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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初，国、共两党代表重庆谈判结束，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全国人民对和平建国产生了新的希望。 当时，文强正在刚从日伪占领下光复的开封、新乡一带视察。 一天，他忽接西安电话，通知他重庆来电，要他星夜返回西安，乘班机赴渝。 文强赶回之后，见到戴笠以“金水”代名发给“西安文定远”（文强与军统局北方区的代名）亲译的电报，内称： “为顺利斡旋，以外交为前导，以武力为后盾，接收东北，还我山河，兄熟悉华北、东北及苏、蒙、韩之内情外向，本局今后主持东北及国境纷争局势之人选以兄长之才为最妥善。” 戴笠还告之，已派军统局上海办事处处长徐远举前来接替他在西安的职务。随后，文强匆匆向徐远举办好交接，即飞重庆。 在军统局本部，他首先见到的是局本部主任秘书毛人凤。 毛人凤告诉文强： “戴老板在北平相候，有意请兄到东北主持工作。本局先后派了几批人到东北都不得力，非兄全盘筹划不可……” 原来，戴笠在东北三省沦陷的14年中，虽曾千方百计地想把军统的机构或人员深入到关外。但是，在日本方方面面的严密防范下，一直打不进去。 截至日本投降为止，军统局情报特工人员只有在临澧训练班（中央警官学校特别警察人员训练班）受过训的一名东北青年毛乃昌出关活动过，但没有多久，他就被日本宪兵逮捕下狱。 所幸的是，毛卖昌没有被抓到任何证据，这才侥幸活到日本投降后，释放出狱。 这时，国民党当局为抢在中共军队之前接收东北，在美国支持下，利用海、空优势，大举运兵北上，军统抓住这一时机，配合进军和接收的行动，开始有计划地在东北建立自己的组织机构。 戴笠认为，哈尔滨市是被称为“东北国际都市”的所在，特别挑选了曾留学美国，获得警察行政博士的余秀豪，随着新任命的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前往东北，担任哈尔滨市警察局局长，凭借警察局的掩护，建立军统局组织。  余秀豪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余秀豪是广东人，1903年出生，从美国回国后，进入浙江警官学校。抗战期间，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五训练班教务长，军统少将。 1946年，他主持暗杀李兆麟将军。1948年底，东北全部解放之际逃至台湾，此后未见公开露面。 同时，军统局又电令北平办事处（又称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处长马汉三遴选熟悉东北情况的军事人员，携带电台随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指挥部进入东北。 于是，马汉三介绍了荆有章前往，他是辽宁沈阳辽中县人，曾就读于东北讲武堂、黄埔军校高教班。随后，荆有章被杜聿明发表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实际上，他是军统沈阳站首任站长。 在军统局作出上述两处布置的同时，原驻安徽西北部界首镇，专事对汪伪策反的东北特别情报站站长陈旭东，也急于重返东北，已在久等不得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将该站全部人员移调至天津，作好了随时进入东北的准备。 陈旭东是东北铁岭县人，张学良统治东北时的情报科长，被称为东北军中的“福尔摩斯”。 参加西安“双十二”事变后，他为设法营救张学良将军，想出奇策：投入戴笠门下。 他忍辱负重多年，因在收编原东北军系统伪军中出力不少，军统局对其寄托的希望，远在余秀豪、荆有章之上。陈旭东也一心想要趁机重建东北军，准备迎接张学良归来。 不过，军统在先期派遣进入东北的人员中，余秀豪级别偏低，荆有章与军统历史关系不深，加之其到达东北之后，招兵买马，到处收编日伪军，为自己扩充实力，影响恶劣，被戴笠认为是不羁之马，难以驾驭。 对在东北威望甚高、能力很强的陈旭东，戴笠则因已发现蒋介石并无释放张学良之意而有所顾忌，犹豫再三之后，决定不让其掌握军统局东北区大权。 因此，这才又决定，调文强赶赴东北。 文强与毛人凤交换了一些意见，大都是关于在东北行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两大机构之中如何取得公开名义为掩护的问题。 毛人凤说，有关东北情况的中枢措施他也不清楚，嘱文强到北平后，当面向戴笠请示。 11月中旬，文强飞抵已进入寒冬时节的北平。  民国北平机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此前，自10月底至11月初，中共军队在邯郸战役中歼灭了北进企图打通平汉铁路的国民党军主力两个军，俘虏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另一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该部两个师1万余人起义，改编为反对内战的民主建国军。 消息传出后，北平曾一度十分紧张。后来因胡宗南嫡系第34集团军进据华北，控制了石保线及平绥线，与天津相呼应，加上傅作义部迫近包头，阎锡山部攻下大同，中共军队对北平外围的威胁，才得以解除。 来到北平后，文强下榻于北京西城区安福胡同白莲丞的家里，白莲丞原是德国某公司买办，曾以经商为掩护，在平、津、太原等地为军统局作过对日情报工作，后又被戴笠任命担任过财政部稽私署界首货运处长，算是文强的老部下。 当晚，文强来到什锦花园原吴佩孚公馆去见戴笠。 这时，以往从不爱穿军装，老是穿一身灰溜溜的中山装的戴笠，大概是为了同美国人打交道的需要，一反常态地穿起了笔挺的美式军装，并佩上了中将金星肩章，左胸还佩挂了一大堆从上海中美军用品公司搜购的五颜六色的假勋标。 