瑞还嫌嘉靖听不懂，“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韩愈好歹还是委婉地骂，海瑞这真的就是指着鼻子骂了。

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

海瑞还指出了嘉靖修道的错误。

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止说修身立命，止说顺受其正。盖天地赋予于人而为性命者，此尽之矣。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终。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存至今日。……陛下玄修多年矣，一无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玄修妄念，区区桃药之长生，理之所无，而玄修之无益可知矣。

这篇文章，上下五千年，也就海瑞一人敢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