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农村劳动的十年 一九六六年末以后，我就在生产队参加了劳动。虽然只有十六岁，但是因为家庭困难，年年都是“红字户”，爸爸养不过来全家人，干多干少都得干，因为呆不起。所谓的红字户，就是劳动报酬在生产队领不回来吃粮和烧柴，反过来还欠生产队的，年终要通过“叫户”，才能给口粮和烧柴，所谓的“叫户”就是存钱户答应给你补足所欠生产队的钱，帮助你家还债，过后你再还给人家这笔钱。一般都是两家关系比较好，还得信得过你，才能给你叫户。自一九五九年下乡劳动以来，我家基本上是年年叫户，特别是六一年到六四年，分别有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全家八口人。负担比以前更重，生活上的零用钱基本上一分没有，穿衣服买油盐酱醋都靠亲人救济。 那几年也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一是没有住房。年年租住别人家的房子，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七年我们就搬了四次家。最先是住老尹家的房，我的老弟一九六一年在那里出生。而后搬到沟北住陈廷阁旳一间小里屋，大概是在一九六四年，我的老妹妹就在那里出生。那时我正在大姨家读书。后又搬到雷文才的房子，跟他们住对面屋，那时候老妹妹才五六个月。住了两年多，又搬到陈维新的房子，住西屋一间半，住到一九六八年盖新房。 二是劳动力少孩子多，年年领不回吃粮和烧柴。分谷子分豆秸都不给。缺吃粮缺烧柴。尤其到了年关，别人家孩子都能添几件新衣服，买买年货。我们家是一分钱没有，爸爸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憋得可地走，过年就像过关一样。记得一九六四年过年，我们家就买了一斤半猪肉，仅仅够吃一顿饺子。那时候，每人每月给二两豆油票，我们都领不起，我亲眼看见妈妈把五斤油票给了王书琴大姐，，那时大姐夫王新发当大队支部书记，家里客人多豆油不够吃。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我的三姨对我们家帮助最大，每到年关三姨就寄来三四十元钱，并且寄来一封信予以问候。记得住在老雷家对面屋的一九六五年，到腊月二十八接到三姨夫寄来的四十元钱，并附一封信，老爸乐得当全家人的面宣读，当听到三姨夫的工资涨到每个月九十八元时，老爸就像自己涨工资时那么高兴。那个时候每发生与经济生活有关的事情，我都刻骨铭心。 一九六八年春节前我去了三姨家。那时三姨住在兴城白庙子，当时还没有小忠子。我在那里过了一个丰盛丰腴的春节呆了十多天。第一次逛了兴城古城。兴城古城呈正方形，城墙周长三千多米内修女儿墙。城墙四面正中各有城门一座，东面叫春和门，南为延辉门、西名永宁门、北称威远门。各城门上修筑高耸的箭楼，四角高筑炮台。当年明清宁远之役，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被红夷大炮击中，身负重伤，回盛京不久身亡。兴城就此闻名于世。这是我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
（摄于辽宁兴城） 刚到生产队因为年龄小身体弱，跟男劳动力干活跟不上，就跟妇女干同样的活儿。铲地薅地别人挣八分，只给我六分。一九六七年全年我挣了一千七百多分；爸爸挣了两千七百多，加起来一共四千多，我家第一次成了存钱户。结束了“红字户”的历史。在妇女队长领导下干了将近两年，就加入男劳动力队伍跟他们一样，他们干啥我都跟着干，但是动力气的活儿，我还是觉得很吃力，有一次赶马车到三岔河去送粮，扛着一百八十多斤的大麻袋上跳板，两个人卸了一车二十四个大麻袋，累得我全身是汗，心跳得就像蹦出来一样。回到家浑身就像散了架子，歇了好多天都没缓过来。从那以后再也没干过那个活儿。再就是挑粪。那时候一到农闲，就上各家各户挖厕所挖猪圈，挖出来的土要集中到生产队的大粪堆，全靠人挑。男劳动力挑挑儿；女劳动力往筐里装。