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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五十一岁小像
在现代学术史上，罗振玉以挽救遗佚的古典学术自任，借力于甲骨、简牍、敦煌经卷、大内档案及域外汉籍等新材料的发现，他与王国维一起逐鹿于三千年中华文明的腹地，并由此成就了史称“当世绝学”的“罗王之学”。罗振玉与他的同道在纵横学海、存亡续绝之际，不忘一己之道义担当，特别面对天下百姓因灾荒而挣扎求生时，罗振玉每每会挺身而出，竭力地救死扶伤。据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所载，罗振玉一生中曾多次助赈救灾，如1917年河北诸省大水，罗氏鬻长物得两万元以助赈。1920年秋季华北大饥荒，罗氏发起“京旗赈灾”等等，其义行在当时的报刊上亦有提及。近年来，随着《上海图书馆藏罗振玉手札》、《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1］、《雪堂所藏金石书画展览目录》的整理与《徐乃昌日记》的影印出版，关于罗振玉赈灾的相关实务，特别是有关1920年秋季华北大饥荒中，罗振玉所发起的“京旗赈灾”与创建“京旗生计维持会”等诸种善举得以细节具见，由此，我们始能还原出一个被人所遗忘的罗振玉的新形象——慈善家。同时，现代慈善救济强调“标本兼治”的思想，即把救急治标的振济之举与防灾治本的民生建设相结合，研究者往往将1921年秋的华洋义振会的成立及后继活动视为这一理论的最初践行者，其实1920年的“京旗赈灾”及“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2］的“标本兼治”的系列慈善活动尤在华洋义振会成立前，所以，“京旗赈灾”在践行现代慈善救济思想的先路之功不应被忽视。再者，“京旗赈灾”由于关连清遗民与北京旗民这样两个特殊群体，所以这一慈善救济活动中既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憙，也隐藏着清遗民群体在民初政坛上欲说还休的政治诉求。凡此种种，皆是本文着重关注之处。在还原罗振玉悲天悯人的慈善家形象之前，有必要对慈善家的定义作一解释。客观地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若如慈善家那样对受困群体有着比较恒定的同情、怜悯和关爱，并在他人有难之时伸出援助之手甚至做精神或物质上的自我牺牲与奉献，如此悬鹄实非常人所能及。罗振玉因在1920年秋季华北大饥荒中的善举而被柯劭忞称为“今之佛子” 般的慈善家，追根溯源，除了儒家教育中的“仁爱爱人”的民本思想的浸染，罗氏故里淮安浓厚的慈善氛围，罗氏家族对慈善事业的身体力行，罗振玉师友经元善、刘鹗、盛宣怀等人在慈善活动中的垂范作用，凡此种种因缘皆是影响罗振玉成为慈善家的重要动因。
罗振玉书“心善渊庐” 淮安罗氏源自浙江上虞永丰乡，自罗振玉曾祖罗敦贤旅食江淮后，其祖父罗鹤翔辗转于泰兴、赣榆、高淳、江宁诸县为官，至其父罗树勋始定居淮安。地处江淮要冲的淮安尽管在明清两代有着“九省通衢”的令称，但时至清代，因天灾频仍、兵燹摧迫，如乾隆甲午水灾、道光壬辰大饥、咸丰庚申捻乱均造成淮安一地极大的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困境也催生了淮安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与仁人善士的涌现。清人杨庆之《春宵寱剩》中载记淮安在道光壬辰大饥、咸丰庚申捻乱中邱扶南、何俊卿二位义士在道光、咸丰中造坎埋尸、以免灾疫的善举： 道光十三年癸卯，承上年大饥，道殣相望，邱扶南大鹏明经家夹城为两大坎，男一穴，女一穴，尸沐掩埋，人免灾疫。客岁，捻众扰袁浦、焚凤里、蹂躏河下。何俊卿其杰上舍独捐三百馀金，延好善者，造坎埋尸。男归男，女归女，十人为冢，瘗毕，统焚纸镪。阅月馀，共得尸三四千具，此非常善举也。 同时，考诸淮安邑乘，邱扶南、何俊卿这样的义士在在多见。据李元庚《梓里待征录》所载，士绅程声伯在道光中创公善堂以施粥以救穷饿，程氏后又设“小人堂”收养孤幼，日供粥饭，寒则衣之。程氏身后主持为潘琴材。再如士绅李董儒一族皆好行德惠，捐田地以庇饥氓，李董儒没后，其子李莲士遵行不倦。李董儒胞兄李ト儒亦义士，每冬济贫者衣食无数，李元庚称誉李氏一门的善行“温愈挟纩，暧过负暄，真无涯之惠”。而淮安在清中晚期除了程声伯所创设“公善堂”与“小人堂”，还有“济稚局”、“施药局”、“水龙会”、“量济堂”、“育婴堂”、“与善堂”、“普济堂”、“养蒙书院”、“桂香义塾”等的民间慈善组织，以及张镜泉、顾勋卿、陈亦琦、曹歙传、汪辅公、张垲林等一批好行义事的仁人善士。可以说，这些慈善组织与诸多善士孳孳为善，济贫救危，一定程度既舒解了淮安民众的疾苦，起到了保境安民之效，也直接地影响着淮安地区的士风与民风。仁风甚炽是为准安一地的大环境，而罗氏家族更有施济义粟以救一方难众的小传统，关乎此点，在罗振玉所编《上虞罗氏分谱》中屡有记载： 先高邮公令高淳，先王妣（方太淑人）撤簪珥，助赈灾。………。山阳旧有施药局，以资绌，且中辍。（先王妣）乃捐数百金置田收租，以充常费。同治丙寅冬，岁饥，道殣相望，出资掩埋，并施田数十亩为义冢，俾闻思寺僧主之，以垂久远，如此之类，不及备书。［3］ 先妣（范氏）性质慈祥，见人有急难，虽典质俱穷，亦必思所以拯之。邻曲以困苦告，无不勉应。有以窘迫及他事故服毒自杀者，命予储药待之，虽深夜，必令亲往，岁辄活数人。故弃养之日，邻右莫不哭失声。［4］ 
《上虞罗氏分谱》 
《重修上虞罗氏宗祠碑记》（光绪元年） 从祖母方太淑人、母亲范氏的善举中不但可见罗氏家族的慈善传统，还可见罗氏家族与淮安地区的慈善活动间的互动，如淮安的施药局以缺金而停办，其后就是在罗振玉祖母方太淑人的捐助下才得以重新运营的。同治丙寅冬，方太淑人更是施田为义冢，以掩道殣。祖母方太淑人、母亲范氏是罗振玉最初的人生导师，她们这些善举无疑潜移默化影响着幼年的罗振玉，罗振玉晚年在回忆祖母方太淑人时不无深情地写道：“自先王妣弃养，逮今且四十年，虽谨守家法，不敢违越。”［5］，而母亲范氏对罗振玉既有“见人急难，必思以拯之”的“身教”，更有“命储药”而“深夜往救服毒自杀者”的实际历练。显然，以仁爱之心来行助人之善则是“积善之家”上虞罗氏家法中的核心内容，也是罗振玉“今之佛子”的慈悲心肠的渊源所在。家族长辈以“身教”形式教导罗振玉急人苦难、救死扶伤无疑为其以后的慈善生涯埋下善因，而当罗振玉走向社会时，师友中如经元善、刘鹗、盛宣怀等人的仁风善举对他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以经元善为例，经元善是清末在洋务运动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江浙绅商代表人物，他在民办义赈及教育等领域贡献亦大。1878年的“丁戊奇荒”中他毅然将祖业仁元钱庄歇业而创办“协赈公所”，其后广泛开展的民间救灾活动更是被《申报》评为“第一善举”与“有赈以来第一艰巨之任矣。”而经元善与罗振玉有着同乡兼同道的多重关系，一方面，经元善是罗振玉上虞乡前辈，罗振玉初到上海时即得经氏提携，在经氏广泛的社会活动中多次出现罗振玉的身影，如经元善在1897年11月“沪上创办中国女学一品香会议第一集”的“光降诸君”中就有“罗叔韫明经”的记载。另一方面，罗振玉虽为经元善之乡晚辈，他们在民办教育领域则是志趣相投的同道，经元善晚年致力于女子教育事业推进，罗振玉则专注于农学推广及外文人才的培养。