曾经，文强私下向戴笠身边的军统局海外区区长兼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秘书黄天迈问起这些勋标是什么意思，黄天迈暗笑道： “老板自己也说不清楚。骗骗美国佬罢了。” 戴笠告诉文强，这次调他来，是决定有关去东北工作的问题。 就在戴笠对文强的东北之行进一步商谈的时候。12月中旬，蒋介石到北平视察，军统局人员在此前后全部忙于安全保卫工作。 此后，戴笠又到天津、青岛一行，决定返北平时，这才对文强去东北的问题作具体决定。 由于戴笠在北平停留期间对马汉三印象甚坏，还打算留文强在北平主持华北办事处兼负东北之责。 戴笠到了天津之后，又亲笔写给文强一封信，大意是说东北情况复杂，前途未可乐观，嘱文强可多多与行营留平负责人交往，做一些布置东北工作的准备。 确实，当时东北的形势复杂而又微妙。 熊式辉领导的军委会委员长东北行营，自10月12日踌躇满志飞抵长春后，竟“如入敌国”，遭到苏军近似于“软禁”的待遇。  熊式辉在东北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原中苏条约规定，在国民党政府对东北主权进行“行政接收”时，“给予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资上的援助”。 此时，他们却改变了态度，拒绝帮助国民党政府接收主权，而支持中共军队抢先进入东北，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建立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抗争。 经多次谈判无法解决后，东北行营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断然于11月17日撤回北平以示抗议，试图从外交上对苏方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中将于10月28日飞抵长春，会见了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热情表示： “杜将军率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陆路来我们都欢迎。” 这位苏联元帅当即与杜聿明商定，国民党军从营口登陆，还给杜聿明画出了苏军在营口的驻防位置图，写明了苏军营口警备司令的姓名和掩护国民党军登陆的要旨交给杜聿明。 但是，当杜聿明高高兴兴于11月3日乘美国军舰到营口与苏军联络时，却发现苏军已经撤走，营口已被中共军队占领。 这样，东北暂时不能进入，文强便在北平逗留下来。 经人介绍，文强在景山附近购置了一处小四合院作为私宅。 在此期间，他按照戴笠的嘱咐，频频与暂驻于原国会议员活动中心的东北行营官员接触。 此刻，国民党政府眼见对东北“和平接收”无望，便开始了“武力接收”。 11月初，由美国军舰帮助运送第13军、52军在秦皇岛登陆，并经原被八路军破坏、此时已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协助下紧急抢修恢复的秦皇岛至山海关铁路交通，迅速开进。 他们在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指挥下，与扼守山海关一带阻止国民党军出关接收的中共军队李运昌部展开了激战。 李运昌与文强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那时都是中共党员，两人还曾是同桌。此时，李运昌是中共任命的热河省政府主席、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总司令（总司令林彪也是黄埔军校四期同学）。 ——半个世纪后，李运昌与文强在北京参加黄埔同学会领导工作，共同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又成为同志好友。此乃后话。 经过激战，国民党军夺取了山海关，随即一鼓作气乘胜推进到绥中、兴城、锦西、葫芦岛，并相继攻占了锦州、营口。又从苏军手中接收了长春、沈阳。  国民党军进入沈阳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不久，由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参加调处的国、共两党停战谈判告一段落，并于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当天）向全国公布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队冲突的协议》。 停战于13日午夜起生效。 全国范围的停战开始，但至少在东北及相关地区，国、共两党都不相信这个命令会真正起作用。 就在13日午夜停战令生效之前，杜聿明指挥国民党军星夜攻击前进抢占重要城市；中共方面，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改名的东北民主联军，也抢在停战前夕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回了营口，歼灭国民党军1700余人。 停战令下达一周后，双方军队又在营口发生了冲突…… 文强了解到，对国民党当局在长春方面与苏军交涉的情形不容乐观，国民党官员们都寄希望于杜聿明部队的“武力接收”。 