距离近的时候还可以，远的时候有一里多地，还得往粪堆上上，一挑粪最少有一百四五十斤，一天下来不但浑身疼，肩膀子都压肿了。 以致到现在我留下了脊柱弯曲的毛病，右肩低左肩高。还因为过力，心脏有吹风样杂音，总是咳嗽，直到现在咳嗽的毛病还没好。但是并没影响我干农活儿，那时除了刮大风下大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当中，只有过春节才能休息五天，即初一到初五，初六就得开门红。我是铲割拉打跟车，什么活都干过。六八年秋天夜战拉苞米杆子，好险没丧命。记得夜战当天晚上，忘记了什么原因挨了爸爸一顿骂，爸爸骂的话很不好听，有一句话说我：“王八二正的”，我确实很生气，晚饭也没吃就去夜战了。当晚赶大车的是陈维德，他跟我同岁，晚间九点多钟，把一车苞米杆子拉到屯子里，得先抓阄，看抓到谁就给谁家送去。我下车去抓阄，抓回来之后从前边上车还没坐好，陈维德招呼一声'驾’！，我也没理会，车冷丁一动，我一下就从车上滚了下来，从辕马屁股后面摔到地上，大车从我身上跑了过去，幸亏车轱辘没压到我，捡了一条命。过了不几天。又拉秫秸，眼看快装满了，我抱着一捆秫秸往车上扔，因为捆太大，我就打了一个大趔趄，一下撞到车上，正好一颗大秫秸根子扎到我的右眼睛上，扎得我的右眼眶一圈儿全都出了血，幸好没有扎到眼球儿，眼睛没瞎了，我捡到了一只眼睛。 也可能是因为运气，那一年发生了好几个事情，让我终生难以忘记。因为经济条件的逐渐好转，一九六八年我家也张罗着盖新房。我大舅；我三姨；还有毕连荣我的大姐夫，都相继借给我们不少钱。开春我跟父亲去三岔河买木材。一大早我就去生产队，套了一个牛车，我赶着上路了。走到榆三公路还没亮天。接近新城局了，这老牛说啥也不走了，我下车发现路边有一个很大的东西在动，仔细一瞅是一头毛驴子，“吭哧吭哧”在那吃草。那时还没修公路，路面很窄，我就牵着老牛从旁边绕过去了。 上了车我跟爸爸说：“咱俩出门遇见了毛驴子，听别人说这不吉利，得多加小心”。到三岔河以后，在木材厂买了几颗檩子和小椽子，喂了牛就往回走了。走到早晨曾经停下的地方，这老辕牛突然前腿跪下，忽的一下来个前滚翻，一车木材马上向前倾斜，把我从前边摔了下来。这老牛四蹄朝上，屁股朝前，被肚带勒得“吭哧吭哧”直劲喘，我手里除了鞭子啥工具也没有，父亲和我就往起抬车，怎么使劲都无济于事。眼看老牛就要没气，这时候从很远的后边来一辆胶皮车，我前去求救，只见车老板拿出一个刀子，三下五除二，把老牛肚带割断了，我是千恩万谢，他们又帮助我们把车抬起来，把老牛重新套上，赶到家已经半夜十点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有惊无险。可把我吓坏了。当年勉强盖上了三间茅草房。房子虽说简陋，但结束了我家租房住的历史。虽说也拉了不少的外债，老爸也非常的高兴，为此父亲还写了一首诗： 自归农村未得安，甫及九载已四迁。 鸠居新成虽拙陋，且喜妻儿皆欣然。 这是茅草房落成以后，我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照片。 也就在同一年年底，父亲被聘为村小民办教师。 七零年大队把我调去搞了一年菌肥，我和高云芳在村小的一间教室里，从公社领菌种，自己做培养基，做了一年“920菌肥”。这菌肥有效果，只是产量太低，后来也没有推广。七一年以后，我在生产队当民兵连长兼团支部书记，还打过头。铲地割地都领过人。一九七三年，我还代表五龙公社，参加了长春市第二次民兵代表大会。作为榆树县民兵代表团的一员，是我在农村劳动期间参加的最高格次的会议。全县三十八个公社各有一名代表参加。团长是当时的县委副书记王真平，副团长是榆树县武装部长颜春普。会期三天，住在吉林省宾馆，平生第一次住宾馆，算开了眼界，真的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也是一九七三年，发生了我终生都不能忘记的两件事。一是我参加了当年的大队民办教师招考考试。考试在大队办公室举行，公社来人监考。成绩当天发表，我的成绩不但在全大队考生中第一，而且超过当时在岗的民办教师张跃先和高连。按照公社要求，我如果去学校，排在末尾在岗的高连就得下来，高连知道此事以后，就找到父亲求情，说你家的大哥在生产队干得也很好，就别去挤我了。