两人在民办教育事业上既有方向上的区别，也有过合作的尝试，如1898年经元善与罗振玉曾共同发起创办上虞农工学堂，其中经元善捐银一千两、罗振玉捐钱三百两，事实上共同捐款办学本身就是一种善举，经元善在《农工学堂起始办法大略六则》一文中更是盛赞罗振玉在农学上的成就：“今幸罗叔韫同乡，已在沪上办理农学会二载，驾轻就熟，应请罗君回籍布置”。农工学堂一事后虽因戊戍变法的失败而夭折，从中仍可见经罗二人志趣之投、交谊之深。后经元善刊行《居易初集》时，罗振玉则在集后跋语中不掩他对这位乡前辈的崇敬之情： 大集敬读一过，字字从性真流出，刻刻以利物为心，洵当世第一等文字。后生小子，若得日诵此编，则成德不难矣。昨议余上农工，颇有不易主不绪之势，然天下事，以宁武之愚行之，终当大偿所愿也！［6］ “利物”出自《庄子》“爱人利物即仁”一语，“以利物为心”即“以爱人为心”的成仁之道，罗振玉此处所指的“利物”当为《居易初集》中近一半的关于义赈善举的文字，并发出“后生小子，若日诵此编，则成德不难矣”的感叹。由此可以想见，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慈善家经元善，不论是“刻刻以利物为心”的办赈理念，还是“以宁武之愚行之”的具体办赈事务，对乡晚辈罗振玉后来从事慈善事业都有着深刻的垂范作用。
当然，地区的“仁风”所化也好，家庭的“身教”也好，师友的垂范也好，要在慈善事业上修成正果而成为被历史所铭记的慈善家，最终还是要有付之实践的具体善举，如何才能保证善举的具体实施呢？一般来说，作为慈善家的必要条件是应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否则空有满腹的仁爱之情，而无实际能力者是成不了慈善家的。言之到此，罗振玉的经济情况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过去曾有沈曾植赞颂罗振玉的助赈善举的诗句：“罗君章有唐年雪，挥手能疗天下饥”， 尽管诗中的表达比较文学化，但挥手之间就能救济天下灾荒的慈善家，无疑应具有超强的经济实力。那么，罗振玉是不是富甲一方的超级富豪呢？他的经济情况到底怎样，带着这一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近罗振玉，来看看他对其经济情况是如何“夫子自道”的： 弟一穷措大，能以长物活灾黎，复得公与梦兄之毅力热心，妥为处理，所谓深合下怀，求之不得者也，恨广厦大裘之志不能偿百万分之一耳。［7］ 吾国水灾日广，民生凋弊，弟虽世外馀生，念之痛切，欲略加振恤，而力不副心。此帖若得售出，尚祈将此六千四百元者皆悉数由公径送振局（写雪堂退士，不必写弟名也）［8］ 以上两信皆为1920年秋季华北大饥荒期间，罗振玉与金颂清商量如何赈灾的。罗振玉在信中自称是“穷措大”，那么“穷措大”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其实说白了就是“穷苦的读书人”的意思。罗振玉在此以“穷措大”自喻绝非谦逊，事实上，他三十岁从淮安出来打天下，所带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担行李而已，后来事业做大，经济好转，但食指渐多而罗振玉又有好古收藏之癖，所以在罗振玉的日常生活中入不敷出的状态是常有的。被沈曾植所褒扬的“疗饥天下”的罗章京原来并非人们想象中的“超级富豪”，其实只不过是一“穷苦的读书人”而已。尽管经济上的“力不副心”，但罗振玉的“广厦大裘”之志未曾稍减，那么，他用于“活天下灾黎”赈灾资金又是从何渠道而来的呢？
罗振玉致金颂清札 从新发现的《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中记载可知，“鬻字、出售所印书籍、出售所藏书画金石拓本”是罗振玉筹措赈灾资金三个手段，就“鬻字”而言，尽管我们无法详知罗振玉是如何来筹措赈灾资金的详情，仍可从《鬻书助赈润例》这样的特殊文献中获知一些细节，如1917年河北水灾时，罗振玉曾在11月8日的《时报》上刊登《永丰乡人鬻书助赈》，其云： 鄙人世外陈人，兼职以忧患衰病之馀，不复能以薄技娱人。今者水患延及数省，吾民何辜遭此昏垫，每一念及，寸心惨痛。今擬忍病写篆隶书百纸，鬻以代赈。润例如下：四尺宣纸对开屏条单幅十元，四幅三十元，不书上款。
由上海三马路新闻报馆斜对面三九八号蟫隐庐代收，收款时当付书件并请示芳名居址，仍以诸君衔名汇齐送赈局，俟得赈局收据，即送交诸君，以昭凭信。［9］ 其文孙罗继祖教授在《永丰乡人行年录》1917年条中亦有相关润例的记载： 乡人又力疾作篆书四尺对剖条幅百纸，每纸售十元，四纸全售则三十元，寄京师托董授经代售，附书言：平生不欲以薄技娱人，今为灾黎作书，固所愿也。［10］ 比较上面两处的润例可知，1917年河北水灾期间罗振玉曾在京沪两地鬻书助赈，其在两地助赈的润例当然是相同的，即四尺宣纸对开屏条单幅十元，四幅三十元。在北京代售罗振玉书法者为董康，上海则为罗振玉弟罗振常，即“上海三马路新闻报馆斜对面三九八号蟫隐庐”也。至于1920年秋季华北大饥荒期间及其后的罗振玉的“鬻字”生涯，我们可从收藏家王鹏先生所收藏雪堂亲笔所书的《自订助赈润例》一纸中略见端倪，由于材料少见，现全文迻录如下： 去岁以北地奇灾鬻书助振，预期三月，现已逾限，本欲即行停止，近因京旗生计维持会筹款维艰，爰展限三阅月，改订润例如左：
篆书直幅，四尺对剖，每条五元，约四十字左右，字多照加。篆书四尺中堂，每轴十元，约八十字左右。篆书四尺对联，每副八元，五尺加半，六尺加倍。
篆书横额斋榜，四尺对剖五元，整纸十元。五尺加半，六尺加倍。篆书纨扇、箑扇，每柄二元，约二十字左右，字多加倍。不界格不书，例外不书。
润资先惠，京津十五日取件，外省一月取件，辛酉二月，雪翁谨白。
收件处：天津河北大胡同商务印书馆，日界寿街天津日报社。日界旭街日日新闻报馆。法界嘉乐里口，诒安堂金石书画经籍铺。北京琉璃厂东口，延古斋古玩铺；西砖胡同法源寺内，文楷斋刻书处。上海静安寺路民厚东里四0二号，罗寓。 上则润例与1917年的润例有几项不同之处，一、设有时限，即润例中所说的三阅月，从辛酉二月的时间向前推三月，正是罗振玉开始赈灾的1920年11月。时限设定说明鬻书助振比较明确指向1920年末的华北大饥荒。二、书件从1917年的“四尺宣纸对开屏条单幅与四幅”的两种形式，增加到“四尺对剖直幅，四尺中堂，四尺、五尺、六尺对联，横额斋榜，纨扇、箑扇”的五种形式，形式的增加说明罗振玉书法有着相当的市场需要，通过“鬻书”是可以筹措到不菲的助赈经费。如他致王国维的信中就有“弟连日作助振书近一星期，每日可得字价二百元，大约千元可得”云云。三、鬻书的书体从1917年的篆隶书到1920年清一色的篆书，这一变化的背后，既说明市场对罗振玉篆书，特别对是他的甲骨文书体的认可，也说明罗振玉甲骨文创作的成熟期大体就在1920年前后，关乎此点， 1920年2月身处赈灾事务之中的罗振玉编成《集殷墟文字楹帖》一书，他在此书的跋语有云： 自客津沽，人事旁午，读书之日几辍其半。去冬奔走南北，匍匐赈灾，四阅月间，益无寸晷。昨小憩尘劳，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三日夕得百联，存之巾笥，用佐临池，辞之工拙非所计也。辛酉二月，雪翁记。［11］ 
《集殷墟文字楹帖》 罗振玉能在“奔走南北，匍匐赈灾，四阅月间，益无寸晷”之间，用“三日夕得百联”， 并由此编成《集殷墟文字楹帖》一书，当然是他在四个月中鬻书助赈大量书写甲骨文对联的意外收获。我想这样的推论与联系应是合理的。只是，面对1920年冬季灾情汹涌的华北大饥荒，“鬻字”与“出售所印书籍”都“不得巨款”［12］的情况下，罗振玉致信友人金颂清，委托他于京城江西会馆开展览会，出售“所藏书画金石拓本”，其信如下： 颂清仁兄大人阁下：昨拜教，知公奔豫振，如谋其私，钦佩不可言喻。弟当戊午北省水灾，曾将寒斋书画金石变价得二万馀元，以充振卹。虽如王右丞之《江山雪霁卷》、董北苑之《江南半幅》、马和之《唐风图卷》，为宇内有数之名迹，平时守护如头目者，均割弃不复惜。盖恻隐与好古，固不能无所取舍也。归国年馀，虽典鬻琴书以糊口，然平日所笃爱之品未忍割弃。今南中有风潮之厄，北省罹旱魃之灾，中渚哀鸿，伤心惨目。爰将平日所不能割舍之物，推与灾黎共之，拟仿东邦即卖展览会办法，手订条例，烦公为会主。灾黎幸甚，鄙人幸甚。耑此奉恳，即请筹安。弟振玉再拜。［13］ 
