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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来，山东省潍坊市人，祖籍山东高密，爱好文学，齐鲁文学社签约作家。在公众号、头条、微博等媒体发表散文、小说。在《作家地带》第四届“故乡的年味”全国征文大赛中获三等奖。  清明时节，我约在青岛的堂弟回高密老家扫墓。见到小弟时，那份亲切感油然而生——他和我小叔长得很像，只是个子更高一些。小叔曾是我儿时心中的偶像。他住在海滨城市青岛，是国企青岛钢厂的工人。以前每到过年，无论风雪多大，他都会毅然踏上归途，回老家陪伴奶奶，有时带着年幼的弟弟们，有时独自归来。 记忆中的小叔，颇具知识分子的气质。过年返乡时，他总穿着熨烫得笔挺的蓝呢子中山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棱角分明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白框眼镜，目光炯炯，透着坚定与自信。他身形瘦削，腰杆却始终挺直——尽管听闻他是因腰部工伤而病休。小叔说话不急不躁，口齿清晰，且十分健谈。 小叔和婶婶郎才女貌。婶婶是青岛一家工厂的厂医，因值班缘故，很少跟小叔一起回老家过年。尽管见面少，但我对婶婶的印象深刻，至今还记得一个春日的场景：婶婶和小叔一起回来看奶奶，那时奶奶家门口的杏花开得正盛。婶婶站在树下，身材不高，清瘦的模样，头发略稀疏且微卷，扎着一对短麻花辫，大眼睛明亮有神，皮肤白皙，身着绿色方格外套。在杏花的映衬下，举手投足间尽显都市女性的优雅气质。婶婶十分孝顺，她耐心地俯身扶着驼背的奶奶，在树下亲切地拉着家常。婶婶对老家的人都很好，她说是被老家人的质朴感动了。 听父亲说，小叔自幼聪慧，在老家上小学时成绩总是第一，但很少见他埋头苦读，放学后常领着一群孩子玩耍，是孩子王。他会把玉米须粘在嘴唇上当胡子，一会儿扮老头，一会儿演洋鬼子，调皮又活泼。后来，小叔投奔在青岛纱厂工作的二姑，到那里念中学。 小叔在青岛的求学经历很艰辛。都市的繁华与自己贫寒出身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让他深刻意识到读书是改变命运的途径，于是便发奋努力，勤学苦读，常常读书到深夜。家在农村，父母年迈，两位兄长成家后自顾不暇。小叔上高中期间，还得打零工贴补学费。尽管二姑对他关爱有加，但他清楚二姑也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料，还要时常接济老家的爷爷奶奶，经济压力肯定不小。 小叔除了在学校假期打短工，课余时间就去街上帮脚夫拉板车。青岛道路起伏大，脚夫拉货上坡很吃力，小叔就挂根绳子在板车旁，拼尽全力帮忙拉，当地叫“拉崖” 。他一个身材单薄的青年，拉一次崖，汗水湿透衣背，肩膀和手都被绳子勒出深痕，每次只能挣一毛、两毛的零钱。 天资聪明加勤奋刻苦，小叔中学学习成绩很好。五十年代青岛城里正规中学的高中生，知识含金量很高，如果到了当时的县里堪称“秀才”。可惜因家境贫寒，小叔未能继续深造，中学毕业后便进入青岛钢厂，凭借自身努力，很快成为技术精湛的高级电焊工，后来在执行高难、高危焊接任务时意外受伤，不得不病退。 在八十年代以前，进工厂当工人是份不错的工作，但在我心里，小叔本应走进大学深造。我坚信，若有机会，他定能成为知识渊博、桃李满天下的教授，取得更大成就，可现实却没给他选择的余地。 小叔见多识广又有学问，我特别爱听他讲话。在奶奶老屋的土炕边，煤油灯昏黄的光晕下，小叔滔滔不绝地讲述外面世界的新奇事儿。作为一个生活在仅有十几户人家小村庄的孩子，我常常听得如痴如醉。