爸爸当时就答应了他，回家跟我说，大队小学一共就七个人，咱家就占两个，爷俩在一起干，让别人看了也不好。你还是别去了，当个农民不也是很好吗。说实在话，生产队的活儿，我已经干的够够的了，跳出农门干点什么不比在垄沟找豆包强啊？多年以来为了这个理想，我自学了高中课，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等多项公式我背得滚瓜烂熟，不仅如此，我还自学了《中医学》；《中药学》；《频湖脉诀》《汤头歌》；《四百味》；《西医临床学基础》；《西医外科学》；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这些书，大概有二十多本。我还自学了拔牙技术，针灸技术。之所以这么干；就是想跳出农门。去大队卫生所当一名赤脚医生。大队的赤脚医生韩凤祥跟我很好，他还带我到社员家实习给患者针灸，我学习的很多药书都是他给我的。我还自费购买了一套拔牙工具。还跟大队兽医学会了劁猪；自学了果树嫁接技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脱离农村。我一辈子绝不能靠肩膀头出力吃饭。自从毕业后参加劳动开始，所有阴雨天我从没有休息过，在田间干活歇气，我从来没有空过手，手里的书本没离过身，陈廷全干活时常跟我挨着，他说：“我看你也不是垄沟找豆包的料啊，一天到晚总拿着书本，早早晚晚是要干点什么”。一语道破天机，说得我很不好意思。可是我的爸爸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当个农民也很好，将来当个小干部说话当令也中。所以他不同意我去学校做个孩子王。 第二件事情是当年上级学校来招生，要求五龙大队选派一个人参加当年的招生考试。五龙乡的教育助理许庆生负责五龙大队的生源选派工作。大队会计杨世友就推荐他的外甥孟宪文，我知道后也报了名。于是就我们俩在当时的大队部参加考试，语文数学一张卷，时间是一个半小时。评完卷我打了九十六分，而孟宪文打了三十一分。我俩在里屋听令，外屋许庆生和大队干部研究此事，就听许庆生说：“这没有办法了，差的太多了”。于是就决定我参加乡里的考试。临走许庆生让大队会计给我做了一份鉴定，他好带走。 过了不几天我就参加了乡里的考试，全乡三十六人，我考了第二名，兴隆大队的李万兴考了第一名。考完第二天乡里就通知各大队负责同志开会，研究录取问题，我知道以后，就去西沟屯找大队长徐德恩，求他在开会时给我说点好话，那天早晨正下雨，我顶着雨到他家跟他说了此事，不料他说闹肚子了，去不了。但是我看他根本就没啥病。怎么说都不行，就是不去。并且打发大队的贫协代表陈国瑞去开会，我又去找陈国瑞，说去开会已经走了。 第二天我就去公社找到教育办的韩永信，韩老师跟我私下关系很好，他说：“你落选了，你们大队来的人在会上一句话没说，另外你的鉴定谁给你写的？你看看”。于是他把一份鉴定拿给了我，正是杨世友的字体，我一看傻眼了：“该同志老实肯干拥护社会主义，他的父亲曾是右派，但本人不破坏公共财物.......”。我的脑袋“翁”的一声，差一点没摔过去，后边的几句写的什么我都记不住了。当年全公社一共走了七人，其中本科两人；中专五人。李万兴去了沈阳的东北工学院。怎么回的家我都忘记了，回家后我撕掉了所有用于自学的高中教材，自己在大野地里放声大哭一场。我把十年的大好青春献给了五龙这片黑土地，而它却给了我太多太多的遗憾。假设我不遇到杨世友；假设徐德恩陈国瑞肯于帮忙，假设........，我的人生之路恐怕是另一番景象了！可惜人生之路没有假设啊！ 这件事对我精神上打击很大，我好多天睡不着觉，脑袋嗡嗡响的毛病直到现在也没好，记忆力也比以前差多了。这种精神上的打击，不亚于得一场大病，整天迷迷糊糊，打不起精神来。 那以后我好多天没去生产队干活儿，还自己外出到扶余县的双龙泉几个屯子去拔过牙，走了几天遇到几个老太太，最多的一天拔了三个，挣了七元钱。还给一个老头拔牙因为用力过猛，撕破了牙龈，不但没要钱，还搭上了许多消炎药。一九七三年以后，我在生产队干活儿没有那么积极了。 