雪堂所藏金石书画展览目录 上信可知，罗振玉为1917年北省水灾赈卹而出售所藏书画金石拓本而得款甚巨的关键，是他毫不吝啬地将“平时守护如头目者”的宇内有数之名迹如王右丞之《江山雪霁卷》、董北苑之《江南半幅》、马和之《唐风图卷》尽数变卖所致。此处的王右丞之《江山雪霁卷》就是沈曾植赞颂罗振玉助赈善举诗句：“罗君章有唐年雪，挥手能疗天下饥”中的“唐年雪”，此画在明万历年间被收藏家冯梦祯发现，又经董其昌揄扬而成为名闻天下的王维画作，收藏家有如此巨迹而因拯救天下灾黎“割弃不复惜”，如此境界真非凡夫所能梦见。正是有1917年变卖所藏书画助赈的经验，当1920年秋季华北大饥荒袭来之时，因“鬻字”与“出售所印书籍”两种助振手段都“不得巨款”的情况下，罗振玉这才祭出了最后之手段：开展览会出售所藏书画金石拓本以助振。兹事虽出于仓促，所好的是罗振玉尽出所藏之精品，委托主事者金颂清又擅于古物卖买一道，更重要的是罗振玉与他都是“奔走豫振，如谋其私”的大善士，自然大家都是全力为之。所以展会毕后，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中云：“此次展览成绩尚佳，售价二万元有奇，计捐京旗急振八千元，京旗生计维持会一万元，淮振二千元，聊尽此心而已。”［14］只是行文至此，让人百感丛集的是，象罗振玉这样愿大力微的慈善家，要“活天下灾黎”而“聊尽此心”， 除了“鬻字”与“出售所印书籍”之外，最直接有效的手段竟然是变卖家藏“书画金石拓本”以助赈，其中之悲壮与无奈亦足让人感喟不已。在1920年冬季的华北赈灾中，罗振玉是身影极为活跃的一位。一方面，他将变卖“书画金石拓本”之所得慷慨捐献给京旗“灾黎”。另一方面，又“邀集京津同志”共襄赈灾善举，并积极奔走于京津沪三地，努力劝捐，在获得巨额善款捐助后，对京旗“灾黎”的救助事业进行系统规划，富有创见地设立“京旗生计维持会”这样的现代慈善教养救助机构，以谋京旗生计的久远之计。凡此种种，不但使得1920年冬季的“京旗赈灾事件”在近现代中国慈善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作为慈善家的罗振玉，当然也名留青史。上海图书馆所藏罗振玉致金颂清的通信中有较多内容是涉及京旗赈灾，在进入这些信札中寻找作为慈善家的罗振玉是如何救死扶伤，救民水火的证据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的1920年秋冬华北大饥荒的大体情况，对于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申报》以《北方四十年未有之奇灾》的标题作了如下报道： 灾区面积九万方英里，灾民人数三千五百万。据各方面报告，直鲁豫之灾情奇重，陜西亦告歉收。美使署及本京敎士商人接内陆外人邮电云，大槪灾区由保定以下直达河南南部，约长二千里，或六百英里，由东至西平均一百五十英里，最广之处为由陜西边境至山东滩县，相距计一千里，或三百英里，灾区面积九万方英里，人口由三千至三千五百万，如无大宗之紧急赈济，仅赖百分之八收成以餬口，势必死亡相踵。 ［15］ 由此可知，在1920年秋季的华北大地上，屡遭天灾的中国民众面临一场凶荒、饥馑、疾病等多重厄运围逼下的生存保卫战，如何能够从这多重厄运笼罩下逃脱出来，不但需要广大灾民的自救，亦需要当时四亿同胞与华北灾民同舟同济，尽力赈济，共渡危难，“京旗赈灾”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至于发起“京旗赈灾”的缘起，新发现文献《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中有所说明，兹录如下： 京旗生齿日繁，生计日绌，由来已久，逮辛亥以后，京饷不能按期发给，财力既匮，又不能执业自活，固已十室九空，饥寒交迫，数年来，饷发无期，加以近畿之兵祸、水旱之频仍、物价日昂，生机益绝，转徙沟壑，甚至阖门自尽。京旗既视死如归，旁观亦习为故常，人数众多，无从援手，胶州柯凤荪京卿劭忞恻然闵之，乃走天津，商之上虞罗叔言参事振玉，共筹拯救之策。柯君自愿出千元为之倡，天津李嗣香学士立捐千元以应之，罗君认□□元，然以十年流离转徙力且不能自赡，款实无所出也。乃邀定海方药雨太守若为之助，方君乃募南商在津演剧，助振之款七百余元，合以鬻画之资共千元，此为本会最初之起点。［16］ 需要说明的是，“京旗赈灾” 当是针对京旗这一群体而进行的专项施救，尽管在罗振玉、柯劭忞等人伸出援手时已申明“本会专谋维持京旗贫民筹设各种生计，俾得自食其力为宗旨，不关系政治”的宗旨，不可否认地是他们与京旗之间仍有着一层“大清旧人”的情谊认同。而罗振玉等人之所以选择“极贫京旗”来施救尚有一层原因是，此次灾情之浩重，实非普通人力所能及，若不缩小范围进行专门施救，实难见效果。从罗振玉的慈善救助生涯而言，他也绝非只是有选择地救助旗民，如在1917年北省水灾助赈、1920年 “豫赈”、1921年“甘赈”、1924年“豫赈”中对灾民的施救都是“有善无类”而一视同仁的。至于《报告》中“极贫京旗”一词所指，当是指京旗中面临生存之虞的那部分弱势群体，那么， “极贫京旗”的这一身份又是如何界定的，他们在京旗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他们在民初社会中又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状况呢？这些都是本文需要略作厘清说明的。尽管《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并没有给出“极贫京旗”的定义，《报告》中却用“饥寒交迫”、“生机益绝”两个刺眼的形容词来概述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当然，要了解“极贫京旗” 的具体状况，就无法回避辛亥革命后的满汉关系这一命题,，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排满的种族革命，革命成功后的满族所面临社会身份转型亦是不争的事实。民国肇兴，废黜八旗制度与旗人特权，主旨是改变旗人阶层的寄生性，其积极进步的社会意义毋庸置疑。当然，这一废黜也引发了民初最显著的社会阶层流动，对于裹挟在其间的绝大多数旗民而言，失去绝非仅仅是衣食无忧的生活。阎崇年曾将辛亥后京旗社会身份的变化及所面临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称谓、政治、经济、住区、地位”的五大变化与“民族歧视、生计困难”这两大问题［17］，“称谓、政治、经济、住区、地位”的变化其实与“民族歧视”这一问题都不无关系，其最直接的反应当然就是生计困难的问题。据《民国日报》1920年5月的《今日之旗人生活状况》一文所载，当时的京旗为生计所迫，总人数的70%--80%已转型成为引车卖浆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或是学门手艺、或是做点小本生意、或是走上街头卖艺、甚至沦为卖苦力的车夫。