谁也不会想到，春节前一天，即农历除夕，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几乎改变历史面貌的文件——《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 指示中说，因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成立及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 这个指示还具体说明： “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执行）”。 周恩来当天在重庆与蒋介石会面时，还转达了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长期合作的意见，并说毛泽东将参加联合政府。 假如历史能够照此发展下去，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然而，事情并不会这样简单。 在陪都重庆发生的一次由国民党顽固分子制造的流血事件，成了改变这一可能的历史进程的导火线。 2月10日，重庆各界20多个群众团体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协成功大会。 会前，自认为在政协会议上被中共和其他党派占了便宜的国民党顽固分子，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布置顽固分子秘密组织（国民党）党、（三青团）团员及其控制的各行业公会等群众团体，“以人民身份代表本党发言”，“以宣传对付宣传”，进行破坏捣乱。 于是，大会开始时，有恃无恐的“党、团员”特务打手们在会场上大打出手，打伤了主持会议的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等著名民主人士及一些记者和群众。 这一来，舆论大哗，形势迅速逆转。 当时，远在东北的文强并不知道，参与策划制造这一事件的，就有他所供职的军统局下属的渝特区。 而较场口事件等一系列反常情况的发生，立即引起了中共方面的警觉。 在中共中央2月12日召开的会议上，大病初愈的毛泽东表示了对走“法国道路”（即像法国共产党那样把军队交出去换取议会席位进行合法斗争）的怀疑，他认为，美国和蒋介石是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 中共领导层经过讨论，转变了原已确定的认识，认为在政治民主化前途尚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能把军队交出去，否则，蒋介石对中共军队将比对杂牌军更不客气，对中国共产党将比对民主同盟更不客气。到那时，蒋介石要怎样就怎样，政治民主化反而没有希望。 2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由林彪指挥发起秀水河子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4个营和一个山炮连、一个运输连。 于是，东北战火又熊熊燃烧起来。 这时，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拼杀的两支军队，都是曾在抗日战争中为民族解放而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过的劲旅。  林彪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两支军队的指挥官，中共一方是曾率军赢得平型关大捷的林彪，国民党一方是曾率军赢得昆仑关大捷的杜聿明。 他们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的部队自1945年11月底进占锦州，站住脚跟后，继续扩大战果。 一天，在北平的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对文强说： “老杜真有一手，顺利打到锦州，大有破竹之势。你为何不去锦州一行？” 文强感到为难道： “我本来打算去一趟，但还不知道铁路交通如何……” 王叔铭笑道： “用不着迟疑，也用不着打听铁路交通情形。我已经派空军东北地区司令吴礼到锦州接收了日本机场，也已经有了军用飞机，建立了空中走廊。你如果要去，随时到机场等候都行。” 他还提醒文强，最好是每天拂晓前去，准有一班。由于北方正值雪季，太阳一出便有雾，飞机起飞总是赶在日出之前。 于是，文强在北平过完春节后，于1946年2月中旬，赶到锦州去了一趟。 到锦州后，他立刻去见正因肾结核病严重发作而躺在病榻上的杜聿明。 杜聿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老大哥”，曾率部参加过长城抗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并在桂南会战中，因昆仑关大捷而闻名于世。 抗战胜利后，他又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干净利落地解除了地方军阀龙云在云南的统治。 本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已发表由关麟征担任。但是，龙云被武力解除在云南的统治并“保护”到重庆后，逢人便骂杜聿明，表示欢迎关麟征去云南。 蒋介石为安抚人心，就玩了一个花样，将杜聿明撤职，发表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随即发表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文强对杜聿明的果敢作风早有耳闻。此时，看到他在病榻上虚弱的样子，很难想象他在指挥作战中的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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