七五年年初，公社抽调我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包房家大队。队长是韩永信，队员有我，兴隆知识青年王少思，还有平房店的王龙。七六年又包富家大队。那两年吃住在社员家，吃派饭。跟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应该说搞路线教育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原来我一说话就脸红，有上句没有下句，吭吭哧哧没话说。因为是工作队员，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必须经常给社员开会，每次开会工作队员必须讲话，怎么讲？讲什么？开会之前我都要拉好提纲，分清主次排好一二三。那时候会议很多，两三天就得开一次，我是一次比一次有进步，一年多以后基本做到了能把话说明白，讲个十分八分钟没有问题。刚一去的时候，有一次开会引用了一句歇后语：“騍驴撵骒驴，咋的没咋的”引起了哄堂大笑，笑得我反思了好几天，一个公社派来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员，在社员面前说出这样的话，自己也觉得很低俗，作为教训我常常回味。当时是讲社员一年复一年地干没有变化，就想起了这句话。 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我就回到了生产队，不久，大队安排我去了农科队，任队长兼技术员。就是在那里我学会了嫁接果树；学会了劁猪；农科队养的好几十小猪羔，都是我自己劁的。农科队还有许多果树，秋天海棠果红拉拉一片，当时也没卖钱，都被大队干部送礼了。有一天大队小学校长王生去了果园，还拿了一个塑料袋子，我也送给他一塑料袋海棠果，他接着跟我说:“这回有机会了，高连出车祸死了，你爸爸调走了，现在学校缺人，你要愿意去学校，现在是一个机会，在学校还是比在这里强，不管咋的有转正的机会”。于是，我答应了他，决定去学校。 一九七七年三月我便到五龙小学去上班，开始了我的教育工作生涯。 从一九六六年十月到一九七七年三月我在农村生产队参加劳动共计十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其间我做过生产队防疫员；卫生员；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和农科队长。农活儿不能说样样精通，但都驾轻就熟，铲地割地从不落后，我把人生最宝贵的十年献给了广阔天地。献给了我前半辈子曾经生长的地方，我把许许多多的汗水洒在了武隆的这片黑土地上，但是它却给了我好多的遗憾，我曾经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从十六岁开始干到二十七岁，期间在妇女队干了一年多，而后就跟男劳动力一样干，一年四季日出而工日落而息，铲割拉打全都学会，而且割高粱割谷子还打过头。这十年我是累弯了腰，压歪了肩，到现在我还是脊柱弯曲，两个肩膀一高一低。一九七一年大队抽我搞了一年菌肥，一九七五年我到房家大队搞了一年路线教育；一九七六年又到富家大队搞了半年路线教育，七六年回来当几个月的农科队长。应该说我是时时处处都想干好工作，期间我不断要求进步，向大队递交了好几次入党申请书。记得割谷子时副大队长王财到地里来跟我唠起了我写入党申请书的事说：“你写的太长，有十多页，简直是发牢骚”。我一边割，他一边倒背着手跟我唠，他说的我很不高兴，我教他都绰绰有余，却在生产队干农活累得汗流满面。对这样指手划脚的人，我真的很不服气，但是那个时候人在人眼下，哪敢不低头。当你手背朝下的时候，什么好事也轮不到你，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想入党？容易吗？他有权说了算，我看了十年药书，没当上赤脚医生，而他啥也不会却拉上了药匣子，当上了卫生所调剂员，现在还升了官，当上了大队长。跟谁讲理去？期间的奥妙谁能说得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