如此急速的社会身份转型不只是出现在普通旗人家族中，就是大多数满族贵族与达官显宦也难免“旧时王谢”转变为“寻常百姓”的命运，如“铁帽子王”之一的克勤郡王就加入的洋车夫的行列，侯爵夫人以拉车卖萝卜为生，九门提督徐氏中的女性做了工人与保娒。可以说，改朝易代留给京旗这一族群除了不尽感伤的心灵史，还有一段段“到处潜悲辛”的生存史。据甘博调查统计，到一九一九年，北京及四郊的旗人有30万左右，占北京的总人口的25%左右［18］。上节言及的京旗中的70%--80%已转型成普通劳动者，即在北京约有20—24万旗人是徘徊在温饱的生存线上的，之所以这样推断，当然是基于丰年无灾的情况下，而一旦遇到1920年这样的几十年未遇的大旱灾，北京这20—24万旗人中的绝大多数极有可能一夜之间就变成罗振玉“京旗赈灾”中的对象——“极贫京旗”，“京旗赈灾”所要救济人数将达到当时北京总人数的20%左右，面对如此浩广的难众，不要说罗振玉、柯劭忞这样并无恒产的晚清遗民，就是北洋政府一时之间也是无力全部救济的。事实上，当罗振玉、柯劭忞等人一旦确立以“极贫京旗”为施救对象后，并非不知面临任务之艰巨，如罗振玉此后南下上海劝捐，曾致信高振霄的信中云：“闻贵居停热肠古道，谨为数十万不衣不食之皇侨旧民哀恳提倡”， 这一“数十万不衣不食之皇侨旧民”其实已说明罗振玉对所要施救的人数早有清醒之认识，只是开始付诸实际行动后，也就没有什么好瞻顾的了，正如在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中所坦言“力少任重，此事竟无穷境，但有进一步是一步”。赈灾首先之事是筹款，罗振玉个人筹款助赈之事实在上节已多有提及，新发现文献《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则有更全面与细致的交代： 柯君返京，罗君筹进行之策而所谋辄阻，乃设三策：一，鬻字。二，将在海东所印书籍值万元编为彩票万元出售。三，将平生所藏书画金石拓本编目，开展览会出售。乃卖字所入，不得巨款。书籍券寄都中厂肆售之，厂肆适开。书画展览会三日仅售二纸。冬十月，乃请嘉兴金颂清文学兴祥主任于京城江西会馆开会展览，及开会，得价二万余元，乃以二千元充豫振，以万八千元充京振，并邀集京津同志，设北京拯济极贫会以施急振，设京旗生计维持会以规久远。以先后所得二万元有奇，以万元放急振，以万元为生计维持之基础。京会设于太仆寺街柯宅，并于津沽法界嘉乐里罗寓设分会。于是本会乃略具基础，遂由京会同志印小启以募义金。［19］ 如上所见，面对1920年冬季灾情汹涌的华北大饥荒，“鬻字”与“出售所印书籍”都“不得巨款”的情况下，筹款之策最终还是落实在开展览会出售罗振玉私藏的法书名画及珍贵金石拓本这样的“长物”上，结果展览会收获颇丰，并由此奠定京旗赈灾的基础。另据叶公平兄考证，为了施救华北水灾中的难众，北京的收藏家曾在1917年的年底举办一次规模盛大的“京师书画展览会”［20］，由此可知，开古书画展览会出售展品用以赈灾的方式并非始于罗振玉的京旗赈灾义卖，但是1917年“京师书画展览会”是集京师收藏家之所有而出售，1920的罗振玉京旗赈灾义卖则只是出售他个人藏品以助赈，这既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同时也可见罗振玉赈灾的决心。正是有了出售“长物”得价二万元的基础，罗、金二人才得以实施他们的赈灾计划:“乃以二千元充豫振，以万八千元充京振”,而“邀集京津同志，设北京拯济极贫会以施急振，设'京旗生计维持会’以规久远”一事，并非罗振玉赈灾之初意，实是随着灾情日重与同道中人渐多始有此提议。这一变化过程在罗振玉致金颂清的信中也有言及：“据小儿历次调查报告，惨不忍言，仍非极力设法不可。弟初意在竭一人之力，不加劝募，然继念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未可以此自隘。”显然，由私人性的赈灾行为升级到鸠集同道的群体举动，甚至设置“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这样的机构进行成规模、系统性的赈灾，既是形势之使然，也有着罗振玉审时度势后的大力推动与奔走南北、尽心操持的结果。当然，为“维持会”奔走劝捐的事实亦见于《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中： 罗君于京津会成立后建议，北省旱灾至广，募捐者林立而应者已疲，且款项多出自南中，乃亲至沪江，邀集上海同志设沪会于毗陵盛氏广仁善堂，由金壇冯蒿庵中丞煦主之，毗陵盛庄夫人、贵阳陈小石制军虁龙、南浔蒋孟蘋孝廉汝藻、闽中郑苏勘方伯孝胥诸君首出义金以为之倡，南陵徐积余观察乃昌及嘉兴金君颂清复为联络诸善堂、各慈善家，并筹画一切，于是南方义金乃至。［21］ 由报告内容可知，“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虽成立于京津，但因“北省旱灾至广，募捐者林立而应者已疲”，其初主要义金除罗振玉出售“长物”之外，则是罗振玉于十月底［22］“亲至沪江，邀集上海同志设沪会”后，由冯煦、盛庄夫人、陈虁龙、蒋汝藻、郑孝胥首出义金以为之倡，而徐乃昌、金颂清联络诸善堂、各慈善家，于是南方义金乃至。而在南方义金乃至的背后，真正“筹画一切”的正是罗振玉，而助力罗振玉的南方劝募活动最多者则是徐乃昌与金颂清，这点在《徐乃昌日记》1920年11月中有所记载，如： 十一月初四，访罗叔蕴于民厚北里，纵谈。晚，静庵约同叔蕴至佛陀街正兴馆便酌。散后，同叔蕴至济生会晤李子光，华洋义振会晤叶慎庵，慈善会晤徐乾麟。 初六，晤罗叔蕴，知昨商陆维镛振务尚满意。 初七，午后至李伯老，谭北京振济极贫会旗民生计维持会，叔蕴来沪情形，后至叔蕴一谭。［23］ 
应当说，正是《徐乃昌日记》中的细节让我们还原罗振玉沪上劝募的部分事实，如他在十一月初四晚，在徐乃昌陪同下，为京振一事先后“至济生会晤李子光、华洋义振会晤叶慎庵、慈善会晤徐乾麟”，一晚分赴三处会晤沪上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其劝募活动可谓密集与奋力。十一月初的初四、初六、初七这三天，罗、徐二人皆有会面，他们的频繁联系无疑都是为了“筹画义金”。而在罗振玉离沪北上之后，他仍与徐乃昌以书信的形式保持及时联系与沟通，从初八致廿九日，罗振玉分别六次致信徐乃昌商量赈灾劝募事宜，其间递信人则是罗振玉的得力助手金颂清，通信时间从《徐乃昌日记》中可具见： 初八，金颂清来示叔蕴《乞振启稿》并《会员名单》。 十六日，金颂卿来谭，交新印北京拯救极贫会捐册十本（沪字一百七十一号至一百八十号）、罗叔言函。 十八日，金颂清来交叔蕴第二书，述京振，急盼万馀元。 廿二日，颂清来云，昨晤朴成，广仁堂先汇京会一万元，并交北京来电，……，致叔言书，述捐款情形。 廿三日，金颂清来告，以仁济堂捐助极贫会一千元。 廿四日，金颂清来告，拟商安徽同乡拔振馀。 廿七日，致罗叔言书，颂清交叔言来书二通。廿九日，颂清来交叔言书。使得南北呼应，南方散而离开北方后。［24］ 由《徐乃昌日记》可知，奔走南北的罗振玉无疑是“拯救极贫京旗”筹划义金的中坚与灵魂人物，没有他南下上海发动大家劝募，就不会有上海诸多发动慈善机构及友朋们的慷慨解囊。而罗振玉离沪北上后，“京旗义赈”海上劝募事业由徐乃昌主持，徐乃昌对京旗赈灾甚是尽心，不但劝募广仁堂、仁济堂捐助万馀圆，应罗振玉之请从安徽赈款、宣城赈款中商拔数千元以应京旗之急，还说服华洋义振会捐赠棉衣、粮食若干给京旗，罗振玉对徐乃昌的善举也表示“忻佩不可言状” ，总之，徐乃昌作为京旗生计维持会沪会主要负责人，对京旗义赈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应当说，罗振玉的南下劝募活动成果颇丰，他致王国维信中提及劝募所得的善款数：“弟南中之行，捐到约三万元，连弟所捐，得五万元，不为甚少”。