有一次，奶奶递给我一个小叔从青岛带来的苹果，我拿在手里，听得入神，竟忘了吃。小叔见我听得投入，讲得愈发起劲儿。如今想来，他或许是有意想让我了解更多知识，拓宽我的眼界，毕竟我的小学老师也只是乡村初中毕业。 有一回晚上，小叔讲起历史，当说到战国时期公孙龙著名的“白马非马”故事时，我听得入迷。讲完后，他突然问我：“为什么白马非马？”我绞尽脑汁，心里想着马是马，白马是白马……可终究没能给出让小叔满意的答案。小叔并未责怪我，也没直接说出答案，而是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或许是想留给我思考的空间，培养我的思维能力。 小时候，我家里日子过得紧巴，但小叔过年回来，我们总要请他到家里吃饭，而邀请小叔的任务往往由我承担。家里没啥好饭菜，母亲最多炒两个肉菜，熘几个馒头。小叔从不嫌弃，他盘腿坐在我家土炕上，让我和姐姐陪着一起吃饭。饭桌上，他边吃边与我们谈笑，了解我家里的生活状况，以及我和姐姐的学习情况。他言语风趣，常常逗得我们开怀大笑。 小叔不仅关心我的学习，生活上也给了我不少帮助。七十年代农村不但经济落后，传染病防治水平也很低。有一年，老家一带流行黄疸性肝炎，我不幸染病，且久久未愈。记得那时，母亲每天早上都让我观察尿液颜色。我总在门口的那棵槐树底下小便，时间久了，那棵树竟长得比其他树更加茁壮。亲友邻居都很关心我的病情。幸好当时农村有合作医疗制度，村里的赤脚医生定期用自行车载我去县医院检查。检查完后，我们就去在县饮食服务公司上班的大哥那儿吃午饭，大哥会给我炒鸡蛋改善生活。家里生活条件差，母亲尽量给我吃点细粮，偶尔赶集买些生羊肉，不加盐蒸熟给我补身体，还买苹果为我补充维生素。小叔得知我的情况，十分着急，担心农村缺医少药，便告诉了婶婶，婶婶想办法，给我捎回许多对症的好药，有包着糖衣的药片、粗玻璃瓶的葡萄糖针剂，还有珍贵的蜂蜜。我服用了那些药后，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调养，身体很快彻底康复，得以健康成长。母亲让我一定要记住小叔和婶婶对我的好。 我上学后，夏天没有凉鞋，穿解放胶鞋把脚捂得长水泡，只能光着脚去学校。小叔听说后，给我捎来当时最时髦的泡沫盘带凉鞋。鞋底柔软得像海绵，走起路来十分舒适。农村的孩子大多只穿过硬邦邦的塑料凉鞋，从没见过这种凉鞋，都羡慕不已，那时的我别提多自豪了，庆幸自己有个好叔叔。 其实，小叔在青岛结婚后的生活并不宽裕。特别是他病退后的工资比正常工资少很多，既要养育两个孩子，还要定期给独自生活的奶奶寄钱养老。说到给奶奶寄钱，我印象尤为深刻。村里有棵大白杨树，晴天清晨，只要听到喜鹊在树梢欢叫，奶奶就格外开心，说喜鹊叫必有喜事。要是上午邮电局的邮差送来汇款单，她更是逢人便说：“青岛寄钱了。”村里的人都知道“青岛”指的是我小叔。那时大家很少见到钱，可对小叔按月给奶奶寄钱这件事，却习以为常。大家都觉得小叔能力强，在青岛能挣大钱，过着富足的生活。直到我长大后进城，看到小叔在青岛家中简朴的陈设，才真正明白他当年既要养家又要尽孝，日子过得多么不易。他在艰难的生活中，还能给予我物质帮助，这份心意与亲情，尤为珍贵。 小叔不但是我的至亲长辈，也是我的良师，对我的成长帮助很大。小叔爱好文学，会写诗。我现在喜欢写些小文章，或许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如今，小叔已离世多年，魂归故里，安息在老家的祖坟中。我只能写下这些文字，来寄托对他深深的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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