但是在罗振玉南下劝募期间，北方的劝募活动“一切进行似甚迟钝”，据《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所载:“罗君北归，京津同志以募捐启虽散出而捐款不畅，乃相与邀集在京当道及银行家，商集义金，毘陵董授经康售藏石得千元以为之倡，银行家继之，于是北方义金亦日集。”由此可知，正是罗振玉积极奔走于京津沪三地，努力劝捐，才最终为极贫京旗获得巨额善款捐助。既然善款到位，接着便是放振救灾，这一施放过程亦见之于《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中： 十月望，经始施放急振，先从西北始，而驯及西城，及捐款日集，乃以渐推而遍。内城而外城、而三山、而东西陵，最后放密云防营。其放西城及内城十区者，为文星階阁学海，东城及左三、左四、东郊为奕君绍敏，北郊为宝沈厂侍郎熙，南郊为舒君子宽敏，右三、右四及西郊为京师贫民救济会，三山为英君敛之廉，西陵为荣君厚丞深，东陵为吴君新余焕章，密云为宋君松乔栢寿。至辛酉四月，急振乃告结束。［25］ 《报告》内容虽无细节，但大体上可知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5月的放赈救灾的情况。就施赈过程而言，不但有区域分工，还确定每个区域的具体负责人，使得大家能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同时，因善款不是一步到位，所以施赈的区域也区分了先后缓急。这些安排既可见罗振玉所主持的“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的计划周密、组织严谨，也可预想赈灾活动最终能圆满完成的效果。至于放赈的具体细节，在罗振玉致金颂清信札中有较多记载，因其史料性极高，故迻录如下： 弟随同调查，始知悲惨之状有非意想所及者。连日所见，贵族有肃王之堂弟，又某侯爵夫妇、某佐领等人，皆身居大屋，而全家无一丝半菽，宅中门扉窗棂均摧以代薪，家人之老者始有麻布米袋缚系上身，下体置牛藳中或废纸中，人皆拳缩如猬，奄然一息。贵族如此，其它可知。又发见老妇年八十余，死已逾旬，孝子亦六十余，守尸痛哭，巡警为之募化，才得铜子六十余枚，生者得以苟延，死者仍不能敛衾中，给以二元，始得埋葬。大抵近日穷民闻有放振者，故忍死得振，自尽者遂少于往日，然待振不至而饥寒以死者，仍每日不绝。文阁学放振精细切实，颂声载道，然因款项甚绌不敢放手，散衣时有少女身有一敝单衣，下体遮以草荐，遂亦不复给衣。弟以问阁学，阁学言若如此亦给之，则再得万袭亦不足。弟目击此状，泪下不能遏止。［26］ 上段文字，今日读来仍让人不寒而慄，所谓“京师庄严之地乃竟化为罗刹之场”，贵族如肃王堂弟一家虽身居大屋，全家却无一丝半菽，人皆拳缩如猬而奄然一息。平民如已死八十老妇，逾旬而不得埋葬，其子惟有守尸痛哭，这样的惨状真有如人间地狱。所幸的是，罗振玉所主持的放赈毕竟给“极贫京旗”以一线生机，所以不少“极贫京旗”“忍死得振，自尽者遂少于往日”，而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中告之“贵族世胄，公侯伯子男均贫无立锥，瘦瘠如鬼”的惨烈灾情之外，还在忍死待赈的旗民中发现“二孝子事”：并称赞他们“际此人禽浑杂，而乃有此寒松在榛莽中，令人起敬起叹”［27］ 。对于罗振玉而言，在此救死扶伤之际，还能得遇如此舍己救母的仁义之人，不能不说是对他毁家纾难的一种意外回报与肯定。言之到此，笔者不禁回想起之前推论过这次施赈的“极贫京旗”人数约在20—24万左右，之所以有此结论，其实是以京旗中普通劳动者的人数来计算的，至于实际人数几何，是需要直接的文献材料的支持。检之《报告》可知，《报告》中虽无直接的施赈人数，却有按区域施赈的金额及接受的户数，现罗列如下：一、西城 计米二十万零六千斤 放二万零八百六十一户。（放小米面价，洋九千九百零三元五角六分）。 二、东城 户数未报 但有钱款数七千七百九十六元二角八分六厘 （笔者按钱款数估计约放一万户）。 三、北郊 现洋三千八百零六元二角三分，四千六百四十一户 。 四、西陵 事务所经放小米价，洋二千九百七十二元。小米六万斤 放二千零五十五户 五、东陵 事务所经放现欵，洋四千四百八十五元四角一分。三千四百二十六户。 六、三山 户数未报 事务所经放小米价，洋一千九百三十一元八角五分。 （笔者按钱款数估计二千户左右） 按上列数据，可得西城二万零八百六十一户、东城约一万户、北郊四千六百四十一户、西陵二千零五十五户、东陵三千四百二十六户、三山约二千户，这其中东城与三山两区施赈的户数虽没有统计数字，但因有施赈的金额，故可根据其他区域的户数与施赈的金额比例进行推算得其户数，最终东城、西城、北郊、东陵、西陵、三山等六处共施赈京旗四万二千九百八十三户，而每户人丁以五人计［28］，则施赈“极贫京旗”的人数则在21万馀人。同时，这一《报告》为首次报告，尚有密云旗人的数据未见载记，所以具体施赈人数恐又不止此数。通过这一系列数据统计，可以证明当初推论的施赈“极贫京旗”的人数在20—24万之间是真实可信的。当然，这样的文献佐证绝非仅仅要证明推论之无误，可以说，在我们没有发现《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这一重要文献，以及通过整理这一《报告》来确定“极贫京旗”的人数及施赈过程之前，对于罗振玉发起“京旗义赈”规模及过程的认识是粗浅与零散的，对这一活动的意义的理解更是模糊不清。而当我们一旦通过对《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上海图书馆藏罗振玉致金颂清信札》、《雪堂所藏金石书画展览目录》、《徐乃昌日记》等新文献的对读与互证，基本能够还原“京旗义赈”规模及过程时，罗振玉作为慈善家的身影以及“京旗义赈”背后所错综的多重意义才变得清晰起来。以罗振玉为例，从他起初变卖“长物”以私力赈灾，到后来鸠集同志协同赈灾，直至成立“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以谋京旗生计之永久，这些事项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无处不有罗振玉悲天悯人的身影与救民于灾难的实际行动，所以，在还原“京旗赈灾”的历史事实之后，可以肯定地说，作为慈善家的罗振玉是当之无愧的。同时，面对“京旗义赈”施赈旗民多达20馀万的民众群体，真正要将这一扶危救难的善举落到实处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所要耗费的财力、精力与人力，不要说是罗振玉这样赤手空拳的“穷措大”，就是换成以当时的国民政府这样的国家机器来倾力为之，其效果如何恐也难说。所以，在看到罗振玉个人的决心与勇毅的同时，也要看到“京旗义赈”中与罗振玉并肩施济的诸多同道中人的奉献与努力，以及当时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其他慈善组织的互助，如在罗振玉致金颂清信中就曾言及诸君的热心毅力者：“各处有热心毅力者诸君倡导此事，北京有文阁学之认真、金息侯之智勇，沪上则有公与积翁之热忱、盛夫人之乐善”云云［29］，正是有这些认真、智勇、热忱、乐善的慈善同道的鼎力相助，“穷措大”的罗振玉才可能支撑起“京旗义赈”的大旗并盘跚前行。而“京旗义赈”事业的进行中又每每得到其他慈善机构的援手也是事实，如上海的劝捐活动就是以毗陵盛氏广仁善堂为基地而展开的，罗振玉1920年11月4日晚在上海先后“至济生会晤李子光、华洋义振会晤叶慎庵、慈善会晤徐乾麟”，一晚分赴三处会晤沪上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广泛联络上海慈善界同道，并获得他们巨额捐款的支持。就捐款金额而言，上海仁济善堂、旅沪皖振事务、天津南商急振会、中国红十字会京兆分会、华北救灾楞会、华北义振会、上海盛氏广仁堂、“京旗义赈”上海分会都曾慷慨捐助，其中“京旗义赈”上海分会在冯煦主持下贡献最大，先后捐款达十万之巨。而“京旗义赈”在北京放赈的过程中，京师贫民救济会也是承担部分任务。综上可知，在厘清1920年“京旗赈灾”的起因、过程后，罗振玉作为发起人与主持人的首善之功自不待言，只是在统计出施济的极贫京旗高达20万左右的人数后，再经过相关史实的解读后，我们才能明白要取得如此大规模的一场慈善施济的成功，绝非罗振玉一人所能承担，其身后不但有一大批的志同道合、勇于奉献的慈善家的共同努力，甚至还得到一批与“极贫京旗生计拯救会”性质相似的慈善机构的大力支援，最终才能取得“京旗赈灾”的成功。
罗振玉鬻书钤印：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饥债 在1920年秋冬间的华北赈灾救援活动中，罗振玉所主持的“京旗赈灾”活动只是众多慈善施振活动中的一支，只是，由于罗振玉及其同道在这一活动中计划周翔，对象明确，任事者全力以赴，施救效果相当成功。可以说，在上世纪初中国现代慈善活动中，罗振玉发起并主持的“京旗赈灾”慈善救援活动实绩杰出，遗产颇丰。 “京旗赈灾”的遗产之一是举办展览会出售金石书画展品成为民国学者、书画家及收藏家等等知识人筹款义赈的主要方式。以罗振玉为例，在“京旗赈灾”之后的慈善义振中仍不乏他活跃的身影，这些义赈中除了极少数直接捐赠善款之外，更多的还是举办展览会出售展品以筹款。而相对于“京旗赈灾”时所展示的金石拓本、书画两类展品，罗振玉在后续所参加的义赈展览会则是展品门类更多，甚至有较强的学术性。以1924年吴宝炜所主持的“河南筹振金石书画展览”为例［30］，本次展览会罗振玉亦是极积响应，所提供筹振的展览品尤为丰富，其提供的展品不仅有他所收藏的历代书画精品，还有鼎、鬲、彝、敦等青铜器以及石造像、铜范、铁券、铜权量等各类古器物共129件，敦煌写经、日本古写本、中国传世名家稿本及题咏册72件。显然，罗振玉在“京旗赈灾”展的框架基础上，又结合他在古器物及古文献方面的最新收藏与研究，对展品门类进一步拓展，从而将义振展览会办成结合书画、器物、文献等多种门类的中国古代文明学术展。当然，这一展览最终的劝捐效果未必比“京旗赈灾”展明显，但是罗振玉“寓展于学”、“以振兴学”的用心又是“京旗赈灾”展所不具有的新意。“京旗赈灾”另一遗产就是“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这一慈善机构，“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本是为1920年“京旗赈灾”而创设的，赈灾结束后并没有停止活动，而是继续开展相关慈善事业。究其原因，实是罗振玉清醒认识到“京旗诸人，但能免须臾之死，实无一人可以救活。故一面筹急振，一面设法作持生计”，所以，在为极贫京旗“但能免须臾之死”而努力的同时，罗振玉富有创见地设立“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这样的现代慈善教养救助机构，并对该会进行了“本会经费募诸慈善家所筹生计，约分五项，曰银行，以孳生财力；曰移垦，以图根本救济；曰手工传习所，教以艺术；曰介绍职业，导以食力；曰贞苦堂，以养孤寡” 的系统规划，这其中“手工传习所”与“贞苦堂”均有专门章程以规定宗旨与行动范围，银行一项也有金梁为之谋划。至此，1920冬的极贫京旗赈灾也就升级为有恒产支持的系统性慈善事业与工程，关乎此点，在罗振玉致王国维信札中亦有详述： 现创织局、印刷局各一所。织布资本万元，各银行家任之，已有成说。印局半商股半慈善股，至少须二万元，尚无确款。又分设至小工厂数所，教以极简易之手工，并介绍职业，令得食力。此维持下级之生计也。设文课，月一校艺，以育奖养寒儒而拔其尤者，荐笔墨等事。至某侯裔、内学、侍卫、佐领等，则设北方工厂，分请任以简易之职事，月薪二三十元，俾可粗给。又立贞苦堂，收宗室孤寡，以肃邸之婶母及寿伯弗夫人任其事（以皇家声誉所系，不能明言，但称京旗贞苦堂第一堂），给以月廪，俟会中财力稍裕，再设第二第三堂，乃并及庶氏。此维持上级之生计也。至根本救济，则在圣君徐图巨款，乃能举行，今所图者，乃所谓慰情胜无而已。［31］ 从“设立织局、印刷局及分设小工厂，教以极简易之手工，并介绍职业，令得食力”。到“设文课，月一校艺，以育奖养寒儒而拔其尤者，荐笔墨等事”。再到“立贞苦堂，收宗室孤寡，给以月廪。”其策划周全、设计合理无不体现出罗振玉的思维缜密与细致。当然，制定计划非难事，难的是去力行，而罗振玉做事之最大特点就是勇于任事的力行。这一点不仅在劝募及施赈活动中显露无遗，在创立 “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 后亦在在可见。就上面计划而言，其中最难之务莫过于开设工厂，比如上面提及设立的印局，在施振的同时，就开始委托金颂清与丁辅之接洽，商议与中华合资开设印局一事： 前与丁辅之兄议与“中华”合资，现拟以六万元设“局商股”，与“慈善股”各半，“中华”出石印、铅板、玻璃板各机器及铅字、照相铳等，善会出资。请一商辅之兄，若“中华”情愿，请开一清单来（照乞写价）为荷。［32］ 丁辅之兄“宋版活字”前言五种字模，合计万元，即以此入股。弟即先办铅印一部亦可，不必更与“中华”相商。现北京所立工厂皆名“博爱”，此“仿宋活字”即名“博爱印刷第一工场”（明春即须开办），但字模恐非一时能成，□有先寄铅字一请与辅兄商之。［33］ 由此可见，为谋“京旗赈灾”的长久之计，罗振玉努力地践行他所制定的系统规划，其践行时不仅落到实处，而且特别关注细节，我想这或许也是他事业与学术能做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尽管不易觉察，在他为京旗生计力行奔走中也包含着他作为的慈善家那一份的悲天悯人的情怀。那么，经历赈灾直至生计维持会的创设，罗振玉对此过程有何认识与评价呢，这一点亦见之罗振玉致金颂清信中： 弟于此会，殆具乐观、悲观两境。悲观者，悲力少任重，此事竟无穷境，但有进一步是一步。乐观者，各处有热心毅力者诸君倡导此事，北京有文阁学之认真、金息侯之智勇，沪上则有公与积翁之热忱、盛夫人之乐善。总之既任此事，险阻艰难皆所不避，期与公等协力，至我生之末日为止。［34］ 乐观与悲观并存，虽然事无穷境，罗振玉认定了既任此事，险阻艰难皆所不避，期与诸友协力，至生命之尽头。私人信件中的这样表达，既让我们知晓罗振玉对此事之态度与决心，也让我们比较真切地了解作为慈善家的罗振玉的个人品操。当然，罗振玉也清醒地看到愿景与实际之间的差距，“力少任重”而“事无穷境” 当然不免悲观。事实上，尽管旗民京赈的后继之事有极周全的规划，事情的进展并不顺行。关乎此点，罗振玉在《集蓼录》中并不讳言： 明年，于天津设“博爱工厂”一所，会绅金息侯少府梁倡议维持生计必须由银行入手，少府乃于义金中提出五万元，并招集商股为“东华银行”，自任其事。至每年冬，例办急振。津厂初设织布、织带、织巾、织簾、制漆布沙纸诸科，后生徒再毕业，乃罢诸科，专设印刷科。经费不足，募商股及慈善股充之。津厂初赁屋充用，后乃于河北购地建房。并议于京师设“贞苦堂”以恤孤嫠。乃银行以连年遭兵事折阅，不能进行。印刷厂则以津沽为商业地，文化未开，印书者少，由予出资印行古书籍以充厂用。及予移居辽东，津厂不能兼顾，遂停止。此会先后垂十年，终以费绌不能发展，予对义捐诸人，负愧无地。若尚得苟活数年，终当补偿折阅。［35］ 由此可知，旗民京振的后继之事“博爱工厂”、“东华银行”等皆因诸种现实之问题而陷入困境直至停止。如“博爱工厂”在天津、河北动工建厂，中设织布、织带、织巾、制漆布、砂纸、石棉枕及印刷诸科，由罗振玉四子罗福葆住厂督理。由于对商业不在行，技术不过关，产品销路停滞，搞了几年，维持不下去，最后只保留印刷科。印刷科则“以津沽为商业地，文化未开，印书者少”的原由，进展亦不顺行，最终因罗振玉移居辽东而停止。“东华银行”则在“每年冬，例办急振”， 最终亦是“以连年遭兵事折阅，不能进行”。
罗振玉 篆书对联 尽管“京旗赈灾”中“以图根本救济”的工赈事业陷入停顿，“京旗赈灾”在中国现代慈善史仍然有着别样的意义。在1920年秋冬之际，著名经济学家杨端六就曾呼吁：“政府既无望矣，吾不得不希望商民之努力”，这一呼吁其实透露出一种愿望，就是当政府所主导的官振面临失效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一种的新社会力量来主持拯救千万灾民的重任，“京旗赈灾”正是在这背景下奋然而起，经主持者罗振玉等人奔走呼号，联络多方面力量掀起一场大规模救荒活动，较之1920年同期的义振，“京旗赈灾”无论在动员规模、拯济对象、组织结构，还是振灾机制方面，都有着显明特点。如拯济对象极贫京旗的人数，据本文统计达20万左右，占当时北京总人口17%左右，这一人数在慈善专项拯济中亦属于大型规模。组织结构上，北京设立“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总会，上海设立分会，南北遥相呼应。北京总会在结构上又有细化，即按区域设立施振分区与事务所，并确立相关负责人以负责各分区的具体放振工作。当然更为难得的是“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的后继工作，急振只是救人于一时，如何将慈善事业长久的维持下去，“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的系统规划与工振实践在当时亦是超前与突出。关于此点，李文海在他的荒政研究中指出1921年的华北民间救荒活动是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新纪元，他认为“这次救灾活动并不仅仅是以保全民命为目的，此次救灾之特质，不仅苟免生命之损失，而实进步而增进建设之宏业，而是通过以工代振的举措，把救急治标的振济之举与防灾治本的民生建设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提高中国民众的减灾能力。［36］”以李文海这一见解来反观“京旗赈灾”及其后继工振的种种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京旗赈灾”活动可称中国现代慈善事业新纪元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京旗赈灾”与民初时局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尽管罗振玉、柯劭忞等人已申明“京旗赈灾”作为慈善活动的超越性，其目的“不关系政治“，宗旨只是“专谋维持京旗贫民筹设各种生计，俾得自食其力”，笔者却以为在“京旗赈灾”这一慈善活动在创设与开展的过程中与政治有着极其微妙的关系。“京旗赈灾”组织者与主要参与者罗振玉、柯劭忞、冯煦、宝熙、方若、文海、徐乃昌、陈虁龙、李钟凯、商衍瀛、奕元、郑孝胥、沈曾植、荣深等人不但曾同为前清官吏，而且进入民国皆不出仕，他们这种以清遗民自居的身份认同背后其实是潜伏着共同的政治认同的，换言之，真正发起与推动“京旗赈灾”的进程的其实是一直对民国政治持批判态度的清遗民群体。就这一群体而言，他们“愚忠”的政治态度代表一股与世相违的保守主义，这一群体在1917年宣统复辟中曾一度登上历史前台，旋又被逐出民初政治的主流地带，以至于在较长时间内被打上“遗老遗少”的负面烙印，从而使得我们很难以公正态度来看待这一群体的所作所为。所幸的是，本文对“京旗赈灾”事件的还原提供了重新认识清遗民群体及其在民初时局作用的机会。就以往研究而言，对清遗民群体的讨论多侧重于政治与文化层面，甚少有从经济或社会活动层面去探讨这一群体者，“京旗赈灾”这一案例则我们看到民初的清遗民群体不但有着相当社会活动与经济动员能力，而且他们在慈善活动中的担当与奉献可以校正过往对这一群体认识的偏颇之处。就民初时局而言，尽管宣统复辟的失败，让清遗民群体复辟清室的志业遭遇顿挫，社会声望亦受到大损，但“京旗赈灾”一事则证明他们并未就此消沉，以罗振玉为代表清遗民群体在时隔三年后通过慈善的方式成功表达他们济世救民的抱负。尽管他们的慈善救济对象与他们的政治认同之间有着一致性，不过慈善救济活动本身所维系的人道主义的超越性又让人多少会忽略这种一致性，这或许就是“京旗赈灾”摇摆于政治与慈善之间的微妙之处。所以说，1920年罗振玉所主持“京旗赈灾”的成功挽回了清遗民群体因宣统复辟而受损的社会声望，他们对民生的关怀与贡献也一定程度上舒解了与民初主流政治的紧张关系，并由此为北京旗民的生存及清遗民群体的未来重拾信心。
注释：1、丁小明整理《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编）《历史文献》第二十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08页。 2、据笔者所知，1920年罗振玉所发起的“京旗赈灾”与创建“京旗生计维持会”文献记载主要来源于罗振玉自传《集蓼录》及罗振玉长孙罗继祖所著《我的祖父罗振玉》、《庭闻忆略》、《永丰乡人行年录》等书，其中《我的祖父罗振玉》一书附录中有“罗振玉与京旗赈济”一文专题介绍此事。此外相关记载亦散见罗振玉友朋手札如《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集》、《罗振玉致金颂清书札》及清遗民日记《郑孝胥日记》、《徐乃昌日记》中，只是以上文献涉及“京旗赈灾”记载多有简略、零散的不足之处。另陈晶华《清遗民社会生活研究》一书中《赈济灾荒及救济贫民》部分有关1920年罗振玉京旗赈灾的介绍，只是所用材料不出罗振玉自传范围。笔者2015年在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分别发现《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雪堂所藏金石书画展览目录》这两种第一手文献则是目前关于“京旗赈灾”的最新进展，这两种文献整理与发表无疑\对“京旗赈灾”的研究起到较大推进作用。有关民国初年北京旗民生存状况的研究则有《北京满族调查报告》、《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北京城区的满族》等著作，专题研究则以常书红《民初旗人的平民化及满汉文化交融》一文较为深入。这里特别指出的是，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罗振玉所发起的“京旗赈灾”与创建“京旗生计维持会”的研究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成果出现，需要民国灾荒史、慈善史及政治史研究的学者予以关注。
3、罗振玉《上虞罗氏分谱》，《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4、罗振玉《上虞罗氏分谱》，《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5、罗振玉《上虞罗氏分谱》，《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6、罗振玉《居易初集跋》，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第337页。
7、罗振玉《致金颂清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编）《历史文献》第十七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0页。
8、丁小明整理《罗振玉致金颂清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编）《历史文献》第十七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8—139页。
9、罗振玉《永丰乡人鬻书润例》，王中秀等编《近现代金石书画润例》，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10、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1页。
11、罗振玉《集殷墟文字楹帖跋尾》，《集殷墟文字楹帖》，天津：罗氏贻安堂1921 年。
12、《北京拯济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云：“乃卖字所入，不得巨款。书籍券寄都中厂肆售之，厂肆适开。书画展览会三日仅售二纸。”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编）《历史文献》第二十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第409页。
13、罗振玉《致金颂清信札》，《雪堂所藏金石书画目录》，天津：罗氏贻安堂1920年，第2页。
14、罗振玉《致王国维信札》，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06页。
15、《申报》1920年9月14日版，《申报》166册，上海：上海书店2008年重印本，224页。
16、丁小明整理《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编）《历史文献》第二十期，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09页。
17、阎崇年《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序言》，北京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18、常书红《民初旗人的平民化及满汉文化交融》，北京师范大学（编）《近代文化研究》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340页注释1。
19、柯劭忞、罗振玉《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编）《历史文献》第二十期，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10页。
20、著名画家陈衡恪曾为此事绘《读画图》纪当年盛事，并自跋云：“丁巳十二月一日，叶玉甫、金巩北、陈仲恕集京师收藏家之所有于于中央公园展览七日，每日更换，共六七百种，取来观者之费以振京畿水灾，因图其时之景以记盛事。”
21、柯劭忞、罗振玉《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编）《历史文献》第二十期，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10页。
22、罗振玉南下劝募的具体时间，见于罗振玉致刘承干信中：“上月末到沪，满意可拜聆大教，今晨返津，闻从者仍末返驾。”此信落款时间为初八日，由此可见，罗振玉南下的时间为农历十月末至十一月初八。《求恕斋友朋手札》第三十三通，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编）《历史文献》十七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77页。
23、徐乃昌《日记稿》，《徐乃昌日记》第一册，北京：国家图书馆2015年，第291—309页。
24、徐乃昌《日记稿》，《徐乃昌日记》第一册，北京：国家图书馆2015年，第291—309页。
25、柯劭忞、罗振玉《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编）《历史文献》第二十期，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10页。 26、罗振玉《致金颂清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编）《历史文献》第十七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 27、罗振玉《致王国维信札》，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09页。
28、常书红《民初旗人的平民化及满汉文化交融》，北京师范大学（编）《近代文化研究》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339页注释2。
29、罗振玉《致金颂清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编）《历史文献》第十七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8—149页。
30、吴宝炜《河南筹振金石书画展览目录》，天津：河南筹振金石书画展览会筹委会1924年，第16—30页。
31、罗振玉《致王国维信札》，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07页。
32、罗振玉《致金颂清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编）《历史文献》第十七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4页。
33、罗振玉《致金颂清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编）《历史文献》第十七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2页。
34、罗振玉《致金颂清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编）《历史文献》第十七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8—149页。
35、罗振玉《集蓼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8页。
36、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 END- 本文原刊于《史林》2020年第 5 期， 公众号转发，内容亦有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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